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为什么在国外支持巴勒斯坦的华人要有多远躲多远 -- forger
甚至占公司百分之十
大学和科技公司里尤其多，干活主力除了老中就是伊朗人，难不成指望老印
偶尔有还算正常的，不跟不熟悉的人提伊朗革命宗教控制之类，这种人在伊朗移民里是少数。大部分伊朗人不需要什么引子，会跟陌生人很激动地讲自己能移民到北美多么幸运云云。很多年前我在国内外企时有个年纪稍大的女同事，第一次去新加坡出差，在飞机上跟外国旅客大讲自由民主之类，把一起出差的其它几个同事恶心的不得了。
人有政治信仰自由，但是每个人的形象是靠自己建立起来的。伊朗之外，东欧国家里偶尔也能碰上这类人，我估计海外华人的朋友圈里东欧移民也是很少的
也就是说，掌握基金会的人，可以通过经济胁迫要求被捐助对象，在政治/观点上与其保持一致，而且要你发声的时候必须发声，沉默都是罪。
这是典型的黑社会性质组织，打黑除恶的对象。
所以美国不喜欢中国的社会制度，因为中国的制度，是防止黑社会掌握政治权力。
抗联弱小，没有攻坚能力。如果抗联有大炮，攻打日本据点，一炮下去打死日本文职人员咋办？打死日本拓殖团咋办？你觉得抗联战士是这样思考问题的吗？
还是攻城的时候哎呀，城里还有一个同胞，所以坚决不能开炮？
国民党反动派才是这样子的，好不容易组织轰炸机到日本，不丢炸弹丢传单，以示仁德，等待国联调解。美其名为文明对抗野蛮。
哈马斯的攻击有错误有缺点，但是反抗侵略完全是正义的。不幸遇害的同胞，责任在以色列，不在哈马斯。正如同将来武统，被炮火打死的台湾人，责任在台独，不在解放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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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0 月，李兆麟将军来到活动在讷河地区的抗联第三路军军第十二支队，直接领导并指挥这支部队，部署准备袭击讷河地区的日伪军。
10月4日，在李兆麟来到讷河的路上，看到在讷南镇驻有大批的日本开拓团。这个开拓团是驻讷河日伪军的粮食补给站。讷南一带十几个村屯老百姓的土地被开拓团霸占，并剥削百姓为他们种植水稻和土豆，在讷南镇关家窝棚屯修建了集团部落，把老百姓统一集中起来进行管理，四周砌上围墙，并挖了很深的壕沟，只留有一个出入口，每天老百姓下地干农活有开拓团团员持枪压着，只要有一点反抗就惨遭杀害。开拓团团员好多都是关东军退役的士兵，虽然年龄有点大，但是战斗力不容小觑。当李兆麟到达二十团驻地察拉巴其山后，立刻组织干部开会，决定袭击了日本开拓团，解救集团部落里面的老百姓，并能补充粮食给养。
经过研究，决定10月8日在开拓团秋收时候进攻，一举端掉开拓团总部并截粮夺马。
8日下午，我抗联战士一行200多人分成两组，一组由李兆麟带领，攻打开拓团团部所在地讷南镇，另一组由十二支队队长戴洪滨带领袭击运粮车队，夺取粮食和马匹。
分工明确后，李兆麟带领一行100多名战士，经过急行军，接近晚间时分悄悄的摸到了讷南镇的东头。当时讷南镇人口不是很多，一条街从东望到西，开拓团团部紧挨着伪警察署东侧。为了不打草惊蛇，李兆麟决定分出一部分兵力大约40人进攻伪警察署，另外60人进攻开拓团团部。以伪警察署的枪声为进攻号令，分配好进攻任务后，大家迅速进入战斗位置。
当进攻开拓团总部的战士听到这边的枪响，立刻也开始了进攻，首先用手榴弹炸开开拓团总部的大门，开拓团里面的团员听到爆炸声，立刻组织团员还击，我抗联战士猛烈回击，击毙大部分开拓团团员。剩余一部分开拓团团员仗着围墙坚固负隅顽抗，我抗联战士久攻不下，决定用火攻。一部分抗联战士拿着捆成捆的茅草沾着开拓团院内的煤油，扔向开拓团内院，随即熊熊大火燃烧起来，里面剩余的开拓团团员受不了大火的烧烤纷纷往外冲，冲到门口的开拓团队员都被我抗联战士用枪点了名。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战斗，解决了开拓团内的全部队员。
另一路由戴洪滨带领的抗联战士100多人，隐蔽在开拓团秋收往讷南拉粮食的路边壕沟边，晚上6点，大约70多挂拉着水稻的大车从路上向讷南方向行进，戴洪滨决定先解决首尾的马车，迅速调节好战斗队形，等到运粮的队伍来到隐藏的壕沟边，一声令下，战士们一跃而起，每个马车前面都有一到两名战士，抢马的抢马，掩护的掩护，当后面押车队的开拓团队员看到有人截粮，马上开枪射击，我抗联战士迅速还击，顷刻间就把开拓团队员都被送回了老家
这次袭击讷南开拓团和伪警察署的战斗，击毙开拓团团员80多名。共缴获机枪2挺，步枪100多支，子弹5000多发，日军军用手雷2箱，100多匹马，粮食4大车，棉衣和被服若干套。将部队由步兵改为骑兵，便于部队灵活地在平原上开展游击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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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日本的“试点移民”，在日俄战争结束之后，便开始作起了部署。
1906年，日本设立“南满铁道株式会社”、“关东都督府”。
在当时，日本陆军大将儿玉源太郎就说过：“若将很多日本人移民到中国东北地区，那么东北自然而然就会成为日本的强大势力范围。”
1932年1月，石黑忠笃（农林次官）、加藤完治（日本国民高等学校校长）、宗光彦（满洲公主岭农业实验所所长）三人经过谋划，向日本拓务省提出了《满蒙移殖民事业计划书》。
这三人主张，以在乡军人（退伍军人）为主体，于全日本范围招募移民。
在日本《满洲特别移民之真相》等资料中，也如此记载道：“让具有一定素质的在乡军人，站到执行国策的第一线，继承几十年来崇高的牺牲者及前辈们努力的成果，成为我大和民族向大陆发展的先驱和帝国的基石，这是最合适不过的。”
1932年8月，日本第63届临时议会通过决议，决定向中国东北武装移民。
为了给日本移民打气，关东军在当年的11月末至12月初，于长春举行了“第一次移民会议”。
会上，西尾寿造（关东军参谋长）特意强调：“向中国东北移民，就是国策之意义。
1935年5月，日本拓务省制定《关于满洲农业移民根本方案》。
方案决定，自1936年起，日本将在未来15年内向中国东北移民10万户。
1935年10月，小日本在国内成立了“满洲移民协会”。
1935年12月，小日本在伪满成立了“满洲拓殖株式会社”。
小日本的种种操作，只有一个终极目的：彻底侵略中国。
小日本认为，增强日本自身实力，是刻不容缓的第一目标。
势力之培植，首在人口之增殖。
人口之增殖，就必须移殖由日本精神培育出来的日本人。
只要日本移民在中国东北站稳了脚跟，一窝一窝地生下来，不出多久，他们就可占据人口优势。
改变中国东北的民族构成之后，从而实现文化、风俗、精神各方面的“同化东北”，进而“同化中国”，真是打的一手好算盘。
因此，经过最初的“试点移民”与“武装移民”，小日本进入了移民的第三阶段，即“国策移民”。
名为移民，实为侵略。
这铁一样的事实，谁来洗地都没用，强盗就是强盗。
1936年4月，关东军召集了陆军省、拓务省、伪满政府、满洲移民协会等机构，召开了“第二次移民会议”，通过了《满洲农业移民百万户移住计划案》等。
1936年8月，小日本正式将“二十年移民百万户计划”列入“七大国策”，并要求伪满政府也将这一计划列入“国策”。
为了掩耳盗铃，小日本将“移民团”改称为“开拓团”。
1937年8月，治安部参谋司调查科形成《从治安上看日本农业移民》，其中明确说出了日本所谓“开拓”的本质。
在“开发产业”、“救济日本农村”、“启蒙开化中国愚民”、“建立五族协和理想国家”等借口背后，这些名为“开拓团”的唯一存在意义，就是成为日本作战的辅助机关。
这特么不叫侵略，什么叫侵略？
以“维持治安”为借口，小日本将所有的移民地都称为“危险区”，赶走当地的中国农民。
截至1943年，小日本逼迁中国东北农户40771户。
截至1945年，小日本通过各种手段，强占土地多达3.9亿亩。
无数的中国农民遭受压迫，或是背井离乡，或是被逼着给“开拓团”出卖廉价劳动力。
1939年，“千振村”移民点有日本开拓团348户1160人，而被迫充当他们的佃户、雇工的中国农民，就有4379户25548人。
1941年，小日本掠夺土地之后，又以“维持治安”为名，将珠河县的600多户中国农民赶到鹤岗，让他们到煤矿厂充当苦工，使得许多人葬身矿井。
这不是残酷是什么？这不叫迫害叫什么？
当然，也有许多人说，“开拓团”成员不完全是侵华日军，他们之中也有贫苦的农民，也算是战争的牺牲品。
这个观点，看似客观，实则扯淡。
不披上小日本的军服，就不算侵略者了？
“开拓团”成员在移民中国之前，有一部分是贫苦农民，没错。
可是他们到了中国之后，就跟“贫苦”二字完全不挂钩了。
他们分到的，是大量的优质土地，并且以十倍于己的中国人作为佃户、雇工。
人在国外，如果违反政治正确，怎么呆得下去。所以，我一定程度理解F大师。
但我还是给他投草了，因为做人还是要有起码的三观，喜欢美国还是喜欢中国，那是他的自由选择，但以色列的纳粹反人类罪行，怎么都该批判的。古时成吉思汗还不屠没有车轮高的小孩呢，以色列却干得与日军一模一样。
朋友，有波兰的、乌克兰的，也有俄罗斯人，都是苏联解体后移民美国的。
虽然你是AI，但是你是谁的AI，决定了你是不是AI这个终极问题。
我这话说的够不够哲学，够不够尼采，够不够高科技😂
人家每个人认为自己都是孙中山，没能打回去只是自己太怂，不是不想。
当年我公司伊朗哥们来中国出差，必须顿顿酒，往死了喝。当年我刚开始还陪着，后来一想还是命要紧。而且来者不拒，红的白的啤的转圈来。 一行人中其他中东国家的也有不少，也喝一点，但是明显没有这么大的瘾。 纯属叛逆心理。
伊朗为啥不看好它，因为它教育搞的好。你这样子就别搞教育。大家一起愚着。教育搞的越好，自己敌人越多。
这事是有历史资料记载的，不是瞎说。
当时并屯时期，也是有目的的压榨中国人，为开拓团开疆，日本人占的都是好地。
这也是当年抗战胜利后，中国人对苏军搞死日本人不特别在乎的根源，后来又善心大发收留了一堆日本人尤其是开拓团子弟和妇女。
这里面还有满洲汉人为日本人被干死号丧，也是很离奇，可能他们确实受到日本人殖民，斯德哥尔摩甚至亲日（汉奸、满奸）了吧。
通化事件（亦称二·三事件），1946年2月3日，安东省通化（今属吉林）万余旧日本军人在国民党策动下进行武装暴动。由于东北民主联军事先掌握情报，控制了内应分子，端除了国民党暴动指挥部，以1000余人的有生力量粉碎了敌人疯狂反扑，打死暴乱分子4000余人，其中日本人3000多人。
朝鲜义勇军（后来改编为李红光支队）五连在连长高应锡的率领下，在完成接应青少营安全转移后，又立即赴“红十字”医院抢救伤员。
医院的敌人已经提前行动了，他们在院长柴田大尉的指挥下，用手术刀、剪刀刺杀或动手掐等残暴的手段，杀死我正在酣睡的伤员150多人。高连长指挥三个排，从三面围攻反叛的100多名日本医务人员。经过艰苦激烈的战斗，最后击毙30余人、俘虏30余人，其余落荒而逃。待救出50多名伤员后，他们又火速增援专署大楼，行至转盘街时遇到敌人阻击，经过激战打退了敌人，与坚守专署的通化支队会师，一起歼灭了攻楼之敌。
在江南飞机场、公安局小黄楼和电报局大院的战斗也非常激烈。日本人铃木亨与飞行队队长小林组织了250余名暴徒，向朝鲜义勇军南满支队司令部和机场警卫部队猖狂进攻。支队副分队长卢昌炳和战士们打退了敌人两次进攻，这时，从集安头道崴子赶回的我增援部队到了，前后受到夹击的敌人被打得狼狈逃窜。公安局副局长李剑云把公安部队一个连分为四队去守卫其它要害部门，公安局只留下半个排防守，兵力特别薄弱，遭到内部敌人暗算和外部敌人的突然袭击，公安局失守。我炮校的炮兵中队奉命攻打占领公安局的顽敌。敌人十分顽固，负隅顽抗。炮兵连轰三炮，弹弹都穿壁爆炸，敌人这时才感到无望，爬下楼来投降。敌丰冈队长带着一伙暴乱分子，从后门攻进了电报局大院。守卫在楼里的王殿富班长待敌人靠近大楼时，下令开枪射击，打得敌人连滚带爬退到二道河里。丰冈又兵分两路，向前、后大门一齐进攻，敌众我寡，电报局一楼被敌人占领。正当敌人向二楼猛攻时，我援兵赶到，一鼓作气打垮了丰冈一伙暴徒。
大家决定按照日本人的习俗进行水葬。他们凿开浑江江面冰层，将一千多具日本人尸体扔进冰窟中。由于长期遭受日本人殖民压迫以及战争导致的贫穷，当地百姓对日本人恨之入骨，在投下水之前将大部分能用的衣服都扒光了。
80年代，常有日本访问团到通化旅游，他们请求到浑江参观。中方虽然答应了他们的请求，但考虑到中国的人民的情感，提出一个要求：“不准哭祭，看完就走。”他们大多会在江边捡一块石头回日本祭拜。
直到今天日本右翼组织仍然对该事件耿耿于怀，常常在媒体上发表诋毁我军的文章，甚至将之与南京大屠杀相提并论，企图混淆视听。
据日本人（包括果粉公知汉奸）所称，这一事件被称为“通化大虐杀事件”，据称约5万日本侨民和日本战俘在其中遇难，其中3万多人遭到中国军民的杀害。
而中国军方及大部分历史记载主要记载了镇压了约3000名日军暴乱分子。这两种描述之间存在明显的对立。
在那个战后混乱的时期，通化市陷入极度紧张的局势。对于中国军民来说，他们可能被迫采取严厉措施来维护秩序，尤其当他们面对来自日本侨民和战俘的不安定因素时。
虽然大多数日本侨民可能并未积极参与暴乱，但有些人可能加入了这场动乱。这使得区分无辜者和参与者变得更加复杂，而这种困境很可能导致了无辜者的伤亡。在这样的紧张环境下，不可避免地会有误伤和不幸的事件发生。
在日本的观念中，共产党军队对先祖们的复仇行为造成的损失和遭遇悲惨结局让他们感到十分悲痛，并一直心怀愧疚。
值得注意的是，1952年时，通化事件的生还者之一中山菊松在日本创办了“通化遗族会”，后续“通化遗族会”每年都会在2月3日在靖国神社举行“慰灵仪式”。这些举动表明日本人对通化事件的伤痛和记忆始终存在，并通过这样的方式来表达对遇难者的敬意和哀思。
此外，日本政府也采取了一定的补偿措施，颁布了“通化事件补偿金法”，为在通化事件中被击毙的日本关东军遗留的家人提供高额抚恤金。这些措施可能也反映了对当时事件的认知和回应。
对历史事件的态度和反省是复杂的，不同的国家和文化可能会以不同的角度看待和解释历史。
在事后的清剿过程中，我军也表现出了坚决果断的态度。由于叛乱日军战俘和日侨的顽固态度以及暗中对暴乱的支持，我军没有手软。
在搜捕过程中，一旦发现敌人有反抗迹象，他们采取了果断手段（哈哈哈哈），不容忍任何反抗，用果断行动震慑了剩余的日军战俘和国民党匪伪。
朝鲜义勇军支队更是表现出非常坚决的行动，将战后俘虏的3000多名日军战俘处决，展现了我军的无情和威严。
这样的做法不仅有效地维护了通化市的治安秩序，也为未来遏制了可能的不安定因素。
在通化暴乱中，我军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也从中吸取了深刻的经验教训。其中，对于接收通化时队伍里鱼龙混杂的情况，以及日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的顽固和狡诈，都让我军认识到了自身在处理敌人问题上存在的不足。
初入通化时，我军对接收人员过度仁慈，没有对日军战俘和国民党的匪伪宪特人员进行彻底的清查，导致了不少敌人混入我军队伍中。这种渗透性超出预期，成为叛乱爆发的一个重要因素。事后发现，市政府警卫排、县大队和专员公署等部门竟然有600多名敌人隐藏其中，其中不乏顽固派。这些隐藏的敌人在战斗最激烈的时候，甚至试图影响我军领导人蒋亚泉同志投降，这一点让我军深感震惊和痛惜。如果能够提前对日军战俘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精准打击，肃清渗透敌人，或许叛乱根本不会发生。
另一个值得反思的问题是，我军当时对日军战俘和国民党反动派的认知存在偏差。
我们过于乐观地认为，日军战俘是受害者，只要他们放下武器就应该受到人道主义待遇。
事实是日本军人大部分受到军国主义洗脑，不接受失败和投降，总想东山再起。国民党利用了这一点，相互勾结，企图以日军战俘作为炮灰来消灭我军指战员，并试图建立丧权辱国的中日共管政府。这种错判让我们忽略了对敌人的警惕性，使得一些留守的日军医护人员在缺乏监管的情况下，对我军伤病员进行了残忍的杀戮，造成了我军伤亡的重大损失。
通化支队司令部是我军在通化的最高军事指挥机关，被拘捕的大部分日本要犯都关押在此处，因此是敌人的重点攻击目标。疯狂的日俘挥舞着大棒和军刀，在寺田和三好少尉的率领下，兵分两路向我发起猛攻。我军英勇反击，多次打退日军暴乱分子，歼敌200余人。
此时朝鲜义勇军第1支队赶到了，他们先是协助警卫部队先后逮捕了在东北航校，东北炮校和东北坦克大队内的日籍内应分子200多人，控制住了差点被敌人夺取的4辆坦克、7架飞机和部分大炮，完全切断了敌人获得重武器的渠道。
随后朝鲜义勇军主力冲进通化，与暴乱的日俘展开了白刃格斗，在我军的前后夹击下，参加暴乱的日俘很快阵脚大乱，我军逐步掌握了主动权。
在郊外漫天的风雪中，方虎山正带着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在山里没日没夜地赶路。
“看见通化了！”听见先头部队站在山顶的喊声，方虎山紧赶了几步，来到队伍前头。
刚刚登上山顶，方虎山就迫不及待地向通化望去，眼前的景象让他的脸色变得异常凝重。
往日平静的通化城，此时城内四处都冒着火光和浓烟，即使在郊外，也能依稀看出城内的混乱局面。
“快！跟上！”
除了几句必要的催促，方虎山咬紧了牙关一言不发，面色青紫。
通化的鬼子，居然真的造反了！
城内的东北民主联军加起来也只有几百人，且还必须集中守备各个重要位置，唯一能用的机动兵力只有朝鲜义勇军的三个中队，敌我双方的力量极度悬殊。
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日军的背后突然响起枪声，通化城内唯一的机动部队朝鲜义勇军1营1连，在连长高应锡的率领下及时赶到。
方虎山很快率领朝鲜义勇军第一支队主力赶回了通化，开始在通化全城抓捕暴乱人员。
面对暴乱造成的一片狼藉，朝鲜战士们十分痛心，他们没想到的是，更可怕的还在后面。
当方虎山和战士们来到通化红十字医院时，看到了令人震惊的恐怖景象：整个医院已经成为一片血海，原本活生生的伤员们全部倒在血泊中，很多人就死在自己的病床上。
面对这样灭绝人性的暴行，东北民主联军的战士们杀红了眼。
在暴乱发生之后，民主联军在通化全城搜捕所有可疑的日军暴乱分子，街上凡是口令答不上来的直接一枪放倒；凡是躲在洞里或隐藏处的，二话不说手榴弹就进去问侯；凡是躲地窖里的统统堵死出口和通风口一律活埋。
接下来的两周之内，挨家挨户的搜捕行动继续进行。民主联军清楚日本人没有在门口挂对联的习惯，因此只要师不挂对联房子的统统破门而入，在天罗地网的搜捕之下，暴乱人员纷纷落网，那些选择逃跑的人则直接被乱枪打死。
关于最终到底日本人在此次事件中的伤亡各方说法不一，东北民主联军声称日本人的死伤大约在3000-4000左右，而日本有报纸号称日本人死伤近万。
可以确定的是，被俘虏的日军不会少于3000人。
一个通化老人们口口相传的故事：
据说，就在叛乱发生后的一个雪夜，方虎山率领的朝鲜义勇军把所有的日本俘虏通通压上通化城头。
衣着单薄的日本俘虏在寒风中瑟瑟发抖，但相比于寒冷，他们更害怕身后朝鲜义勇军枪上闪闪发亮的刺刀。
没有人知道城墙上发生了什么事，他们只听到了“扑通”、“扑通”地落水声，就像是有人掉下了通化城外的河里一般。
通化的老人们说，那声音，持续了一夜。
一批日寇被扒光衣服，押至城头。方虎山一声令下，行刑队员用刺刀一一了结，尸体随即被踢下城墙，坠入河中。河面上的厚冰裂开了许多窟窿，尸体便沉入其中。
日寇惊恐哀号，但方虎山毫不动容。夜幕降临，城头火把熊熊燃烧，行刑一直持续到第二天凌晨。
方虎山的决断让国际组织议论纷纷，他受到了谴责。
当然，于谦发自灵魂的质问那还是存在的:谁玩谁呀？
在【通县“屠杀”和通化“屠杀”】问题上，你和日本屁股不在一头。
但是在以色列和哈马斯的冲突上，中国公民有被哈马斯”误杀“、”误伤“的，也有被哈马斯绑架的，广大中国网民不愿意和自己同胞屁股坐到一头，反而要去下大棋，也是一个文化奇观。中国人这么掏心掏肺地爱哈马斯，可人家就连一个中国人质都不放。和三个学伴一样，中国人对穆斯林的爱总是那么无私和义无返顾。
是不是总有坐不住的那一天？只有时间才能回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