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从历史的方向解读那段技术历史。也给潜望舰、偶尔路过河 -- 真离
经济不自由开放，而政治自由开放的社会从未有闻。
邓天尊等走资派深谙此理，而且还进行了“逆练”。
所以1984年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是《中共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到1986年邓天尊才谈“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说到这不得不推荐阅读十三大政治报告：
党的十三大报告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观的突出贡献主要表现在:一是系统阐述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科学研判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方位，有力驳斥了“机械论”和“空想论”等谬论，二是科学制定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具有长远意义的指导方针，明确概括和全面阐发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提出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三是强调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扎根于当代中国的科学社会主义”，“是指引我们事业前进的伟大旗帜”7，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底色和价值意义:四是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视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历史性飞跃的标志性成果，揭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发生机理和重要地位:五是首次概括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框架，以“十二个关于”勾勒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轮廓。
再来看一下邓天尊“关于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看法：
现在我们的经济体制改革进行得基本顺利。但是随着改革的发展，不可避免地会遇到障碍。对于改革，在党内、国家内有一部分人反对，但是真正反对的并不多。重要的是政治体制不适应经济体制改革的要求。
我们提出改革时，就包括政治体制改革。现在经济体制改革每前进一步，都深深感到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不改革政治体制，就不能保障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不能使经济体制改革继续前进，就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阻碍四个现代化的实现。
政治体制改革的内容现在还在讨论。这个问题太困难，每项改革涉及的人和事都很广泛，很深刻，触及许多人的利益，会遇到很多的障碍，需要审慎从事。我们首先要确定政治体制改革的范围，弄清从哪里着手。要先从一两件事上着手，不能一下子大干，那样就乱了。国家这么大，情况太复杂，改革不容易，因此决策一定要慎重，看到成功的可能性较大以后再下决心。
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总的来讲是要消除官僚主义，发展社会主义民主，调动人民和基层单位的积极性。要通过改革，处理好法治和人治的关系，处理好党和政府的关系。党的领导是不能动摇的，但党要善于领导，党政需要分开，这个问题要提上议事日程。
（一九八六年九月三日会见日本公明党委员长竹入义胜时的谈话）
不搞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难于贯彻。党政要分开，这涉及政治体制改革。党委如何领导？应该只管大事，不能管小事。党委不要设经济管理部门，那些部门的工作应该由政府去管，现在实际上没有做到。
政治体制改革包括什么内容，应该议一下，理出个头绪。我想政治体制改革的目的是调动群众的积极性，提高效率，克服官僚主义。改革的内容，首先是党政要分开，解决党如何善于领导的问题。这是关键，要放在第一位。第二个内容是权力要下放，解决中央和地方的关系，同时地方各级也都有一个权力下放问题。第三个内容是精简机构，这和权力下放有关。
改革总要有一个期限，不能太迟，明年党的代表大会要有一个蓝图。在改革中，不能照搬西方的，不能搞自由化。过去我们那种领导体制也有一些好处，决定问题快。如果过分强调搞互相制约的体制，可能也有问题。
（一九八六年九月十三日听取中央财经领导小组汇报时的谈话）
我们政治体制改革总的目标是三条：第一，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第二，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第三，发扬社会主义民主，调动广大人民的积极性。而调动人民积极性的最中心的环节，还是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生产力发展了，人民积极性调动起来了，社会主义国家的力量就增强了，社会主义制度就巩固了。
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看来这个模式在苏联也不是很成功的。即使在苏联是百分之百的成功，但是它能够符合中国的实际情况吗？能够符合波兰的实际情况吗？各国的实际情况是不相同的。我们现在提出政治体制改革，是根据我国的实际情况决定的。
（一九八六年九月二十九日会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时的谈话）
我们越来越感到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必要性和紧迫性，但现在还没有完全理出头绪。最近我在设想，要向着三个目标进行。
第一个目标是始终保持党和国家的活力。这里说的活力，主要是指领导层干部的年轻化。几年前我们就提出干部队伍要“四化”，即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这些年在这方面做了一些事情，但只是开始。领导层干部年轻化的目标，并不是三五年就能够实现的，十五年内实现就很好了。明年党的十三大要前进一步，但还不能完成，设想十四大再前进一步，十五大完成这个任务。这不是我们这样年纪的人完成得了的。但是制定一个目标十分重要。哪一天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政治家、经济管理家、军事家、外交家就好了。同样，我们也希望中国出现一大批三四十岁的优秀的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和其他各种专家。要制定一系列制度包括干部制度和教育制度，鼓励年轻人。在这方面，严格说来我们刚刚开步走，需要思考的问题和需要采取的措施还很多，必须认真去做。
第二个目标是克服官僚主义，提高工作效率。效率不高同机构臃肿、人浮于事、作风拖拉有关，但更主要的是涉及党政不分，在很多事情上党代替了政府工作，党和政府很多机构重复。我们要坚持党的领导，不能放弃这一条，但是党要善于领导。几年前就提出这个问题了，但如何做还没有考虑清楚。搞四个现代化不讲工作效率不行。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当然，提高工作效率不仅是党政分开问题，还有其他方面的问题也需要解决。
第三个目标是调动基层和工人、农民、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这些年来搞改革的一条经验，就是首先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把生产经营的自主权力下放给农民。农村改革是权力下放，城市经济体制改革也要权力下放，下放给企业，下放给基层，同时广泛调动工人和知识分子的积极性，让他们参与管理，实现管理民主化。各方面都要解决这个问题。
领导层有活力，克服了官僚主义，提高了效率，调动了基层和人民的积极性，四个现代化才真正有希望。
（一九八六年十一月九日会见日本首相中曾根康弘时的谈话）
以上是邓天尊1986年9月的四次谈话中“有关政治体制改革问题”的内容节录，收录在《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76-180页。
皮诺切特时期的智利经济比较自由开放，但是政治独裁封闭。
我原来的帖子很简单地说明了印度经济开放程度不如中国，印度在工业发展方面也远远比不上中国，完全没有涉及政治问题。
既然你提到中国改革开放经济先行，然后才逐步展开政治改革，包括党政分开，政企分开等政策。89年后，经济改革继续进行，政治改革步子很小，习时代更是大大加强党的领导。
而中国开放稍后的时间，越南也搞改革，模式和中国比较像。苏联搞新思维，政治改革的步子比经济改革的步子大。
结果大家也看到了，中越的共产党政权现在都还继续存在，人民生活水平总体有很大的提高。苏联国家解体，苏共解散，相当多苏联人民的生活水平下降。
关于如何在疫情蔓延之时，加强各国合作，用科学来应对疫情。
上海正在面临新一波疫情的袭击，病例数也是中国自疫情以来最高的一次。最近我和我的同事一直在临床一线工作，忙着救治病人，所以我也想把最近在临床救治上的一些经验和大家来讨论，如何通过科技的力量来走出这一波疫情。
今天大家谈的一些经验对于我们临床应对疫情都非常关键，这几天，谈论的关键是病人的死亡问题，在这里有一个很重要的指标是CFR，确切说是确诊病例死亡率。这个（指标）也是现在各个国家在评价是否能走出疫情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这个指标在奥密克戎时期需要特别地被予以更多的考虑，因为在奥密克戎蔓延时期，整体感染的数量非常高，这个指标乘以感染的总数，就会让我们考虑死亡病例的数量，这是我们现在评价整个疾病负担以及医疗资源是否充足非常重要的一个方面。
现在很多人都在非常仔细地比较各个国家和地区在CFR指标上的差异。在亚太地区，包括我们现在在参加会议的新加坡、泰国等国家，我们发现在不同的地区，即便医疗资源比较相似的地区，如中国香港地区、新加坡以及上海（地区），这些指标都会存在很大的差异。这就让我们更加深入地去理解，如何计算在奥密克戎大流行期间的病死率的问题。我们发现随着病毒的变异，奥密克戎的致病性（致命性）确实比前几轮疫情有显著的下降，但是它的传播的力量的确更强了。在这波疫情中，我们和其他国家一样，都会发现如果我们的医疗资源在这波大的疫情之下是充足的，可以覆盖到疫情中最为脆弱的群体，如果给年纪很大的，有很多基础疾病的人群，给予他们最好的医疗资源和最好的救治，那么就可以最大程度地让这些高风险的感染者存活下来。现在我们发现，只有在医疗资源非常充足的时候我们才能将病死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当然，不仅是医疗救治的资源是否充分，脆弱群体本身的抗病能力，我们需要把它提到一个非常高的水平。
现在在亚太地区我们还应大力地呼吁加强对这部分脆弱群体的疫苗接种，也就是说如果我们在这波疫情中将这部分人的免疫力提高，我们就会发现凡是这类人群的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和地区，其病死率就会大幅下降。这是未来走出疫情的非常重要的关键科学手段。
展望未来，我们在考虑各个国家都需要走出疫情，实现充分地交流，如何实现更高的疫苗接种率，如何有保障地提供医疗资源的供应，这方面做到一体我相信我们才可以最终安心地走出疫情。
对于未来，我们在想，摆脱疫情，会有很多的指标，但是老年人以及有基础疾病脆弱群体的病死率将始终是一个非常重要的指标，如何提高这部分人群的疫苗接种率，在面临新冠肺炎感染后，我们如何提供充足的医疗资源的救治，才可以真正做到将病死率维持在非常低的水平，只有这样才能在疫情之前人人平等。
今天亚太地区甚至全球还在为彻底摆脱疫情不懈努力，我们希望全球能回归正常的交流和生活，谢谢。
——这是我找到的张文宏在博鳌的发言，我看不到里面有对封城的支持。
——如果你指的发言不在这里，请给出具体内容和来源。
而且就是实现了目标都没有人要用，就是这么杯具。
东部的发达地区西里西亚归了波兰了。
毛都是拿中国和美国对标的，典型的就是钢产量。
当然，现在中国的钢产量是美国多少倍我都懒得去查了，甚至人均钢产量都超过美国好几倍。不过这大部分都是改开以来积累的。以1976年为例，当年中国钢产量大概是美国四分之一，人均大概是美国十六分之一。当然和1949相比，那是大大缩短了差距，不过和毛在大跃进中提出的赶上美国的目标还是差得很远的。
至于台湾，那大陆这种大经济体来比，确实不合适。然而，制度对比的问题是，你不比，老百姓自己会比。台湾人均收入能超过大陆几十倍的时候，说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那这说服力真是……今天天气不错。
是被大力遮掩的。
大概是1996年前后，《战略与管理》上刊登了关于运十的回顾。二十多年下来，对于给运十找合理性的文章，我看得够多了。您这次引用的文章是个挺典型的。
对于此类文章的读法，我的建议就是：把修饰性的话的去掉，直接去看：第一，它达到了怎么样的水平。第二，它能达到怎么样的水平。第三，要投入实用，被用户接受，它需要达到怎么样的水平。
人为导致大减产，然后夺灾民口粮，导致大批人饿死，这要不是坏人，那就只有直接搞大屠杀的才算得上坏人了。
只要没犯天条，大节不亏，就不能算是坏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