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解放军舰队东征，果粉意识形态西窜--聊聊所谓的共产党人心学 -- 狂草舞茅

问几个问题： 1 到底是哪些人“袖手谈心性”？ 姓字名谁？冤有头债有主嘛 2 明末官僚科举出身都是程朱门徒，到底是哪些心学学人混入了高层从而影响了政策并导致了明朝灭亡？ 3 东林党人在哪些关键问题上表现为受心学思想影响？南明之祸有哪些表现是受了心学思想影响？

所有的讨论都离不开黄宗羲，这是一个关键的人物和节点，关于心学的混乱的模糊的甚至颠倒的认知都和他的《明儒学案》和他主导的《明史》有关。有河友提到了黄，看来毕竟是瞒不住的。曾国藩们特意打造所谓清初几大家的名号，是怎么回事呢？岛田虞次先生关于王学左派的著作可以剖析一下，把黄宗羲的背景、作为看清楚了，看明朝的学术脉络才能比较清楚。要看东林党作为，小野和子为东林党辩白的书也不错，用实事求是的思想来分析一下东林党是否被冤枉？是受了什么思潮的影响？

心学之难在于它不是一个单纯的学术体系，搞学术的人很难准确把握，不修行则无法把握心学内容。其核心思想如果在所谓精英层中也被歪曲，并经由这些精英以歪曲的内容影响到大众，那么自然是一片混乱。可是心学体系有两个可以为所有人都准确把握的关键点：

1 人人具有成为圣贤的可能。这正是某些人要拼命诋毁心学的要害，泥腿子也tm地想站着？还tm想挣钱？还tm想成为圣贤？

2 知行合一。朱熹也同样注重行的重要，仅仅是表述和理解上稍有暧昧，就差之千里。知行合一和实事求是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

湖湘学派比程朱理学有所推进，清朝实学开始注重考据，表明不是那么相信后代的所谓学人的论述，而是要正本清源。然而有一些疑问： 古人的经过了考据的内容又是如何形成的？是否有唯上（古代高人）唯书（古代高人经考据之论述）之嫌疑？

古人如果说有真知灼见，是否是古人观察自然和社会以及实践得来？还是说这些古代高人以及其思想就像上帝造物一样突然就冒出来了？搞实学的人中有多少参与了当时的社会实践、观察了自然界并进行了适度的理论提升？（不奢求发展出科学体系，但是逻辑体系搞清楚没有？葡萄兄所说清朝与国外有大量交往，且有大量银子为官、商集团截留，除了挥霍之外必然有充足财力养士，可是数学、物理、化学、经济学方面有什么成绩？）

陕北根据地1930年代除了军费之外第二高的财政支出是教育支出，多达总支出10%的比例，今天才多少比例？为什么要花这么多钱去提高泥腿子的教育水平？斯诺观察到陕北游击队里的识字率达到80%，这说明什么？其他根据地虽然比例不同，但是教育支出比例也是相当高的水平。从程朱看到当代，哪个时代对底层人民的教育赋予了最大的关注？如果不是基于人人具有自我成就的可能这个出发点，凭什么这么做？

所谓程朱分子，是指具备了程朱体系中这样一些缺陷的人： 1 通过科举选拔后再垄断知识的解释权，选拔标准以某些人的论述为标准（比如朱熹的注解），穷人们和有自由思想的人容易被排除在外。今日学阀是什么人？ 2 士这一阶层具有政治和经济特权，讲究血统论和出身论。范进没中举就是狗一样的人，中了举就是文曲星下凡。 3 偏重于先知后行，因此实践环节成了缺失。导致玩纯思辨的才是高级人才，工程师、程序员不过是工蚁。今天能看到理工科和文科之间的冲突，能看到美国无比欢迎中国的文科学生去学习却打压理工科学生。 4 程朱思想基础是依理而行，听起来不错。可是不经过实践检验如何得到这个“天理”呢？人每天要做决策，程朱分子所依据的“天理”无非是纯思辨的产物，或者纯读书的摘抄，或者是心头悟出的一点妄念，恰恰不唯实，不实事求是。当自以为有“理”的时候（似乎已经内圣了哦），那么做事就容易无所顾忌，无所敬畏。《鬼子来了》里那个河北话大妈“我行得正，坐得端，到哪里都要高看我一眼”，最后被收拾；臣妾主义官员抱怨美国人不理解自己“天日昭昭，天日昭昭，我们没有反心啊，” nn的，美国人要是像你们这么傻，还能当上世界老大，那不是没有“天理”了吗？

为什么当下还要分辨程朱分子呢？各种特权者以程朱体系中的缺陷部分为思想依托，这些特权者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有多种学术光环的陈春花们，他们豢养大批哈巴狗是必须的。所谓WG，真正要革的是程朱思想中的缺陷部分，要革的是不注重实践和维护某些群体的特权。这根本不是几年的事情，而是永远的事情，所以WG无所谓成功无所谓失败。这就是生活。

心学要害是讲求知行合一和人人可能为圣贤，程朱分子讲求知先行后与特权垄断，这两个关键点是程朱分子们向来回避或者歪曲的。

毛思想的实践是否可能离开中国的文化传统呢？如果割裂了历史和现实，割裂了传统与当下，那么毛思想就仿佛是横空出世的，毛就仿佛是一个神突然来到人间，大家一方面欢欣鼓舞曰“老毛好牛叉，老毛好爱我”，另一方面，断了我们每一个普通人可以把握、可以学习、可以实践毛思想的念想，神嘛，自然是可望而不可及的，既然老毛已逝，那就只会等待新的一个毛出现。人们就完全是放弃了自己应尽的责任，可能的自我救赎，变成了一个新宗教的匍匐者。当毛被狗子们塑造成了新的程朱（如同程朱塑造孔孟），毛思想程朱化，人民就成了跪着的卖粉人。那十年中程朱分子是这样做的，现在依然是这么做的。

排除每个人真正的创造力，否定了创造历史的动力，个人的历史责任就给自行排除掉了，这才是要害。

同样泰州学派传人的 何心隐被乱棍打死了，倒严嵩他居首功

这是党中央的判断，一切活动围绕这个中心展开。

1.明末心学很流行。当年明月误导了大家，以为只有少数几个心学信徒隐藏在理学官员堆里，忍辱负重为天下苍生默默斗争。扯几把蛋。按张居正的话说，在嘉靖隆庆年间，心学广泛流行已造成极大弊端。张居正杖杀何心隐，禁绝私人讲学也无法阻止心学发展。张居正时代，大部分朝臣赞成王阳明附祀孔庙，被张居正硬压下来了。张居正一死，除了礼部尚书沈鲤，绝大部分朝臣赞同，皇帝也赞同。心学获得朝廷的显学认证证书。

2.心学的最流行区域是江南士绅集中居住的江苏浙江江西安徽等地。这个区域和东林党的发源区域高度重合。心学是从民间讲课到充斥庙堂，东林党也是民间书院到介入朝廷党争。

为啥这么流行？一部分心学官员拿着国家财政的钱鼓励讲课，甚至囚犯都拉去听课感化。东林党也是类似做法。

3.心学为什么衰落？主要是门槛太低，太流行，以至于无法装逼了。泰州学派是一个煮盐小贩搞出来的，这让出身清贵的东林党情何以堪？

4.东林党自称是理学。但其核心理念掺杂了太多心学的东西。所以后代有两种看法，一种是钱穆说的由心学回归理学，再由理学过渡到汉学。另外一种是清代理学家的看法，认为东林党理学是外宋儒内阳明的伪理学。

4.到了清代，索性不装了，改汉学。所谓汉学，就是考证儒家经典在宋儒解释之前的含义，学习原汁原味的东西。

为啥这么做呢？江南士绅巨族，有大量古书典籍，而且不允许外人阅读。这样既能垄断学术，独享清廷给的尊荣，又能逃避清朝的文字狱。

那么对应的是湖湘理学。湖南一省比不上苏松一县财赋，穷的除了大米啥也没有。只能用批量印刷的宋代理学教科书。汉学是玩不起的，所以这么落后的地方只能流行原教旨的程朱理学。另外，湖南人做了官的读书人不多，即使考上也多数是小官穷官，极少人请得起顶级绍兴师爷，只能自己亲力亲为，也就成了湖南经世济民实用主义思想的来源。所以湖南人喜欢汇总一些百科全书类的东西，如皇朝经世文编，读完了，你就不需要请师爷了，自己也能对付。

5.曾国藩是湖南人中少数做了大官，又在翰林院混了很久，有大把空闲的读书人。他吸收了全国很多学派的东西。其实从魏源开始，湖湘学派就有兼容并蓄的特点了。只是他的本源还是程朱理学。

6.江南嘛，渔米丝茶之乡，士绅残酷地盘剥农民，生活如天堂一般。清贵坐谈之徒自然出自这里。湖北军户张居正苦逼地呐喊：孔子首先也要讲足食足兵，湖南小地主曾国藩悲叹末世拯危救世之英雄以心力劳苦为主。哪里比得上江南大户们。

7.除了异端的泰州学派之外，无论程朱理学，陆王心学，张载气学，都是在儒家典籍的框架之内打圈圈。绝大部分是文盲的老百姓哪里搞的明白之间的细微区别。我看程朱理学对中小地主读书人最有利。不是因为义理最通或者最不通，而是因为流传广泛，有标准的教科书便于穷书生应对科举。就和今天，如果加大数理化比重一定有利于穷人家的孩子考上好大学一样。

8.文革中并没有停办大学。毛主席说理工科大学还是要办的。但工农兵大学生效果并不好，现在的大学盲目扩招也有诸多缺点。考大学本来是个选拔过程。上述两个极端做法都让高考失去了选拔人才的意义。象满清，富人家随便可以送孩子留洋，失去了科举选拔，清朝几年内就灭亡了。真正有能力的清朝名臣，绝大部分是科举筛选出来的，不一定是状元榜眼探花，要能考上举人才好，最不济秀才。这样的人脑子里还是有点理想主义的，至少忠于君主和国家。如果都是孙中山蒋介石这样的黑社会，卖国比卖白菜还便宜。

如果一定要硬套西方哲学流派的话，张载气学大概是朴素唯物主义，程朱理学是客观唯心主义，陆王心学是主观唯心主义。

那么他们关系是不是你死我活的斗争呢？谈不上。儒家首先是一套价值观，其次才是哲学思想。张载被程朱弟子视为先贤，而曾国藩照样视王阳明为贤哲。

张居正严厉打击心学，是因为否定王阳明吗？不是。心学当时很流行，他有太多朋友都信奉心学。其中很多人他称之为“同志”。但张居正作为执政者无法容忍心学泛滥。

张居正的朋友中有位姓罗的心学大师到处讲学。张居正给罗安排了一个云南的官职，说你那么喜欢讲学，就去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吧。罗不去。他又说，那你先把国家给你规定的工作任务扎扎实实完成吧，别忙着讲学论道了。罗不听，还跑到北京办讲座。张居正只好勒令罗退休了。

明清各有一次尝试改变儒家性质的。一次是做减法的泰州学派，挑战儒家伦理体系和崇尚忠孝的价值观。一次是做加法的康有为，把孔子生生捏造成东周素王，其实就是宗教的教主。这样孔子是东周教主，王阳明是明代教主，康有为就是清朝教主。

陈宝箴--就是那个支持谭嗣同办时务学堂的改革派湖南巡抚--在戊戌变法失败前就正式上奏朝廷，要求禁绝孔子改制考，宣布康有为为异端。

结果呢，泰州学派和康有为的孔子改制考被禁止了。

如此说来，心学为什么造成危害呢？不是心学自身有多大的危害，而是推广心学的宁沪杭三角地带的士绅们有很大的危害。这些士绅和中国人民的利益是不一致的。就和上海某网红总是标榜上海防疫的特殊性一样。

这些士绅，无论作为明代心学家，东林理学家，清代汉学家，都对国家有很大的危害。这些人和张网红一样，存在就是祸害。但他们又的确存在。那我们就要认清楚为什么他们必然是祸害。

我在江南士绅一篇，会讲一下，同样同光时期的绅权扩张，在湖南湖北就做得很好，在江南就是自私自利，一盘散沙，做的稀烂。

明清儒家实质上就是儒教，心学和理学好比东正教和天主教的关系。心学搞“人人皆可成圣”，理学搞“士（举人）方可成圣”，其实争来争去就是争教义解释权，至于“知行”“实践”那就是辨经工具，或者根本就是幌子。

朱熹和王阳明都属于教首级别，自然辨经是主业，到了曾国藩这里，光辨经没卵用了，于是开始搞教团武装，这也解释了曾为什么是“曾剃头”，他杀的是异教徒、卡菲勒。而儒家毕竟还有世俗的部分，曾这种儒教瓦哈比武装清庭也不敢用，于是用李鸿章进行改良，变成了淮军，自然战斗力也跟着大幅下降。叶志超为什么变成逃跑将军？宗教信仰被浇灭了还有什么斗志。到了毛公手上，曾的武装教团路线重新被拾起，并与共产结合，成为现代战力最高的组织形态。

搜一下王阳明《过分宜（严嵩）望钤冈庙》。这是王阳明专程拜访严嵩留下的一首诗。严嵩写给王阳明的诗更多。

王阳明在江西庐江青原书院讲学，严嵩在书院听讲。在平定宁王叛乱时，王阳明还特邀休假在家的严嵩赞议军事，严嵩尽心尽力。在南昌，他们夜游赏月，赋诗赏景，其情融融。

当然，严嵩被江浙文人妖魔化之后，自然也开除出心学队伍了。

整个大明朝廷，部级官员超过50%是王阳明铁粉。包括徐阶，聂豹，张居正等等。

按道理讲，严嵩是直接学习王阳明的，段位可比再传弟子高太多了。

伪心学的严嵩是大贪污犯，真心学的徐阶贪污的一点也不少。

泰州学派被张居正镇压了，泰州学派乌七八糟的风气可是被明末士大夫继承了过去。包括淫乱，空谈，党争。

https://m.aisixiang.com/data/134745.html

从该文中摘一部分：

王学“清谈误国论”从晚明起就不绝于耳，5这一论述的经典表述是顾炎武（1613—1682）所言：“五胡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6】顾氏反对阳明学，认为“清谈”导致神州荡覆，提倡“修己治人之实学”，以矫正王学流弊。

明末清初“清谈误国”论的典型表述很多，又如：吕留良（1629—1683）：“道之不明也几五百年矣。正、嘉以来，邪说横流，生心害政，至于陆沉，此生民祸乱之原，非仅争儒林之门户也。”【8】王夫之（1619—1692）《张子正蒙注》：“王氏之学，一传而为王畿，再传而为李贽。无忌惮之教立，而廉耻丧，盗贼兴……故君父可以不恤，名义可以不顾，陆子静出而宋亡，其流祸一也。”【9】顾炎武、吕留良和王夫之均把明朝灭亡归罪于王学清谈。此外，张履祥等遗老，陆陇其、陆世仪、熊赐履、张烈等清初儒者均有此种言论。（引用结束）

这里面顾炎武王夫之是所谓清初三大家之二。明亡这一事件A发生于他们所说的阳明心学兴起这一事件B之后，因此就可以下结论B是A因。这种逻辑能力也能叫大家？

再引一段：晚明到清代对王学的批评，大多基于程朱学的立场……由于阳明学确实也借鉴和吸收了禅宗的思想和表达方式，【11】故王学“明心见性”的言论，被认为非常空疏，近于禅。其次，明清鼎革巨变，顾炎武等遗老遭逢惨烈的家国之痛……顾炎武是其中最突出的一位，他在著述和日常生活中反复提及和宣扬王学清谈误国论。由于顾氏为人与为学备受敬重，影响深远，故信奉此说者所在多有。但问题关键在于，顾氏此论有着个人独特的学术宗旨和现实关怀，其论析并不客观和慎重。（引用结束）

然后原文中举了个搞笑的例子说明顾炎武有多么不顾事实，没有丝毫基本的操守：通过这封信的信息看到，顾炎武对王学的抨击带有极强的情绪化因素。顾氏“极诋阳明之学”，同意王学为“毒药猛兽”之喻，所举之例证竟然只是孤陋寡闻的吴江老生的唾余之言，却没有做多少学理的分析。对此，钱澄之先是默然不做声，既而举顾宪成（1550—1612）《小心斋札记》为例，做调和之论。但顾炎武不相信顾宪成会引用王阳明的学说，虽然钱澄之当时不记得具体出处，但后来检出孙奇逢（1584—1675）《圣学宗传》所录顾宪成《小心斋札记》中阳明学说的内容，而这正是顾炎武所不愿相信的。顾氏对王学的偏见与偏执，于此可见一斑。顾炎武长于史学，拙于思辨……（引用结束）

这脸打得啪啪的呀。看来曾国藩们推崇的清初三大家可算是反王三剑客：他们共同反对阳明心学。根据余英时分析，朱熹们是“得王行道”（借助君王行程朱之道），阳明因“得王行道“之路没走通，转向了“觉民行道”。觉民，靠，你王二娃反了天了？！

上个月清华开了个“东林学派与明清儒学学术研讨会”，其中复旦吴震教授讲到“东林学派以朱子学为宗，对左派王学有激烈的批判，却又对江右王门的修正派王学有理论高度上的肯定”。有意思的是，黄宗羲（小东林复社中人，他爸是东林党人）在《明儒学案》里把江右王门列为王学正宗，后代学者多以此为依据评判阳明心学。可是江右王门的思想是什么呢？真的是阳明心学吗？“心是天地万物之主，它可以密藏膏肓之间，说“为吾一身之主，为天地万物之主，轨有外于心？”‘心，固不出乎腔子里，然退藏于密者此也，弥满于六合者亦此也”。（黄宗羲：《明儒学案·江右王门学案》）这段话我没有查证原文，如果真是如黄宗羲所说，那么黄宗羲推为王学正宗传人的江右王门根本就不是阳明心学，“心为物主”这尼玛是二不是一好不好？和“心外无物”明显冲突。葡萄兄说到徐阶，徐并非泰州学派，他与聂豹有关，聂属江右王门。

至于清谈误国到底有谁？能叫上名字又沾点边的我只知道有刘宗周，号称刘子，所谓心学大儒，黄宗羲的老师。顾诚老《南明史》严厉批评了刘子宗周好名而已，置社稷不顾，饿死虽然比水太凉要好点，也不算光清谈毕竟还挨饿了嘛，不过对国家有什么用呢？同样，这个刘子宣扬的东西真是阳明心学吗？好比当代刘主席，能代表毛吗？

阳明知行合一的本意：《传习录中·答顾东桥书》说：“知之真切笃实处，即是行；行之明觉精察处，即是知：知行工夫本不可离，只为后世学者分作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故有合一并进之说。” 阳明自己就把差异说明白了：分做两截用功，失却知行本体。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孔子活着杀了少正卯，要是再活过来一回在这件事上也该砍朱某头了。

顿悟是天才，修行才是常态，把顿悟正常，天才当路径，天道不在，地狱必达。

看阳明传记，忠孝礼义信，后期几乎全是反着来，但心正，全没出忠孝礼义信要求，这是已经悟得真经，多少人能得真经。

欲行菩萨心肠，应有霹雳手段，结果多少人只剩下霹雳手段，没了菩萨心肠。

方法和目标，多少人把方法当成了目标，把目标解释成了手段。

心学搞“人人皆可成圣”，理学搞“士（举人）方可成圣”

但有点不同意见的是知行不是辩经工具，而是很严肃的大问题，而且不仅仅是理学心学之争。在程朱体系里，知先行后与士人特权相表里，密不可分。我不觉得朱熹认识不到阳明的高度（但也没法证明，哈哈），但是他把两者关系讲得很暧昧。

美国为什么要扒干净台湾：看看乌克兰吧，14年政变之前，乌克兰上上下下已经被扒干净了；不把台湾人都扒拉干净，台湾人会愿意上战场吗？

最后崩溃有两个原因：

1.海上陆地援助都断了

2.朝鲜人转向投靠了日本人，不仅断绝粮食供应，还和日军一起夹击救他们的清军。平壤城对外抗击日军，还要防备朝鲜军的黑枪。

在大明壬辰援朝之战，甲午援朝之战，还有抗美援朝三场战争，朝鲜政府都曾断我军粮食。我志愿军都饿得夜盲了，北朝鲜官方也是基本拒绝提供我军粮食，只是我军太好，感动得朝鲜老百姓自发给我军送饭。最糟糕的是壬辰之战，朝鲜人不仅不供应粮食，还在明军购粮时哄抬物价。

我大唐就不怕这些鸟事，自己去抢。

甲午战争之后，朝鲜正式被日本吞并之前，朝鲜联合日俄，组织新军，北伐中国。

说的是台湾人被扒干净才会抵抗武统。如果这是对的，标题

说的是台湾有抵抗的时候大陆才肯打，自己没有战损不舒服？这是你的智商问题，还是国家领导人的智商问题？

只是人家清朝不喜欢一堆文人聚一起抨击朝政，这帮江浙文人没胆子继续搞了。

顾炎武略好些。象黄宗羲的家族，科举作弊，包漕诉讼，干预人事，贪污狼藉，私改史籍，大肆购田，党同伐异，导致明朝灭亡的哪一件事他们家在清朝没干？只不过康熙宽厚，没杀他们赶回家而已。

我看明末唯一真有骨气的大儒是王夫之而已。

王夫之穷的著作写在旧账簿上。要不是湖南人打仗地位上升，王夫之都要被忘记了。

至于江浙文人，很快从理学转汉学了。人家是精致利己主义者。那是一点利国利民的好事也不干的。躲在书斋研究考证古籍又安全又高雅，还能独占高官厚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