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下半场开踢 -- 方平
殊不知世间任何"事物",都是具备有其特定的属性!：
太祖的"人民民主"就是代表最广泛人民的利益！
而西方国家所奉行的”民主”就是代表着资本及利益集团利益的所谓“精英民主”！
最近最火热的媒体热点莫过于"萝莉岛"事件！
"萝莉岛"事件只不过是美国国内的盎撒势力和犹太势力之间，彼此利益失衡之下的一种必然现象！
之前我也说过，我其实就在拿你做观察，看看和我辩论的手下败将，什么时候会开始和你报团取暖。所以你发了这个神奇的帖子，我就在看，一开始没看到他的名字，既有点失望，又有点赞许。
结果你猜咋地？我刚才再一次观察你这帖子的时候，他的名字出现了！他终于也绷不住，和你这个“干屎橛”不离口的人混到一起了！
毕竟他这人心胸并不开阔，但凡能找到一个角度，必然要像半泽直树先生那样，“以牙还牙，加倍奉还”，而不是委屈巴巴地去找到你。
多亏你，给我这个良夜增添了一份大大的乐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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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我也不是对你没有回报。
我和你之间已经形成了一种特殊的关系。
我是那个穿风衣的、酷酷的主角；你是穿黑衬衫黑西装，在阴影中的邪魅反派。
我在不断伤着女孩子的心，你则一直跟在我身后，在她们脆弱的时候趁虚而入，将她们拖入堕落的深渊。
没有我，她们便还是健全的，根本不可能和你扯上关系。
怎么样，形象吧？快感谢我。
足球最核心的问题就是系统性的贪腐问题。
结果这位一点抵抗力都没有。
上任前一天就缴械投降了。
最基本的都做不到，什么境界，格局都是虚的。
，，，
碰上干屎橛我一向是用鞋底子踢的远远的。。。那个西安笨老虎不就是爱你这号干的货么，，，雌伏雌伏。。
哦，，，我老人家差点又破戒了。。傻崽傻崽，，，我得保持慈祥。。
兄弟我少不更事的时候，读到希贤说“宜粗不宜细”，觉得很有眼光，就不要去纠结过去的那些事情了，大家一起搞经济建设，挺好。当年我确实就是这么理解的。
后来兄弟大学毕业，去了山里劳改，实在是没什么娱乐活动，就看各种故纸堆里面的材料。看得多了，对“宜粗不宜细”又有了另一番认识。
大家屁股底下都不干净，就别再深究了。
旧账翻出来大家面子上都不好看，哈哈哈哈。
比喝酒更恶劣的事情海了去了，我只喝茅台，实在算不得什么要紧的事，还是照样“宜粗不宜细”吧
人啊。
身后有余忘缩手，眼前无路想回头。
与其怪李铁，不如怪自己。
李铁只是他用的人而已。君臣佐使，谁主“君”位？
你还是太善良，把那些贪官污吏想的太好了。
陈错就错在，他的随波逐流。他自己在电视上说：临上台前一夜，两个地方足协的人各送30万，他也就收了。
他一个混了一辈子体制的人，难道真的不明白，这种事，有了开头，难道还会有收尾？尤其是收钱、卖官，这些体制内最忌讳的事。
仅仅是在足协收钱卖官么？在上港就清廉正直？
随波逐流？他是足协一把手，随哪个波逐哪个流？只有别人随他波逐他流的份。
他错就错在不该趟足协这潭浑水。从2002年龚建平被判刑，直到2023年，这20年来，但凡稍微关注中国足球的，都知道足球这潭浑水有多脏了。
他陈戌源真的是
”极度自信也极度要脸，追求事业成功后的极度满足感，尤其是干成了其他人肯定干不成的事“。
风越大鱼越贵，水越脏鱼越多。不要小看了时代弄潮儿的胆魄和胃口。
陈的问题，是路径依赖赶上了时代变迁。
这个家伙良心早就坏了，还李铁拉他下水，他在上海肯定是贪，不查他以前罢了！
抱歉，确实有点错误，我再解释一下。
反腐问题底层逻辑牵涉到政商关系问题，进一步牵涉到经济发展底层逻辑，以及政权结构问题。政权结构又影响我们的财政改革。所以底层逻辑必须反复思考论证。当然去年底开始习主席的新经济路线开始表明我们的经济发展逻辑出现了新的希望。我们的经济路线从过去几十年相对混乱中开始逐步厘清走向有序光明的未来。
厘清了经济发展逻辑，那么我们的经济路线和经济结构也要做出改变。进一步就会修正政商关系。过去四十五年改革开放很大程度上引进了西方的各种事物。西方资本主义经济学深刻影响了我们的经济逻辑。这导致资本家与官员的关系出现了混乱。是资本家为主，还是国家为主。国家为主，那么资本家就是要听官员的话。官员在上，资本家在下。如果是资本家为主，那么官员就是服务资本家的高级家奴。在实践中，在分配上严重向资本家倾斜。但是在贡献上资本家并没有做出应有的贡献。贡献上是政上商下，在分配上是政下官上。这种扭曲导致了官员即对资本家不服气，又羡慕资本家的财富，这有容易造成腐败堕落。实践中，西方式政权各种大资本家兄弟会推选代言人竞选总统，组建政府统治社会的模式并不高明。特别是过去几年各种弊端暴露。相反以国家为主，国家主导经济发展，速度更快效果更好。这样的实践就表明过去扭曲的政商关系需要改革。没必要把资本家捧的这么高。
习主席去年的新经济政策就是高科技路线，对应的是旧路线是房地产金融路线。以高科技路线可以引出以科技为主的全新的科技经济学。最核心的底层逻辑就是科技是第一生产力。只要科技发展好了，经济发展自然就好。用科技创新把经济一切为二。有科技创新的资本家是有益的民族资产阶级。而没有科技创新的资本家就要管理压缩逐步淘汰。
新经济路线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科技创新。目前有两个半模式。一种是芯片战时期用的举国饱和式科研模式。在明确科研目标后，以整个国家为后盾，对所有路线都进行饱和式研发。只要一个方向成功即可得到全局性的成功。另一种是合肥模式。在科研目标不是特别明确时，国家转型成科创风险投资者，对于各种创新公司进行风险投资，只要创新成功的公司收入能覆盖所有风险投资支出就可以算作成功。最后半个可能算作是产业政策，即科研目标明确性处于模糊状态，从产业上说大方向明确，而小方向不明确。这样就可以用产业政策对科创公司进行补贴。成功案例是新能源汽车。
新经济路线另一部分就是数字经济。核心是对没有大量没有创新性的企业进行管理。这种经济本质上是信息化的鸟笼经济。国家为主体控制关键市场路径来强迫资本家听从安排压低利润，强制让利为社会服务。新数字经济进一步发展其实可以过渡到国家资本主义乃至社会主义初级阶级。而没有科创的资本家们将逐步压缩淘汰。
厘清新经济的逻辑和政策，那么我们就能把扭曲的政商关系扭转到正确位置。国为上资为下。有科技金刚钻的企业例如华为则是上宾，而没有金刚钻的企业要看他们是否听国家话，然后控制压缩逐步淘汰。在分配上也不会对资本家过度倾斜。倾斜的对象是科技人。科技硬度才真本事。官员们的心态也能平衡。
有了新的经济政策才能制定具体的上层建筑即政权的结构。这里要说一下，基本盘就是在逆境中依旧能执行中央命令的干部群体。基本盘与阶级基础是不一样的。基本盘讲究的是通过各种考验能证明其绝对的忠诚，而阶级基础讲究的是动员政策符合阶级利益。在一共时代基本盘是三万红军战士。所谓“红不下校抗不过将”。我们的中高级干部们都是经过长征久经考验的共产主义者。而我们的阶级基层则是在土地革命中能获利的与中央一条心的工农阶级。
由于过去四十五年经济政策的模糊混乱，中央的基本盘是不清晰的。中高级干部的升迁都是依靠上级的选票。他们是否真信共产主义是否真的忠于中央为人民服务为国家服务都是要打问号的。现在我们面对财政改革就必须厘清我们的基本盘，保证中高级干部绝对忠于党忠于人民忠于国家。这样我们的财政改革才能进行的下去。
如何保证忠诚，我们不能搞资本主义兄弟会式的爱泼斯坦投名状。我们还是要从意识形态，国家军事贡献和科技贡献三方面来保证忠诚。
老实说现在中国的干部体制更接近九品中正制。上层官员的选票决定了下层官员的升迁。这种选票即不看中信仰，又没有过硬的贡献标准。相对突出的弊端是容易导致卖官。唯gdp导致地方债务高企，扭曲了政绩观。所以非改不可。
我本人当然希望，纪监委把上港相关的人与事也查清。
我相信这是绝大多数人的想法。
上海市人大主任查得，上海市国资委主任查得，甚至上海的比上港更牛的国企董事长可以被抓、总经理可以自杀——上港有什么查不得。
都是上层的事情啊。
还是得规整一下思路。
“工资基本不动”。工资和供给又不矛盾，两手抓，两手都要硬——我全要！😁
薄做的打黑反腐，改造社会，还是有向群众进行宣传并在一定程度上有发动群众的成分在。现在的反腐，还是比较类似小蒋上海打老虎那种，跟群众的关系不怎么大。
密切联系群众，在反腐这种事情里面，毫无体现。不知道反的是哪门子腐败，跟历史上的青天大老爷类似吧。
当时还是十多年前 上港集团和陈戌源甚至连俱乐部足球都没参与（故而当时还是上海东亚俱乐部 与上港毫无瓜葛）之时 只不过那些举报看来在那时对其并无多少影响 他后续继续长期执掌上港集团这个大国企 并逐步开始掺和足球 一路当到了足协主席 直至此次倒台进去 如果他从头到尾就没沾过足球这摊事 会否能够一路太平做到退休？也是未知之事了
其实这次足坛反腐进去的衮衮诸公里 有位和陈戌源有点类似的魔都出来的干部——原足协副主席、中超公司董事长李毓毅 如果说陈十多年前只是作为上港集团高层被举报 当时未受影响的话 李毓毅这位两鱼的小弟 之前更早的时候就因为两鱼倒台而受波及 被保留正厅级别一度贬去闲职 但兜兜转转 最后好歹还是做回正厅实职（魔都体育局局长） 并在2014年太平退休 看似已经无碍
结果到了2015年 李毓毅就又“出山” 出任了“国务院足球改革发展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常务副主任”，并当选足协副主席 之后又出任过中超公司董事长 具体掺和足球事务数年 直至去年也在足坛反腐风暴里被抓
当年连两鱼案 李也算躲了过去（该案魔都厅局级官员进去一堆 但作为两鱼小弟的李也只是被贬去闲职 甚至连级别都没降） 都一度太平退休了 最后依然栽在足球这事上 只能说足球这水 确实够深🤔
PS：包括李毓毅在内 从首任中超公司董事长南勇 到此次足坛反腐风暴开启时在任的第六任董事长刘军 6个人悉数都进去了 真正的“整整齐齐” 比南棒总统的入狱率都高 如果说足坛水深 该职位则是直接“有毒”了 😅
您说
这些事情有什么"荒诞离奇"! 这只是信仰，价值观，道德被摧毁
这是信仰，价值观，道德观被“两猫论” 给摧毁之后，社会所呈现的一些必然现象!
但我认为不能如此简单地给出一个结论，因为二共的开始是畸形托生于一共之腹中的，而二共的终结也是畸形早死于三共之手的。
我昨天和真离兄谈到《乡村与革命》，它
以二十世纪两次世界大战中诞生的中俄革命及其对世界格局的大转变为背景，试图探索第三世界——传统的乡村社会占据主导的国家和地区在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时代，如何通过革命和社会主义的方式寻求现代化发展的历史，这一波澜壮阔的过程中各种曲折、危机与牺牲究竟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发生？第三世界人民的工业化、现代化道路，以及在这个意义上的现代性问题，正是二十世纪以来人类最现实的挑战。苏联和中国代表着两条二十世纪最重要的社会主义道路，其成败得失既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实践的宝贵经验，也是人类发展的重要探索，而农业现代化发展的道路是其中具有决定性的维度。
在1989年春夏之交的那次政治风波之后，一共在统治地位上彻底身死魂灭，中国也从“后毛泽东时代”转入了“后天安门时代”，革命则被叙述为失败的现代化故事，要为一共甚至中国被耽误和打断的现代化过程负责。毛主席所领导的一共时期被西方自由主义者视为“东方封建专制主义”和“亚细亚专制主义”的回潮——这是西方对一共时期建立在传统农业水利基础上国家与社会的概述，是共产国际运动中围绕中苏的无产阶级革命的论辩焦点，也是1980年代所谓“新启蒙”自我确认的起点。曾经的“革命史范式”被所谓的“现代化范式”所取代，不只是在文学界、史学界，而是在整个“后天安门时代”知识生产上的转向，也决定了中国在以改开为政治正确的二共时期的主导议题和框架。
阿里夫·德里克（Arif Dirlik 1940—2017）1995年在香港发表的《革命之后的史学——中国近代史研究中的当代危机》中曾受到尖锐批判，“革命的诸种动因已纷纷受到质疑，它的历史中心地位岌岌可危，因此围绕它而构成的那些历史问题也就十分可疑了。换句话说，当前范式危机的根本是历史研究丧失了中心，而这又与革命在近代中国史上的中心地位被否定密切相关”。现代化范式的倡导者认为，革命不仅打断了中国现代化的进程，还强化了其前现代的状态，而谁要想试图论证一个与现代化范式不吻合的观点，简直就必定要被指控为“左的毛主义的倾向”。
德里克对中国革命和社会主义写下讣告：中国特色意味着中国式资本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中国模式’，只不过是现代化范式的一个本土版本，虽然一再强调自主性，但它一直在跟随美国的脚步，而后者并没有光明的前途可言。”在这个意义上，革命已经被吸纳到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内部——从西方的视角完成了（终结了）二元对立，并为西方左翼对当代中国的批判铺平了道路。在他看来，这就是为什么九十年代之后，“全球化”成为全球资本主义“现代性”的开启：因为中国背叛了革命。在此基础上，他针对资本主义全球化和后殖民主义理论的深刻批判，体现了一位西方马克思主义所能够达到的深度，同时也是限度——西方中心主义的限度，他取消了中国从理论到实践上挑战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可能性。事实上，这样的东西方“社会主义”视角之间的冲突，从二十世纪初就以理论论辩和路线斗争的方式贯穿中俄革命的全过程，这正是本书试图努力重新检讨的历史。
以德里克晚年关于台湾问题的论述为例。既然中国是美国的拥趸，是一种霸权与另一种霸权的关系，那么身处中美之间该做什么样的选择？他的台湾演讲集《殖民之后？台湾困境、“中国”霸权与全球化》[4]中，论述的台湾历史既没有长达三十八年戒严体制下反革命的白色恐怖，也没有美国第五舰队进入台湾海峡的冷战历史，对台湾依附美国的显著现实不置一词，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却成为全球霸权和殖民主义的代表——把中国的崛起归结为改革开放后资本主义的成就，这不是肯定，而是否定了中国革命。
在这样的视野中，二共时期的中国社会主义革命只余一共遗留的政治遗产，在现实中名存实亡。现代化对中国革命的取代，使得资本主义在全球趋于稳定，而中国加入WTO使得全球资本主义获得新发展，资本主义全球化成为事实（即“世界需要中国”）。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作为全球化的现代化与革命成为二元对立，而与此相对应的还有民主与威权、自由与专制、国家与社会等一系列二元对立——这些对立既是中国在“后天安门时代”尤其是“九二南巡”之后的现实政治博弈的历史投影，也是1991年苏联解体之后的世界政治投影，它隐匿在“全球化”和“现代性”的理论深处。今天这个世界依然被禁锢在一系列二元对立的认知藩篱中。
但二共时期，也有对因为中国“九十年代”的反思而诞生的中国“新左派”。标志性事件就是旺晖在1994年写的、在1997年发表的《当代中国的思想状况与现代性问题》的文章，被视为“新左派”诞生的宣言。
在此文中，汪晖强调中国的社会主义历史实践是中国现代性的特殊形态，社会主义运动以现代化为目标，包含了完全不同的价值取向，强调区分中国语境中的现代化与西方语境中现代化理论中“现代性”概念的区别，批判了把对中国社会主义的反思放在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的“新启蒙思潮”，认为是回避了中国社会主义在国家体制、政党政治与工业化过程中的困境其实是整个世界“现代性危机”的一部分。这一理路也体现在他之后一系列关于“反现代性的现代性”的论述中，即从“现代性”中拯救中国的社会主义。
九八大下岗、三农问题背后的城乡差距、东南沿海和西北内陆发展的区域分化、如富士康N连跳和“刷牙死”等社会群体性事件不断涌现、贪污腐败现象不断加剧……这些都成为是中国加入WTO之后的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即“中国需要世界”），这个意义上的“发展主义”遭到了国内外左派的批判。新自由主义者和新左派关于中国道路的激辩就发生在此背景之下，17大前后几年在思想界上这两派的争论也非常激烈。
在2012年《南方周末》题为《像一束光簇拥另一束光》的新年致辞中这样写道，“思想的光芒正在重生。从曾经的枯竭僵化走向人性复苏，从新左派与自由派之争到2011年的宪政辩论。从哪里来？到哪里去？应该且能够做什么？一百七十年来，中国社会从未像现在这样，认清自己的路向。”
其实，中国“特殊情况”并不体现为外在于“意识形态的全球化”，恰恰相反，中国内部的意识形态场域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折射。无论左右，当这一场域被西方自由主义学者和政客标签为刻板的“专制主义”，并与所谓的“自由民主”形成善良与邪恶、光明与黑暗二元对立的叙述时，这一结果正是全球意识形态斗争的现实图景。而打破这一图景的唯一方法，就是“回到1978”以重新选择——重新找回一共时期甚至以十月革命为节点的中苏革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全球史意义，从而打破这一系列二元对立，才有可能清理并继续社会主义革命的历史经验和实践过程。
在萨克斯对中国改革成功经验的比较中，列为第一条就是中国没有前苏联和东欧经济体那样的大量外债。中国道路的核心是独立自主和改革开放，前者解决的是主权条件下工业化发展的原始积累问题，后者解决的是对外贸易被遏制与制裁的问题，这是“中国式现代化”的秘密。独立自主是现代化的前提，新中国用前四十年艰苦卓绝的努力完成了第一个任务——苏联社会主义以156项工业项目为代表的十年援助帮助了工业化的突破，而1958年苏联终止援助前后，新中国（1959-1961年）也付出了加速工业化“大跃进”带来大饥荒的惨痛代价（这一大饥荒同样需要放在第三世界工业化的背景下重新阐述），但毛泽东时代艰苦奋斗、奋发图强，建立起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是不争的事实。今天，中国通过四十年改革开放的内外博弈，开启通过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走向世界的诉求，正面临新的围追堵截。帝国主义的“制裁”如期而至，并迫使中国启动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这是毛泽东时代和邓小平时代的叠印，也是两个时代未竟之业的叠加，是历史的螺旋正在寻找上升的势力，这其中“发展的主动权”是重要考量。这一“主动权”能否获得，是“中国式现代化”能否持续的关键，其中“城乡融合发展”与“粮食安全”是关键。面临世界范围内帝国主义重新集结的千钧压力，中国会解体吗？站在不同的位置，会有不同的答案。但无论成功还是失败，十四亿人口的“中国式现代化”都会是改变世界历史的大事。
其实，全球南方就是新的世界体系下的“三农”问题。1848年《共产党宣言》中描述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逻辑，就是19世纪以来英美帝国主义全球霸权的扩张过程。21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与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克这一逻辑，将决定包括中国在内的全球南方的共同命运。
这意味着需要重启不结盟运动和万隆会议的精神，寻求新的不结盟运动与社会主义的共识，也必须重新在理论上阐释苏联和中国一个世纪以来工业化发展过程中所有的成败得失，以之反抗全球南方买办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结盟，这样才有可能为全球南方21世纪国际“经济新秩序”与“信息与传播新秩序”提供真正的借鉴。这也正是为什么“工农联盟”——这一列宁主义的遗产，作为前苏联和中国这样的社会主义后发工业国宪法的核心，它需要解决的正是工业化过程中“社会主义原始积累”与农业现代化的危机问题。
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是农民问题，农业与工业化发展的关系就是工农联盟。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或者说解决第三世界工业化和现代化发展中的“三农”问题，这是中苏革命的沉重历史所展示的探索与经验。所有对工农联盟的偏离都是警示，都需要警示，它表现为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以及克服这些危机的过程。这是中国在长时段发展中左右摇摆的中轴线，也是观察改开后身处变局之中的中国政治改革的风向标。
有人说改开之后中国两头在外的世界市场导向的工业化发展拉动了沿海地区经济高速发展。但他们不会说也是与此同时，城乡差距和东西差距持续拉大，社会危机层出不穷，特别体现为“三农”危机，而“三农”危机在少数民族地区往往就会表现为所谓的“独立”问题——所以，我在之前的帖子就说2007年的17大正式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把“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都归入其中，“科学发展观”写入党章，成为和“毛泽东思想”一脉相承的理论体系，实际上是从理论上策应了二共后期的思想争论和道路抉择——“中国，将向何处去？”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工农联盟究竟能不能成为真正的“四个现代化”起飞的基础？这其中，工人、农民的前途与命运是关键。
从中国的国家政策视角看，1982----1986年连续五年发布以农业、农村和农民为主题的中央一号文件，在推行十五年土地承包期的同时，取消了执行三十年的农副产品统购派购的制度，从而结束了以农业汲取为前提的工农联动、重工业导向的经济格局。但2001年后中国加入WTO是以农产品贸易的巨大让步为代价的，小农大规模破产的局面事实上已经无法避免。这正是为什么
2003年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中共中央关于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确立“科学发展观”，即“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要按照“统筹城乡发展、统筹区域发展、统筹经济社会发展、统筹人与自然和谐发展、统筹国内发展和对外开放”
的原因。
2007年的17大确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背后是改开之后的二共面临的的三农问题、城乡差距、区域分化、社会群体性事件频发、生态环境恶化、贫富差距不断扩大等一系列严重的社会政治危机。这些社会政治危机不能甩锅给“后人的智慧”去克服，而必须回到当下中国的政治去担当、去解决。
从1987年中断后，在胡中宗继位后的2004年开始，三农问题（再次）连续二十年成为中央一号文件，重新体现了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重中之重”的地位。其中，以江西丰城事件为导火索而最终在2005年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了废止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税条例的决定，到2006年中国九亿农民告别农业税更是一个重要的历史界标。从免除农业税到提高农民收入再到加强农村基础设施和水利建设，再到持续加大对三农资本总投入的总量，甚至再到大力呼吁甚至重庆武警“暴力”解决农民工欠薪问题，可以看出二共后期对“三农”问题的真正重视，但这些“真正重视”并没有真正扭转二共的政治危机。因为危机经过三十年的改开已经日趋严重化，最终成为朝野上下的一致共识，但解决的路径却关涉“道路斗争”，所以17大所提出的问题就是“中国，将向何处去”。也许，这是这个党最后一次提出这样的问题了，毕竟可供选择的机会错过就不会再有了。
曾在国民党监狱被关押长达三十四年七个月的政治犯，台湾统左派劳动党的创始人林书扬1994年在一次演讲中谈到中国的现代化问题：
“中国在1978年提出的“四个现代化”目标，涵盖着两个基本生产领域——农业和工业；在资本主义强权环伺下的国家自卫系统的建立——国防；和实现任何目标所不可缺的客观规律和方法的掌握——科技。
上述四个现代化的指标，的确是符合中国的实情，且有异于一般西方学派通论中的指标模式的现代化论。盖自1949年建国以来，中国走过的建设的路和所完成的社会累积是极有特色的。而在国际关系方面所遇到的复杂艰难局面，也是一般所谓第三世界国家所少有的。”
作为在国民党监狱中度过三十四年的老政治犯，“回到台湾社会，我发现这是一个挂着‘中华民国’旗号的新殖民地”。从这样的台湾“左眼”出发，他理解的“中国式现代化”决然不同于大陆“九十年代”以“海洋文明”与“黄土文明”二元对立的现代化，这也是他隔海批评《河殇》丧失了唯物史观，把“资本主义工业文明”视为对中国农业文明的拯救，有陷入另一种封闭危险的原因。 他认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两个特点，首先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革命内战而成立的人民共和国，建国初期就面对极其险恶的国际环境。第二是自1953年实现第一次五年计划之后，全民和集体两种所有制形式的优越性得到初步发挥，在重工业和部分基础建设上取得了不可忽视的成就。这是一个在台湾白色恐怖和监狱中顽强生存的马克思主义视角，是另一个中国“九十年代”的声音，也是对“改革开放”所做的一个隔海的政治注脚。
“工农联盟”曾经在1990年代的国企改制过程中工人大规模下岗、失地农民和民工潮冲击下面临瓦解，要想让它获得新的表达，需要的是重建乡村政治、经济与文化的主体性。而不是乡贤文化死灰复燃更不是以土地流转行土地私有化之实。
要想实现“回到1978”以重新选择——重新找回一共时期甚至以十月革命为节点的中苏革命为代表的第三世界的全球史意义，这既需要自上而下的制度配合来破解，更需要自下而上的社会实践来主导，不如此红朝是根本不可能实现这样的重新选择甚至实现“历史大和解”的。
可以清晰的看到这条堕落的轨迹，非常清晰。
我觉得雅叔的年龄和背景选择很有意思，这不就是一个老白相宁的传承故事吗？哈哈哈，这个角色很有意思，就是一个依附于资产阶级的小奴才，从解放前传承到了今天，还要非得写成一个励志的故事，但是又强烈依附于买办模式，这简直就是今天荒唐的历史观的经典表现了。唯一没有的只有中国人的自信。
对比王洪文的试用国货，甚至蛮横的试用，简直是天地之差！！！
上海曾经是个殖民地，然后经过文革的洗礼终于成了自信中国人的城市，结果改开回城导致青帮大量回潮，结果就是今天的不伦不类，里外不是人，但是还要装那点格调，没有自信的格调是啥样，就可以看本嘉明河友的上海外贸回忆，我觉得特别有意思。
实际上，对于雅叔来说，哈哈哈，其实那点改开的西方人操作，算个毛啊，不就是重复解放前的旧操作吗，然后改开还居然当做先进生产力作为模仿学习。
本嘉明河友露出了看到新鲜高级的感觉，结果是啥，不就是几十岁的人还在加拿大享受余生么？
这就是改开的一条堕落和愚昧的资本主义之路，王家卫还要当成先进历史来介绍，简直是可笑至极，我不信没有00后看懂这些！！！河里有的河友已经听过天然的本能的反感表达了反感。
其实，上海虽然地位高大上，建设不错，国家重视，也有钱，但是这些都不妨碍那些最腐朽落后的思维和操作出现，比如贪污腐败，我承认上海公务员是认真负责的，但是那些传统的分拣腐朽落后贪污腐败不会少，小红楼不就是典型吗？装啥无知和无视呢？
陈良宇也是个有能力的领导，但是他的腐败说明上海不是中国的法（贪污腐败）外之地，只不过是没人抓罢了，至于为啥，大家也心知肚明！！！
以为青红帮是开玩笑？怎么可能不腐蚀上海政治？当年杨虎他们不都是这样吗？
总之王家卫拿这个十年磨一剑，也是很可笑了。
还是怀念那些上海庸俗老太太和红色老人家的上海，算了，当然，如果是王洪文他们就更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