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五一扫荡中冀中八分区司令员，政委之死 （1） -- 皇家骑警总监
记得去年的某个时候，萨苏在某篇文章中提到了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之死。当时兄弟不才，帮着提供了老萨一时忘记的分区政治委员的名字，王远音。今天恰逢815光复日，特转录一段有关五一扫荡中常德善，王远音牺牲经过的材料，以供大家一起来缅怀那么为了我们民族独立而献出生命的英雄们。
6月8日，肃宁县雪村，雪村——“血村”
如果在那年6月走进河间县城，你会看见城门楼上，有一颗用鸟笼盛放着的男人头，那是被日军残暴割下的冀中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的头颅；如果在那些日子，你翻开任何一种敌伪报纸，——不管是什么《石门新报》，还是什么《新民报》，上面都会有一行大字标题，赫然写道：皇军击毙共军军分区司令官常德善；如果在冀中的村庄，你遇见了隐藏着坚持斗争的干部，他们都会心情沉重地问道：知道吗?常司令员死了。
常德善，生前任冀中军区八分区司令员。他是山东峄县人，贫苦人家出身。两岁时父母双亡，从六七岁就开始给人家放猪放牛，养活自己。1929年17岁时参加了红军。
开始是给关向应当勤务员、警卫员。继而在部队里当排长、连长、团长。是一员从枪林弹雨里冲杀出来的战将，打起仗来非常勇敢。他曾在战场上救过贺龙的命，所以贺龙一提起常德善，总是说：没有常德善，就没有我贺龙。长征的时候，常德善任红6师参谋长，率部队担任后卫，战功卓著。抗战开始后，常德善任一二零师一个团的副团长，1939年随一二零师到冀中后，就留在了冀中。吕正操回忆说：“常德善是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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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德善任一二零师一个团的副团长，1939年随一二零师到冀中后，就留在了冀中。吕正操回忆说：“常德善是一二零师的一员战将，是我亲自向贺龙同志要来冀中，他有丰富的战斗经验。”任八分区司令员，指挥果断、机智，八分区的干部、战士都很信服他。日本人也很敬畏他，知道他是贺龙将军带出来的一员虎将。
当年认识常德善司令员的老人们，一提起常司令员，都不由流露出敬佩和痛惜的神情。从他们的七零八碎的话语中，我们对常德善司令员的外貌和人品，都渐渐有了一个初步的认识：“一员好将，可惜了。”
“能打呀，反‘蚕食’，还就是八分区常司令顶得凶。”
“待人和气，没架子。很痛快、很豁亮个人。”
“打小受苦，没读过多少书，但人聪明。”
…………
可以想见，常司令员是一个从小吃过许多苦，又在革命队伍中摔打多年，很成熟、很勇敢的一员战将。据说，直到建国后，贺龙一想起常德善，眼圈还都是红的。
常德善是“五一”大“扫荡”期间牺牲的级别最高的军事干部。从日本人的角度看，这也就是他们捕捉到的最大的一条鱼吧。那么，我们不禁要问：日本人左一网、右一网，都没捞到什么“大鱼”，怎么偏偏这一网撒得这么准呢?下面，就让我们按照时间的顺序，打开历史的记忆阀门，看一看历史是怎样一步步走向那悲剧的时刻：1942年4月，“五一”大“扫荡”前夕，根据冀中军区的统一部署，冀中八分区也进行了反“扫荡”的准备工作，并把领导机关和主力部队，分成几摊，分头活动，以免被敌人一网打尽。当时八分区机关及主力部队23团(三营九连制的大团)和30团(六连制小团)分成好几股分头活动：23团一营，归冀中军区直接指挥，负责保卫冀中党政军领导机关；23团二营，由八分区司令员常德善、政委王远音率领，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23团团部带一营、30团全部，也在深武饶安腹心区活动，并由八分区司令员、政委直接指挥。八分区副司令孔庆同，带小部队，在任河大地区坚持；八分区参谋长李弗畏，带分区警卫营，在献县、交河一带活动。
在“扫荡”之初，常德善带着队伍先是在饶阳、武强、献县等腹心区活动，等到敌人要合围腹心区时，他们又及时跳到了文安洼地区，躲开了敌人的大合围圈。5月中旬，等敌人对腹心区的“拉网扫荡”结束后，他们又大胆地从饶阳城西渡过滹沱河，一直插到饶阳至安平公路以南的南京堂一带，回到腹心区。等到他们“发现敌人不是短期‘大扫荡’，而是长期‘驻剿’，修公路，筑炮楼、挖封锁沟、建爱护村，准备长期据守”时，又及时撤了出来，北渡滹沱河，又转移到任河大地区。在那一直待到6月初。后又从任河大地区进入河间、肃宁一带腹心根据地，最终在肃宁县雪村一带遭敌合围，几乎全军覆没。
在腹心区时，常德善还专程去安平县堤涡村看望了刚生产不久的妻子和刚出生的孩子。弓桐轩回忆说：“五一”“扫荡”前，我正怀着我们的孩子，快生了。“扫荡”前冀中军区有个电报，让怀孕4个月以上的孕妇到路西去。我让他们回个电报就说我病了，没去。冀中这么大的地方，要想躲，还是有地方躲的。凡是乱跑的，不是死了，就是给抓去了。
就是在“五一”那一天吧，到了武强一带，城北的一个村。半夜后，常找到我，他没送，派人把我送过深安路，到安平堤涡村。我娘家在那里，生下孩子。生下孩子第3天，敌人又来了。我就往南走，到了一个村躲在老乡挖的白菜窖里，对付了几天，以后又回到堤涡。孩子生下来第12天，他们躲过“扫荡”，转回来了。找到魏洪亮，常司令那会也就带几百人，有时更少，不到一百人，方便。
到安平堤涡村来看我和孩子。要走，我母亲不愿意，又待了待。下午到的，天亮走的。这是我见他最后一面，这个孩子也只见了这一面。采访弓桐轩记录。 常德善本已觉察到敌人这次“扫荡”不同以往，并及时地再次跳了出来，转移到任河大地区，为什么到了6月初，又要进到腹心区来呢?一些老人一提起这个问题，都说：“还不是军区5月21、22号，两次电报，命令重返中心区，打开局面，恢复地方工作，稳定群众情绪。结果正钻进人家布好的网里去了。要不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不至于……”
不过，冀中军区当时作出敌人“扫荡”已趋结束，我军应转回内线的判断也非空穴来风，也是有一定依据的。
这第一，来自以往反“扫荡”的经验；第二，来自当时的敌情报告。
抗战已抗了好几年了，日本人“扫荡”也扫了多少次了。“扫荡”与反“扫荡”，已形成了一定的规律。
这个过程，可以说是表现为内线、外线的数次交换上：第一次交换：敌人从沿交通线的据点出发，进攻我根据地，即由外线压向内线；而我军则暂时转移，离开敌人即将合围、扫荡的中心区，到靠近敌人后方去，即由内线转到外线。具体到冀中，就是敌人从平汉、津浦、石德等铁路干线逐步往冀中腹心根据地深武饶安地区压缩，而我军则跳出腹心区，转移到靠近敌人交通线的地方去，那里在敌“扫荡”期间反倒安全。
1942年6月，八路军晋察冀军区部队进攻冀中平汉铁路
第二次交换：我军在敌人后方积极活动，打击敌人，迫使敌人回防或回过头来“扫荡”我腹心区外围地区，即使敌人由内线再转回外线，而我军则乘势又由外线转回内线，回到腹心区，打击留下修路、建据点的分散之敌。
如果说这样两次交换算一个回合的话，那么一般一个回合或数个回合后，敌人的“扫荡”也就宣告破产，被迫仍退回原据点，而我军也仍在腹心根据地坚持。
“五一”大“扫荡”一开始，自然也是这种模式：从5月1日至5月15日，敌人从四面八方，一步步压向中心区，而我军则相继跳出中心区，转移到平汉线、津浦路、石德路附近去。敌人在我中心区疯狂“扫荡”、大肆“拉网”时，我军也在外线积极作战，打击敌人。据冀中七分区政委吴西讲，他们曾接到冀中军区5月15日发出的《关于反敌“清剿”的指示》电报，“指示为了调动敌人，要求主力军集中一定兵力袭击重要城镇和交通线。”七分区令17团挺进敌后作战。
18日，17团二营奔袭定县县城，炸毁城关桥梁一座，22日夜，17团三营及地方武装一部又挺进到新乐县离平汉铁路不到20里的刘家佐、北乔寨村，与敌激战后退出。这个指示，估计八分区也收到了，八分区部队曾围攻泊镇、交河县城，并炸毁津浦路上行驶的列车两列，其他各分区，也都积极作战，以吸引敌人回援，减轻对冀中腹地的压力。
5月15日，晋察冀军区还发出电报，命令路西及平西各军分区向平汉路展开有力破击，以吸引深入冀中中心区之敌外转，缩短敌人“扫荡”的时间。据此命令，北岳区和平西区的部队向平汉路西侧屡屡出击，8天中共攻克、摧毁碉堡39处，歼敌1200余。
5月17日，八路军总部电勉冀中军区司令员吕正操、政委程子华及冀中全体指战员，坚持平原反“扫荡”。号召冀中部队渡过艰难路程，争取反“扫荡”全部胜利。同时命令各战略区积极出击，山东部队向津浦路沧县至德州段；晋冀鲁豫军区向平汉路石家庄以南段进行破袭，吸引敌人回援。冀中军区转至外线的部队，晋察冀军区所属路西及平西地区部队及山东军区、晋冀鲁豫军区部队虽然都对敌展开进攻，积极作战，但对敌人的打击似乎有限。日方资料中提到：“于17日得到特情报告，敌方对外围冀西、冀南军区各部队频频下达指令，以20日为期，将对京汉、石德各铁路进行全线袭击。事实上，其后在第110师团警备地区内，敌人只在各地反复发动过小规模的袭击。”
看来，当时并没有把敌人打痛。但日本人非常狡猾，他们装出一副火急回援的架式，白天一辆辆汽车驶向沿线大据点，像是撤兵的样子，实际上并未撤兵，而是隐藏起来，虚网以待。有材料说，自五月中旬后，敌“在献县北之臧桥附近堵塞子牙河，以抬高滏阳河、滹沱河水位，沿河岸及公路沿线增派日军守卫。白天以骑兵、自行车、装甲车、汽艇来回巡逻，夜间则到处举火照明。阻我越渡。而在河肃路(河间至肃宁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地区，于五月底以前，则一直不设点，不建碉，故留空隙，作为所谓‘诱导圈’，采用‘张网捕鱼’、‘张口待食’战术，三五天奔袭合围一次，寻我主力作战，只要一处发现我军主力，敌即从四面八方，天上地上，蜂拥而至。这些地区正是八分区的中心区。”
没有拷贝全么？还是系统故障？
鬼子的坦克进村了
我们没有能够及时识破敌人的诡计，仅仅依照过去反“扫荡”的经验和一些未必可靠的情报，便匆匆作出敌人在我外线部队打击下已经回援，我外线主力部队应该回到中心区来恢复地区的判断。于21、22日两次电令各分区主力返回中心区。岂不知，这正中了敌人的奸计。
我们在研究敌人，敌人也在琢磨我们。我们摸清了敌人“扫荡”的规律(“扫荡”——安据点、清剿——撤兵)，敌人也掌握了我们反“扫荡”的规律(转移——外线出击——回到中心区)。要知道，这一次的对手，毕竟是冈村宁次呀。不过，也有不同的说法，似乎冀中军区在21、22日即已意识到敌人“扫荡”是长期的，主力应到外线去。李健在他的回忆录中写道：“16日夜我们侦得敌可能对任河大地区‘扫荡’，夜间在后卫部队马尾巴上拴树枝，消灭痕迹，向东南插到津浦线附近，摆脱了敌人的‘奔袭合围’，隐藏进入交河以东、东光西北的后城子村。17日拂晓前驻下后，了解情况时，得悉有部队和大机关也驻在这一带，我们立即派干部四出侦察了解，真是巧得很，他们回来都说军区机关驻在后陈庄一带”。
这里李健的记忆可能有误。据吕正操回忆，冀中军区5月16日是“住在子牙河东的河间县属的黎民居村”，5月17日“住在子牙河西岸的西张各村，”5月21日、22日两天，才住在“东光县的后陈庄”。解放后任北京军区后勤部六分部政治部副主任的赵进元，当时每天坚持写日记，记下宿营地村名，所言亦与吕正操的回忆相同。因此，李健他们到后陈庄碰到冀中军区负责人，当在5月22日，即军区电令各分区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那天，而非16日。
李健他们一听说军区领导机关就在附近，自然是喜出望外，“这真是天大的喜讯啊!”吕司令员、黄敬同志、沙克参谋长接见他们时，也非常高兴。先认真听取了他们的汇报，还留他们吃了一顿午饭。饭后，又向他们交待了下一步的任务。本来，李健和马团长都认为，骑兵团目标太大，冀中腹心区据点、碉堡、公路、封锁沟又与日俱增，再进入内线确实不好办。这一次军区首长一定会放他们到外线去，发挥骑兵快速的特长，四处袭击敌后方据点，吸引内线敌人回援。不料军区仍要求他们返回内线。李健回忆说：
在冀中平原的八路军骑兵部队饭后，出乎我们意料，吕司令员说：“你们的任务还是继续坚持内线斗争，除原有的侦察情况，牵制敌人，宣传群众外，再加一项传达指示任务。当然再入中心地区是十分困难和危险的，现在很多电台都联系不通或时断时续，区党委和军区发了一个指示，主要精神是：一、思想上要做长期坚持的准备。二、主力部队应尽快向外转移，敌进我进，插入敌占区，从敌后方打击敌人，不得已时可暂时转入根据地外边打击敌人；地方部队应分散活动，打击修路、建点、残害群众的小股敌人。三、地方组织和人员应尽快隐蔽，尽量减少敌对我基层组织的破坏。”
吕正操司令员最后说：“这是让你们二闯曹营，根据前一段情况看，我认为你们能完成这项艰巨的任务。”
当时，骑兵团的干部对军区的决定很有些不解。李健回忆说：“马团长传达后，干部们立即议论起来，有的说：‘首长们知道骑兵目标大，在敌人扫荡点碉日增情况下，很难活动，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返中心区呢?’有的说‘我们这三个连冲出来不容易啊!其他三个连凶多吉少，为什么还要我们再进去呢?’有的说：‘如果让我们就近跳过津浦路以东连续袭击敌沿线车站、县城，这该有多大作用啊。’”
今天，我们站在历史的角度看，对冀中军区让骑兵团回到腹心区去倒没有什么不解，对李健提到的“指示”倒有些迷惑不解。因为我们知道，正是在22日同一天，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要求第六、八、九军分区主力部队回到中心区去，这里怎么又要求“主力部队应尽快外转”呢?难道说，冀中领导机关会在同一天发出两份相互矛盾的指示吗?或许有人会说：在这一天发出的电报指示，是针对六、八、九军分区而言的，而对李健等的口头指示，是针对七军分区而言的。但李健在回忆录中提到，他们首先就是去任河大地区，找八分区领导传达这个指示，没有找到，只好请八地委一位部长转为传达。这个历史疑点应如何解释?因无史料，只好暂且存疑。
据我们手头的资料，在5月22日以后至5月底，冀中领导机构又发出了两个指示：5月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发出《反敌“清剿”的指示》，指出，我之中心任务在敌之“清剿”地区是反“清剿”、反抓捕、保存力量；在外线是积极破坏袭击敌重要点线并准备敌之再合围“清剿”。“反清剿武装斗争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外线主力军，不是分散活动，而是集中一定兵力袭击敌重要城镇与交通线。”5月31日，冀中区党委、军区发出《关于坚持冀中区工作的指示》，指出：目前形势之严重，非短时期所能打开，因此我之方针，除不放弃一切可能与敌斗争外，必须尽一切可能保存力量，以待时机。各主力部队，应远出敌后空隙地区，进行休整。
显然，这两个指示，在精神上有很大的不同。第一个指示虽也提到“在内线主力军应分散到排，甚至班，必要时穿便衣，”但没有提撤离中心区，转至外线的事，分散活动
也好，穿上便衣也好，在内线的主力部队还是应在当地坚持斗争。而后一个指示，则提出各主力部队应转至外线，到敌人后方，进行休整。
前后两个指示，有如此大的不同，又与5月29日的两件事有着直接的关系。这两件事，一是在这一天接到八路军总部电报，同意冀中领导机关通过冀南转至安全地区的意见；二是八分区主力团23团一部在饶阳东西张岗村遭敌合围，伤亡惨重，团长谭斌阵亡，仅政委姚国民率少数人突出合围。
八路军总部的态度，对冀中军区领导人当然有很大影响，既然领导机关可以转移至安全地方，下属各军分区、各部队，当然也可转移。至于23团遭受严重损失，也使冀中军区领导人对敌情之严重有了一个新的估计。23团是八分区主力团，团长谭斌是红军干部，如此坚强的部队，如此坚强的干部，被敌打垮，这在冀中部队几年历史上，都是从未有过的。一次捕捉到这么多八路军正规军，大概也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日方文献中曾专门记载了此事，当然不免有些歪曲：另外，在第二天即29日，步兵第163联队第11中队在蠡县东南约20公里西张岗附近，搜索到敌军约450名，予以猛烈攻击，战斗结果敌遗尸245具，俘104人。
如果说，5月25日的指示还没有明确提到主力部队必须立刻外转。那么，6月4日，冀中军区则明确指示，各主力部队自拟路线，分别外转，仅留下部分基干团(即六连制小团)、地区队等坚持斗争。11日，冀中军区再次发出指示，督促主力部队迅速外转，补充的新战士要随走随收，不要等待。21日和25日，冀中区党委、冀中军区两次发出《关于青纱帐时期工作指示》，25日的指示在21日的指示基础上略有改动，但均要求主力部队迅速外转。25日的指示甚至说地区队在必要时也可相机外转。6月29日，七分区领导机关通过平汉路，到了路西行唐县口头镇，同日，九分区领导机关也转移到路西完县贾各庄，都离开了冀中。然而，这些指示，对八分区领导机关来说，却是迟了一步。
据当年在八分区电台工作的老人回忆，在“五一”“扫荡”期间，常德善、王远音带的电台一直工作正常，未出差错，为此还得到过分区首长的表扬。
如此说来，上面提到的冀中领导机关发出的各次指示，包括5月21、22日发出的要求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及6月4日发出的主力外转，仅留下基干团、地区队坚持斗争的指示，八分区领导机构应该是都收到了。不过，收到指示是一回事，是否执行，则又是一回事。据说，有的军分区领导就不愿执行冀中军区5月21、22日主力部队返回中心区的指示，觉得那样部队肯定会被日本人打散。
以常德善的斗争经验和精明干练，他肯定会看出返回中心区凶多吉少。但不知为什么，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却率23团二营，再次从任河大地区进入八分区的中心区河间、肃宁地区。而这里，如前所述，正是敌人设好的“网”。通常的解释是说：常、王带部队返回中心区，是为了找到30团(基干团)，根据军区6月4日的指示，基干团要留下坚持斗争，而在“五一”大“扫荡”之初，30团就在饶阳五公村遭敌合围，损失严重，电台在突围时埋了起来。与上级失去电信联络。不过，失去了电信联络，就必须要军分区首长亲自前往传达有关指示吗?派一个得力干部携电台前去联系，不是一样吗?这里或许还有别的因素，比如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常、王听到30团遭受严重损失的消息，心中一定很着急，可又偏偏联系不上，心中肯定更加着急，索性转回去看看。当时30团实际上是被打散了，一些人牺牲，一些人被俘，还有一些人回了家。团的干部，正在尽力收容。而29日，23团又遭合围，团长牺牲。在“五一”大“扫荡”中，各军分区部队都受了不小的损失，但八分区部队损失最大。这一切，大概是令常、王感到十分焦虑的，在这样心情支配下，做出了有失理智的决定。又比如，也可能常并不愿带部队返回中心区，“但王远音那多能说呀?要是王政委也像×军分区××一样，八竿子打不出个屁来，那还不得听军事干部的。”一些八分区的老人如此说。不管是出于什么原因或动机吧，反正事实是，6月初，常德善、王远音带部队返回了河间、肃宁一带中心区，恰恰钻进了日军虚网以待的地区。应该说，返回中心区，就已是向悲剧迈出了第一步。
6月7日，常、王带着队伍，以急行军越过河间至肃宁的公路，来到献县西北角紧靠肃宁的湾里、泥马头一带，与30团取得了联系。计划次日，也就是6月8日会合。此时通过敌情侦察和电台联系，探知四周的敌人很可能要合围河肃公路以南、滹沱河以北这一地区。常德善司令员主张不等到明天，立即转移，跳出合围圈。王远音政委则认为找到30团不容易，主张等到明天见了30团再说。双方意见分歧很大。
当年双方具体是如何争论的，这只有找当事人才能搞清楚。据了解，当时在场的，除了常、王两位首长外，还有八地委组织部长罗玉川、八分区作战科长张晓冰，宣传科长张迈君几个人。如今常、王两人已牺牲、罗玉川、张迈君已去世。惟一在世的张晓冰同志，离休前任南海舰队副司令，又在外地，近来听说已回到北京，但几经设法，也未联系上。难道说，这段史实，也要如同我们知道的一件珍贵文物一样，无处寻觅了吗?在一个偶然的机会，我们打听到解放后曾任国家黄金管理局局长的石豁同志，了解不少当年的具体情况。于是，在一个秋高气爽的日子里，我们来到茂林居，采访了石豁同志：
采访石豁记录。
石：我当时在八分区当武委会主任。“五一”“扫荡”前都分散活动，我去的饶阳。6月初地委叫我去汇报，从饶阳走了一天，到了献县西北角的一个村，这村叫什么名字?唉，想不起来了。反正是晚上到了村里，地委罗玉川他们在，军分区的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也在，正在商量事，让我也来，我自己觉得不够格参加会，就说累了，想先歇歇，就在外屋待着，他们在里屋说话。
问：是那种农民的房子，两暗一明?中间是灶屋没窗户，黑黑的两边各有一间住人的?石：对，我就在中间作饭的灶屋待着。那两间屋，一间是老乡一家子，也就是这屋的主人一家，另一间，就是常司令他们。
开始我把门板卸下来，放在灶台上想睡会，可听着他们在里屋吵也睡不着，就起来坐在门槛上，坐累了，也走动走动。瞅见里屋常司令、王政委在炕上坐着，炕桌上放着军用地图，侦察科长晓冰、宣传科长张什么，记不住名字，也在。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也累了，犯困，在那打眯瞪。
问：您听见他们说什么了吗?
石：听见侦察科长晓冰汇报，讲敌人调集多少兵力，河间、肃宁都有敌人司令部，还有机动部队，要合围这一块地方。接着听见常司令说，敌人合围，中心目标一定是我们，据我的经验应先跳出去，到子牙河以东去。政委说，30团这么残酷，不容易。意思是说30团能坚持，我们也能，怕什么?又说要不司令员出去，我带人留下。常是个很豁亮、很开朗的人，一听这话就生气了，说老子打了这么多年仗，挂这么多花，还没人说我怕死。一时谁也不敢说话。
问：下级当然不好说话，罗玉川呢?地委书记金城不在吗?
石：罗玉川跟人谈了一天话，困。又不懂军事。在那半睡半醒的。听见吵，睁开眼说，别嚷，好说，好商量。就又合上眼了。金城当时正搞对象呢，没跟队伍走。
问：说话嗓门很大，吵得厉害吗?
石：常司令是山东人，直性子，那会儿也就30岁，说话声高点。王政委是山西人，有口音，难懂点，说话语速慢一点。不过他们毕竟是有一定地位的领导干部，又当着下级，都是会约束自己的。
过了一会，又听见常说，我是个老粗，弄集训计划非你不行，可这是战争。意思是说，打仗的事，军事上的事，应该听我的。又说：上级有指示，咱们俩不能分开活动。就听见他们两个说来说去，谁也说服不了谁。从大约头半夜，11点钟吧，一直说说说，到了2点钟了。夏天夜短，4点来钟天就蒙蒙亮了，实际上这会子就是走，也过不了子牙河了。又听见晓冰说，听群众讲，敌人从没扫荡过雪村、顶旺。这两村离公路都不远，是不是让30团到顶旺，咱们到雪村。敌人一扫过来就过公路。常、王听了，就看地图，说，那就往北走，要是人家不扫到我们，就不动，猫着。实际上是司令员妥协了，说走吧，通知队伍。
问：当时离雪村有多远?
石：这个村子在雪村东南20多里地，不远。大约是2点钟出发，走了一个多小时，就到了雪村。我也就跟着他们，到了雪村。
按说，王远音是学生出身，“一二•九”运动的骨干，抗战爆发后，跑到北平西边参加了游击队，很快就提升为路西一分区政治部副主任，后来到冀中八分区当政委，牺牲的时候也就二十几岁，年轻有为，是个“精明干练、善讲善写”的人，虽说是个知识分子出身的干部，但与劳动人民出身的常德善司令员平时相处甚好，也没听说有什么矛盾。怎么这一次就是固执己见呢?有的说他缺乏军事知识，说他“一点知识没有，当时主力向外转，他往里跳，常德善主张往外跳，军区命令也是说往外跳。”
采访吕正操记录。
吕正操在回忆录中，是这样叙述当时的情况的：常德善“经过分析敌情后提出：看来敌人将有大的行动，有重点合击河、肃、饶、献边界地区的迹象，因此要赶在敌人行动的前面，今夜迅速跳出包围圈，转移到子牙河东去。王远音则从政治角度考虑，认为子牙河东是游击区，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再说，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常德善说，现在是敌人以优势兵力合围‘扫荡’，捕捉冀中领导机关和主力作战，跳到敌人包围圈外去，这是游击战争的常事。不然，万一领导机关和主力受了损失，就更不好向人民交代。到最后，常德善还是尊重了政委的决定权。”吕正操说，王远音从政治角度考虑到两点，一是子牙河东群众基础不如老根据地，二是敌人一来就走影响不好，还是很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群众基础不好的地方，正不压邪，真有汉奸为几个钱去据点告密的。据说，当时日本人悬赏，常德善是7000万日本票。采访弓桐轩记录。对那些只认钱的人来说，还是很有诱惑力的。而在老根据地，邪不压正。即便有那么几个汉奸、小人，也是有那贼心，没那个贼胆。
至于王远音提到的“不好向群众交待，”我们可以从李健的回忆中，想见当年的情景：东西羽林(安平西北一个村)是军区机关多年来常驻之地，军民关系亲如家人……拂晓到达后，立即出现了催人泪下的军民生死情谊的场面。当群众得知军区骑兵团来了时，全村男女老少倾家而出。老人们流着眼泪问：“吕司令、程政委、黄敬同志还在冀中吧?他们安全吧? 老天保佑他们平安度过这个大难。”
我们首先告诉乡亲们：“吕司令、程政委和黄敬同志都还在冀中，正指挥部队反‘扫荡’打击日寇、汉奸，请老大伯、老大娘放心吧!”
有的年青姑娘和妇女，为躲避日寇、汉奸的奸淫、污辱，脸上抹着锅黑，头上梳成标志已出嫁的髻子，穿着破烂衣服，也纷纷跑出来，流着泪诉说这近一个月来的痛苦遭遇；她们有的问丈夫的消息，十分担心；有的要求跟骑兵团走，参加部队打敌人；还有的丈夫被日军打死了，戴着孝控诉日本强盗杀人放火的暴行；有很多原来的儿童团拉着马尾巴哭着不放，要参军打鬼子……多日不敢露面的村干部忙于搞饮食和马料。这种军民生死与共，誓死报仇雪耻的场面，发生在极其艰难的危难时刻，真是催人泪下!这种“催人泪下”的场面，当常德善、王远音带着队伍回到八分区的中心地区河间、肃宁一带，一定也曾出现过吧?这一个月，百姓们以血肉之躯面对日本人的机枪,刺刀，真可谓“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如今百姓们看到常司令、王政委带着队伍——还是穿军装的主力部队回来了，真是走道都直起了腰，仰起了头。而当敌人合围过来时，忽然又一枪不放地悄悄走了，百姓们会怎么想呢?因而王远音顾忌：“敌人一来就转出去，会有不好的反映，不好向群众交待。”也不是没有道理的。
然而，战争是冷酷无情，不讲情感的。在7日晚上，没有按常德善司令员说的，立即跳到子牙河东去，反倒往北走到靠近河肃公路的雪村，这就向悲剧迈出了第二步。据石豁老人回忆，部队到雪村时，最多也就是凌晨4点多钟的样子，村庄还在沉睡之中。部队进庄后，悄悄叫醒老乡，号房子，布岗哨，首长们也刚进屋，就有侦察员跑来报告，河肃公路上梁家村方向，发现敌汽车纵队的长串灯光，大约有五六十辆车，呼啸而来。几乎与此同时，敌情一个接一个报来，肃宁县城、献县臧桥，饶阳方向的敌人全都出动，正向雪村一带压过来。公路上的敌人下车后，即向雪村、顶旺一带推进，包围圈已经形成。
石豁回忆起那天早上的情景，说：早上5点左右吧，枪声先从东北方向，30团待的顶旺村那边打响，炒豆似的。30团也刚进村，工事都没来得及挖，很快就给打垮了。这会子西南方向枪声也激烈起来，肃宁、饶阳的敌人过来了。雪村是不能待了。往北走，连走带跑，这会子天已大亮，人都看得清了。公路边上，常司令穿件白衬衣在指挥，部队已乱了，机关的人也跑散了。只有少数人还跟着常、王跑，公路上日本人很多，开着摩托，哇啦哇啦地叫。采访石豁记录。
雪村往北直至公路，是一大块没有村庄的开阔地。虽有道沟，但很浅，公路又比两边都高出一截，敌人居高临下，机枪一扫，我军伤亡很大。23团二营拼命死战，总算保护着常、王两位首长冲过了河肃公路。但仍没摆脱掉敌人，鬼子汉奸骑着高头大马和自行车，从两侧包抄上来，常德善司令员一看情况紧急，说赶快分开，分路突围，他亲率一个连对付西南边肃宁方向的敌人，并抓过一挺机枪，点发射击，打得鬼子骑兵接二连三地栽下马来，掩护大家且战且走，一边打，一边大声命令地方干部、机要员、电报员脱下军装，换上便衣，冲出去。又让警卫员把文件全部销毁。这时常德善右脚、左手已多处受伤，又用肩膀顶住机枪继续射击，并命令贴身警卫胡德兰快冲出去。鬼子的骑兵、车子队还有架在公路汽车上的机枪，也在拼命射击，枪炮声、爆炸声响成一片，几处庄稼被打着，冒起柱柱黑烟。这时，敌人的机枪子弹射中了常德善的头部，他一头栽倒，牺牲了。
常德善司令员牺牲的地方，是河肃公路北边离公路不远的一个村子。
一个多月后，弓桐轩冒险来到常德善牺牲的村子，想看一看丈夫牺牲的地方。她回忆说：7月，地委来人找我，说常可能牺牲了，也没说清楚。(安平)县长张晓周叛变了，他老婆是妇联的部长，第二天也跑到据点里去找她男人去了。我是八分区妇联主任，都认得我，在家待不住了。交通把我带走。后来听说抄了我们家三回，也没找到人。到了饶阳，一打听，群众都知道这事，又听说河间县委书记投敌了，饶阳县委书记也被捕了。河间进不去，饶阳也不能待。那交通是军队上的，是个老头，挺好个人，就带我去了白洋淀。采访弓桐轩记录。当时也在白洋淀的齐岩，遇到了弓桐轩，她回忆说：“这时的白洋淀还算是太平，八分区、九分区、十分区地委机关都转移到这里了。在白洋淀天天会遇到反‘扫荡’中同敌人周旋，在敌人刺刀下逃生的同志们，从四面八方汇集来了……一天下午，在淀边一条小船上，我看到有一个女同志面容憔悴，神情忧郁。过去一看，原来是弓桐轩，我问她是否去路西，她悲切地告诉我说：常德善同志牺牲了，组织上送她过路西去。常德善同志是八分区司令员，弓桐轩的爱人。听后，我的心头很沉重，紧紧地握着她的手，半天说不出话来。”
弓桐轩后来去了路西，不过，在去路西前，大约是7月底的样子，她还是坚持到常德善牺牲的地方去看一看。见不到活的了。哪怕是见一眼死的呢。她回忆说：我总还是不放心，到底是怎么回事？碰上白洁、田子林(音)，都是肃宁县妇救会的干部，都认识。我说你们带我去看看。她们说不能去，太危险。我说一定要去看看。白天到了村边上，就在高粱地里待着，天黑后进村找人了解了些情况。村里人说，枪一响常德善从窗户里就蹿出去了。叫别人跑，他领着一股子人在村东北角，守着个破砖窑打，先使机关枪，又使三八大盖，又使盒子。 身上一个胳膊、腿，多少处都受了伤。白衬衣都一条条撕了裹伤了。又让他贴身警卫胡德兰，跑出去找我，找金城。这个人后来找到金城，遗物都交给金城了。
打完仗，老百姓找出个破棺材，收尸。还烧了纸，哭了一场。可能是有汉奸告密。头晚上埋的，第二天一早县城里的敌人就出来了。他们原来不知道打死了常德善。到村里，把尸体挖出来，找了块板子，放在板子上，还拿块布擦巴擦巴。把头砍了，照直去照直回，倒未难为村里百姓，身子就扔在坑里。村里的百姓又偷偷给埋了。怕再有人告密，身子都转移了4回。解放后，才移到华北烈士陵园，贺龙写的碑文。头敌人给放在鸟笼里，挂在河间城门上，挂了很长时间，都只剩骨头了。
当天我就走了，离开了这村。采访弓桐轩记录。
吕正操说，“薛村战斗后，群众用棺材盛殓埋葬了烈士们的尸体，发现常德善的身上中了二十七颗子弹，只太阳穴部位就有三处。”
雪村又作“薛村”，肃宁县材料均作“雪村”。
显然，这么多子弹，有些恐怕是常德善已死后，日本兵恨他的顽强打的。当然当时日本人还不知道这个战斗到最后一口气的大个子，就是中共冀中八分区的司令员。不过令人不解的是，战后日方编写的《华北治安战》等书籍中，一句都未提到雪村战斗。
常德善牺牲后不久，王远音因腿部负伤，行动困难，也用手枪自杀了。30团政委汪威，是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在八路军总政治部当过科长，很优秀的干部，带着30团警卫连——又称青年连，都是十六七岁至二十岁的青少年，与日本人拼杀，全连都死了，汪威最后也自杀殉国，30团副团长肖治国、总支书记沈笑天、23团二营营长邱福和、分区侦察股长杨克夫等，也均阵亡。
或许是因为年代久远，记忆不清，雪村战斗许多细节说法不一，最近我们采访了当时在八分区电台工作，亲身参加过雪村战斗的屈培壅老人。他的回忆，在一些细节上与通常的说法有许多不同的地方。参加过雪村战斗的老人愈来愈少了，下面，我们把采访记录略加整理，附在这里，也算是保存史料吧。至于有分歧的地方，眼下也难以一一辨明，只好留待来日吧：屈：“五一”“扫荡”一开始，常司令、王政委先带着我们在腹心区活动，5月9日夜从小范附近过的滏阳河，跳出了敌人11日的大合围。5月下旬，记不清时间，大约在29号23团受损失之前，又转回中心区，看了看待不住，只得又退回任河大地区。
6月4日下午，部队都集合起来准备出发了。忽然接到军区紧急电报。这份电报就是说分区领导机关和主力团迅速外转，基干团留下坚持斗争。毕竟是老根据地，不能说都走了。具体到八分区，就是23团外转，30团留下坚持。
问：当时23团3营已受严重损失，30团不是也被打垮了吗?
屈：23团还有1、2营，30团又收容了一二百人。5日上午开会研究军区指示，决定返回中心区，找到30团。
问：为什么一定要分区首长亲自带队去找30团呢?派个得力干部去传达不是一样吗?别的分区首长怎么没这样做呢?
屈：那怎么行呢?30团留在当地坚持斗争，不是一个短时期，许多事情要当面交待。派个科长、股长去，怎么行?至于说别的分区首长没回中心区找部队，他们电讯联络没断，发个电报就解决问题了。如果30团电台还在，那问题也简单了，那他们两个也不用回去了，当然也不用吵了，也就没有雪村一仗了。
5号晚上出发，一夜走了一百四五十里地，6日一早到了肃宁、献县、饶阳三县交界的一个小村，叫泥马头，泥土的泥，牛马的马，人头的头。住下后就派人出去找30团，当时谁也不知道30团在哪里，但侦察人员有他们的办法，找了一天，7日找到了，约定8日会合。
问：泥马头离雪村大约多远呢?雪村离河肃公路又有多远呢?
屈：泥马头离雪村不到20里，雪村离公路大约8至10里的样子。
问：7日晚上，王远音不知道敌人要合围吗?为什么一定要固执己见呢?
屈：王远音知道敌人要合围，在对敌情的分析上，他们两个并没有分歧。前头不是说过了吗，这一块几十里这么个地盘，是敌人设的陷阱，不设据点，不修岗楼，但隔那么三五天，合围一次。8日，又赶上敌人合围的日子。
常德善是说，赶快出发，走一百多里，跳出去。而王远音大概觉得30团找到不容易，这会要是分开，以后还得再回到中心区来找。至于敌情，他可能觉得不是那么严重，可以找敌人的空隙。后来去雪村，也可能是考虑那里不会是敌人合围的中心，要来也只是小股敌人，问题不大。他们两个谁也说服不了谁，队伍都集合好了，等着，我们几个都在院子里，听见屋里在吵，但听不清说些什么。
后来决定往北走，30团到了雪村，军分区驻在顶旺，两个村离个二三里。
问：您是说30团在雪村，常司令他们在顶旺?可材料上还有一些老人回忆，怎么都说军分区在雪村，30团在顶旺，正好反着。
屈：这我不会记错的，1985年我还回当地看过一次。
那天敌人合围的中心的确不是雪村，而是窝北。枪声先从雪村，也就是30团那里响起来。30团就往南跑，一下正好碰上敌人合围的中心，又往回跑，往顶旺这边跑。常司令、王政委他们到村边拿望远镜看，这会子天已亮了，看得很清楚，我们的人在头里跑，后头全是敌人。常司令、王政委他们一见，说敌人太多，快走。叫教育股长赵庚林，带一个连，到公路上去打开缺口，掩护部队过公路。23团2营另两个连，前头一个，后头一个，保护着机关往北，一路是跑着奔公路的。
问：过公路前，是不是队伍就跑散了?
屈：没有，当然也不可能是多整齐。所以过了公路大约3里地一个张家庄，常司令叫停下来整整队伍。因为按一般的经验，冲过公路就应算是冲过封锁线了，可以喘口气了。没想到正在整理队伍，就听见喊“敌人”、“敌人”，一看，村西鬼子的车子队来了，再一看村东日本人的马队也过来了。还整什么队伍，赶快跑，出村往东北方向，也就是太师庄方向跑，这会子队伍才有点乱了。差不多是各跑各的了。
问：日本人骑着车，怎么打枪呢?
屈：日本人骑的车车座很低，两腿往地上一支就立住了，端起枪就打。
问：然后是冲进太师庄，常司令就是在那儿牺牲的?
屈：不，常司令不是在太师庄，而是在张家庄牺牲的。实际上就是在跑出张家庄后不久，看着一梭子机枪子弹射中了他，头、脖子都冒出血来，倒下了，警卫员上去扶，已扶不起来了。
问：您当时离常司令多远?
屈：我就紧跟着他后边，常司令还是很关心电台的，一路上老叫我们跟上，别掉队，他后边一个警卫员，警卫员后面一个参谋，再后边就是我了。
问：要这么说，常司令似乎是跑着跑着一头倒下就牺牲了。可一些材料说常司令牺牲前还跟日本人打了半天，还跟警卫员交待了不少事?
屈：是不是倒下后未马上断气，这些就不清楚了。我带着电台，不能停，还得往前跑呀。
问：王远音呢?常司令倒下后，他还活着吗?
屈：还活着，听说还命令把常司令的尸体背走。
又坚持了一二里地吧，腿上有伤，跑不动，就掏枪自杀了。背着常司令尸体的战士也被打倒，常司令的尸体仰面躺在野地里。
问：队伍就这么跑散了。日本人呢?
屈：实际上是各跑各的。日本人，后头，两边，到处都是。我是跑进一块麦地，才算脱险。公路北边麦子比公路南边长得高，能藏住人。日本人拉了几次网，也没撞上。到了晚上，日本人撤走后，我们收容了一百多人，往北去了。
问：那天咱们队伍一共才六七百人，还跑出这么些人来。看来日本人的“网”并不密。“窟窿”很大。
屈培壅最后还谈到，“五一”大“扫荡”开始后一直到雪村战斗这一个多月，在常司令指挥下，“基本没听到什么枪声，很巧妙的指挥。”他说，如果那天照常司令说的做，也不会有事的。顶多是累一点，跑上个百把十里路。在谈到雪村战斗失利的原因时，八分区一些老人除了谈到“错误地调集主力，重返中心区”及“政委在军事行动上未能尊重军事指挥员的意见”外，还谈到当遭到敌长途奔袭合围，特别是敌大量使用骑兵、自行车队对我前堵后追的不利形势下，战术指挥上又未及时采用据守村落，控制制高点，昼间固守，夜间突围的战术。也是值得检讨的原因之一。李健在述及雪村战斗时，也有感于此，说：“据我们所知，在敌重兵多路‘拉网合围’或‘奔袭合围’时，凡能先跳出合围圈的，为上策；凡先机已失，而坚决果断，决心进行村落防御，坚持一天，夜间突围的，几乎全部成功，给敌杀伤很大，而自己损失较小。”是为中策。“而既未能先机跳出，又未能果断进行村落防御，决心犹豫，且战且走，方向选择不好，主官意见不一致，组织不严密，是为最下策，无一不受严重损失。”
李健说，这里用得着《孙子兵法》上说的一条原则：“不可胜者守也”。意思是说，打不赢的情况下，就先坚守。
如果说，不合时宜地返回中心区，是走向悲剧的第一步，争论不休未能及时跳出合围，是迈向悲剧的第二步，那么，未能采取坚守村庄，以待机突围的战术，反而在开阔地带且战且走，则是真正拉开了悲剧的序幕。
当然，也许当时情况万分紧急，敌人已冲到村边，已没有条件进行防御部署，进行抵抗了。只得往村外冲，冲过开阔地，冲过公路，冲过封锁线。多少人倒下了，倒在轻纱般的晨雾中，倒在开放着五月的鲜花的大平原上，倒在散发着泥土芳香的家乡土地上。麦地上、道沟中、公路上，到处是一具具尸体。当年在八分区前卫剧社工作的田丹老人，在雪村战斗打响后几个小时，曾由北向南，穿行整个战场，亲眼目睹了那悲壮的场面。他和我们谈了他那独特的经历：
田：当时我们都分散活动，各找各的关系，生存。我家在文安，可在深武饶安这一片，我有好些个干爹，有地方去。雪村战斗前我正躲在河肃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子里。
问：那村子叫什么名?是在雪村的什么方向?
田：记不住了，反正是窝北村以北，窝北过去是雪村，也就在雪村北边一个村。8日那天早上枪一响，我干爹跟我说：“孩子，日本人要来围这一片了，待不住了，走吧。”我想走就走吧。当时我想往饶阳那边去，出了村就奔南去……
问：对不起，您是说在8日早上，也就是雪村战斗打响以后不久，常司令他们带着人从雪村、顶旺冲出来，由南往北，往河肃公路冲，而您从公路南边一个小村出来，由北往南走，跟他们正好逆着，是吗?
田：是这样。
问：大约是几点钟?
田：太阳出来有一竿子高了，大概8点钟的样子吧。
问：雪村战斗是凌晨5点打响的，那也就是战斗打响后约3小时。那里没有日本人吗?还有咱们的人吗?
田：没有日本人，日本人都往北追咱们队伍去了。也没碰见咱们的人，我是说：还活着的人。地上到处是咱们的人，尸体。军装皮带都被刺刀挑开了，敞着。咱们的队伍那会都穿着榆树豆子染的，再弄上点青灰，土法染的军装。土黄色，黄不黄、绿不绿的那种色，日本人大概是想搜一搜身上带没带文件一类的东西。枪都没了，日本人拿走了，日本人的尸体也都抬走了。道沟里一溜溜地全是死人，一点不夸张地说，在道沟里走一趟，上来身上肯定带着血。
再往前走，就进了村了。老乡们都在当街站着，一堆堆人议论着。一瞧见我从战场方向走来，又带着血，都围过来问，说同志你是不是受伤了?咱们队伍怎么样了?我告诉他们我是打这经过，赶快想办法掩埋咱们的人。这会子北边的枪声还响着，这边倒没什么动静。
问：战斗还未结束，您就穿越过战场。您胆子可真够大的。
田：我原来叫铁胆，后来他们写错了，写成田丹，就叫田丹吧。
问：在那一天您看到的事情中，哪件事印象最深?
田：好些尸体都给烧着了，真是烧出油来，发出的那种味道，印象最深。采访田丹记录。
雪村战斗的失利，震动是很大的。屈培壅老人讲，这么高级别的司令员，牺牲的当然有，但司令员、政委两个死在一块，在一次战斗中同时阵亡的，从前恐怕未有。甚至惊动了毛泽东、中央军委。吕正操回忆说：“雪村战斗，教训沉痛。1942年9月1日，中央军委为此作出决定：改变部队中政委最后决定权的规定，在战争中的军事行动，统一由部队军事首长最后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