主题：走在悬崖上的中国共产党 -- 审度
存在不等于值得洋洋自得
这是个意识形态的问题，可是我们现在有这个吗？有的，就是有奶便是娘。其他就算了吧。为什么说你现在的想法跟我以前一样呢，因为老婆就是金融管理行业，我天天月月年年对她干的那些事极尽贬低之能事，结果呢？人家那行业刚刚毕业的年轻人动辄就是年薪百万左右，事实把你教育得不要不要的。仔细看一下这些年地方政府纳税的大户？都是地方金融机构，真正老老实实做工厂的？被地方领导贬低的连个豆都不如。
政治斗争，你死我活，容不得半点的心慈手软。相较于毒酒一杯，幽禁至死已经是比较宽仁的手段了。
作者：龙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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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知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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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不能只算收益，不算风险。高收益肯定意味着高风险。在一个天然的、未经人为干扰的市场里面，任何高收益的行业都会快速聚集大量资本和生产力，让平均收益水平迅速下降到正常值。传统的农民作为资本市场中最弱的一部分投资者，在这种情形下只能是血本无归。同时，不受人为干扰的市场是根本不存在的，大量的资本投机行为一定会扰乱市场秩序，你能做的只能是尽量阻止资本兴风作浪，不可能完全根除。传统农民对抗资本扰乱市场的行为其实根本就没有任何有效的手段，贸然投资高收益农产品极易成为被扔在高位的冤大头、接盘侠。这里举两个例子说明所谓的“高收益”、“高价值”农作物的不靠谱。第一个是我老家四川省乐山市井研县的蚕丝产业。稻桑复合种养殖是我国一项传承已久的高效农业模式，水稻田的田埂上种桑树养蚕，蚕沙（粪便）再回田提高肥效，井研县也一直是这么做的。井研县属于是四川盆地内部龙泉山脉的一部分，远离岷江冲积平原，田地以梯田为主，人口密度大、粮食产量低、土地资源不足，本地人一直都在进行稻桑复合种养殖以提高收入水平，用更少的地养活更多的人。在90年代之前本地丝绸产业也相对比较发达，有好几个绸厂。我很小的时候就有养蚕的记忆，从“茧站”领回来巴掌大那么一块蚕种也就是刚刚孵出来的幼蚕，把桑叶切得碎碎的喂，不多久就会长成白白胖胖的大蚕，一顿要吃整整一背篼的桑叶。这个活儿不需要什么体力，一般就是我们小孩子干，背着背篼去桑树上面撸桑叶就是了，只不过蚕长大后一天要跑好几趟，还不能有露水、不能不干净。很快桑蚕开始结茧，这时候要开始“纺草龙”，用上半年收割的小麦秸秆和往年的稻草一起做成一种长长的圆筒，上面全是小麦秸秆，用来给桑蚕结茧。这时候开始，桑蚕不再吃桑叶，爬到草龙上面摇头晃脑的开始吐丝结茧，没几天就是一片洁白的蚕茧。用手把这些结得结结实实的茧子摘下来挑到茧站卖掉，就是实实在在的收入了。可以说我的整个童年都是与桑蚕吃桑叶的“沙沙”声一起度过的，这种声音具有很强的催眠作用，要等到失去以后才知道，这个声音有多么的不可或缺。还没完，到了茧站以后，这些蚕茧经过分级，送到县里面的绸厂抽成生丝卖掉，这条产业链在井研县算是完结。我有不少堂哥、堂姐就在绸厂当工人，当时是我们生活在农村的人羡慕的对象。生丝一般是卖给浙江一带的纺织厂，以精湛的工艺纺织成丝绸制品出口创汇。在当年外汇极端缺乏的年代，随随便便卖几颗“东风3”就能顶整个外汇储备的年代，这种产品不仅仅是惠及农民的事情，还称得上是一种战略物资。桑蚕吃桑叶的“沙沙”声消失在1994年。整个井研县的丝绸产业遭到灭顶之灾，起因居然是有人来“投资收购”。根据上面的描述大家应该很清楚，井研县传统丝绸产业是计划经济下的模式运行着，到了90年代实际上已经举步维艰，苏联解体后世界上除了市场经济模式没有一丝一毫的其它经济模式，从消费市场的角度看，计划经济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这时候“双轨制”已经到了末期，计划经济转型不得不进行，“想睡觉有人递枕头”，就在这个时期有“新加坡”投资者宣称向井研县丝绸产业投资。当然，他只是收购几个绸厂，不可能给我们这些普通农户一分钱，这在市场经济的逻辑里是非常正常的事情。后来的事情套路就非常熟悉了，大家都耳熟能详，无非是国有资产贱卖、工人下岗、工厂破产，整个产业遭到毁灭性打击。一直到2018年左右我才搞清楚整个事情的来龙去脉，该“投资者”实际上只花了不到100万人民币的成本，就对一个县的丝绸产业来了个釜底抽薪，算上他在资本市场和其它方面的收益实际成本甚至没有这么多，我个人估计实际上他可能是盈利的，这其中的具体细节我就没办法证实了。但是结果显而易见，一个持续了上千年的产业就这么消失了。乡政府刚开始还到处刷标语：谁挖桑，谁遭殃，但是这种口号式的标语很显然不会有任何效果，农民养出来的蚕茧根本卖不掉，没有任何销路渠道。我记得那一年的蚕茧实际上是大丰收，蚕茧个大、质白，是我从未见过的最漂亮的蚕茧。我和父亲老早就知道茧站“垮台”了，还是碰运气挑去试试看，其实早在1993年秋天就已经有茧站收购量变少的情况，到了1994年，大家都很清楚是个什么结局了。蚕茧只要在结蛹期间不处理，几天时间就会破茧钻出来一条飞蛾，这个蚕茧就报废了。我现在还记得那天是什么情景，那天太阳特别大，晒得人脖子都在发痒、刺痛，我背着一背篼洁白的蚕茧，我父亲挑着两箩筐，翻了一整座大山来到茧站，茧站却已经人去楼空。过了好半天才来了一个“工作人员”，是老茧站的站长，他来告诉围在茧站门口的一大片农民，茧站关门了。这些农民哪儿能够接受这个结果，在他们心目中，茧站怎么可能关门？茧站，与政府几乎是同等的存在，怎么会有“关门”这种说法？他们把茧站站长围在中间愤怒的声讨，差点就要动手打人，我也围在人群中在烈日下气得脑门子都是麻木的，我想当然的把责任归咎于这个站长，是他个人偷懒导致我们白跑一趟，在那时候我的心目中所谓的“关门”类似于工作人员集体放假这个概念，愤愤不平于“农民”与“工人”身份地位不同的愤懑。其实我面前这个人，已经是个下岗职工。没有任何结果，一个下岗职工能做什么？最终我们不得不垂头丧气的往回走，烈日下的红黏土地被晒得发白，烤出来的热气顺着裤腿往上钻。每次卖掉蚕茧，我都会央求父亲给我买一瓶两毛钱的橘子汽水，那是童年时期难得一见的美味，那天我一次又一次的望向父亲，一次又一次的说出我们父子俩的暗号：“爸爸我口渴”，父亲除了叹了口气，什么都没说也什么都没做。随着丝绸产业的毁灭，紧跟着就是那种两毛钱一瓶的橘子汽水，以及它背后的柑橘产业，还有机械制造产业，一个叫“卫东机械厂”的小型发动机制造厂。套路都差不多，“投资收购”然后突然就破产了，县城里到处是下岗职工，依附于这些产业的初级产业也遭到釜底抽薪。农民们不但挖了桑树，也挖了柑橘树，也没有便宜柴油机用了，日子进入最艰难的几年。我的几个堂哥堂姐也下了岗，各自想办法自谋生路，有的搞了台三轮摩托车拉客，有的回农村种地，有的南下打工，有的做小买卖。毫无疑问日子都过得极其艰难，我有个堂姐年龄其实比我妈还要大，到现在都喜欢过那种一分钱掰两半花的日子，尽管她儿子我侄子一个月家庭收入接近五万。农村里面是一片末日景象，本来就刚好平衡的土地资源立刻岌岌可危，失去了桑蚕和柑橘产业，只能回归纯粹的粮食种植，农民们没有任何办法只能涸泽而渔，否则就是饿死人。93年的时候发大水，我们这些小孩子还能去河沟里面抓到不少的鱼，到了96年，河沟里已经一条鱼都不要想抓住了，有人用药把整条河沟搞得干干净净。97年左右山上连柴火都不要想捡到一根，有时候煮猪食，我不得不跑好几公里才能搞到足够的柴火。肉眼可见大地在流血。稍微站高一点，下雨天你能看见大地流淌的血，失去树木以后水土流失严重，下雨就到处是水在乱窜，裹挟着红色的黏土活像是大地母亲伤口里迸射的鲜血。这几年的生活给我留下了深刻难以磨灭的记忆，也算是在饥荒的边缘走了一回，从此以后我不相信什么“资本的力量”，更不相信投机取巧。这场危机最终没有成为饥荒还是来自于脚踏实地的努力，幸好当时东部沿海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已经起来了，农民和下岗职工开始出去打工挣钱，虽然必须要面对家庭的分离，却总不至于饿死了。事情的经过其实很简单，某个新加坡的“白手套”背后实际上是美国资本，这个套路其实是和平演变的一部分，苏联解体、东欧剧变之后，对中国围堵的一个小插曲。新加坡商人那里，意味着一场预谋已久的国际丝绸价格震荡以及这里面的追涨杀跌，四川省井研县的丝绸产业仅仅是拼图的一小块，后面是整个中国西南地区丝绸产业的毁灭，据说总共花费不超过5个亿而已，以10年周期来看，整个过程中他赚得是盆翻钵满，二十多年以后一个浙江商人告诉我的这一切，他当时只是这个新加坡人的马仔。对于他背后的资本而言，则打掉了中国当时一个重要的外汇渠道，逼迫中国不得不按照他们的意愿，全盘接受劳动密集型产业。当然中国当时确实也需要劳动密集型产业，不过中国自有自己的安排，他们这种做法确实也起到了不错的效果，导致的震荡一直持续到2000年以后。本来中国的农村人口转移、双轨制并轨没必要这么急的，也不至于出现“下岗潮”和世纪之交那种规模的城市化进程。大量人口转移带来的就是社会剧烈动荡，社会治安恶化严重，我们实际上是靠的强大的社会管控能力和“党指挥枪”熬过来的。否则，今天的中国，跟解放前的民国、现在的印度，没有任何区别。摧毁一个产业的成本其实比你想象的低很多很多，在信息差、制度差异、汇率差各种因素综合之下，甚至都不用动用杠杆就能轻松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击垮相当大范围的产业。由此造成的后果却可以十分严重，让一个很有前途的经济体瞬间倒退无数年。类似的故事今天还在上演，在南美、在南亚、在东南亚，委内瑞拉、墨西哥、斯里兰卡、越南，国际资本随时随地都能给你表演一场鲜活生动的例子。很少有人能够看透想通接受这背后的血雨腥风，还会有人在这个过程中摇唇鼓舌，粉饰、美化、歪曲乃至于欺骗，不一会儿你就能在这个回答的评论区里见识到。最后的结果却只能是你自己承担。另外一个例子就是西藏、青海一带的玛咖产业了，这个就简单多了，不多说。这种东西跟萝卜其实没有本质性区别，然而更加能说明问题：一次规模三五个亿的炒作，带动一个上千亿资本投入的资金池，最后一地鸡毛之后，始作俑者捞走上百个亿。我有个朋友是在2016年入场的，当时都已经搞出“认购”这种明显的骗局了，有人以“资金不足”为由，出售还没有成熟还在地里的玛咖，冤大头们拿着真金白银“认购”下来然后马上面对崩盘。当地很多农民也参与到了其中，自以为聪明的毁了粮食种玛咖，当然最终结果也是血本无归。到现在还有人在为这场骗局洗地，也不知道是还有人在花钱准备第二波，还是上当的冤大头们自尊心作祟，抵死不认。我记得当时炒作的玛咖价格是一斤“几百元起步上千元不封顶还有上涨趋势”，实际上除了终端零售市场的干制品，我就从来没有在地头收购价见过超过20块钱一斤的收购价。炒作价格和实际收购价脱节，是这种骗局必然出现的现象，你以为你有可能找到“没有中间商赚差价”的销售渠道，实际那是不可能的，一切销售渠道都掌握在炒作者的手里，因为本身就不存在销售渠道，你以为的销售渠道，其实就是他生造的。回归到所谓的“高价值”农作物。在准备进入这个市场之前，你最起码要搞清楚这么几点：1、消费市场究竟有多大？2、销售渠道究竟有多少？3、种养殖规模究竟会有多大？什么时候扩张到极限？试问，有几个农民具备搞清楚这三个问题的能力？搞不清楚你就是跟着别人的指挥棒在起舞，风险它不是大不大的问题，它是你能不能掌控的问题。风险再大你能掌控那都好说，不能掌控的风险，你的结局只能是血本无归。像鸡鸭鱼这种大路货养殖业，粮食、食用油、蔬菜这些大路货种植业，这些产业需求是稳定的，人总要吃饭，资金盘非常大，我国这些基础性农产品市场规模是3.5万亿，想要撬动这个市场需要的资金本身就是天量，还受到国家的严密监管，资本兴风作浪的资金成本、犯罪成本是极大的。“高价值”作物的市场需求是不稳定的，资金盘也不大，像丝绸、玛咖这种东西，你不穿丝绸穿棉布、不吃玛咖吃萝卜，也不是不能活。这就导致它市场规模不可能太大，属于是奢侈品产业，总共全世界也就几百亿、千把亿的资金盘，随随便便动用一点资金杠杆就可以让它价格一会儿天上一会儿地下，国家也在这些领域的监管力度不足，不可能什么都叫国家管嘛，国家最多管一点基础民生，否则公务员队伍太过于庞大你又要骂街了。你自己换个身份想一想，你要是投机资本，你选哪个市场搞事情？现在回到你农民的身份，你选择把你的身家性命放在哪儿？
我完全可以接受你指责我犯了严重的逻辑错误，但是你应该先把我说的论据论点摆出来，然后再告诉大伙，论证过程犯了什么逻辑错误，例如哪里前后矛盾，哪里是稻草人谬误，又或者论据里面，哪里与真实世界的情况不符，这才符合辩论的游戏规则。
不然随便喊两句口号，就是我所说的空空如也了。
看看你在第一个回贴讲的是什么话。
交通规则中红灯停 绿灯行，黄灯亮时，已越过停止线的车辆可以继续通行。意味着停止线前黄灯停，黄灯有停行两种情况，你若想钻空子，停止线前黄灯 仍行驶就类似逻辑错误。
可有人红绿色盲，红灯亮时大家都停 就他自己当绿灯直行，这类似概念不清。
你错的清清楚楚、干净利落没有含糊。
所以请复习一下生产资料所有制再来。
老兄，你给改开唱赞歌，赞一个。
毕竟是广府人，没有丢掉最根本的实事求是。
估计在很多“左派“河友眼里，你已经快成反革命同路人了。
逻辑上讲，你看是不是有以下几种可能：
1. 你对概念的理解对，我的理解错了
2. 你对概念的理解错了，我的理解对了
3. 概念本身的定义有问题，导致你我的理解不一致，于是辩论起来牛头不对马嘴
当你批评我对概念的理解从根子上就错了的时候，你是不是应该把定义搬出来，也把我的原话摆出来，大家对比一下，谁对谁错，是不是就一目了然了？
不然，谁知道你说的是真是假？
生产资料所有制大概是初二初三学习内容，难吗？怎会有理解障碍。
不过是 一.你没学过，二.你不接受认可这个概念。或者对于唯物辩证关系 不如唯心概念用起来自如，或者认为资本跨越阶层也跨越阶级。
所以呢 你杠来杠去，大家一开始都来纠正你概念 后来发现你是另一路子，大家不在同一个哲学系统。
如果你来杠 交通规则本身概念有错，生产资料所有制概念有错，你可以自我发明一套系统。
无论谁说的理论，哪怕是毛主席，马克思说的，我们都可以拿客观事实来验证一下，这点你会同意吧？
所以你应该把我说的，哪点不符合事实摆出来，这样才有说服力，对不对？
不然，如果我说你不符合客观事实，你也无可奈何，是不是？
哈，依然对生产资料所有制避而不谈。
人长得帅又能说，身居高位又出身名门，异性自然是趋之若鹜，就这样谷开来还没和他离婚，这两口子真够可以的。
若如你所说，会替他隐瞒吗？
还是晚上七点的整点新闻，是李梓萌播的，说他和多名女性有不正当关系，这肯定是确有其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