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07-David Simon：敢于绝望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nRt46W3k-qw&t=2273s
首先把丑话说在前面。最近有篇文章说我是电视这一行里面最愤怒的人。*这几乎是对一个从业者最微不足道的赞扬。电视行业第二愤怒的人正在贝莱尔的某个腰子形状的游泳池边上尖叫着打电话，因为他对自己订做的DVD外包装不满意。声称某人是“电视这一行里面最愤怒的人”什么都说明不了。毕竟电视是娱乐媒介，目的是为了赚钱。我实际上非常反感那篇文章。文章作者说我这人喜欢记仇，而且也很有理由记仇。他这是打算为他的两位朋友辩护——忠于朋友终归是好事——这两位朋友之前都采访过我，将我作为专访对象，而且为了文章好看而不顾实际。我真的非常反感人身攻击，因为政治对话一不小心就会堕落到人身攻击的地步。人身攻击不关心事实，不关心实际情况，不关心需要争论的话题，只关心开口说话的是谁，能不能通过引用他们过去某些小事来削弱他们的公信力——“1927年你干过的那些破事你自己都忘了是吧？你怎么还有脸来争论社会政策？”这就是我们现在的处境，本次选举最终也将取决于此。我不知道关于各位候选人的哪些鲜为人知的事实即将在选战期间曝光，也不知道他们在个人生活中做了或没做什么。我只知道我们永远不会讨论任何有意义的内容。所以我就算冲澡冲到一半也必须跳出来宣称，我对“最愤怒的人”这个头衔感到愤怒。（笑声）
*【https://www.theatlantic.com/magazine/archive/2008/01/the-angriest-man-in-television/306581/】
另一件事在于我真不敢相信我竟然能把这么多人聚集到同一个房间里。你们都知道《火线》并不是一部热门剧集，是吧？（笑声）当初这部剧播出的时候你们这帮人都跑哪去了？当初我们根本吸引不到观众，每到拍摄新一季的时候都得跟电视台那边求爷爷告奶奶。我记得在第四季时，我曾对克里斯.阿尔布雷希特开玩笑说：“你知道这部戏的收视率将会一直很差，不过等到全剧终之后你终归总能卖出几张DVD。十几年之后的某个酒吧里兴许还会有人谈论这部剧。到时候你将会骄傲地告诉人们，当年是你制作了《火线》。然后酒保说告诉你：‘少在这里扯淡，现在已经凌晨两点了，你赶紧喝完走人我们好打烊。’”事实证明我很有远见。对于一部遭到取消的剧集来说，我们得到了可能得到的最好反响。要不然伯克利大学今天根本不会放我进来作报告——就凭我上学时候那点分数根本别想进伯克利。今年早些时候我第一次去了哈佛，参加了一场教师活动。现场很快就成了针对我的批斗会，他们挑出了《火线》当中的每一个设定错误，把我批斗得头破血流。然后有人走到麦克风前质问我：“为什么你非要杀了Stringer Bell？”（笑声）听到这话我才放下心来，看来他们还给我留了一条活路。（笑声）
丑话就说这么多。谢谢你们大家今天能来。你们当中有一半人现在可以走了。接下来我想谈谈我唯独能想到的几件事。几天前报纸上有一篇简短的报道，刊登在A5版——我不记得具体版面了，我通常会说是17版，但是现在的报纸都缩水了，根本没有17版，总之这篇文章被埋在了一大堆广告——总共大约三段话。报道提到在古斯塔夫飓风期间，新奥尔良的工业运河利有一群驳船松动了，四处漂浮。海岸警卫队对此非常生气，他们给导致这一幕的航运公司发送了一封非常严厉的信，指责他们放任驳船漂泊。我没有在其他新闻利看到关于这件事的进一步报道，就只有那篇小文章报道了这件事。这让我意识到应该把这件事摆在你们面前，用来支持我的论点：如果你之前认为《火线》夸大了我们美国人无法认识或者解决自身问题的无能程度，那么这件事这就是我的证据。
如果你碰巧去过新奥尔良，并且一不小心跟当地人说他们的城市遭到了一场风暴乃至飓风的摧毁，当地人非得把你的脑袋拧下来不可。这也是理所当然的，因为袭击新奥尔良的卡特里娜飓风实际上强度仅仅位于二级到三级之间，等到掠过新奥尔良、沿着墨西哥湾海岸线转向密西西比州时，飓风实际上已经相当弱了。所有的运河河岸与堤坝都应该能够轻易承受三级以下的飓风。水位没有漫过堤坝，风暴没有摧毁堤坝，是一艘没有固定好的驳船在工业运河利撞击了挡水墙，这才致使河水泛滥摧毁了下九区。我不知道你们是否熟悉新奥尔良，总之这座城市如今已经不再是海运行业的交通重镇了。当地还有几家驳船公司，但是主要经营运河上的小型观光船只。作为一个并不特别了解海运的人，我觉得也许他们应该在风暴期间关闭运河，以免危及整个城市，只为了让几家驳船公司赚钱。但是他们偏不关闭运河。风暴过后他们按照原本的半吊子水平重建了堤坝，然后就这么等着古斯塔夫飓风的光临。而且驳船公司依然将驳船停泊在运河里，只不过这次抛了锚。这条运河并不很长，把驳船拉出来停在庞恰特雷恩湖里能费多少事？难道他们不知道飓风又要来了？飓风预报难道不是提前好几天就发布了？他们怎么就不能把那些该死的驳船拖到运河外面？怎么就这么放心船锚一定不会松动，驳船不会再次撞击挡水墙，不会再次淹死更多的人？就这么点小事他们怎么都不肯干？我给新奥尔良的朋友打电话说：“难道反而是我疯了吗？还是说美国算得上是地球上最没准性的文明？”他说：“是的，我也在想这个问题。有点奇怪，不是吗？”
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这一点就是《火线》的核心。《火线》的主旨并不是恶人干坏事多么多么可恨，这样的故事没意思。《火线》里没有恶龙，这不是一部关于好人勇斗坏人的剧集。首先，这样的故事不可信。其次，真正的邪恶也并非如此这般运作。在美国文化当中，如果你想搞清楚脏事丑事都是怎么干出来的，最有效的手段就是解析统计数据。在学术界——也许人文学科要排除在外——统计数据具有极大的可信度。当年刚开始干记者的时候，我养成了鄙视统计数据的习惯。对于任何论战当中引用的数据我都抱有疑心，不为别的，就因为有人拿着这些数据来支持他们的论点。当时的我就是这么愤世嫉俗。过了一段时间之后，事实证明我是错的。统计数据是真实的，不是什么正说反说都有理的东西。但是随着我成为一名更称职的记者，在后来的几年里我又更进一步意识到，一旦任何机构创造了一种衡量工作质量的数据手段，接下来机构里面肯定会有人琢磨出刷数据的手段，然后统计数据就会丧失作为衡量标准的意义。在教育领域，这样的数据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法案规定的标准化考试成绩；在警察部门是犯罪统计和结案率；在新闻业是普利策奖。等到那些试图推进自己的议程或者保护自家机构的人们施展手段之后，这些数据就会失去与现实世界的一切联系。
这不是腐败，没有人心里想着“我要搞垮巴尔的摩，我要让新奥尔良运河的挡水墙再次崩溃。”他们心里实际上想得是：“我不想让黑锅最后落在我的头上。我想要我的日子比你们更好过。我想要你们认为我做得不错，直到我在这个城市得到晋升或者另谋高就为止。”在巴尔的摩，过去十五年来每一次量化进步的努力都是某人为了在职业道路上更进一步而使出的手段。这套操作几乎完美：市长变成了州长，警队队长变成了警局副局长，警官变成了警司，每个人都有光明的前途。等到有人发现他们声称的进步实际上徒有其表的时候，他们已经全都拍屁股走人了。正因为如此，我们打了四十年的毒品战争却一点进展都没有，与此同时整个警察行业一如既往地拿工资，拿退休金，得到晋升，心安理得地退休，并且理直气壮地认为他们理应得到所有这一切。这就是《火线》讲述的故事：我们才是我们自己的最大敌人，因为到头来是我们拿着粪球假装金块，或者说他们把粪球当成金块卖给我们，然后我们说谢谢。然后他们再卖一次，我们再谢一次。
我之所以成为记者，是因为在很久以前——在水门事件之后不久，在哈尔伯斯塔姆关于越战的书出版之后不久——新闻业似乎正在作为一股社会力量乃至政治力量不断增长。干新闻不可能发财，这一行没钱赚，这一行里的所有人拿得工资都对不起工作量。如果我们幸运的话，入行二十年后每年兴许能赚到三四万美元，勉强能续上养老金。但是另一方面，从事新闻行业意味着你心里想什么就能说什么。你想得越深，可以说的就越多。那时的新闻业渴望成为各行各业当中最艰难的一行，因为这一行的最高目标是搞清楚“为什么”。人们都说新闻故事的构建模块是五个W和一个H：What/什么事；Who/什么人；Where/哪里；When/何时；Why/为什么；How/怎么样。这其中真正关键的就是“为什么”，其他全都是扯淡。十四岁小孩也能弄清楚什么事什么人。“为什么”才是统摄全局的问题。没有“为什么”，新闻行业就是小孩子玩过家家。为什么要打毒品战争？为什么没打赢？为什么越战的伤亡数字一直在增加？为什么他们口口声声说我们正在切实影响当地局势，与此同时我们的军队一旦撤出某个村庄就只能眼看着这个村庄倒向另一边？为什么风暴来临时新奥尔良运河里居然还有驳船？有了“为什么”，新闻行业才有资格成为成年人的博弈。
早在互联网开始影响报纸之前，我就看着“为什么”开始消失，不是因为报纸的垄断地位受到挑战，而是因为它们的垄断地位过于稳固。我在1995年接受了买断工龄，结束了我的记者生涯。那时候互联网还没能针对新闻业产生任何影响。我和报社里的其他一百名资深记者之所以接受买断，是因为当时拥有我们这家报社的《芝加哥论坛报》想要给股东们提供20%的利润，他们想要在华尔街展示利润，他们想要最大化利润。几年前他们迫使巴尔的摩的另一家报社倒闭，还购买了所有其他本地分区县的报纸。他们没法打败竞争对手，就买下了他们。作为巴尔的摩的垄断报纸，他们的神圣权利是将包设计者人数从500名减少到400名。于是我就走了。不过我在这一行干了这些年，多少学聪明了一点。这里的“为什么”我就能回答。新闻学院告诉我，报纸将会变得更像期刊杂志，我们将会变得越来越专业化，我们将会越发了解自己的专精领域，这样我们就能回答读者的问题。如果你想知道为什么事情不对劲，我们会寻根溯源地解释清楚，向你展示相关的政治基础设施，然后读者们就会做出正确的选择。但是相反，在新闻行业发展的关键时刻，当他们原本应该用他们的产品回答问题的时候，当他们已经确保了垄断地位与利润的时候，他们却选择了更多的利润，不惜为此掏空自己的产品。被买断工龄的记者都是能够回答“为什么”的人，而垄断报社则引进了更便宜的、二十出头的年轻记者来替代他们。如果你是二十出头的年轻人正在新闻行业找工作，我没有任何冒犯的意思。老手带新人，不管哪一行都是很不错的工作组合，机构组织的记忆与气质从来都是这样传承下去的。问题在于这一回老手都走人了。于是被掏空的新闻就来到了你的家门口。与此同时，互联网也通过你的电脑到来了你家。正当他们即将失去垄断地位的当口，他们掏空了自己的产品
互联网并没有提供第一手的新闻报道。互联网非常擅长为人们提供争论与抱怨的平台，非常擅长提供体育比分与成人内容。互联网能提供很多好东西，但是唯独提供不了第一手新闻报道。如今寄生虫正在杀死宿主，他们拿走了曾经作为新闻核心价值的第一手报道，然后发起争论，挂出链接。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观点，他们自称为公民记者，这个词汇对我来极具冒犯性。相当于我说：“我擅长与人交流并且真正关心人，我居住的街区有很多人问题缠身，我认为如果我干预一下，我可以成为一名公民社区工作者。”或者“我认为我的街区里有很多人在做坏事，还有些人对我怀有敌意，我不喜欢他们。如果给我一把枪和一枚徽章，我可以成为一名公民警察。”社区义工与警察都是专业人士，每一位认真从事某项事业的人都要遵守专业要求。新闻同样是一门职业，从业者接受过培训，面临严格的道德准则——虽然这些准则往往得不到遵守。这一行里的确充斥着糟糕的记者，但是懂行的行家同样数量不少。我在互联网上没有见到行家的存在。
报纸正在消亡，而且留下的位置没有得到填补。在我的心目中，唯有报纸会站出来说“你知道那行不通”，或者“上次风暴的时候你就把那些驳船停在运河里，害死了1800人。你看这次我们要不要把它们拖到运河外面，至少给挡水墙留条活路？”不出所料，古斯塔夫飓风期间驳船的船锚全都松脱，船只再次撞击刮擦挡水墙，万幸这次挡水墙撑住了。每一家机构都这样行事并且不受惩罚，因为新闻界已经被掏空了。这对我来说非常可怕，你们也应该觉得非常可怕——顺便说一下，这就是《火线》第五季的内容，也就是在你眼前发生的糟糕新闻。记者们夸大其词，为了赢得奖项打动评委什么都敢写，根本没心思向读者通报他们城市的实际情况。这些情节都有现实原型，我们当然想要对此开展批判，但是大家都错过了真正骇人的暗线：我们在前四季《火线》当中展示的所有问题都在城等着得到积极报道：学校的考试成绩是假的，犯罪统计数据遭到操纵好让警察局长竞选州长，关键的政治起诉被幕后交易削弱，港口仍然在消亡，宝贵资产流失到开发商手里，更多工人阶级、工会组织的工作正在离开这座城市。所有这一切都在继续发生，而报纸却不再问为什么，不再提出问题。这就是我们通过《火线》提出的主张。因此第五季《火线》必须是最后一季，唯此才能体现谁都没在关注这些问题。
当初我们正在制作《火线》时，巴尔的摩市长承诺犯罪会下降，号称他要腰斩谋杀犯罪率。他任命了一名相当不错的警察局长，试图有所作为。这位局长确实做了一些好事，谋杀犯罪率下降了大约10%。这就像胖子开始节食减肥，减掉前10磅很容易，但是再往后继续减就不行了。不管这位局长怎么使劲，谋杀犯罪率都不肯继续下降。然后上面的吹风消息就传到了各位分局局长的耳朵里：犯罪率肯定会下降。犯罪率也确实下降了：抢劫按照盗窃往上报，重罪被淡化成了轻罪，任何一位美国警察局长都知道应该怎么操作。如何撤销一起抢劫报案？在巴尔的摩西城南这样的地方，有人报案声称自己遭到抢劫，那么你可以这么说：“你确定那家伙枪里有子弹吗？你确定他不想盗窃只想抢劫？你真的坚持他有枪，你还看到了子弹？那我们得先查一下你带没带身份证件。没证件？先回家拿上证件再来报案。”顺便说一句，巴尔的摩西南城的抢劫报案一年内下降了70%——我没开玩笑——他们把局长提升为巴尔的摩重案部的一把手，又安排了一个诚实的家伙接他的班。然后抢劫报案率随即直线上升了70%。结果这位老实人惨遭投诉与申斥，因为抢劫失控都是他的责任。
简而言之，在我们拍摄期间，巴尔的摩犯罪率总体下降了40%。我们的市长当时正在竞选州长。顺便说一句，此人是民主党，这不是我在搞政治，我是个自由派，不过在这件事上我谁都不放过。犯罪下降了40%，但是谋杀率却保持不变。这怎么可能？死于谋杀的人数没有变，但是袭击重罪的发案率却下降了40%？唯一合理的说法是他们在巴尔的摩开设了一个靶场，所有犯罪分子的枪法都更准了。任何有新闻直觉的报纸记者一看这个统计数据就会意识到它站不住脚，会感到自己得做点什么。我得把所有的报案报告按顺序排出来，我得把所有这些区域三个月内的所有犯罪数字排出来，我得给报案人打电话询问具体情况，我得找出这些重罪攻击是否涉及枪支。实际情况和我猜的一样。他们要么直接撤案，要么将重案归类为普通袭击，这就是让犯罪消失的手段，而且巴尔的摩确实让犯罪消失了。我并不特别喜欢唱反调。我的第一反应不是“这段情节编进剧情里一定很精彩。”毕竟我就住在巴尔的摩，这些发现令我非常沮丧。而且我确实是美国东海岸、甚至这个星球上最愤怒的人，所以我打电话给局内人，试图向他们了解一下情况。顺便说一句，有很多中高阶警官都觉得受到了冒犯：“我都不敢相信他们居然让我干出了这种事。”我约这些警官出去喝酒，他们一边借酒发泄，我一边在纸巾上奋笔疾书，因为他们的爆料太精彩了。他们一边说我一边想：“这些事怎么反而要依靠电视剧才能播出来？《巴尔的摩太阳报》干什么去了？我们为什么要依托娱乐产品来讨论这么严肃的社会问题？新闻界为什么袖手旁观？”
不过接下来还有更精彩的情节。尽管犯罪统计数据被做了手脚，，但是每个人依然还在谈论谋杀率，谋杀率，谋杀率。市长承诺谋杀率会下降，而他的共和党对手一直指出他承诺的谋杀率下降没能实现。仅仅让人们不注意的轻度犯罪下降40%还远远不够。可是市长实在无法降低谋杀率，因为尸体不像报案那么容易藏匿。于是市长想出了一个好主意：如果每天晚上10点后巴尔的摩的街上不许行人走动，谋杀率岂不就降下来了？当然，用不着在整个城市实施宵禁，白人居住区的居民横竖不会互相射击。只要在黑人社区立即实行宵禁，效果肯定立竿见影。于是他们开始每年在巴尔的摩关押超过十万人。巴尔的摩有65万人口，三年来因为违反宵禁而被捕的总人数是11万8千到10万9千之间——当然，这些人全都没有真正遭到指控，因此也就没有立案。每年大约有2万5千人未被指控就得到释放。这些人在监狱里过了一夜，第二天他们说：“如果你现在签署这份文件发誓不会起诉我们，我们就放你回家，否则我们就把你关回去。”他们玩的就是这一套。我没有因为违反宵禁而被逮捕过，马里兰俱乐部的成员没有被逮捕过，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教职员工没有被逮捕过，被逮捕的都是黑人。当美国公民自由协会试图提起诉讼时，市长已经成功当选成为了州长，而巴尔的摩的犯罪率依然没有下降。
几周前我读报纸——因为我忍不住，每次我心里一平静下来，我就会去自动售报机扔进去25美分的硬币，好让我自己再次生气——我读到一篇很不错的文章，什么人、什么事、何时、何地一应俱全，唯独缺了为什么。文章指出，美国公民自由协会在巴尔的摩进行了一项研究，发现巴尔的摩陪审团在任何刑事审判当中认定最高指控成立的可能性是周边县的30分之一——这些县的人口主要是白人——不过文章并未对这一现象发表任何评论。州检察官不想谈论这这份研究报告，因为她认为这会导致错误的结论。她甚至不想让这份报告得到发表。她的做法很愚蠢，理所当然地遭到了新闻界的嘲笑。但是《巴尔的摩太阳报》确实未经评论就把这件事放了过去。报告的作者推测，城市和县之间可能存在人口统计学差异——这不用你说（笑声）。但是却没有人去重新审视陪审团的人员构成，或者去巴尔的摩城西问问当地居民“你们觉得这是怎么回事？”如果你走进另一个美国，哪怕只是一会儿，并且问问他们对某些事情的感受，你就可能听到他们的感受。如果你住在巴尔的摩东城西城，那么每个家庭都有父亲、儿子、兄弟、姐妹和女儿因为似是而非的理由和无中生有的指控被拖到市监狱，然后未经审判又被释放出来。为了市长能够当选州长，这些人莫名其妙地蹲了一晚上监狱。他们就是你的陪审团人选。你会惊讶地发现，当你把案件摆在他们面前时，他们从不相信坐在证人席上的警察，他们想当然地认为警察嘴里没有实话。这种情况没有得到新闻界的评论，唯一愿意讨论这个问题的人大多是白人电台的脱口秀主持人，这些段子手只想着怎么嘲笑黑人社区，因为社区居民没有尽到为罪犯定罪的公民责任，而且他们的社区正遭受高犯罪率的侵害。
从外部看来，这些段子手所代表的正是美国最没准性的那一面。没有哪家报纸认真地向他们通报实际情况，人们完全忘记了过去三年的大规模逮捕，如今这篇新闻报道完全脱离了大背景，将自己孤立在了真空当中。就好像驳船的例子一样，几乎没有哪家新闻指出是驳船害死了1800人，不是因为洪水漫过了堤坝，而是因为60吨的驳船撞毁了堤坝。他们几乎不加评论地报道了这起事故，你得在脑海里自行拼凑事实真相，你得记住全面真相多么重要。这就是今天新闻界的状况。因为新闻界堕落至此，其他机构也没了约束。无论是学校系统、市政厅、警察部门、海岸警卫队还是新奥尔良陆军工兵团，无论你想在哪里寻找缺乏问责的问题，不仅会发现这些机构本身多么擅长玩弄自我回护的花招，而且还会发现同样令人不安的另一点：那些曾经受到我们的依赖、专门揭发此类行径的人们如今元气大伤，束手束脚，其中很多人都改行了。
所谓敢于绝望就是要承认情况还会变得更糟。我这是不是在告诉你现在应该爬到床上被子蒙头？如果你有一张舒适的床和松软的被子，这么做倒也不坏。（笑声）《火线》从根子上就充满了怒火，它反映了一个根本意识不到自己出了什么问题，更不打算认真解决问题的国家。当前的选战不会讨论毒品战争的得失，不会讨论养老金缺口这个人口炸弹，不会讨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政策在公立学校怎样闹得一塌糊涂。你只会听到这位候选人的女儿未婚先孕，那位候选人的牧师疯疯癫癫，以及诸如此类构成美国政治结构的屁话。那你还能怎么办？就像我刚才说过那样，愤怒是个不错的出发点。面对当前的情况，愤怒并不是非理性的反应。愤怒并不特别有用，但也不是一点用都没有。偶尔发泄一下，让他们知道你知道粪球不是金块，这样做没坏处。但是另一方面，你也不妨选择一两个你肯定自己能带来更好结果的领域，在这方面奔走呼号，用你所能运用的一切手段去战斗。当你战斗的时候不妨这么想：“我很可能赢不了。我看过五季《火线》，我知道好人往往赢不了。（笑声）我还记得麦克诺蒂的下场，我知道我的下场未必能比他好到哪里去。但是加缪说过，‘在压倒性的困难面前致力于正义的事业是荒谬的，在压倒性的困难面前不致力于正义的事业也同样荒谬。但是这两个选项当中只有一个有可能让人保持尊严。’”所以坚持战斗到再起不能并不是为别人留下印象的糟糕方式，更不是浪费人生的一切路径当中最糟糕的一条。如果你的人生无论如何都会被浪费，那你还不如在找死的道路上高呼几声。
但是任何人都无法无处不在，如果你要爬到树上拯救森林，那就不能去内城贫民窟扶助穷人。每个人都得选择一件自己认准的事，选择一件比你自己更重要的事，选择一件与个人利益无关的事，然后全身心扑上去，看看最后结果会怎么样。无论如何，那群混蛋至少不能继续以为他们能骗得过咱们。拍摄《火线》的乐趣就在于将难看的事实拍在了很多巴尔的摩政客与官僚的脸上，这些人对于这座城市的现状难辞其咎。学校系统如此糟烂不堪已经有好几代人了，犯罪统计数据遭到操纵已经有好几代人了，毒品战争沦为灾难已经有好几代人了。我们这样做唯一能得到的满足感就是告诉他们：“你那点花花肠子我们都清楚。你可能会当上州长，但是我们全都看穿了你是个什么东西。”当然，就算看清了他们也起不到多大作用，但是总好过被他们当成傻瓜来忽悠。《火线》就是这么回事，《杀戮一代》的主题也差不多。我的再下一部剧将会取材新奥尔良，剧情里会有驳船（笑声）。
我暂时算是发泄痛快了。接下来进入提问环节吧。
这玩意和公知当年批判我朝问题是多么像，结果美帝其实大把存在这样的问题。
往后看，这些问题都得观察和预防，看纠正机制能否发挥作用，谁发挥作用，哪个制度存活更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