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09-Imogen Goold：怎样看待冻卵与推迟生育？： -- 万年看客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83eE9ggE2q8&list=PL4i9YSoIJiPfAq5TCk7xdVrJlxRAMbay-&index=17&t=1671s
首先我想先让这些试图冻卵的女性自己发言：
“有孩子固然很好，但是他们也会在财务、体力与情绪方面带来压力。我想先达成稳固的婚姻，我不想让这个过程受到某种谁也无法确定的最后期限的约束。”
”我感到生孩子的欲望对我目前的感情关系造成了压力。冻卵让我可以分离感情与生育这两个问题。是的，我想要孩子。是的，我有一位爱人。但是我想要孩子的欲望不应当混淆我们是否应该一起要孩子的人生选择。我想要在情感和金钱准备好之后再要孩子。”
“生物钟表——这个老旧的比喻着实一针见血，因为有时它的滴答声如此刺耳，致使我彻夜难眠，干脆爬起来谷歌搜索‘受孕选项’”——我本人也做过这种事——“我曾经眼看着这种压力迫使有些人步入不甚光彩的婚姻，或者让原本可爱自信的自我沦落成焦虑狂躁的破烂。”
这就是我们在媒体和社交媒体上向女性呈现的受孕道路，由此我们很容易看出为什么女性想要冻卵，这正是我们今天的讨论话题。目前女性有很多原因想要冻卵，有些是医学原因，例如接受癌症治疗的女性想要保护自己的卵子。不过我想讨论所谓选择性或者社交性冻卵。这些女性选择冻卵不是出于医学考量，而是因为她们想要确保她们能够推迟一段成为母亲的时间而不至于失去生孩子的能力。这样做在法律方面没有太大问题，我想问的是伦理问题：为什么女性要这么做？我会提出若干政治问题，例如我们是否应当资助冻卵的做法。我还会在讲座末尾提出最难最棘手的问题。我今晚主要想讨论的是这种做法的复杂性，我想要强调关于冻卵的趋势与讨论，以及人们对于女性观点与决策能力作出的假设。我想调查一下这些假设，我想告诉大家为什么女性选择推迟生孩子，并且证明很多时候她们很有理由这么做。换句话说，我想提出更准确更微妙的图景来展现女性为什么要这么做。
首先，什么是冻卵？这项技术的成功率怎么样？直到2000年，冻卵用得都是慢速冷冻技术，效果并不很好。卵细胞体积很大，里面包含大量液体，慢速冷冻时很容易结晶。到了二十一世纪初，出现了所谓的速冻技术，效果要好得多。这种玻璃化冷冻可以更有效地保存卵子，与之前的技术相比要好用得多。统计数据表明，从2010年到2019年，英国的冻卵人数增长了十倍，其中三分之一的女性小于35岁，三分之一在35岁到37岁之间，到了43岁左右人数才出现明显下降。换句话说，即便到了中年晚期，依然有女性试图冻卵。选择解冻并且使用卵子的女性分布也遵循类似的模式，同样增加了十倍。
冻卵确实正在越发流行，媒体对此也大力炒作，那么我们都从媒体那里听到了什么说法？《我该不该冻卵》是女性杂志上的典型文章，还有很多报刊头条宣称选择冻卵的女性将会学会失望，她们要做好失望的准备，或者冻卵无非是非常昂贵的彩票，结果很可能不如人意，或者冻卵只是事业心旺盛的女性玩弄人生的手段——这种措辞多少带一点贬低意味。此外还有下面这样的表述：“冻卵鼓励女性在高龄生孩子，显著增加了孕期并发症的风险。”我希望在这样的背景参照下来理解冻卵女性的动机与决策。此外还有虚假希望这一说法。很多人都说冻卵给女性带来的并不是希望，而是虚假的希望。我想解读一下所谓的虚假希望究竟是什么意思——无非意味着既昂贵又基本不管用。
冻卵的成功率最近怎么样？成功率正在上升，但是我们缺乏足够的数据，原因在于数据库本身实在太小，所以我们不该过度推导。根据皇家妇产科医学院的说法，假设诊所的玻璃化技术足够有效，冻卵的发育潜力和新鲜卵子并无差别，因为你停止了与年龄相关的衰退。换句话说，就临床受孕率而言，使用化冻卵子的成功率基本上与使用新鲜卵子差不多。这个数据听上去挺不错，但是他们又进一步指出，许多此类数据都来自捐卵者，卵子被取出时捐卵者的年龄都处于生育顶峰。因此我们不能仅仅从这一点来推断冻卵的可行性，因为捐卵者往往要比受捐者年轻得多。另外我们还要注意到，有些诊所的水平比其他诊所更高，以至于成功率不能一概而论。所以我们一定要小心应对现有的数据。
人类受孕胚胎协会也提供了一套数据。他们的数据并不很细致，其时间跨度是从2010年到2016年。他们声称使用冻卵受孕的成功率是18%，这个数据一方面当然表明大多数的卵子植入都不能成活发育，但另一方面也表明他们衡量的是全行业的数据。鉴于卵子的年龄对于人工受孕的成功率至关重要，全行业的平均成功率并不能说明多少问题。这些数据告诉我们，卵子被封冻的时间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日后人工输卵的成功，因此人类受孕胚胎学院指出，“卵子被封冻的时候女性处于生命的哪个阶段，这一点决定了卵子的质量。换句话说，女性选择冻卵时的年龄至关重要。我们的数据揭示了冻卵受孕成功率的模式。女性冻卵时的年龄越大，日后人工受孕的成功率就越小。成功率最高的冻卵女性的年龄往往低于35岁。”这些数据在一定程度上回答了我们的问题，但即便这些也依然不是全部情况，很多诊所也会给出自己的数据，伦敦卵子银行也有自己的数据。这些数据声称，对于在冻卵时的年龄小于38岁的女性来说，人工受孕的成功率是45%，38岁之后的成功率就下降到了22%。还有另一项数据可以在很多诊所的网站上看到，号称你需要这么多的卵子才能达到这种程度的成功率。伦敦卵子银行声称，如果你的年龄小于35岁，那么你要冻上15个卵子才能有85%的成功率生下一个孩子。假如你在40岁到42岁之间选择冻卵，那么你需要30个卵子才能有50%的成功率。所有这些数据都没法打包票。他们希望你认为，随着你逐渐老去，你的卵子也会和你一起衰老，而受孕的成功率也会随之下降。此外其他数据还表明，随着女性年龄增长，生成卵子也越发困难。因此你不能仅仅依靠增加冻卵数量来解决问题，因为冻卵本身也会变得更加困难。
在进一步讨论之前，我还想谈一下成本的问题。我希望女性能够得到充分的信息，从而作出有根据的选择，冻卵的成本很高，仅仅是取出卵子的过程就需要3000英镑。此外还有采卵之前的筛查成本，过程当中服用药物的成本，以及自然还有采卵之后每年存储卵子的成本，大约是每年350英镑。所以说一个采卵周期的成本大约应该在4000英镑左右，如果你想存储20到30枚卵子，至少需要两三个周期。假如你想将采出来的卵子存储十年的话，这又是3500英镑的成本。如果你希望冻卵的话，一定要仔细查看诊所网站，确定所有的成本不要只看一个采卵周期的成本，因为其他的附属成本还有很多。有些诊所还提供冻卵分享服务。具体来说，如果你愿意将自己的一部分卵子无偿提供给那些需要人工受孕的女性，那么诊所可以为你提供免费的采卵周期与一定年限的免费存储。
以上就是成本的大致情况，那么冻卵与人工受孕的监管情况如何？如果我们要查看这方面的相关法律，这些法律并不特别复杂，首先我们应当了解一下立法的背景。通过了解立法背景，我们更能理解目前的法律现状。当然未必是英国一国的法律，而是各国法律对于冻卵这一行为的更普遍反映。当玻璃化技术最初出现时，社会各个方面都冒出了抵制力量，因为人们担心这项技术不管用。2009年美国生殖医学会敦促各个诊所不要急于采用冻卵受孕技术，因为可能会带来不利的社会后果。 换句话说，为了医学原因而进行冻卵是可以的，为了社会原因则未必。几年之后他们的另一篇声明声称：“尽管现在玻璃化冻卵已经不再是试验性技术，但是出于社会考量，我们还是建议女性不要使用。有可靠证据表明冻卵受孕的成功率相当于体外受精，但是这方面的数据还很受限，因此必须要让女性掌握尽可能多的信息。”美国学者约翰.罗伯茨随后指出，当他们发表这些意见时似乎正在两面下注，因为他们担心女性可能最终会做出不利的选择。我认为美国生殖医学会之所以抵制冻卵是因为当时的冻卵技术并不显然安全且有效，但是也有其他人认为这是父权作风的体现。总之美国生殖医学会恐怕冻卵疗法会让女性产生虚假的希望，以至于不必要地推迟生育，或者依赖某些靠不住的疗法。他们倒是并不主张应当禁止人工受孕，但是他们确实认为应当为女性提供更周到的咨询，并且提醒她们各种风险。
在英国，相关立法要简单一些，政策也要简单一些。自从2000年以来，英国就批准了冻卵受孕手术的合法化，英国人工受精和胚胎管理局取消了之前的禁令，提供了独立报告，认为尽管这项技术的成功率不高，但是成功率确实一直在提升，因此这项技术很有前途。与美国相反，英国在这方面的态度较为宽松：“尽管这项技术确有风险，但是我们依然允许人们采用。”所以现在英国法律确实允许人们采卵与冻卵。目前最有趣的一条限制在于冻卵本身的年限。以前英国的政策要求，如果你存储了卵细胞并且没有医学理由，那么存储年限达到十年之后就要将其销毁。我们一直在发动宣传抵制这一政策，现在政府已经修改政策，将社会性冻卵的保存年限放宽到了55年。在政策改动之前，假设你在30岁冻卵，那就别想在45岁使用，因为在你40岁那年就要将卵子销毁。这项法律的修改确实前进了很大一步。宣传、教育以及其他方面的运动共同促成了法律的修改，但是这项法律直到2021年下半年才得到修改。这是需要考虑的关键监管问题之一。另一个我们需要注意的关键监管问题在于诊所执照要求诊所提供关于治疗成功率的信息，自然也包括冻卵受孕的成功率。英国人工受精和胚胎管理局的网站上也会公布相关信息，这当然是好事。有人做过研究表明，某些诊所或者网站提供的信息并不完全清楚或者会误导顾客。我不想针对特定的诊所，但是你要想查看诊所信息，那一定要深入研究，还要寻找一般信息并且对比不同诊所。
我们再来看看为什么女性想要冻卵。原因有很多，我这里挑主要的说几个。关键原因在于她们的生殖能力随着年龄增长而下降。女性不能受孕的年龄根据各人体质而相差很大，有些女性才40多岁就不行了，有些快50岁的时候才不行，极少数50岁以上的女性也能生孩子，大多数女性都会在40岁中期绝育。人们广泛认为女性的生殖力一开始没问题，然后在中年时期突然掉下悬崖。我认为这种说法并不正确。实际上女性生育力在整个30岁期间都会缓慢下降，并且越发加速，而不是一上40岁就突然绝育。人工受孕可以帮助一部分女性受孕，但是我们知道卵子的年龄也会影响成功率。体外受精的女性使用的是自己的卵子，因此随着她的年龄增长，受孕成功率也会下降。到了40岁中期如果你还需要体外受精，成功率就只有5%。如果女性使用捐卵而不是自己的冻卵，那么成功率就会相对比较稳定，尽管依然难免逐渐下降。到了40岁末50岁初，即便依靠捐卵怀孕也会非常困难。五六十岁生孩子的女性属于极少见的反常案例。与女性年龄正相关的还有流产风险的增加，这也会影响她们的成功率。所以女性确实面对着所谓的倒计时，不过倒计时的方式未必和我们想象的一模一样。
所以显然，女性要想生育，最好趁年轻。但是我们都知道这一点远远没有那么显然。下面我列举一部分女性推迟生育的原因，解释一下为什么对于很多女性来说问题并没有如此简单，讲解几条女性常说的原因，以及她们在做出选择时需要注意到什么原因。女性生育时间选择的重要影响因素之一在于生育对于职业的影响。女性因为生育而离开职场的时间节点会显著影响她们的长期就业前景与职业收入。生育离职对于女性的财务影响极大，部分原因在于生育离职往往时间较长。但是我们知道生育离职的时机也会影响女性重返职场的难易程度。有很多数据表明，雇主对于生育离职往往抱有特定看法。他们不想雇佣生育过后重返职场的女性，他们担心这些女性是否具备恰当的职业技能，能否将全部时间投入工作，等等。另一点问题在于，离开职场意味着失去构建技能的时间，肯定会让生育女性落在其他人后面，这也会影响女性的收入与晋升。还有一些关键时间点对女性来说问题很大，比方说当你在刚刚要升职的时候因为生育而离职，那么其他人很可能会超过你，而你的简历则会出现空白。
女性推迟生育的原因还有另一个维度。需要注意到，女性离开职场之后，重返职场将会非常困难，因为往往女性会被当成照料者。刚刚生下孩子女性固然要进行哺乳以及照顾幼儿，但是在那之后她们身为照料者的角色往往会被固定下来。如今我们正在给予男性更宽松的产假并且逐渐扭转这一风气。而此前女性生育之后必须休产假，现在则不一定了。但是即便男性可以承担一部分育幼义务，但是社会文化还没有充分改变。许多女性依然不想离职，要么职场不肯接受，要么文化让她们觉得这样做不对。尤其考虑到整体来说女性工资低于男性，早生孩子对她们来说并不是理性的财务选择。但是我们还要从更广泛的范围来看。在很多不像英国这样男女都休产假的国家，女性更有动机成为照料者。最终结果就是女性而不是男性在生育之后花费更长时间离开职场。
美国的数据显示，女性每推迟生育一年，职业生涯的总收入就能提升9%，工作经验增加6%，平均工资则能增加3%，这些都是非常严肃的财务影响。从事管理工作的女性因为生育而遭受的财务冲击尤其大。所以有大学学位和管理资质的女性推迟生育得到的回报最大，或者说她们推迟生育越久，当她们达到特定的职业层次之后获得的财务回报也就越高。有研究表明，12%的性别收入差距可以归因于女性的生育离职。女性很清楚这一点。英国孕期咨询服务处的民调表明，女性选择成家的三大主要因素由高到低分别是正确的感情关系、稳固的财务基础以及自有住宅。可见她们对于财务压力非常敏感。
女性还会因为生育而中止接受高等教育。如今人们都很清楚，女性受教育的结果也会受到生育时机的负面影响。我们还知道推迟生育与高等教育参与程度呈正相关性，而且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终身不育的可能性也更大。为什么男性受教育程度不会受到生育的影响？原因和就业女性就业受到生育影响的原因差不多：因为生育会影响女性接受全日制教育的能力。如果女性是首要的照料者，就很难每天出门上课并且完成课堂要求。此外照顾孩子也要花钱。这这一点尤其使得女性一旦放下高等教育就很难接续，因为脱产学生没钱送孩子去日托。假设她们在生孩子的时候并没有伴侣，情况还要更加复杂。因此并不奇怪的是，生育时机与受教育程度存在相关性。
女性经常主张的另一个推迟生育的原因是想要寻找正确的伴侣。媒体上的典型说法是女性都喜欢等待“完美先生”的出现。一位受访女性称：“我开始觉得想要生孩子的愿望让我的感情关系遭受了压力。”其他女性表示她们想要推迟生育，因为她们需要做好情绪准备。另一位受访女性表示：“我在43岁那年生下了第一个女儿，随后流产了四次。这段经历让我心如刀绞，尤其是因为我已经没有更多的时间来再次尝试了。但是好处在于当我生下我女儿时，我已经做好了心理与精神两方面的万全准备，结成了美满的感情关系，也有了充裕的时间。”综上所述，女性必须同时应对职业与家庭，找到正确的伴侣，还要做好心理准备。所以她们要承受很大的压力。
既然女性有这么多好理由来推迟生育并且接受冻卵服务，那么为什么其他人会对此抱有顾虑？这是我接下来要说的问题。不同的文献与媒体报道提出了很多原因。首先，有人认为女性根本不该推迟生育。这并不是冻卵辩论的全部，但却是一般人对于中年女性生育的反应。一般人惯于认为女性最好在年轻的时候生孩子。我认为女性本身才最有资格决定自己应该在什么时候生育，但是为什么有人会反对她们呢？反对论点认为中年女性固然赚钱更多，这确实是好事，但是如果早点生孩子，她们就不用担心各种健康风险。此外还有女性报道称她们非常担心自己所在的社区对待中年生育的态度，担心自己去学校接孩子的时候被误认为祖母而不是母亲。女性对此非常敏感。还有人担心中年女性体力跟不上。因此人们因此主张女性应该尽早生育，至于教育与职业方面承受些许损失也无所谓。人们还认为对于孩子来说青年母亲也胜过中老年母亲。我想指出，我们实在看不到在这方面针对男性的批评。这种批评有着很大的性别偏见。你只要谷歌一下所有关于六十岁生育的文章，全都是针对女性的，没有人批评查理.卓别林。六十岁男性生儿育女往往会得到老当益壮的称赞，但是女性却会遭到截然相反的批评。没人担心接孩子的父亲看着像爷爷，但是他们非常担心母亲看着像奶奶。
再来几条更有道理的反对意见。美国学者Arthur Kaplan主张，鼓励高龄生育不是良好的公共政策，因为高龄母亲更有可能活不到子女成人那天，孩子更有可能在成人之前变成孤儿。幼年经历母亲死亡带来的情绪打击对孩子来说必然非常糟糕。这套说辞或许确有道理，但是问题不在于高龄女性生育，而在于高龄父母生育，而Kaplan却特意提出了女性。这套话术背后的假设依然想当然地认为女性必然是照料者，丧母比起丧父对于孩子来说更糟糕。陪伴孩子成长的照料者必须是女性，男性如果能帮忙当然更好。当然，由男性照顾孩子的理念如今正在逐渐普及，推特上也能越发频繁地看到父亲晒娃的图文。但是人们往往假设女性才是首要的照料者，这种假设支持了所有上述反对意见，因此人们认为失去母亲导致的问题格外严重。但是假如深入分析一下，目前女性的预期寿命已经超过了80岁。就算在50岁生育，孩子成为孤儿的可能性也并不很大。话说回来，年轻女性也未必一定比年长女性活得更长。此外女性推迟生育也有很多好处，例如财务更加安全，职业更加稳固，请假更方便等等。这些都对孩子有好处。
另一项主张在于高龄父母更接近人生末年，因此子女不得不尽早成为照料者。但实际上这一点也没那么严重。从照料父母的角度而言，两代人年龄差距大一些反而对于父母子女都有利。比方说一位母亲在50的时候生孩子，在80岁的时候需要照料。这时候孩子30岁，还算年轻而且财务相对稳定。固然，此时子女或许已经生育，幼儿也需要照顾，但是此时子女的体力毕竟处于人生巅峰。相比之下，假如女性在20岁的时候生育，等她80岁的时候孩子就60岁了，那就成了一位老人照顾另一位老人。当然，具体情况必定非常复杂。但是代际年龄鸿沟一定有害无益的假设并不能成立。我们需要仔细考虑一下具体论证。还有研究表明身为父母的压力与能力在30到50岁之间没有显著区别。数据并不显然支持高龄父母一定更糟糕的主张。推迟生育就像提早生育一样有利有弊。
在我看来大多数论据都站不住脚，尽管有人——Anora O'Neil就是个好例子——依然认为，“年轻父母因为意外而悲剧地死亡是一回事，积极地设置某种场景，增加父母在孩子还小时死亡的可能性又是另一回事。”这可能是真的，但是我认为这条论证只有在人生即将到达尽头时才站得住脚，比方说一名女性在65岁生育，那么确实可以这么说。但是我们今天讨论的大部分案例距离这种情况还差了很多年，所以我们没有必要特别讨论这个议题，尽管它可能确实很有道理，因为在现实生活里女性使用冻卵的高峰是在40岁左右。
另一个主张我们不应该鼓励女性推迟生育以及支持冻卵的论点在于高龄产妇会承受更多的生理风险，比方说更高的生育死亡率。在世界范围内，40岁以上产妇的生育死亡率是40岁以下的四倍。高龄产妇的宫外孕、子痫、高血压风险的确都比年轻产妇更高。怀孕风险确实会随着年龄增加而越发增大。但是关键在于应该由女性自己做出选择而不是让其他人替她们选择。只要女性清楚这些风险，她们就可以做出自主选择。另一方面，采卵同样存在风险，虽然很小。这也是她们的选择。有些时候采卵会过度刺激卵巢，以至于当事女性需要住院。这种情况非常少见，但是确实有过导致死亡的案例。我认为关键在于更充分的信息，而不是一味抵制这些做法。
还有人主张冻卵会造成社会危害，这方面的例子是Josephine Quintavalle。她认为：“假如推迟生育成为惯例，那么家庭结构与社会结构都将改变。想象人工受孕替代健康女性的自然生育未免过于可笑。届时孩子们将很难再有祖父母，这将彻底颠覆整个社会结构。”我认为出于很多原因她这话说得都不对。并非所有女性都想晚生晚育，在许多年龄段都存在想要成家生育的女性。人工受孕导致社会崩溃的说法并不很能说服人。几年前我在一篇论文中曾经探索过冻卵与社会公平的问题，尤其讨论了我们是否应当动用全民医保来资助冻卵。我认为这个问题更加值得思考。Matt Hancock几年前曾经提出获取全民医保或许会出于某些社会原因而资助冻卵。他认为目前只有特定人群能够承担冻卵的费用。如果只有有钱的女性可以推迟生育，那么就会强化社会当中现已存在的不平等。我们可以说这只是一直以来的情况，但是也可以认为这是个足够严重的问题，应当得到资金支持。那么我们就必须分解这个论点，确定冻卵竟是不是必要的手术。当年体外受精技术就经历过这样的辩论，如今已经得到了全民医保的支持。
倒数第二个问题是所谓的虚假安全感，那就是冻卵将会越发导致配子的异化。John Robertson主张，如果女性可以冻卵，那么——尤其是在Robertson本人所在的美国——就意味着她们可以捐献卵子，甚至可以出售卵子。本质上她们可以将自己的配子当做私有财产。他认为这意味着女性和配子之间的纽带遭到打断，致使女性成为了配子的生产者与消费者，让配子遭到了商业化与疏远化，最终受害的还是女性。我们可以等到关于出售卵子的讲座上再来讨论这种说法是否成立。但是在我看来，似乎没有人针对男性捐精提出过同样的论点。换句话说这一论点依然充满了性别偏见。人们往往认为冻卵会伤害女性，却不认为冻精会伤害男性。
这里的关键顾虑在于冻卵会让女性产生虚假的安全感。我们可以将这一顾虑分解成两点。首先，冻卵会促使女性对于自身生育力的下降无动于衷；其次，冻卵会鼓励女性购买昂贵却无用的服务。本质上选择冻卵意味着购买昂贵且不会赔付的保险。我想要分析的也正是这一点。Heidi Mertes主张：“冻卵经常被错误地描述成为买保险而不是留退路……但是女性实际上并不是在买保险，而是在买彩票。如果女性可以一次购买很多彩票（或者说能够保存大量高质量卵子），那就能确保不错的中奖概率。尽管如此，不确定性依然是彩票体系的固有部分。”我认为买保险的说法不仅错误地体现了女性对于冻卵的看法，还错误地体现了冻卵的实际作用。皇家妇产医院也抱有类似的错误关切：“选择性冻卵确实允许女性针对生育力下降而采取措施，但是目前大部分女性选择冻卵的时机都是30岁晚期，此时的成功率已经很有限了。”在我看来，虚假安全感意味着着女性得不到她们希望得到的东西。她们希望自己能得到安全感，但实际上她们只能失败，因此她们错了，她们误解了问题，她们没有能力理解相关信息。我们都知道，女性确实应该在更年轻的时候尽早冻卵。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冻卵较晚的女性的认知必然有误或者安全感必然虚假。
虚假安全感主张的最典型体现依然来自John Robertson，他认为年轻女性具有所谓的乐观主义偏见，这种偏见“使得未来不育的风险显得过于遥远。她们安慰自己说，‘再过几年我就会找一个好男人安定下来，所以为什么现在就要花钱做手术来冻卵呢？’再未来几年唉，因此或许只有那些最厌恶风险的女性或者最乐意尝试先进技术的女性才会接受激素注射并且购买卵子保险，而她们恰恰很可能永远都用不着兑现这笔保险。”简而言之，最应当冻卵的女性也最不乐意冻卵。但是当女性到了30多岁的时候，她们的观点就开始改变了。她们开始冷静地审视事实并且开始冻卵。20岁的女性没想到要冻卵，直到她们开始30多岁的时候感到紧张才开始采取行动。就数据这一主张并非不正确，但是远远没有考虑到全部情况。Robertson的观点主张女性直到30多岁的时候才会开始产生生育焦虑，可是此时才冻起来的卵子并不能提供她们需要的生育保险，因为她们下手太晚了。我认为这里有两个暗藏的假设。首先，大多数选择冻卵的女性都会错过最好的时机，最终只会浪费钱财，她们的希望毫无根基，只会摔得粉碎。她们关于冻卵时机的决策必然错误。我认为我们应当挑战这个假设，因为这暗示着女性无法像反对者那样吸纳理解信息，无法权衡她们即将面对的风险与收益。第二项假设认为冻卵会产生虚假的安全感，意味着她们会错误计算风险与受益并且过度依靠这种手段。她们意识不到她们的机会多么渺茫，只会不断推迟生育，满心以为没有问题，最终铸成大错。这是Robertson对于冻卵女性的看法，也是我想要反对的看法，因为我并不认为他这话称得上完全准确——在某些女性身上甚至可以说是完全不准确。
我们首先看看，关于女性如何理解卵子与生育力衰退，目前我们确切知道些什么。有很多数据显示——例如根据英国孕期咨询服务处的数据——每10个女性中有9个意识到了怀孕风险随着年龄增长而增加，65%的女性都会在进行生育决策时将这一因素纳入考虑范畴。很多女性都担心留给自己的生育时间不够，即便在25岁到29岁的女性群体当中也有三分之一这样担心。用英国孕期咨询服务处的话来说，绝大部分女性“绝非在梦游当中步入了绝育的人生阶段，而是很清楚自己的生育窗口正在关闭。”超过60%的已生育女性表示自己正是因为这样的压力才选择了在自认为准备充分之前就生下了孩子。所以并不能说女性具有乐观主义偏见，实际上我认识的大多数女性都非常清楚地意识到自己时间有限——她们怎么会意识不到呢？毕竟各种媒体信息一直在提醒女性注意生理钟表的倒计时，她们自己更是比别人更清楚体内钟表的存在。认为女性不知道这一点的看法如此傲慢自大，实在令我气不打一处来。没有任何数据能证明这种看法。
此外，女性也充分理解技术能否帮助她们。我们注意到随着女性年龄增长，她们对于冻卵技术的兴趣也会逐渐增加。但是更有趣的是，调查表明各个年龄的女性都考虑过冻卵，并不仅仅只有中年女性才这么考虑。艺术团体The Liminal Space曾于几年前做过一场非常精彩的展览名叫“无时无刻”/Timeless，主题就是推迟生育并且选择冻卵的女性。他们调查了1000名女性，发现平均而言共有11%的女性考虑过冻卵，在18岁到24岁的群体当中这一数字更是达到了20%。换句话说，更有代表性的冻卵女性团体其实是年轻女性。我认为这些数据表明女性考虑冻卵相对较早，她们也意识到了尽早冻卵的好处与必要性。
我还可以进一步补充许多内容，可惜今天时间有限。接下来我谈一下女性是否意识到人工受孕整体而言能够帮助她们，毕竟冻卵只是人工受孕的一个分支领域。关于人工受孕以及考虑应用这项技术的女性，我们掌握了很多数据。另一项英国孕期咨询服务处的民调调查了1000名女性，其中只有9%认为人工受孕的可行性缓解了她们对于生育时间不够的担心，换句话说绝大多数女性并未将人工受孕视为万灵药。她们非常清楚这项技术有可能帮助她们，但是并不一定就能帮上她们。公平来说，也有调查显示有些女性确实抱有不切实际的自信，这也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两个方向都不是一张白纸，并不是关于所有女性都有虚假的安全感，也并不是所有的女性都充分了解正确的信息。人工受孕的图景非常复杂，不同的女性具有不同的认知层次。过分自信的女性确实存在。
那么对此我们应该怎么办？这是否意味着女性不该自行做出决定？是否意味着她们不了解实际情况？是否意味着她们遭到了虚假安全感的蒙蔽？有时候或许的确如此。但是上述这些全都是关于信息的争论。为了应对这些问题，需要让女性得到恰当的信息，帮助她们理解、考虑与权衡自己的决策以及决策的后果。在其他情况下我们都是这么做的。我们相信具有自主权的公民有能力自行决策。我认为关键在于应当意识到女性很清楚自己承受的压力，因此当她们做出是否推迟生育决策的时候，她们肯定能拿出在她们自己看来很不错的理由。她们或许并不会告诉我们她们的具体思路，但是我们不应当假设她们的做法必然出自非理性，而是应当假设几乎在大多数情况下她们都会权衡风险与收益。我们应当做的是确保她们的决策基础是准确的数据与信息。我认为尤其应当意识到，冻卵并不会真正改变女性选择生育时机的大背景，只是增加了额外的选项。真正重要的是要记得讲座一开始的主张：一切人工受孕技术都无非只是增加了女性应对生育挑战的额外方式。无论有没有这些技术，女性生育都要面对挑战与风险的权衡，从推迟教育到推迟就业再到成家结婚。技术只不过给予了她们一点点额外的能力，让她们得以略微影响一下计算结果。有些女性会利用冻卵这个选项，但是却并不会改变结果。她们当中有些人会自然生育——实际上一大部分冻卵案例最终都是这样的结局——白白浪费了冻卵的成本；有些人在冻卵之后依然最终选择不生育；有些人最终会动用自己的卵子并且达到了自己的预期目的，还有些人因为过分依赖冻卵作为保险，将生育时机推迟了太久，以至于最终无可挽回。各种复杂后果都有可能发生，真正的关键是为女性提供正确的信息。
最后我还要谈一下冻卵是否赋权了女性。反对论点认为冻卵只会会带来虚假的安全感，但是另一个有趣的问题在于，让女性获得额外的选项对她们有什么好处或者坏处？通常认为，给予任何人更多的选项都会让他具有更多的权力，或者说更多的做他想做的事情的能力。很多情况下确实如此，但有时情况可能更加复杂。我们应该记住，有些情况下冻卵的机会或许会变成冻卵的预期乃至压力。假设职场里其他女性都在冻卵，假设冻卵成为了常规做法，所有职业女性都在推迟生育，从而在职场更进一步，那么你的选择框架就不一样了。你不再自由地做出选择，而是在其他人都在做出这种选择的情况下做出选择，如果不这样选择就会承受损失。其他女性会在职场奋力前进，因为她们推迟了生育。这或许意味着额外的选择反而剥夺了女性的权力。又或者冻卵成为常规做法之后，不愿意冻卵的女性反而会承受压力。哲学家Simon Rippin认为，一旦出现了额外的选项，那么此前因为做不到而不去做的事情现在就成了因为主动选择不去做而不去做，这样的选择或许会对当事人造成负面影响。我认为当我们将冻卵称作选择时，这是一个很值得考虑的问题
法律是否应当有所作为？我不认为法律需要做什么。我认为现在最需要的重大转变已经发生了，法律已经延长了冻卵的存储时间。英国人工受精与胚胎学管理局有责任提供准确的信息，而且我们必须充分关注信息的层次。我认为女性很难得到关于冻卵成功率的详细信息。之所以这么说，部分原因在于我本人身为研究者都要耗费很多时间来寻找这方面的信息，因为这些信息并不容易得到，即便我很清楚去哪儿找。关于年龄与成功率之间关系的准确信息尤其难找。很多女性都告诉我她们也发现搜寻信息很困难。这是一个很有必要改进的方面。但是就关键的卵子储存时限来说，我想我们的做得已经很好了。
最后我想留一个问题让大家思考。目前冻卵得到了法律许可，技术相对成熟，女性也很清楚自己要做出怎样的选择。问题在于我们是否应当再进一步——美国已经迈出了这一步——是否应当从允许女性存储卵子与捐献卵子进展到允许她们出售卵子？我从某个美国网页截取了以下信息：买方要为每个采卵周期支付8000到10000美元。真正有趣的是接下来一页的宣传信息：“有很多原因会使得你希望出售卵子，例如支付学费、旅游、买车、积攒买方首付或者积攒应急储蓄”——真是无所不用其极的宣传话术——“旅游是扩展眼界的好方法，出售卵子得来的金钱可以让你潇洒畅游世界，无论是精彩的跨国之旅还是梦想当中的欧洲之旅。”美国这种市场化的宣传目前在英国还见不到。英国女性可以因为捐献卵子得到750英镑的报酬，也可以加入冻卵与分享项目，但是我们还没有走到彻底商业化的地步。我们目前惯于将卵子称作礼物。我认为商业化的是非利弊是我们下一步必须考虑的问题，必须想清楚我们是否应该在这条路上走得更远，以及我们为什么想或者不想走上这条路。
当初脐带血就有案例。假设你请它保存，先交一笔钱，然后每年花若干钱，到用时候他提供给你。但用如果没有保存好，不能用了，会赔偿一笔钱。事实上因为后来真用的概率很低，即使收到样本立刻转身倒掉。最后也是大赚一笔。
这种冻卵，乃至科幻小说的；冷冻垂危病人尸体等待将来医学发达，都很容易这样操作。
比如这种明确的欺诈，如果有严格的刑罚，就会好很多。脐带血也好，冻卵也好，这些其实是涉及人命的。如果没有刑罚去规范，只靠经济处罚，很容易有人利用概率计算去赚昧心钱。而因为有道德感的人不会去充分和他们竞争，造成劣币驱逐良币。
我想说的是，女性的可生育时段显然影响了她们的教育与就业，她们需要有能力尽可能自由地做出决策。对于她们当中的一部分人来说，如果能够充分理解冻卵的风险收益，这项技术将会是非常有效的平衡风险方式。为了女性面临的挑战，我们应当确保这个选项不被当做万灵药来兜售，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尊重女性做出自主个人选择的能力并且为她们提供准确的信息。认为女性过于乐观或者缺乏理解能力在我看来很站不住脚。我们需要做的是提出更多更好的经验性研究，帮助女性正确认知冻卵的风险与成功率，这才应该是我们的关注点，而不是喋喋不休地告诉女性这样做不管用。我们应当做的是给出冷静公允的信息，让女性根据自己的人生规划做出对于自己最好的选择。
看好技术延长妇女的生育年龄，如果国内希望人口规模维持和恢复，向妇女提供支持生育的技术支持和政策支持，势在必行。
三甲医院的生殖中心现在就保存着冻卵和受精卵。应该严格管理，但不应该谈虎色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