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魏凤和、李尚福被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 -- 大胖子
2012年那时候吧，公司里有个女同事，她老公是警察，从她嘴里听到一些关于警察内部的事情，比如一些硬性要求，比如手机必须保持24小时开机，必须随叫随到，而且不得无故出本市，人一旦离开本市，不管因公还是因私，手机就会被定位。
据她讲，手机是他老公的催命符，只要带着手机，就一点自由都没有。
一个农民的“粮食关”纪念碑
记者刘洋硕发自河南信阳
1958年9月，安徽繁昌，女孩坐在稻穗上。当时报道称：五亿农民创造了惊人的奇迹，粮食每亩单位产量出现了古今中外没有的纪录。坐在密铺的稻穗上，就像坐在厚厚的地毯上一样。
1958年，湖南平江县，人民公社提出“深耕二尺，密植十万，积肥万担，亩产万斤，创造晚稻大王”的宣传标语
没事的时候，68岁的吴永宽喜欢骑上三轮车，从村里跑到光山县城的“革命烈士纪念碑”下，给人摇签算命。
这天下午来算命的女孩，显然不太相信这套把戏。她求了一签姻缘，却又说，“命运还是掌握在自己手里。”
吴永宽不说话。他最信命。早年有人给他算过—卦：命里八字相冲，少年克父；老得贵子，却离他很远。几十年中，皆已应验。
父亲吴德金死于1959年的大饥荒，那一年吴永宽15岁。
对于那场饥荒，至今有着不同的表述：官方文献称它为“信阳事件”，教科书称它为“自然灾害”，农民则实实在在地叫它“粮食关”——人死得多了，就成了个难过的“关口”：过去的，算是幸存；过不去的，成了饿殍冤魂。
吴永宽清楚记得，那一年他家所在的高大店吴围孜小队，“过了关”55人，“没过关”73人。2004年，作为村里最年长者，他决定为那些亡魂立一座纪念碑，既是慰藉，也是纪念。
一个月后，清明，“粮食关遇难者纪念碑”立起来了。帮忙操办的人图省事，把碑建成了两座，一座吴姓，一座外姓。外形简陋，跟普通的墓碑没什么两样，与伫立在县城里的那座刻着光山籍将军尤太忠题字的“烈士纪念碑”，相差甚远。
“谁跟你讲理？”
43年后，回忆起那段日子，吴永宽感觉到的仍然是恐惧。
《光山县志》上说，从1958年开始，县里连旱4年，粮食产量连年减少。吴永宽的记忆却并不相同：光山虽不是江南，却也称得上鱼米之乡。那些年更是“要风得风，要雨得雨”的好年景。
也是在那一年，中央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这“三面红旗”。从此“
跃进”的号角不断吹响。河南遂平县卫星人民公社爆出小麦亩产2105斤，放了第一颗“高产卫星”，信阳楂岈山人民公社开始将一块亩产小麦四五百斤“浮夸”成3200多斤。
在“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的感召下，各地逐渐加码，轮到信阳鸡公山人民公社放卫星时，水稻亩产已达万斤。此后，报上的数字一个比一个惊人，一万、一万五，乃至报出亩产四万三千斤的“奇迹”。
吴永宽记得，1959年粮食丰收了，粮仓却是空的。
那一年，光山县所在的信阳地区实际粮食产量为二十多亿斤，而各县市报的粮食产量竟高达72亿斤，河南省委“信以为真”，给信阳地区派了上交16亿斤的任务。河南全省上报粮食产量则超出实产一倍。征收任务从省里一级一级压下来，压到生产大队、生产小队，最终压到农民头上，满仓的粮食被一车一车拉了上去。
父亲吴德金当时是吴围孜小队的会计，他偷偷跟家里人说：仓库里不到两百斤稻，只够村里下一个月的口粮。
村里人都知道，上面检查时，村干部就在粮食垛子下面充上稻草，但没人敢说出去。1959年农历八月，正如父亲所说，村里食堂的“大锅饭”
果真越来越稀，到了农历九月，食堂干脆断了火。
此后的几十天里，吴永宽再没听到过食堂打饭的钟声。但信阳的粮食征收任务量还是完成不了。地委认为有人将粮食藏了起来，决定在全区开展“反瞒产”。时任地委书记路宪文说：“不是没有粮食，而是粮食很多，百分之九十的人是因为思想问题。”
和信阳大多数村庄一样，吴围孜的老百姓被逼着交出“私藏”的粮食。吴永宽记得，村干部带人几次挨家挨户“查粮食”。母亲从地里捡了十几斤稻穗，藏在笸箩里，也在大搜查中被搜走。
吴永宽后来觉得，如果母亲藏的那些粮食留下来，父亲后来或许就不会死。但村里也有人因为抗交粮食，挨打、挨斗，“最后还是个死”。
“那个时代，谁跟你讲理？”吴永宽说。
“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食堂关门后，农民被禁止私自开火。谁家要被发现冒了炊烟，连锅都给端走。直到再也搜不到粮食，村干才不再管开火的事了。
那时所谓“开火”，不过是把糠皮用石磨磨碎，弄成饽饽，填填肚子，“兑个命”。“那东西吃下去，拉不出大便，只能用棍往外捅。”吴围孜的一位老人说。
榆树皮也成了好东西。村里的老榆树被一棵棵扒光了皮，树皮晒干了磨成面，“吃起来特别黏、扎嘴，有一股‘青’（涩）气”。除此之外就是野草。
在吴永宽的记忆里，村里第一个饿死的人是吴德刚，按辈分算他的堂伯父。“他五十多岁，孤身一人，无儿无女，放现在算是‘五保户’，即使死了也无人过问。”
堂伯父死后，是几个小孩，接着是更多的男人、女人，有时候一天能死几个。死的人多了，也就不算回事儿了，“没准下一个死的就是你。”
对于死亡，吴永宽总是轻描淡写。他亲眼看到村里的孩子，坐在屋里，嘴里流“水”，身子歪着，翻个白眼，“很简单地”死了。
那时候，饿死的人已经“不像个人”，但吴永宽也不怕了。即便轮到他的亲人，也是如此。
家中第一个饿死的，是三叔吴德才。因为饥荒，他从湖北逃回吴围孜，却发现村里同样没得吃。农历九月底的一天早上，吴永宽从饥饿中醒来，发现睡在身边的三叔“不动弹了”，一摸，人已经凉透了。
父亲负责料理后事，但他同样饿得没劲，卸了块门板，把三叔拖出去，挖个小坑、铺上浮土，算是坟。
人人都知道村里饿死人，但没人敢往外说。直到农历十月下旬，村里的副队长吴永冠饿极了，和一个姓李的社员一起杀了生产队的牛。牛肉没吃多少，两人就被生产队抓住。吴永冠被扣上“破坏社会主义”、“反对大跃进”的大帽子，又被生产队队长吴永寿带人在会议室一顿殴打。
吴永冠一怒之下说了实话：“老百姓饿死了，我对北京首都有意见。”他当过兵，“脾气暴得很”。
村民们不知道剩下的牛肉被收到哪里去了，反正谁也没吃到。吴永宽只记得，他们看到吴永冠跌跌撞撞从生产队出来，后来就听说他从小桥上跌下去，摔得了。
在那场饥荒里，因为杀牛被打死的人不在少数。时任光山县委书记处书记孙广文在1960年撰写的一份《我的错误交待》里提及，“1959年冬，农村发生杀牛问题后，当时把这一问题错误的分析为两条道路斗争、富裕农民破坏生产的花样，像这样情况经我批准法办也冤枉不少的人。”
带头打人的队长吴永寿是吴永冠的堂兄弟，但在那个“六亲不认”的年代，暴力就像瘟疫一样在村里蔓延。队里的吴德荣因为说了句“粮食这么多，为什么不给社员吃”，被斗、被打几天几夜，直到斗死。另一位村民吴德桐也因为骂了句脏话，被活活打死。
吴永宽的父亲吴德金为人忠厚耿直，看到村里人饿得皮包不住骨头，斗胆说了句“老百姓快饿死了”。因为这句实话，他也差点被打。村干部碍于他在村里威望高，只批了他一顿，轰回家去。
吴德金又气又饿，流着眼泪回到家里，一屁股瘫倒在地上。看到父亲饿得不行，吴永宽只好和回娘家的姐姐一起，把家里惟一值钱的木桌子抬到镇上卖了3块钱，换回了两碗稀菜汤。
他们赶回家里，父亲已经在地上断了气。吴永宽捏着父亲的嘴灌了一口菜汤，却已无力回天。
三叔饿死一个月后，15岁的吴永宽像父亲埋三叔那样，卸下块门板，把父亲抬出家门。同样，挖个小坑、铺层浮土，便是坟。
吴永宽记得父亲死的那天，自己并没有哭。直到很久以后，心里那股压抑已久的难过，才不断涌上来。他想起饥饿的父亲留在这世界上的最后一句话：“什么时候才能吃上碗干饭？”
“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吴永宽说，那时候的城镇户口，就像一张免死牌。县城里的人虽然同样吃不饱肚子，但在食堂凭票打饭也可以苟活。村里的长辈吴德琴，本想到县城投奔大儿子，但没走到县城，便饿死在了半路上——至今家人死不见尸。
吴永宽也差点成了同一条路上的冤魂。一天，他打算去县里的学校看看有没有吃的，走了十多里路到学校，却发现因为缺粮停课学校没有开门。回来的路上，一阵风吹来，他一下子栽倒路边。不知昏迷了多久，挣扎着爬起来，接着一个踉跄又栽倒在路边。
他本该这么饿死，但偏偏“八字”里说他命不该绝。
天擦黑的时候，一个路过的城里人发现了他，偷偷帮他叫来了城里的亲戚。那亲戚赶紧跑来给他灌了口稀饭。吴永宽这才算是捡回一条命，身体却从此落下了毛病。
大家都知道他那天差点饿死，但谁也不敢明说。在那年月，这样一句“错话”便可能招来大祸。时任信阳行署专员张树藩回忆，“光山县某地有个农民找医生看病，医生说这个病好治，有两碗粥就好了。因此将这个医生逮捕法办了。”
吴永宽记得，当时吴围孜也有人想往外逃，但很快被大队干部抓回来批斗，从此再也没有人敢出去。关键是，“普天下都这样，逃到哪去呢？”
到了农历十月下旬，天寒地冻，野草、榆树皮也被吃光的时候，人们也就不再出去找食物了。“何况谁还有力气走出去？”
村里剩下的人，就那么瘫在炕上，等着活，等着死。
“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
吴永宽并不知道，他们躺在炕上“等死”的时候，《河南日报》却登出了头版头条——《今年我省粮食征购任务超额完成》。他至今也说不清，这条喜讯背后，光山埋葬了多少饿殍。
《光山县志》记载，1959年、1960年全县的死亡人数分别为40768人、99378人，而在平常的年份，这一数字大都保持在4000人左右。1960年光山县的死亡率高达270.6‰，县史志办的一位工作人员表示，真实的情况比县志上的数字更严重。
吴永宽已经记不清是1959年底还是1960年初的一天，村里的食堂终于又响起了钟声。
“听说上面解决粮食了，老百姓喜欢得不得了”，几个庄的活下来的人，撑着木棍从家里慢慢走出来。吴永宽已经饿得走不动道，母亲拿着瓦盆，去食堂打回了一盆带着糠渣的米糊汤。虽然稀得只能“当开水喝”，但终归可以救命。
喝了几天“米糊水”，吴永宽的手脚开始浮肿，一摁一个坑。养了一个多月，身上的浮肿慢慢退去，这条命也就保住了。
吴永宽也记不清是哪一天，时任河南省省长吴芝圃（注：原文如此）来到光山，在县一中的操场上开了一场万人大会，旁边还站着信阳地委书记路宪文、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那天，他作为学生代表出席，亲耳听到当时那位个头很高的省长向全县人民道歉：“我对不起光山60万父老乡亲，我这个省长当得不好。”
可人都死了，“检讨还有什么用？”吴永宽表情漠然。
在那场灾难中，吴永宽家只剩下了他和母亲两个人。本有128人的吴围孜，有73人遇难，其中四十多人绝后，17家绝户。
由于村里死人太多，无人种地，第二年吴围孜只打了几万斤粮食。直到1962年前后，从安徽阜阳来了不少逃荒的人，村里收留了这些外乡人，让他们下地挣工分。
1960年冬，中央开始纠正农村工作中“左”的错误，河南省委改组了光山县委，派出工作组纠正“五风”（共产风、浮夸风、瞎指挥风、干部特殊化和强迫命令风）错误。但信阳地委在发给河南省委和中共中央的报告中，却把饥荒的原因归结为“地主、富农在土改时‘漏了网’，‘大批地主混进了革命阵营内部’，‘实行反革命阶级复辟’，‘封建势力大大作怪’”
这期间，信阳的8位县委书记被捕，除了光山县委书记马龙山由死刑改判为“死缓”外，其余几人被判2-3年徒刑。
这在当时被视为又一场“斗争”。马龙山一下子成了光山的“过街老鼠”。县里从此流传一首童谣：“光山县，两头尖，中间住个马龙山。马龙山，大坏蛋，饿死人民千千万。”吴永宽曾看到，马龙山的儿子“马大头”被学校里的大孩子们追着打。
毛泽东最终对“信阳事件”作出批示，称信阳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须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
这场“民主补课”一级一级补下来，到了吴围孜，便是把队长吴永寿和村里的干部关起来，开会学习。“课”还没补完，“四清”运动又开始了，紧接着，“文革”的火苗开始点燃。
“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村里死去的那七十多条性命，吴永贵始终难以忘却。
1960年，被吴永宽称为“休养生息”之年。第二年他结了婚，和父亲一样在村里当会计。1968年，有了大儿子吴晔——这孩子真的如同“八字”里那般出息：1995年，吴晔考到南开大学；4年后，跟妻子一起赴美；此后他常常寄回钱来，给村里挖渠、修路。
吴永宽和老伴也被接去天津住了一段时间。出国前，听吴永宽讲起当年村里的惨状，吴晔哭了。他以前并不明白，在父辈们所说的那场‘粮食关’中，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被饿死。开始他和村里大多数人一样，认为是“坏人”马龙山造的孽，后来读到当代史专家丁抒写的《人祸》，才发现事实并非如此。
吴永宽时常会担心，“再过20年，1959年的事情，可能村里就没有人知道了。”他觉得，在子女中吴晔最像他，“良心的驱使”令父子二人一拍即合，要为那些死去的人立个碑。
2004年，吴永宽从天津回到吴围孜养老，很快就把村里遇难者的名字一一写下来，然后掏了3200块钱，刻碑、做法事，请村里人帮忙操办。
那年清明节，吴永宽自家的庄稼地里立起了两块“粮食关纪念碑”。替换刻碑之前，他记得当时村里死了71人，碑刻好之后又想起来两个，但其中一个已经记不起名字。
他写了篇祭文，写上那72个名字，寄给美国的儿子。吴永宽觉得自己不会讲漂亮话，他在祭文中写道：“这些惨剧现在回想起来确实是当年批斗右派太过头了，从上而下，治理国家不是实实在在从源头做起，而是利用‘反右派’、‘浮夸风’这样一些方式，给人‘扣帽子’，压得人们抬不起头来，让部分坏人占了上风，使很多人失去了生命。以上这些惨剧是我亲眼所见，望天下人记住这段历史，让历史不再重演。”
他也想过，让为官者都来看看这两块碑，“不管大官、小官，都不应该忘记老百姓。”
碑立起来，麻烦也来了。当地有干部对此有看法，说他这碑“不该搞”，“是跟国家作对。”后来，信阳安全局、县安全大队真就找到家里。对方查了几天，“没说你不该建，也没说你该建。”
这些事让吴永宽有些后怕，他想着自己本来是出于一片好心，现在也开始怀疑“是不是办了坏事”。但那些想法他还是坚持，“有丑就不要害羞，有脏东西就好好洗一洗，这样才好”。
后来的几年里，吴永宽总觉得，这两块普普通通的纪念碑，立得其实有些“不尽人意”。他本打算立块高两米的大碑，底下堆个高高的土堆子，让人们远远就能看到，再在台子上撒上白灰。
如今吴围孜田里的麦子已经微微泛黄，水稻正等着插秧。2012年5月7月，旱了两年的光山总算下了一场痛快雨。
吴永宽在家里喝了点酒，琢磨着如果在他有生之年，国家开始反思当年的大饥荒，他就真的掏钱把纪念碑再好好重建一下，“写一副更有意义的对联”。他觉得那时候国家应该不会反对。说着，他又开始顾虑，“你说这天能不能等到？”
在68岁这一年，他没有想到为此再给自己算上一卦。
1957年邓子恢主张“包产到户”（田间管理包到户），主张要固定所有制，使所有权、生产权、管理权、和分配权统一在生产队，土地、牲畜、大农具都归生产队所有;同时提出要建立严格的生产责任制，实行队(生产队)包产，组包工，田间管理包到户。
你想要什么例子？
就这能证明啥？共产党没能力解决历史的饥荒吗？还是你认为一解放中国就该没有饥荒啊？
50年代就有包产到户了，这种制度又不是邓小平原创发明的，他只不过是响应农民的呼声，做了推广罢了，更重要的是，推广之后又没有因为此事而发生饥荒，对吧？
为何河里的左派对他做这事口诛笔伐？ @审度 ，还有 @陈王奋起 好像对这很不满意，是不是应该先去批判邓子恢？
公办大学学费四五千，但是这些学校学费从 2 万到 7 万不止，住宿费、伙食费更是高得离谱。以为他们收割的是条件好的家庭吗？不是，有条件家庭根本就看不上这些烂学校、烂专业，早就把孩子送出去了。
上这些学校的恰恰就是那些老实巴交的普通家庭，他们认为孩子寒窗苦读十几年了，分数也过了本科线了，不忍心让孩子去读一个专科，咬咬牙，勒紧裤腰带，让孩子上这些烂学校、烂专业。
民办野鸡大学是靶向底层的收割机
从上到下急风暴雨似的群众运动是唯一的解方。
稍微浅谈下
一、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是两个不同的文明。中国的古文，“商女”，有两种解词：A 商与女，B 商女 。唯有白话文改革后，B才是默认的。“封建社会主义”，中国与西方对"封建"词义都是不同的，现在强硬推的是苏联那套西来词义；社会，二者所指范围含义都不完全一致，有交集的地方；主义，白话文后才从洋人引来的。
二、说雍正。《雍正王朝》，人家可是没少黑四爷。不能明着呀，不然阎罗殿都保不住，轮椅哥都捏死金主制片人：想变个法子给咱老爷子脸上涂黑？小看知识分子文人折腾人法子，四九城人不是说骂人都不带个脏字。
三、知识分子。河里，一大票人都举例子，说这帮人的出身。新中国前，读的起书绝大数可不是老百姓。农业王朝的“民”，可不是平头老百姓。寒门是没落的贵族。大明得益朱元璋底层出身，才有少见穷人凭宗田读书出官的记录。
斯大林怎么培养自个知识分子，对前朝知识分子（贵族、商人、牧师等等）同样大清洗，有用下狱组成监狱设计局一类；顽强地、耐心地学习，要向所有的人学习，甚至向敌人学习；用不能容忍沙皇鞭挞政策一部分小资产及中产阶级，特别是具有学识有反抗意志那部分人，建立各类学校培养“红色专家”、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斯大林喊的口号：“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有点眼熟吧。沙俄是农业国，也是强国，有着很强军工业、相对几个工业强国弱，比一大波国家都强工业，工业配套少部分工农知识分子。沙俄修道院也培养不少知识分子，名声最大就是斯大林。
四、英、德两国大来说是蛮族日耳曼人国家，蛮族沙俄与它们有着很大差别。一个海洋、黑深林，一个深寒的大草原。截然不同地理环境，造就不同文化，两者差异大到北约对俄罗斯社会理解，自以为是发动俄乌战争，普京带众跪倒求和。如今，尬住，困住。同个文明圈的东西两边离谱至此，各自配套社会结构、经济形态、文化思维模式....说是火星撞地球不为过。
列宁是直抵一线调研者，敏锐觉察到马克思主义基于英德整出来那套解决之策，同沙俄现实离题万里。列宁主义横空出世，接着斯大林整套经济强国经受生死铁血助推苏联与美利坚并立。
毛泽东喊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实则把列宁主义斯大林建设国家理论搬、改、创新，与前两者三足并立。沙俄苏联与中国形态有部分相同，有大草原、蒙古影响、北方苦寒，现在国人对沙俄夺走北到北冰洋的土地耿耿于怀。为了迁就留法分子、非斯大林分子，操作太务实。怪不了海峰河友，老说他们是犹太有钱集团渗透、代理人。
谈资本主义，封建社会主义，东西欧鸡同鸭讲。不但沙俄的孟什维克，俄罗斯的新孟什维克，国家搞得太好啦，国民去郊外享受农耕生活快乐。唯独念念不忘苏共党员证普京，天天想着往苏联方向跑，日日拱卒。西方捅一刀，爆发一次亲西方国家战争，回归集体至上跨出一大步。俄乌一打，经济玩起新苏制道路，斯大林与上帝被东正教牧师绑一块共享诵经。简中网络上一堆人喊皇俄，可谓是别有用心黑，俄一部分人是复辟东罗马凯撒制度。与中国人理解“皇帝”两码子事，与西方蛮族国王帝王不同，妥妥欺负多少人没空理解俄罗斯史东欧史。东罗马区域的民众自诩是“正”教子民，哪个啥子天主教不正，早被日耳曼蛮族污染啦。
谈商业、自由经商，西方那套立刻迎头碰上东斯拉夫谈的集体合作，村社分工。集体主义经济行为，俄中真的是自古以来，割不掉砍不动的生存法则。甚至衍生出相应经济学说，对打西欧经济学说。
谈资本、谈封建，不能不谈经济行为、分配、所有者。双方都不是一回事，两方社会对商人作用南辕北辙。中国社会自汉起，豪强崛起，到西晋直接九品中正制。豪强何人，乃大商人大地主家族。在朝为官、在民为富；那家子人，官是他家、商是他家、地是他家；朝廷不玩流官，一方社会治理开个宗族或几个宗族会议敲定。西欧那堆商人，有几个是有大把土地，当然英国部分贵族开工厂经商不算。
中土，上点规模的企业，走近细看红色背景或政府背景杠杠的。
身体力行被抓了当傻逼的吗
“没证据”，这1078万人就在一边干等着那帮贪官污吏继续贪腐，群众只能在一边看着等死？你才是身体力行的维护贪官污吏的一条怂狗。
”没证据“，影响到你整天在网上扯这个骂那个了嘛？你扯蛋骂街的时候，想起过”没证据“？
这上千万人才是真正的身体力行。你怎么知道人家没有证据？没有证据能查出那么多贪官？
只有你这种怂货，总幻想着有人“保护”了，有人恢复四大了，才敢群众运动？你不就是这个怂货逻辑嘛。
国际歌怎么唱的？
从来就没有什么救世主， 也不靠神仙皇帝！ 要创造人类的幸福， 全靠我们自己
当然了，中国的群众运动，从来不靠你这种整天污言秽语，给左派丢人的冒牌怂货。
人家寄河友举出的数据：
“党的十八大以来，全国纪检监察机关共收到信访举报1078万件次，其中检举控告666万件次。”
你不过是拿个例给自己的怂找借口嘛，不止是怂，更是蠢。
你举一个网上抄来的例子，就否定了1078万？取万分之一吧，你能举1078个“身体力行被抓了当傻逼”的例子，你就能证明自己只是怂货尚不是傻逼。
打新冠疫苗，还有副作用，会死人呢。你就拿副作用死人，你就不让群众打疫苗了？这不是傻逼是什么？
你这种货色，放在文革的群众运动量，也是怂货兼蠢货。
还是说全国都没有包产到户，亦或说温州没有包产到户？
如果你说50年代没有政策，这个我同意，跟我了解情况差不多，毕竟共识是邓小平的年代才有包产到户的政策。但是，如果你说没有包产到户这种现象，特别是温州，这个我就需要麻烦你提供一些资料了。
我说有，并且提供了两份证据，一个是杜润生引用李云河的文章《“专管制”和“包产到户”是解决社内主要矛盾的好办法》
另一个是杜润生提供的统计数据，有以下的说法
里面有年份，时间是1956年，地点在温州地区永嘉县，农户的数字都有，如果你说没有，请去翻翻当年的记录，只要没有喝土炮，估计不难找到推翻杜润生的证据。
你看，我不但摆了证据出来，还手把手教你怎么推翻我的证据，唔话得啦呱？
空总呀，从来压榨得最狠的都是底层。
比如读书， 有点门道的，跳健美操去清华一级运动员进清华自冮招生进清华。门道不够钱够的，出国呀，打小读国际班，集体声明不参加高考秀一波，回来自带国外先进经验，很多要求有国外经历的就是对应的萝卜坑。有钱不够的私校私教。那些补习班的，其实已经是韮菜级了，就是优质点的韮菜。然后招工时，扫男厕所本科以上，扫女厕所大专以上。一套组合下来，空总，有个读书的机会摆在面前，就问你读不读？卖血卖身都读不了的，就是废料啰。原料总是有损耗的，合理。
野鸡大学算啥，还有假学校呢。那么大一间学校，假的，最后合法毕业证都没有。
还有多少人敢反对？我是农民出身，我从小到大，没有听到一个农民要分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