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求助】有一个问题一直想不明白。 -- 三分

全会通过了《关于以彭德怀同志为首的反党集团的错误的决议》《为保卫党的总路线、反对右倾机会主义而斗争的决议》《关于撤销黄克诚同志中央书记处书记的决定》《关于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决议》。

主席：

这次庐山会议是重要的。我在西北小组有几次插言，在小组会还没有讲完的一些意见，特写给你作参考。但我这个简单人类似张飞，确有其粗，而无其细。

因此，是否有参考价值请斟酌。不妥之处，烦请指示。

甲、１９５８年大跃进的成绩是肯定无疑的。根据国家计委几个核实后的指标来看，１９５８年较１９５７年工农业总产值增长了４８．４％，其中工业增长了６６．１％，农副业增长了２５％（粮棉增产３０％是肯定的），国家财政收入增长了４３．５％。这样的增长速度，是世界各国从未有过的。突破了社会主义建设速度的成规，特别是象我国经济基础薄弱，技术设备落后，通过大跃进，基本上证实了多快好省的总路线是正确的。不仅是我国伟大的成就，在社会主义阵营也将长期的起积极作用。

１９５８年的基本建设，现在看来有些项目是过急过多了一些，分散了一部分资金，推迟了一部分必成项目，这是一个缺点。基本原因是缺乏经验，对这点体会不深，认识过迟。因此，１９５９年就不仅没有把步伐放慢一点，加以适当控制，而且继续大跃进，这就使不平衡现象没有得到及时调整，增加了新的暂时困难。但这些建设，终究是国家建设所需要的，在今后一两年内或者稍许长一点时间，就会逐步收到效益的。现在还有一些缺门和薄弱环节，致使生产不能成套，有些物资缺乏十分必要的储备，使发生了失调现象和出现新的不平衡就难以及时调整，这就是当前困难的所在。因此，在安排明年度（１９６０年）计划时，更应当放在实事求是和稳妥可靠的基础上，加以认真考虑。对１９５８年和１９５９年上半年有些基本建设项目实在无法完成的，也必须下最大决心暂时停止，在这方面必须有所舍，才能有所取，否则严重失调现象将要延长，某些方面的被动局面难以摆脱，将妨碍今后４年赶英和超英的跃进速度。国家计委虽有安排，但因各种原因难予决断。

１９５８年农村公社化，是具有伟大意义的，这不仅使我国农民将彻底摆脱穷困，而且是加速建成社会主义走向共产主义的正确途径。虽然在所有制问题上，曾有一段混乱，具体工作中出现了一些缺点错误，这当然是严重的现象。

但是经过武昌、郑州、上海等一系列会议，基本已经得到纠正，混乱情况基本上已经过去，已经逐步的走上按劳分配的正常轨道。

在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解决了失业问题，在我们这样人口众多的、经济落后的国度里，能够迅速得到解决，不是小事，而是大事。

在全民炼钢铁中，多办了一些小土高炉，浪费了一些资源（物力、财力）和人力，当然是一笔较大损失。但是得到对全国地质作了一次规模巨大的初步普查，培养了不少技术人员，广大干部在这一运动中得到了锻炼和提高。虽然付出了一笔学费（贴补２０余亿）。即在这一方面也是有失有得的。

仅从上述几点来看，成绩确是伟大的。但也有不少深刻的经验教训，认真地加以分析，是必要的有益的。

乙、如何总结工作中的经验教训：这次会议，到会同志都正在探讨去年以来工作中的经验教训，并且提出了不少有益的意见。通过这次讨论，将会使我们党的工作得到极大好处，变某些方面的被动为主动，进一步体会社会主义经济法则，使经常存在着的不平衡现象，得到及时调整，正确的认识“积极平衡”的意义。

据我看，１９５８年大跃进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有一些是难以避免的。如同我们党３０多年来领导历次革命运动一样，在伟大成绩中总是有缺点的，这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现时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就其性质看，这种情况的发展已影响到工农之间、城市各阶层之间和农民各阶层之间的关系，因此也是具有政治性的。是关系到我们今后动员广大群众继续实现跃进的关键所在。

过去一个时期工作中所出现的一些缺点错误，原因是多方面的。其客观因素是我们对社会主义建设工作不熟悉，没有完整的经验。对社会主义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体会不深，对两条腿走路的方针，没有贯彻到各方面的实际工作中去。我们在处理经济建设中的问题时，总还没有像处理炮击金门、平定西藏叛乱等政治问题那样得心应手。另方面，客观形势是我国一穷（还有一部分人吃不饱饭，去年棉布平均每人还只１８尺，可缝一套单衣和两条裤叉）二白的落后状态，人民迫切要求改变现状。其次是国际形势的有利趋势。这些也是促使我们大跃进的重要因素。利用这一有利时机，适应广大人民要求，加速我们的建设工作，尽快改变我们一穷二白的落后面貌，创造更为有利的国际局面，是完全必要和正确的。

过去一个时期，在我们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也暴露出不少值得注意的问题。这主要是：１、浮夸风气较普遍地滋长起来。去年北戴河会议时，对粮食产量估计过大，造成了一种假象。大家都感到粮食问题已经得到解决，因此就可以腾出手来大搞工业了。在对发展钢铁的认识上，有严重的片面性，没有认真地研究炼钢、轧钢和碎石设备，煤炭、矿石、炼焦设备，坑木来源，运输能力，劳动力增加，购买力扩大，市场商品如何安排等等。总之，是没有必要的平衡计划。这些也同样是犯了不够实事求是的毛玻这恐怕是产生一系列问题的起因。浮夸风气，吹遍各地区各部门，一些不可置信的奇迹也见之于报刊，确使党的威信蒙受重大损失。当时从各方面的报告材料看，共产主义大有很快到来之势，使不少同志的脑子发起热来。在粮棉高产、钢铁加番的浪潮中，铺张浪费就随着发展起来，秋收粗糙，不计成本，把穷日子当富日子过。严重的是相当长的一段时间，不容易得到真实情况，直到武昌会议和今年一月省市委书记会议时，仍然没有全部弄清形势真象。产生这种浮夸风气，是有其社会原因的，值得很好的研究。这也与我们有些工作只有任务指标，而缺乏具体措施是有关系的。虽然主席在去年就已经提示全党要把冲天干劲和科学分析结合起来，和两条腿走路的方针，看来是没有为多数领导同志所领会，我也是不例外的。

２、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使我们容易犯左的错误。在１９５８年的大跃进中，我和其他不少同志一徉，为大跃进的成绩和群众运动的热情所迷惑，一些左的倾向有了相当程度的发展，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抢先思想一度占了上风；把党长期以来所形成的群众路线和实事求是作风置诸脑后了。

在思想方法上，往往把战略性的布局和具体措施，长远性的方针和当前步骤、全体与局部、大集体与小集体等关系混淆起来。如主席提出的“少种、高产、多收”、“１５年赶上英国”等号召，都是属于战略性、长远性的方针，我们则缺乏研究，不注意研究当前具体情况，把工作安排在积极而又是稳妥可靠的基础上。有些指标逐级提高，层层加码，把本来需要几年或者十几年才能达到的要求，变成一年或者几个月就要做到的指标。因此就脱离了实际，得不到群众的支持。诸如过早否定等价交换法则，过早提出吃饭不要钱，某些地区认为粮食丰产了，一度取消统销政策，提倡放开肚皮吃，以及某些技术不经鉴定就冒然推广，有些经济法则和科学规律轻易被否定等，都是一种左的倾向。在这些同志看来，只要提出政治挂帅，就可以代替一切，忘记了政治挂帅是提高劳动自觉、保证产品数量质量的提高，发挥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从而加速我们的经济建设。政治挂帅不可能代替经济法则，更不能代替经济工作中的具体措施。政治挂帅与经济工作中的确切有效措施，两者必须并重，不可偏重偏废。纠正这些左的现象，一般要比反掉右倾保守思想还要困难些，这是我们党的历史经验所证明了的。去年下半年，似乎出现了一种空气，注意了反右倾保守思想，而忽略了主观主义左的方面。经过去年冬郑州会议以后一系列措施，一些左的现象基本上纠正过来了，这是一个伟大的胜利。这个胜利既教育了全党同志，又没有损伤同志们的积极性。

现在对国内形势已基本上弄清楚了，特别是经过最近几次会议，党内大多数同志的认识已基本一致。目前的任务，就是全党团结一致，继续努力工作。我觉得，系统地总结一下我们去年下半年以来工作中的成绩和教训，进一步教育全党同志，甚有益处。其目的是要达到明辨是非，提高思想，一般的不去追究个人责任。反之，是不利于团结，不利于事业的。属于对社会主义建设的规律等问题的不熟悉方面，经过去年下半年以来的实践和探讨，有些问题是可以弄清楚的。有些问题再经过一段时间的学习摸索，也是可以学会的。属于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方面的问题，已经有了这次深刻教训，使我们较易觉醒和体会了。

但要彻底克服，还是要经过一番艰苦努力的。正如主席在这次会议中所指示的：“成绩伟大，问题很多，经验丰富，前途光明”。主动在我，全党团结起来艰苦奋斗，继续跃进的条件是存在的。今年明年和今后４年计划必将胜利完成，１５年赶上英国的奋斗目标，在今后４年内可以基本实现，某些重要产品也肯定可以超过英国。这就是我们伟大的成绩和光明的前途。

顺致

敬礼！

彭德怀（1959年7月14日）

1965年毛主席亲自请彭德怀出山：“也许真理在你那边”

1965年9月22日，毛泽东约彭德怀到颐年堂谈谈，准备让彭老总出来工作。六年前，中共中央在江西庐山举行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彭老总感到会议的前期对建设中的经验教训总结不够、问题没有摆够，如果这样何以纠正我国经济建设中的重大问题？于是他在1959年7月14日向主席写了一封信，陈述自己的看法。毛泽东看了这封信后，批道：印发各同志参考。其后，毛泽东积极发动了对彭德怀的批判。政治局扩大会议结束后，中央立即召开了八届八中全会，全会对彭德怀进行了组织处理。

六年了，彭德怀与毛泽东一直就没有联系。可在1965年（？），彭德怀又一次给毛主席写了信，这一次是八万字。毛泽东的心里很不平静，加之要搞三线建设了，彭德怀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者，可以让他去领导三线建设。9月23日早晨7点多钟，毛泽东提前来到颐年堂等候彭德怀同志。彭老总是8时来到颐年堂，他大步走了进来，主席这时笑容可掬地站了起来，热情地同彭德怀握手。

主席拉着彭德怀坐了下来。主席说：“早在等着你，还没有睡觉，昨天下午收到你的信，也高兴得睡不着，你这个人有个犟脾气，几年不写信，要写就写八万字。今天还有少奇、小平、彭真同志，等一会儿就会来参加，周总理因去接西哈努克亲王，不能来，我们一起谈谈吧。”

这时，彭德怀同志对我说：“这位同志不认识。”

徐业夫秘书说：“他是张耀祠同志。”

过了一会儿，少奇、小平、彭真同志到了。

毛主席说：“现在要建设大小三线，准备战争。按比例，西南投资最多，战略后方也特别重要。”他对着彭德怀说：“你去西南是适当的。”

主席沉吟片刻，说：“你说的三条保证，我还记得后面两条。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作结论吧！”

毛主席向少奇、小平、彭真同志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是中央的决定。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到三线是我提议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主席说：“由少奇、小平同志召集西南区的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当天的谈话，我和徐业夫秘书、吴旭君护士长均在场。当时我心里很不平静，主席的心胸是多么的宽阔，“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说明主席也在反省自己的问题。而再一次请彭德怀出来工作，又反映了主席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了大局出发，着眼于中国革命和建设。

——摘编自《张耀祠回忆毛泽东》， 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出版

1965年9月，中央决定分配彭德怀到三线建设总指挥部担任副总指挥。据说，毛泽东当时曾亲自召见彭德怀，谈话中还说了一句：“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句话，自1978年中央为彭德怀举行追悼会进行平反以后，就陆续流传开来。不少谈到毛泽东和彭德怀关系的著述，都引用了这句话。曾经负责毛泽东警卫工作的张耀祠在回忆毛泽东的书中，甚至说这句话“说明主席也在反省自己的问题，而再一次请彭德怀出来工作，又反映了主席不管在任何时候都是为了大局出发，着眼于中国革命和建设”。但是，如果我们注意到相关的事实经过和当时的历史背景，这种说法似乎值得讨论。

问题还得从中央何以为彭德怀分配工作说起。

有著者说，1959年庐山会议以后，“六年了，彭德怀与毛泽东一直没有联系。可在1965年，彭德怀又一次给毛泽东写了信，这一次是八万字。毛泽东的心里很不平静，加之要搞三线建设了，彭德怀是一个强有力的指挥者，可以让他去领导三线建设”。

事实是这样的吗?显然不是。彭德怀的“八万言书”是写于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而当年9月举行的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就将彭德怀的上书判定为“翻案风”的代表作，说它是当前阶级斗争的重要表现，决定成立审查彭德怀的中央专案委员会。可见，“八万言书”既不是写于1965年，更不可能是触动毛泽东要重新起用彭德怀的动因，相反的，“八万言书”倒使彭的冤案进一步升级了。

三线建设起因于1965年美国侵越战争升级。中共中央于当年4月12日发出关于加强战备的指示，号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9月，中央工作会议同意第三个五年计划“以国防建设第一，加速三线建设，逐步改变工业布局”的方针。正是在这个大背景下，考虑到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毛泽东认为彭德怀、黄克诚、习仲勋等人不宜留在首都，遂提议把他们挂职下放，分配到外地去。

这么做，是不是与中央专案审查一事相矛盾呢?为了不致引起专案人员的误解，9月7日，康生在彭德怀、习仲勋专案委员会常委开会时特别讲道：“中央最近分配这些人(彭、黄、习)的工作，我们了解有两方面：一方面更便于我们审查他们的活动，所以我们不要松气(有人插话：他们一出去，就会叫)；二方面还表示希望他们转过来，转不转过来，全看他们自己。”

所以，中央安排彭德怀工作的同时，专案审查委员会的工作不仅没有停止，反而加紧了，很快就搞出了《彭德怀反党问题审查报告》第五稿，认定“彭德怀和黄克诚这些人是反革命、阶级敌人”。

黄克诚当时就感觉到这件事有些不对头。他后来记述这件事时写道：“1965年9月，杨尚昆代表毛主席来看我，安子文则代表中央组织部找我谈话，说是毛主席决定派我到山西省去当副省长。同时听说彭德怀也被派到四川，去当三线建设副总指挥。我长期无所事事，渴望工作，只要允许工作，干什么都是高兴的。他们要我快走，尽快离开北京。因国庆节将到，我问：可以过了节走么?答：不行，节前就得去山西。这样急使得我略感奇怪。”

在党内稍有工作经历的人都会了解，只有战争时期或遇有特殊紧急情况，组织上才会要求被分配工作的对象立即报到。在一般情况下，尤其是对于像黄克诚这样的老同志，根本不会如此要求。无怪乎黄克诚会“略感奇怪”，因为这根本就不像是一种正常的分配工作。

既然不是一种正常的分配工作，而是有着特殊的原因和背景，那么毛泽东亲自接见彭德怀，并对他说“也许真理在你那边”，就很难让人理解。

其实，毛泽东接见彭德怀，也是有特殊原因的。

据有关史料记载，在毛泽东发话让彭、黄、习去外地之后，负责彭德怀日常学习的中央党校副校长贾震于9月11日上午来到彭的住地吴家花园，通知他去人民大会堂，说中央有人要和他谈话。

他们随即乘车来到人民大会堂。步入江苏厅时，中央书记处书记彭真、中央组织部副部长乔明甫已等在那里。互相问好，漫谈数语后，彭真说明主旨：“今天我们代表党中央和你谈话，中央决定派你去大三线任副总指挥。”

彭德怀对此毫无准备，沉默片刻后回答说：“我是共产党员，服从分配。但我犯了错误，说话没有人听，说错了人家怀疑，说对了人家也怀疑。”他还表示自己对工业生产也没有经验，不愿去三线，仍希望去农村作调查。

谈话进行了两个小时，但没有解决问题。

事后，彭真打电话向中央报告了谈话情况，贾震、乔明甫二人还整理了谈话纪要上报中央。9月21日，彭德怀也写了一封信给毛泽东，请求允许他回到农村去。当天下午，彭德怀的信送到了毛的案头。毛看后决定23日亲自同彭谈话，并请刘少奇、邓小平、彭真参加。

可见，是由于彭德怀坚持己见，才引出了毛泽东亲自召见的情节，而这并非毛的本意。注意到毛泽东要彭德怀离京的初衷，和这次见面的背景，我们很难想象毛会说出“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这种“反省”的话来。实际上，当时的谈话是否真像《彭德怀传》所绘声绘色地描写的那样，都有点让人怀疑。《彭德怀传》描述说，那天毛约彭8点半到，彭提前15分钟到达颐年堂，毛已站在门口等候，“和颜悦色”，“似生伤感”；彭德怀谈到庐山会议上自己提出的三条保证，毛泽东说：“后面两条我还记得，也许真理在你那边。”书中还有“毛泽东大海般的气度使彭德怀敬服”等语。这样细腻生动的描写，是否真的反映了毛泽东和彭德怀当时对话的情况和心态，恐怕还要等更多的档案资料公布出来之后，读者才能作出准确的判断。

我们之所以会产生这样的怀疑，除了毛泽东原本在彭德怀的问题上并无“反省”之意以外，除了有关的著作对毛、彭见面的情节描写太过文学化以外，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就是在毛泽东决定让彭德怀离京去三线的同时，正在酝酿一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而这场“革命”的第一炮，恰恰就是以彭德怀为靶子的。

据中央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历史大事记》记载，从1965年初开始，江青就在毛泽东的授意下，在上海与张春桥共同策划《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一文。由姚文元执笔的这篇大批判文章，整个写作过程，都是除了毛泽东以外，中央政治局也无人知道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而批《海瑞罢官》的一个重要的理由，就是毛泽东断定有人想借这出历史剧替彭德怀翻案。

1965年11月10日，也就是在彭德怀离京“赴任”前一周左右的时间，毛泽东正式批准发表了姚文元的文章，并示意全国报刊转载。紧接着，12月21日，在全国范围内已熊熊燃起批“海瑞”烈火的情况下，毛泽东公开出面讲话，进一步点透了他发动这场大批判的关键意义。他说姚文元的文章很好，但是还没有打中要害：《海瑞罢官》的“要害问题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如此这般，有关毛泽东当年曾经“反省”过自己的问题，并因此向彭德怀表示过“也许真理在你那边”的说法，不是太值得怀疑了吗?

1966年，作为中央领导人之一的彭真到西南参加三线建设工作会议。当时彭德怀也在西南三线任职。会后，彭真和大家一起合影，彭德怀却拒绝参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彭德怀是共和国十大元帅之二，赫赫有名的彭大将军，志愿军的司令员兼政委，他的名气肯定是在彭真之上的。不过，论党内地位，彭德怀真的不如彭真。

1945年，彭真和彭德怀都当选为七届政治局委员，但是彭德怀排名最末，而彭真排名比较靠前。1956年，八大之后，彭真是中央书记处书记，是中央的领导人之一，而彭德怀是国防部长。

彭真和彭德怀的关系怎样呢？1959年，庐山会议之后，彭德怀受到了错误批判，被免去了职务，从此门可罗雀。后来，彭真奉命来看望彭德怀，对他说，庐山会议对你的批判过分了一些。

这是中央领导人第一次对彭德怀说这样暖心而又公道的话，这个话是彭真说的，让彭德怀非常感动。1965年，毛主席亲自提议，彭德怀复出工作，到西南担任三线建委副主任。

最开始，也是彭真先和彭德怀谈话的。然后，毛主席约彭德怀谈话，彭真也来了。彭真从头到尾参与了这件事情，他完全支持彭德怀复出工作。

1966年2月，彭真乘坐飞机到四川，视察三线建设工程，先后视察了德阳重型机械厂、攀枝花铁矿以及金沙江铁路公路架桥工程等。2月28日，彭真在成都参加三线建设问题座谈会。

当时西南三线建委的主任李井泉，第一副主任程子华，第二主任阎秀峰，以及四川省委第一书记廖志高等领导，都参加了座谈会。彭真心细，发现少了一个人，那就是彭德怀。

彭德怀是西南三线建委的第三副主任，这种会议他应该参加，而且彭真很想见见彭老总，他对彭老总是比较尊重的。彭德怀被通知参加会议。

看到彭德怀来了，彭真主动走过去和他握手，问候。彭德怀的态度却始终十分冷淡，没有说太多的话，没有和彭真进行太多交流，只是点头说，好好好。

会上，彭德怀也保持沉默，若是没人问，他基本不发言。被问到分管工作的时候，他才偶尔说几句。会议结束了，彭真要和与会成员一起合影留念，大家都到外面集合，准备拍照。

彭真和李井泉程子华等人也步出会场，坐到已经安排好的位置上去。摄影师正准备拍照的时候，有人说，彭老总没有来。彭真叫停，让人去请彭德怀。

原来，彭德怀发现要拍照，故意回到会议室，他不想参加合影。工作人员来请彭德怀，彭德怀非常难过地摇摇头，说道，不要等我了，让大家赶紧拍照吧。

过了一会，一位领导又亲自过来请彭德怀，彭德怀仍然坚持拒绝。彭真等人都在耐心等待彭德怀，多次派人去请。彭德怀执意不肯出来。无奈，摄影师只好按下快门，拍下了一张没有彭德怀的合影。

第二天中午，彭真就坐飞机离开了成都，回到北京。彭德怀为何坚决不和彭真合影呢？是他们的关系不好，彭德怀不屑于和彭真等人为伍吗？

也不是。前面说了，彭德怀和彭真的关系基本上还可以。

彭德怀不愿意合影，有他的苦衷。从1959年庐山会议，到1966年，彭德怀因为自己的问题，连累了太多的人，邓华，洪学智，钟伟，万毅等等，都因为彭德怀而倒霉。

彭德怀深感内疚和自责。他自己已经是臭名远扬了。如果这个时候去和彭真等人合影，有可能会连累彭真，和更多无辜的人。他拒绝合影，其实是为了彭真好。

遗憾的是，很快彭真也倒霉了。

本文摘自：人民网，作者：沈国凡，原题：彭德怀为何拒绝与彭真等人合影：预感政治风暴即将来临

1966年3月，芙蓉花开遍成都。

一天，彭德怀接到通知，让他到锦江宾馆参加西南三线建委的一个工作会议。

彭德怀赶到锦江宾馆，推开会议室的门一看，坐在正中的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彭真。

彭德怀停住了脚步。

彭真忙站起来，走过去与他握手，并询问他来到成都后的身体情况。

“好，好。”彭德怀点点头，只简短地回答了两个字。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一直沉默，很少发言，只有当问到他分管的工作时，才偶尔说上几句。他在自己的笔记本上记下了当时自己的心情：“只要今后不再犯1958年至1960年那样大的主观主义的错误，坚持实事求是的精神，那就可以肯定会做出伟大的成绩来，这应为我国经济建设前途庆幸。”

会议开始，各部门分别汇报三线建设的进展情况，彭真对前几天在攀枝花钢铁基地的视察情况也向与会的同志们作了通报，并传达了中央对三线建设的一些具体指示和要求。

第二天上午，根据昨天召开会议的内容，参加三线工作会议的同志分组进行讨论。

彭德怀被分配在川东组，他根据自己在各地考察、了解的情况，谈了自己对加快三线建设步伐的一些设想和措施，讲得十分透彻，也很结合实际。川东组在他的带动下，发言都很积极，大家的情绪也很高。

正在这时，有人通知各组讨论会暂时停止，大家一起到外面去与彭真同志合影。

参加会议的人员都一起往外走，在锦江宾馆外面集合、整队。

一会儿，彭真从大会堂里面走了出来，在他的身后跟着李井泉（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一书记、西南三线建委主任）、程子华（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西南三线建委第一副主任）、阎秀峰（中共中央西南局书记）、廖志高（中共四川省委书记）。

参加会议的人员热烈鼓掌。

彭真等人按照已留好的位子入座。

摄影师调好了镜头，准备按下快门。

突然，有人发现合影的人员中少了彭德怀。

原来，彭德怀听说彭真等人要接见参加三线建委会议的全体人员，并与大家合影，于是，就在大家集合排队的时候，独自悄悄地离开，回到了会议室。

彭德怀婉拒彭真

https://news.sina.com.cn/c/2004-10-19/06003962406s.shtml

彭德怀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激动地说：“彭书记，我是准备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委曲求全。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

　　1966年2月中旬，彭真出现在成都永兴巷7号，已被“罢官”的彭德怀就住在这里。

　　见到彭真，彭德怀激动地连声说：“你们到底来了！你们到底来了！”

　　还未等彭真坐稳，彭德怀就问：“党中央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实在是被弄糊涂了。批判《海瑞罢官》，怎么把我给联系起来了？”

　　“你沉住气，我们五人小组搞了个《二月提纲》，中央已批准并转发全党，你看看。”

　　彭德怀一口气看完并连连说：“好！好！就应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让人讲话，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呢。姚文元的文章只许他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太霸道了！”

　　彭真向他介绍了吴晗的情况，然后郑重其事地对彭德怀说：“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

　　“我？我能配合你什么？”彭德怀瞪大了眼睛。

　　彭真盯着彭德怀说：“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小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的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听完彭真的建议，彭德怀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激动地说：“彭书记，我是准备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委曲求全。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第一、第二条我坚持立场！”高继民（摘自《党史文苑》）

1967年4月12日，已大获全胜的江青在一次讲话中得意洋洋地透露了她在上海组织批判《海瑞罢官》的内幕：

批判《海瑞罢官》也是柯庆施同志支持的。张春桥同志、姚文元同志为了这个担了很大的风险啊，还搞了保密。当时彭真拼命保护吴晗，主席心里是很清楚的，但就是不说明。因为主席允许，我才敢于去组织这篇文章，对外保密了七、八个月。春桥同志每次来北京，就有人探听，有个反革命分子判断说，一定和批判吴晗有关。那是有点关系，但也是搞戏，听录音带，修改音乐。但是却也在暗中藏着评《海瑞罢官》这篇文章。因为一叫他们知道，他们就要扼杀这篇文章了。

那几天，彭真坐卧不安，每当电话响起，便急忙亲自去接。秘书看到他心急火燎的样子，不由得劝说道：“彭书记，小心急出病来，大不了就是一个吴晗的问题，他能把北京怎么样?”

“什么?”彭真瞪起了眼珠子，“你怎么能说出这么不负责任的话来?你以为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吗?不！他身后有一大批跟着党走的知识分子，我作为一名党的负责干部，要对广大干部的政治生命负责，就是豁出去不干这个市委书记，我也要站出来说公道话，绝对不能让这些人肆无忌惮！”他连续召开座谈会，征询各方面对姚文的看法，通过摸底，彭真得出结论：《评》不得人心。彭真心里有底了，他下令：

“北京各报一律不准转载姚文元的文章！”

“姚文元的书一本也不要订！”

彭真凭着正义和良知，一面拒《评》于京门之外，一面安慰已被巨大压力搞得神情恍惚的吴晗。

北京各报顽强对抗至第十八天，彭真突然接到周恩来的电话，要求北京各大报刊立即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原来，毛泽东见《评》文公开发表后北京各报毫无动静，十分震怒，便下令出单行本，全国发行。彭真听说后心里“格登”一下，怪不得江青这么有恃无恐。

次日下午，彭真在人民大会堂参加由周恩来召集的有关转载姚文事宜的会议时，与江青不期而遇，短兵相接。

“你从上海回来了?”

“想回就回，想去就去，还要经过你批准吗？”

“你也来参加会议?”

“我哪敢参加您市长大人的会呀?你开会从来是不通知我的，看来我们真不该在此相遇啊！”

“话不能这样说，你对我有什么意见，完全可以直截了当地提，用不着拐弯抹角。”

江青冷笑一声：“原来你还挺谦虚，会听别人的意见啊！我倒听别人说北京几乎是你一手遮天，都快成独立王国了。不过我还没这么说。我劝你还是收敛一些，别走得太远了吧！”

“江青同志！”彭真强忍着怒火，严肃地说：“我不知道你今天是以什么身份和我说话的。是同志，还是领导?是同志，你就把态度放平等些。如果是领导，我倒劝你先认识一下自己。北京是人民的天下，只要我当一天市长，就不容许任何人肆意欺凌我们的同志！”

“好，你说得好，我以什么身份和你说话，你将来会知道的。”江青气得脸色苍白。

1965年11月29日、30日，北京各大报纸先后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27日，在巨大的压力和彭真的劝说下，吴晗违心地写了《关于<海瑞罢官>的自我批评》，刊登在《北京日报》显著位置上。江青发射的“重磅炸弹”终于在北京“全面开花”。

随后，在江青进一步的鼓动下，全国各地的“批判家”们纷纷跟进，一场超越学术争论的政治大批判在文化战线上迅速展开，搞得彭真穷于招架。不仅如此，毛泽东还要求彭真向上海的同志学习，把批判《海瑞罢官》的斗争引深一步。

还要往哪里引?

（二）

1965年12月22日，毛泽东向前来杭州汇报工作的彭真揭了“密”：“姚文元的文章，好处是点了名，但是没有打中要害。要害是‘罢官’。嘉靖皇帝罢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们罢了彭德怀的官。彭德怀也是海瑞。”

彭真感到事态越来越严重，他郑重地对毛泽东说，根据调查，吴晗同彭德怀没有联系，《海瑞罢官》同庐山会议没有联系。毛泽东说，吴晗的问题两个月以后再作结论。

1966年2月中旬，彭真出现在成都永兴巷7号。这里住着已被“罢官”的前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当代“海瑞”。

去年的9月23日，彭真陪同毛泽东、刘少奇、邓小平在中南海毛泽东住地约见了闲居六年的彭德怀。那天，毛泽东与彭德怀坦诚相见，畅谈了五个多小时，并决定启用彭德怀出任三线建设副总指挥。

毛泽东对在场的刘小奇等说：“彭德怀同志去西南，这是党的政策，我过去反对彭德怀同志是积极的，现在要支持他也是诚心诚意的。少奇、小平同志要召集西南区有关同志开一次会，把问题讲清楚，如果有人不同意，要他来找我谈。”

毛泽东还对彭德怀说了一句这样的话：“也许真理在你那边，让历史去做结论吧！”

毛泽东的谈话真挚热烈，随意坦诚，令彭德怀十分感动。

看到此情此景，彭真心里十分欣慰，希望两人之间误会就此烟消云散。

彭德怀将心中的委曲抛至一边，顾全大局，只身赴川，全身心地投入工作。

但风云突变，不到半年，彭德怀又一次被推向了政治斗争的前台。

1962年党中央开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调整经济政策，并对在1959年反右倾以来被错误批判、打击的干部和群众进行了甄别平反工作。但彭德怀不仅没得到平反，反而在1月11日至2月7日中央在北京召开了扩大的工作会议上（七千人大会）再次受到了批判。

满腹委屈的彭德怀听说后悲愤难平，不得不进行申述，分别于1962年6.月16日和8月22日向毛泽东和党中央交了两封长长的申诉信，再次请求中央对他所犯错误进行全面审查。

彭德怀的信不仅于事无补，反而激怒了毛泽东，加上江青等人危言耸听，推波助澜，毛泽东对彭德怀误会加深了，对吴晗写《海瑞罢官》的动机也产生了怀疑。

深知彭德怀刚烈秉性的彭真，怕他受不了《评》的刺激，又生出事端，使好不容易缓和下来的局面前功尽弃。所以彭真不远千里来到成都。

见到彭真，彭德怀激动地连声说道：“你们到底来了！你们到底来了！”

还未等彭真坐稳，彭德怀就迫不及待地向“党中央下一步要干什么？我实在是被弄糊涂了。批判《海瑞罢官》，怎么把我给联系起来了？

望着眼前饱受屈辱、备尝孤独的“彭大将军”，彭真感慨不已。“你沉住气，我们五人小组搞个《二月提纲》，中央已批准并转发全党，你看看。”彭真边说边将一份《二月提纲》递给他。

彭德怀一口气看完了《二月提纲》。他连连说：“好！好！就应该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充分让人讲话，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呢。姚文元的文竟只许他放火，不许别人点灯，太霸道了！”

彭真向他介绍了吴晗的情况，然后郑重其事地对彭德怀说：“现在不是吴晗一个人的问题，也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而是牵扯到一大批人。所以我这次来是想请你配合一下。

“我？我能配合你什么?”彭德怀瞪大了眼睛。

彭真盯着彭德怀说：“第一、建议你辞去三线副总指挥的职务，从此埋头一些室内的研究工作，不再出头露面，这样可以减小目标，少引起别人的注意；第二、我劝你向毛主席再写封信，收回你的申诉书，把自己的功过是非留待后人去说，你服从党的决议就是了；第三、你向中央写个报告，实事求是地说清楚你和吴晗的关系，帮助我们解脱你和他的关系。”

听完彭真的建议，彭德怀厚实的胸膛急剧地起伏着，他一边喘着粗气，一边激动地说：“彭书记，我是准备忍辱负重的，也准备委曲求全。但我这个人你知道的，宁可让别人把我打倒，自己绝不倒下。第三条我可以照办，我不能让吴晗同志无辜受牵连。第一、第二条我坚持立场！”

彭真这才明白他和毛泽东之间的历史误会有多深！

（三）

就在彭真在四川视察期间，从北京不断传来“坏消息”：吴晗已到京郊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二月提纲》有问题，是大毒草……联想到这些天来报纸上、广播里的大批判语气越来越激烈，不仅公开把吴晗和彭德怀挂起来一起批判，而且将点名批判的范围进一步扩大，气氛越来越不对劲。彭真感觉到了一种不祥之兆。

1966年3月6日，忧心仲仲的彭真回到北京，立即拨通毛泽东在武汉住所的电话，可一接通马上就被掐断，反复多次都是如此，这在以前还从没发生过。彭真仿佛突挨一个闷棍，痛，又说不出话来。

还未等他缓过劲来，“电话事件”又给了他重重地一击。

3月11日，为了搞清北京的动向，张春桥派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长杨永直到北京就《二月提纲》中的一些问题，特别是其中所说的“学阀”指的是谁请教了中宣部副部长许立群。许立群当即请示了彭真并作了记录：

许：杨永直问，学阀有没有具体对象，指的是谁?

彭：学阀没有具体指什么，是阿Q，谁头上有疤就是谁。

许：杨永直问，上海要批判一批坏片，包括《女跳水队员》。行不行?因为有大腿。

彭：你去问张春桥、杨永直，他们游过泳没有?

许：杨永直问，重要的学术批判文章要不要送中宣部审查？

彭：过去上海发姚文元的文章，连个招呼都不打，上海市委的党性到哪里去了？

第二天，许立群把彭真的答复用电话告诉了杨永直。正在上海搞“座谈会”的江青得到消息后，心中狂喜，连忙将这个情报弄得及时。她马上将此报告给了毛泽东。毛泽东听说后大怒，3月28日、29日、30日，毛泽东在杭州与康生、江青等人的谈话中严厉批评了北京市委和中宣部，说他们包庇坏人；说《二月提纲》是混淆阶级界限，是非不分，是错误的；说北京市针插不进，水泼不进，要解散北京市委；说吴晗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要求彭真就“电话事件”向中共上海市委道歉！

4月16日，毛泽东在杭州召开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讨论了彭真的问题，决定撤消原来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重新设立文化革命小组。

4月28日、29日，毛泽东再次对彭真和北京市委进行了严厉批评。他说：北京市委一根针也插不进去，一滴水也泼不进去，彭真要按他的世界观来改造党，事物走向反面，他已为自已准备了垮台的条件，对他的错误要彻底进攻！

在1966年天安门的“五一”庆典上，往年主持庆典的彭真消失了。

5月17日，“和彭真一伙的”中共北京市委文教书记邓拓自杀。

5月23日，毛泽东的秘书田家英，被扣上“算改毛主席的指示”(按彭真指示没将“《海瑞罢官》的要害是罢官”等几句毛泽东的话扩散）的罪名横遭围逼，自杀。

发誓“要跟姚文元斗争到底”的吴晗，于1969年10月11日惨死狱中。

当代“海瑞”彭德怀元帅1966年12月24日由江青一声令下，被红卫兵从四川押回北京，受到法西斯式批斗，身心备受摧残，于1974年11月29日含冤去世。

被解职后的彭真身陷囹圄13载，直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的1979年1月才得以恢复人身自由。彭德怀、吴晗、邓拓、田家英等也先后被平反昭雪。

有心抗争，无力回天。当年彭真与江青围绕着学术大批判的斗争最终导致一场祸及中华民族的十年大灾难，这是彭真始料未及的。

痛定思痛。“文革”后出任全国人大委员长的彭真倾其余生呼吁“加强法制建设，防止文革悲剧重演”，并为此呕心沥血，奔走呼号，直到生命的最后一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