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看到这份材料，教员勃然大怒！ -- 忘情

作者：忘情

抗美援朝第二次战役胜利后，志愿军出兵朝鲜之事在国内开始公开报道，饱受帝国主义侵略、压迫之苦的中国人民顿觉扬眉吐气，全国范围内都掀起了支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高潮。尤其是第三次战役，我志愿军攻克汉城后，全国各族人民捐献的慰问品，更是如雪片般涌向朝鲜战场。

与此同时，随着入朝参战志愿军部队规模的急剧扩大，志愿军向国内订购的各种补给品的数量也成倍增长。总体来说，国内无论是国营工厂还是私营工厂，对来自朝鲜的订单都能优先满足。

不过，随着时间的推移，一些触目惊心的问题也暴露出来了。在一个时期内，在卫勤条件已大大改善的情况下，志愿军伤员的治愈率不升反降，而且一些明明只负了轻伤的战士，在经过战场急救后伤情反而恶化，不少人因并发症而牺牲。还有许多志愿军伤病员，按医嘱服药后病情发生恶化，许多人因抢救无效而去世。还有不少志愿军战士在吃了国内制作的饼干、罐头后，发生了群体性大面积中毒。

这是怎么回事？经过志愿军卫勤部门和国内卫生部、公安部联合调查，最终调查结果让所有的人都义愤填膺！

武汉福化药棉厂资本家李寅廷承制志愿军急救包，他将从国库中领来的1万斤优质棉，全都偷换成废棉，从中谋取暴利。这些废棉中，不但有1000斤拣来的烂棉花，而且在制作过程中根本就没消毒，将这些带有化脓菌、破伤风菌，坏疽菌的急救包发往朝鲜前线。上海奸商王康年、赵隆炜、伊祖同，用假药坏药当好药卖给解放军，从中谋取5至25倍的暴利。

上海大名路联合牛肉庄奸商张新根和陕西北路徐福记牛肉庄奸商徐苗新，在为志愿军制作牛肉罐头时，不但用水牛肉和马肉冒充黄牛肉，而且每天从肉摊上廉价收购1000斤左右臭得发绿的坏肉，涂上一层牛血后就掺进原料里，并后共达12万斤之多。这些罐头运到前线后，让不少志愿军指战员中毒、患病。

苏州奸商刘盛兴为志愿军制作3万斤豆腐干，每百斤里少放了5斤盐和10斤酱油，又不把豆腐干晒干，以致头一批2500斤豆腐干运到常州就发霉腐烂。这批烂豆腐干被志愿军退货后，刘盛兴又把它掺到其他批次的产品中，发往朝鲜战场。

济南盛昌蛋厂奸商刘云生、安景远等人，在为志愿军做蛋粉时，把7600多斤臭鸡蛋掺进去。武汉大兴米厂奸商彭锡承在为志愿军加工大米时，用2000斤霉米盗换好米。杭州奸商唐梦伟、汪德孚等人在为志愿军加工饼干时，用次面粉换取好面粉，并且用低价的石碱代替苏打粉。这样的饼干，志愿军吃了之后感觉喉焦舌苦。北京广达兴记粮栈奸商石利如，接到志愿军4万斤腌菜订单后，在制作过程中将200多斤砂子掺了进去。

也许有人会问，这些不合格产品是如何通过审查、验收，蒙混过关的呢？不法资本家们普遍利用“银弹”、“肉弹”攻势，将不少参与把关的干部拉下了水。仅上海大康药房老板王康年，为了将失效药品发往朝鲜，就腐蚀25个机关65名干部。此人还扬言：“大康就是干部思想改造所，凡来大康做生意的干部，都可以得到改造”。

当这些严重问题被陆续揭露出来后，志愿军对后方前送物资进行了不分品类的全面清查，结果发现各种品类的物资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严重问题。由上海奸商胡恒庆承做的35000双军鞋，因为偷工减料，鞋子一穿就坏。由武汉奸商周泽信、刘文清承做的7万把铁锹，其中有24300把是用废旧的汽油桶铁板做的，挖工事时一碰就弯。沈阳文运铁工厂奸商杨文运承制的汽车防滑链，严重偷工减料，70%是废品。

当这些触目惊心的材料送到教员案头时，教员勃然大怒、拍案而起，他为广大志愿军指战员鸣不平！他为那些被资本家们以蝇头小利拉下水的干部们痛心疾首！

1952年1月26日，教员以中共中央的名义起草并发出了《关于在城市中展开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五反”斗争的指示》，拉开了“五反”斗争的序幕。这个运动的任务就是在城市中依靠工人阶级，团结守法的资产阶级和其他市民，向违法的资产阶级开展一个大规模的坚决彻底的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骗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经济情报的斗争。在“五反”运动进展过程中，教员将工商户划分为守法、基本守法、半违法半守法、严重违法和完全违法五种类型，并提出了“过去从宽，今后从严；多数从宽，少数从严；坦白从宽，抗拒从严；工业从宽，商业从严；普通商业从宽，投机商业从严”的五条基本原则。

“五反”运动首先在各大城市开始，因为充分发动了群众，所以很快形成高潮。觉悟了的工人、店员们，踊跃站出来揭发黑心资本家种种卑劣行径。为了在打退不法资本家猖狂进攻的同时，保证生产平稳，保证前线供应，教员在经过调查研究后，指示“五反”运动要注重策略，重点孤立和打击约占总数5%左右的严重违法资本家。对一些上层资本家，主要通过召集他们开会，让他们主动坦白和互相揭发的方式，以此打破他们彼此间订立的攻守同盟。

至1952年6月30日，“五反”运动结束。以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沈阳、武汉等9大城市为例，处理结果：守法工商户占总户数的10%至15%，基本守法户占50% 至60%，半守法户半违法户占25% 至30%，严重违法户占4%，完全违法户占1%。5%的严重违法户和完全违法户，遭到了人民政府严厉制裁，得到了其应有的下场。

这场运动过后，工商业资本家们被迫大大收敛。运到志愿军指战员手中的各类后送物资，从此再也没出大的问题。

到现在也适用。

高价卖垃圾能成交，难道不是买家责任更大吗？现代法律，都是行贿轻罚，受贿重罚。可是整个文章的板子，最后落在资本家身上，在为谁遮羞？

• 不要转移话题，没人认为教员需要遮羞

整个运动叫“三反五反”，忘情只是讲了其中的五反

话说，恒大许家印注册地在开曼，上市在香港，负债在中国，存款在瑞士。。几十年过去了。。人性没变，玩法升级了。

如忘情在【原创】当屠龙少年变成了恶龙，教员处理起来一点也不手软所说，教员1951年就开始三反的，而武汉黑心棉事件，是在1952年人民日报刊发的。那么为什么有人敢在已经开始三反的情况下顶风作案，敢于采购黑心棉？谁有这么大的势力能对抗教员？

从改革开放后，假冒伪劣产品问题跟抗美援朝时期比，反而愈演愈烈的现实看，已经非常清楚了。这个反动的执政集团，是能做到不忘初心的。

现在的中国只提食品安全这个词，早就没人说食品卫生了，更不会说什么食品卫生安全。

食品卫生只是食品安全问题中一个极小的范畴，监管部门从卫生部门变为食药监部门开始，这种说法就变了，自己查查食药监成立了多少年了，甚至5年前连食药监都机构改革改没了。这20年你都不行学习吗

允许坏人做恶，你上当了你活该，你没上当你幸运。反正我做恶你管不着。

提出这种逻辑的人看不到，恶能成，买和卖是这一种恶行的两面，分孰轻孰重主要次要就是为某类人开脱。

这是第一步要先明白的问题。

是有前提的，即买家不是自己消费，是代买者。你去看看绝大多数文明国家的法律，受贿重判，行贿轻判是惯例。

你这明显是网特同一批注册的资通电军账号，很恶心

当然了，凡事该就事论事，看看贪腐链中，谁获利最大。。。

战时要团结全党全民力量共同对外。打击坏分子是主要矛盾。对于政权的稳定性方面，干部受贿是次要的，是可以批评教育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