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教员为何能脱颖而出，看他身处逆境时的表现就明白了 -- 忘情

人们常说，历史选择了毛泽东。

这话没错。但是，在中共初期，教员无论年龄、资历还是职务，在党内都算不得突出。那么多留过洋的、被共产国际器重的中共早期领导人，最终不是昙花一现，就是过早凋零，或是经历过风风雨雨后最终对教员佩服得五体投地，甘愿从他的领导变成他的下属。

很多人觉得这是个谜团，有些人将此归结于教员的个人魅力。实际上，世上绝没有随随便便的成功。要看清楚一个人真正的品质，只要看看他身处逆境时是啥样就知道了。

从1931年下半年起，随着临时中央成员陆续进入中央苏区，教员逐渐大权旁落。1932年，他失去了红1方面军总政委一职后，被彻底排斥在军事决策层之下，只剩“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个荣誉性质的职务。此后两年间，他不断被孤立、遭排挤、被打击。往昔的门庭若市变成了门前冷落鞍马稀。

要换别人，大概率会就此消沉下去，但教员却是个例外。他利用难得的清闲时光，发奋攻读马恩列斯的著作，认真地思考。他后来写《矛盾论》、《实践论》时的观点，就是在受排挤时期读书过程中形成的。除了这些枯燥的政治理论书籍，兴趣甚广的教员连《三国演义》这样的小说也没放过。他后来说，有人讥讽他不懂军事，只会拿本《三国演义》指挥作战。听到这话后，他还特意找来《三国演义》，好好地读了几遍，从这本凝聚了不少中国古代军事智慧的小说中汲取了不少营养。

如果你以为，教员在受排挤期间只是安心读书，“两耳不闻窗外事”，那就大错特错了。1965年8月5日，毛泽东回忆起这段经历时说“我的任务是吃饭、睡觉和拉屎。还好，我的脑袋没有被砍掉”，这只是激愤和反讽之言，实际上他还是在执行委员会主席位置上做了许多实事的。

根据地是红军生存的基础和根本所在。教员从事地方工作以后，在抓根据地建设方面是不遗余力的。1933年7月21日，在他的主持下，中央执行委员会作出《关于重新划分行政区域的决议》，强调：苏维埃政府“须尽量接近群众，为群众谋一切利益。因此，不论乡、区、县、省、区域都不应过大”。9月6日，教员在瑞金主持召开中央苏区南部十八县选举运动大会并作报告，系统阐述选举的原则和方法，充分体现了民主精神。11月中下旬，甩率领中央政府检查团先后到江西兴国县长冈乡、福建上杭县才溪乡这两个点进行实地调查，总结典型经验，以推动全局工作。随后写出了《兴国长冈乡的苏维埃工作》和《上杭才溪乡的苏维埃工作》两篇调查报告，并作为“乡苏工作的模范”材料印发给第二次全苏大会。在第二次全苏大会上，教员对苏维埃政权建设的经验作了详细的总结。1934年4月，他在充分调研、掌握了大量第一手材料的基础上，写出《乡苏怎样工作》一文，强调要废除一切强迫命令的方法。他指出，只有决定，没有检查，是官僚主义的领导它同强迫命令主义是一样有害的。

在当年那个环境下，重军事工作，轻经济工作，一切不作长远打算，是“左”倾路线执行者的通病。1933年6月25日至7月1日，教员在叶坪召开八县贫困团代表会，作《查田运动的群众工作》的报告。他强调对划分阶级要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严格区分中农和富农、富农和地主。他指出：联合中农是土地革命中最中心的策略。中农的向背，关系土地革命的成败。10月间，临时中央政府批准并公布毛泽东所写的《怎样分析农村阶级》和他主持制定的《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使在查田运动中错划的阶级成分基本上得到纠正。为了广泛动员群众开展较大规模的经济建设，中央政府先后召开南部十柒县经济建设大会和北部十一县经济建设大会，在这种苏区的历史上是空前的。教员亲自领导大会的召开，并尖锐批评声称战争忙“没有闲功夫去做经济建设工作”、要等战争胜利了“才能进行经济建设”等错误认识，强调“要使人民经济一天一天发展起来，大大改良群众生活，大大增加我们的财政收入，把革命战争和经济建设的物质基础确切地建立起来”。这两次大会的召开为苏区经济建设吹响了号角。中央苏区出现了蓬蓬勃勃的群众性生产建设热潮。1933年，中央苏区农业生产平均增产一成半，红军给养有了保证。1934年，中央红军在第5次反“围剿”中节节失利，苏区面积急剧缩小，大多数青壮年在一轮又一轮扩红运动中入伍，农业生产劳力严重不足的情况下，红军的给养供应却没出现大的问题。这其中，教员可谓功不可没。

当然，在地方工作期间，教员对中央苏区军事斗争形势的关注，一天也没削弱过。在明知道自己不受临时中央待见，说话毫无分量的情况下，他仍本着对党、对人民、对红军高度负责的精神，对第5次反“围剿”斗争方略提出了许多自己的意见和建议，供临时中央参考。不出意外，这些正确的意见没有一条被采纳。但教员却毫不灰心。1934年9月20日，教员还向中央“三人团”通报了于都地区的敌情和地形，给“三人团”作决策参考。

长征初期，教员在行军途中与许多党和军队的高级干部交流过对中央红军前途命运的看法。他只批判“左”倾冒险主义军事路线的同时，却绝口不提政治路线的问题。如此高明的斗争技巧，为他赢得了广泛的支持，为召开遵义会议重返红军最高决策层奠定了民意基础。

看看教员身处逆境时的所作所为，你就会明白， “历史选择了毛泽东”是必然结果。

教员在1934年坐冷板凳被迫“养病”，写下的诗句是“踏遍青山人未老，风景这边独好”、“战士指看南粤，更加郁郁葱葱”。相比之下，辛弃疾坐冷板凳时写的诗句是“把吴钩看了，栏杆拍遍，无人会，登临意”。辛弃疾完全不是什么酸腐文人，但跟教员两相一对比，高下立判。教员批评柳亚子“牢骚太盛防肠断”，是完全有资格的。

最近在看电视剧《寻路》，才看到顾顺章叛变这几集，还差几集没看完。里面对上海中央、苏区前委以及共产国际之间的路线之争，从1927年到1931年这条线，算是都讲了，可以当做科普。

所以大概这是他能够成功的原因，可以认为，他对全国都有了了解。

严重怀疑他（带领红军）到陕北都是有计划的。周总也有思路，可能是靠近苏联，心理安稳。

但是也赞成你说的，去陕北是有计划的。特别是在四川经历几次反复之后。

大家都知道了，所以极难也没有必要实现。

我个人的历史分析研究，毛主席是既考虑了周总他们的需求，又考虑了红军本身你的能力和实力，当然，毫无疑问的，当时的毛主席已经对敌人有了极为精确的把握，包括那些暂时看不出来的动作，比如轻重缓急，军阀矛盾等等等。

所以，周总虽然不知道是啥，也可能知道一些，但是就是看着高超，在建国之后还是承认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林彪也是知道一点，认为没有必要绕圈子，跟随周总的脚步，林彪知道彭总懂不想兜圈子，所以要求彭老总上位，干脆点，别墨迹。但是毛主席认为必须尊重组织体系和亲苏派，到了陕北也会有用。

所谓毛主席看了报纸去陕北，应该是大家都终于确认、一致了这个目标。这个报纸内容是帮助大家坚定决心的。之所以不具体说这事，搞传奇说法，其实大概率还是隐藏毛主席的优秀。

毛主席的厉害是在四渡赤水带着大家兜圈子，这是知己知彼，考虑了内外的因素的极为高超的政治做法。林彪则是比较稚嫩，当然，他也是因为部队损失太大，愤怒了的做法。他也知道因为部队损失太大，彭老总也愤怒。所以试图忽悠彭老总，彭老总没上当。

说实话，周总的棺材行军、打仗做法，而且不惜代价，实在是太一言难尽。无论是长征，还是胡宗南进攻延安，都有放水意图的，但是，这种放水不是无原则的，否则不能维持红军兵力，也就是说，维持在一个少数作为借口，这个少数是可多可少的，也就是容易掌控，而毛主席的切合点就是极为精确的把握使得自己维持在一个高位，或者说尽量最大限度的保存有生力量以使得中共红军保持国家内部的话语权。

而在延安保卫战中，这种由于巨大的兵力对比，导致的风险更大，因为有人说胡宗南放水，所以毛主席危险不大，这当然是错误的。

毛主席在陕北兜圈子，危险是很大的，否则随便一个冲击，这几百人就完犊子了，虽然有人民的精确情报，但是也不是那么容易摆脱危险的。之所以说不危险是为了说毛主席军事能力不行呗。

既有主心骨，也懂得合适的妥协，让步不多不少。林彪，四人帮这些主席身边的人，类似颜回。

很钦佩你对那个时代知道这么多。

三纵、四纵一直坚持在南满，不然哪来的四保临江呢？

好吧，实际上我军确实没有优势。

抚顺会议后，确实讨论过放弃南满的问题，因为东北局没几个人感到朝鲜帮助的重要性，直到领导下达了指示，我军开始耍赖，把伤病员放到朝鲜，实在困难，整支部队就去朝鲜。

各种物资也经过朝鲜转运，而国民党则完全不敢得罪朝鲜。

十分有利，也借助了大连作为援助基地。

胡乔木的意思是重庆表演谈判时期，大家乐观的方向是和国民党蒋介石共治中国。

毛主席则不同。虽然那段时间我方很困难，但是他并不沮丧。

毛主席的遗憾是关门之势没有形成，不过，总之他都在计划这些。

这段时间的操作并不像中国历史说的那么轻松，抗日后我们就摧拉枯朽了，这是中国革命史教科书给大家的感觉，实际上由于周的战略错误确实导致经过了难过时期，是毛主席在东北的正确策略也同样扭转了态势，进而导致全国向好的。

对自己和自己所依靠的力量绝对自信，从而能够以我为本。

在逆境中，尽最大努力保持正确的方向，如果连方向都保持不了，就重新来过。

在不利的情况下，不主动谈判。

重庆谈判，主席应该是以胜利者的姿态去的，因为他的部队从36年的3万，发展到了46年的130万，这个发展速度远大于蒋军的速度，更何况全党全军已经完全拧成了一股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