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讨论】魏凤和、李尚福被开除党籍、军籍、取消上将军衔 -- 大胖子

中国的古文，“商女”，有两种解词：A 商与女，B 商女 。

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

二、说雍正。《雍正王朝》，人家可是没少黑四爷。不能明着呀，不然阎罗殿都保不住，轮椅哥都捏死金主制片人：想变个法子给咱老爷子脸上涂黑？小看知识分子文人折腾人法子，四九城人不是说骂人都不带个脏字。

斯大林怎么培养自个知识分子，对前朝知识分子（贵族、商人、牧师等等）同样大清洗，有用下狱组成监狱设计局一类；顽强地、耐心地学习，要向所有的人学习，甚至向敌人学习；用不能容忍沙皇鞭挞政策一部分小资产及中产阶级，特别是具有学识有反抗意志那部分人，建立各类学校培养“红色专家”、工人阶级知识分子。斯大林喊的口号：“技术决定一切”、“干部决定一切”，有点眼熟吧。沙俄是农业国，也是强国，有着很强军工业、相对几个工业强国弱，比一大波国家都强工业，工业配套少部分工农知识分子。沙俄修道院也培养不少知识分子，名声最大就是斯大林。

如果认为知识分子不好，就去说知识分子，为什么拿着商人说事？

看看后半部分是如何批判那些所谓的“封建社会主义”的

商与官，是否都需要管控？皇权是否需要管控？

在1961年4月23日，安徽省公安厅向省委写了《关于发生特殊案件情况的报告》（指人相食），报告中写道“自1959年以来，共发生1289起”，“发生时间，绝大部分在1959年冬和1960年春”；“从作案性质和情节上看，据对1144起案件调查，其卖给别人吃的36起，其余1108起都是留作自食”。该报告送到省委后，“省委书记曾希圣只批给几个书记传阅，严格保密，并指示公安厅，严格控制知情范围，有关档案销毁。”

1960年5月13日，青海省公安厅给省委写《关于西宁地区当前治安情况的报告》，报告中称西宁市和湟中县发生人相食案件300多起。

原信阳地区专员张树藩在《信阳事件：一个沉痛的历史教训》中写道：“信阳五里店村一个十四五岁的小女孩，将其四五岁的弟弟杀死煮了吃了。因为父母都饿死了，只剩下这两个孩子。女孩饿得不行，就吃弟弟。这个案子送到我这里我很难办。法办吧，是生活所逼。我想了一个晚上，第二天还是把这个小女孩抓起来了。我的想法是，不抓起来也是饿死，不如让她进派出所，还有口吃的。”

据安徽亳县农业银行离休干部、中共党员王体忠回忆：1960年春，他家乡五马公社泥店西南王楼村，有不少农民因饥饿而吃人肉。为制止这种情况蔓延，大队下决心抓典型示众。该村王某的前妻某氏，多次吃人肉。有一次刚把煮熟的人肉捞到盆里，被干部查获，把人和人肉一起送到大会场里，立即召开群众大会对她进行批斗。参加大会的人闻到香喷喷的人肉，想吃又不敢吃。有个大胆的人说一声“我尝尝”，伸手拿了一块人肉大口吞食，接着众人一哄而上，你抢我夺，乱成一团，转眼间一盆人肉抢得精光。王体忠的妻子也抢了一块，当时吃了感觉很香。批斗大会无法开下去，只好宣布散会，不了了之。

牛寨大队的1960

　　记者刘洋硕发自安徽阜阳

牛寨大队是当时阜阳县行流公社（今阜阳市颍泉区行流镇）下辖的10个大队之一。

58岁的鹿振斌至今不愿提起父亲鹿少致，他认为父亲当年干了“那种不积德的事”，是村里的“罪人”。那一年鹿振斌8岁，饿得浑身肿胀淌黄水，连衣服都穿不上；早上被子就会粘在身上，揭不掉。

　　父亲吃人肉的事让鹿振斌在村里一直抬不起头。他娘临死说，不愿意和他父亲葬在一起；而他这么多年，也从没给父亲上过坟。后来鹿振斌对牛犇说，“我理解他，但我不能原谅他。”

《炎黄春秋》 2008年第05期，作者：任彦芳，原题：《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大饥荒》

　　2000年的5月7日在郑州河南省省委宿舍。

　　八十一岁的张申细言慢语地向我讲了他的历史和他在1959年被打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经过，他的老部下74岁的周化民在一边听着，有些是他们共同的经历。

　　张申，1953年后任中共开封地委书记，是焦裕禄的老领导，离休前任河南省委秘书长；周化民在1958年任开封地委工业部部长，1965年任兰考县委书记。离休前任商丘地委副书记。

张申：

　　这年冬天，副省长赵文甫和地委书记陈冰之一人带一个秘书到下边私访，到禹城杜集，一进村口，就见人们浮肿厉害，老百姓哭着说：再不来粮食，就都饿死了。陈冰之从村西头走进一家，见一老人在草窝里睡，看不见粮食，见屋里有个小缸，淹着一缸肉，问：是什么肉哩，狗肉？猫肉？老人哭了，说那是我孙女的肉哩！

　　饿的人吃人肉了！陈冰之再也呆不住，便找到赵文甫，一块看了看那淹女孩肉的小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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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开封市纪检委书记姚学智，他80岁，身体好，腰板直挺，满面红光，说话膛音很大。他在1944年参加工作，当过“愚公移山”移动的王屋山地方的小学校长；1955年任省委农村工作部生产处处长兼办公室副主任。

　　姚学智的职务，使他亲眼目睹、亲自调查了河南信阳所发生的那场历史大悲剧的前前后后…

姚学智：我看省委如此重视，我不能只听汇报，要亲自去调查。

　　我先到一个村，村干部说：俺村就死二人，还是老头，该死了。我出了队办公室，在路上遇到一群妇女，却哭着诉说他家里饿死人，这一统计就是四五十人哪！

　　我又去了一个村，也死了几十个人。

　　这样全公社估算要在三四千人以上啊！

　　我回公社专门叫各村支书来汇报死亡人数，可支书却不在了！

　　这个公社的南尧大队，一家老人饿死了，只剩下两个哥，一个妹妹，冬天晚上烤火，哥问弟：饿不饿？饿了咋办，咱不能等死啊！两人一商量：吃了妹妹吧！便把小妹打死，在火里烤着吃。当家叔叔闻到烤肉味儿，过来一看，哥儿俩正烧妹妹的大腿撕着嚼呢。便大骂他们，他们像没听见，还撕着吃，把啃完的头骨放在窗台上，叔叔报告了，公安局来人抓他俩，弟弟跑了，哥哥被抓去，又送回来了——在路上死了。逃走的弟弟也饿死了。

　　我去调查，有两个村已死绝了，尸体倒在街头，没人掩埋，真是惨不忍睹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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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我住在遂平招待所。第二天，中央来了陈正人、陶铸、吴芝圃、李立副书记，从信阳乘大轿子车直奔（原文空缺）山去，我也到了那里。

　　陈正人问县里干部：这个公社死了多少人？

　　回答说：一千多人。

　　陈正人说：工作组报告三千多人，怎么回事？

　　这是指我写的报告，到底是谁说假话，欺骗中央？我说召开全公社各村的贫下中农代表会，一个村一个村的报，就把死人的盖子揭开了。不是3000多人，而是4000多人哪！我让会议延长一天，把死的人名单拉出来，看着这厚厚一摞密密麻麻的父老乡亲死者的人名，那些想隐瞒真相的人还有什么话说？

在大饥荒期间的四川省，有多起食人记录，兹录其二——

灌县蒲阳公社八管区三队潘素华，女，41 岁， 1960 年3 月16 日晚，其夫唐前武落水淹死，次日晨被发觉，当晚潘素华以假悲之情，叫社员埋浅点，回家后将菜刀磨得锋快，当晚乘夜静更深，带上锄头、菜刀、背蔸等物，把坟墓挖开，将头、四肢砍下，并挖取肚腹及全部上躯扛回家中煮熟自食外，还假以熊骨出售，以1.5 元一斤，共卖了11.75 斤。这事被食堂事务长黄荣太发现，并在她家中查出手、残躯及肠、骨等。灌县崇义公社三管区二队富裕中农周玉光，女，39 岁。1960 年3 月16 日下午将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砍去头部、四肢并将肚腹挖出丢在河里，将身拿回家煮吃。

灌县崇义公社第三管理区周裕光，39 岁，解放后工作积极，曾被选为妇女代表。3 月16 日下午，她针该队杜之田已死两天的小孩．（两岁多）从埋处挖出来，砍去头部、四肢，将肚肠挖出丢在河里，将身子拿回家煮吃。

大约是1960年的头上，我跟随省委主管农业的陈思恭副书记下乡“调查研究”。是在湟中县的一个山村。湟中县是闻名于世的黄教诞生地。金碧辉煌的塔尔寺在灿烂的阳光下显得越加迷人。我们一行，包括农村工作部长、政策研究室主任、办公厅副主任、秘书等，在县、公社和大队三级干部的陪同下首先走进一座“敬老院”，撩开雪白的门帘，只见屋子里并排的五张床上是一样雪白的床单雪白的被子，五个老人一动不动地朝天躺着，没有一丝声响。毫不夸张，当时我真有一种走进停尸房的感觉，当然，我不敢有半点流露半点马虎。陈书记很亲切地对其中一位老人说：“日子过得还好吧？”一个干部抢前一步：“一天三顿，按毛主席的指示，两稀一干，还有专人伺候……”陈书记显然不想继续听他啰嗦，问跟前的老人：“是不是啊？”那个老人一动不动，双眼还是盯着天花板，好像是点了点头。大家见陈书记转过身子，后面的人先退出了屋门，我听见书记说了一声：“不错嘛！”

接着是“考察”村里食堂。我紧紧跟在书记后面，生怕遗漏了重要指示。真是巧了，我们一脚踏进厨房，只听一声吆喝：“好嘞！”在一片腾腾热气中，只见锅台上包子正在出笼。书记大步走过去，没等开口，身着雪白工作服的大师傅已经递过来一个包子，说：“尝尝，趁热。”书记亲切地微笑着掰了半个，侧过身来把另半拉给了我。是85粉或88粉，白菜猪肉馅，面粉虽没有我有一次在省委小灶上看到的细洁，但实事求是说，味道不错，至少不比省委大食堂的差。这时只听书记又随口说了声：“不错嘛！”干部接下书记话茬说，这包子，我们食堂一月少说也得吃上那么三几回的。另一个穿得更有干部模样的说，全公社各队都差不离（当地方言，意思是差不多）。书记说：“全省自然灾害，粮食减产，你们能安排得这么好，不容易，要认真总结经验，不过，还是要注意节约呵，要细水长流呵，要干稀搭配，发动群众收集代食品，充分挖掘潜力呵，啊？”周围的人无不连连点头，还有位始终紧跟在书记身边的人一个劲儿地说，请领导（或陈书记）放心，我们一定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决不辜负省委对我们的期望。从那口气上听，我断定他是这个县最大的头儿无疑。

我们一行还“调研”了几个“点”，最后在公社召开了“汇报会”，先“听取”汇报，然后领导作一番“重要指示”，第一点第二点第三点，与会的都埋头记笔记，没有一点声音，最后，陈书记问了一声：“大家还有什么要说的？”这时，“大家”中职位最高的那一位就非常恭敬非常谦卑地回答说：“没有了，没有了。”整个调查研究当然也就结束了，剩下的写总结呀、给省委的报告呀，以及把省委领导的“指示”迅速传达到“全省每一个角落”呀，那就是秘书和记者的事了。这样的工作作风和运作方式几十年如一日，直到二十一世纪的今天，君不见全国各地各级领导依然是如此中规中矩，无人敢越雷池一步。

老实说，当时我就看出了其中搀杂的假，我也相信，所有的人都会知道这是预先安排的一场戏。但是，我当时的想法是，谁不想让上级领导说几句表扬的话呢？谁不愿意把自己最好的那一面呈现在众人面前呢？也可能，这里的群众生活虽没有这样好却也确实还算可以呢？等我在这个社会里摸爬滚打，特别是文革中从监狱里两进两出之后，我才真切地知道自己真是太幼稚太天真了。想想看，1959年或是1960年啊，共和国成立还只有短短10年的光景，不少人弄虚作假已经那么驾轻就熟、那么有恃无恐（当然，比起后来者，他们还只是小巫见大巫），因为他们是为自己的领导而干，他们只需对自己的领导负责。他们需要那种领导，那种领导自然也需要他们。可是他们能瞒和骗于一时，还能瞒和骗于永久吗？他们骗得了领导，可骗得了千千万万人的肚子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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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我在村子里随意走走，采访经验告诉我，往往在不经意中可能会抓到很有价值的东西。我走过一个庄廓，看到大门倒在一边，就走了进去。这是一个不小的院落，北房比较大，至少有五间，东西房好像只有三间，如果是一家住，那定是个三代人的大家。院子里不见人影，墙根边胡乱堆了几件农具，西南角上还有一点柴草，我高声喊了一声：有人吗？没有回音。我再细细一看，发现东西房的门窗大多已经东倒西斜，心头不由一怔。老慕说过，有的人家已经死得绝种了，莫非是……我不敢往下想。我推门走进好像还有人住的北房，立即闻到一股有些异样的味道，我朝锅台走去，锅里冒着热气，我随手揭开锅盖，眼前的一幕让我惊呆了：分明是孩子的一条胳膊！

我记不得在那里呆滞了多久，可能是一分钟、三分钟，还是更长一点？突然，一个中年男子扑通一声跪在了我脚边，让我越加惊吓不已。我赶紧扶他起来，他却向我一个劲地作揖磕头，好像还在求我什么，可是我怎么也没听明白。我只好一遍遍地对他说，我不是县里的干部，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什么也不知道…….

然而，我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这个中年男子竟然在这天夜里投水自尽了。老慕告诉我，幸亏被人发现，救了起来。老慕说，算他命大（本地话，指能逢凶化吉也有活得长的意思），正好碰上有人到矿上（不远有个铅锌矿）去偷粮食，不然，不是多了个冤死鬼？谁给他吊孝？全家就他了，没人啦。

——原青海日报记者孙正荃回忆录

北大法学硕士余习广(中央党校教师)：

在我小时候的印象中，刘家远惨杀亲子食子案，经常给我们一些小伙伴惊心动魄、夜来恶梦搅魂的恐怖感，和夜间一见迎面过来长得凶神恶煞者，就有被害的恐怖，扭头就跑的心里障碍。 　　

刘家远是澧县如东人。如东靠近洞庭湖区，是个风景如画、富甲澧洲的好地方！ 　　 洞庭湖虽早已失去了曾经八百里烟波浩渺的气魄，但一片片淤积平原养育着一代代拓荒的洞庭儿女。澧东土地肥沃，物产丰饶，田里出产粮、棉、油、丝、麻，湖中盛产鱼、藕、莲、芡、菱。偶有田土歉收，则湖中的出产尽可让人们得温饱而有余金。如东人的富足，着实让澧州人为之艳羡。 　　

然而，在苦日子年代中，刘家远杀害亲子食子案，却又着实让惨案频仍、业已见多不怪的澧州人民，也为之震撼和悲哀。 　　

刘家远是一个老实人。他出身贫寒，自小在饥寒交迫、缺衣少食和受人欺凌中长成，养成了软弱自卑、沉默寡言的性格。1948年他被国民党抓壮丁，押上炮火连天的东北战场。不久，他所在的部队全军覆没，刘家远也成为解放军的俘虏。在部队，战友们对他的评价还好，说他话不多说，事不少做，领导上喊往哪里打，他就拼着性命哪里冲，大小也立过几次战功。但人老实到没多少出息，几棍子也打不出个屁来，因此不大讨干部喜欢。1950年，他复员回乡。 　　

刘家远回乡后，分了土地还分了房子，老老实实地干活种田，渐渐生活也有了些起色，娶妻生子，小日子也还过得有些兴旺。乡亲们都说他娶了个能干泼辣的女人，刘家远家旺人兴有了指望。 　　

无论是互助组，还是合作化，运动一来，干部一号召，大会、小会一开，一说不加入就是思想落后、不想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拿他是复员军人说事，要他“起带头作用”。刘家远胆小怕事，吓得战战兢兢，回家就要拿土地证，牵牲口。他老婆死活不同意，两口子每每都要大吵大闹一番。但刘家远总是带头入组、入社。合作社生活一年不如一年，两口子意见也越来越大。 　　

人民公社化运动中，澧县的“共产风”在全地区都是有名的厉害。而庐山会议后，全县再一次刮起了十二级“共产台风”。 　　

1961年4月整风整社运动中，县委书记张琢，在中丅共澧县县委扩大会议上的检查报告中说：“这股‘一平二调’的‘共产风’，从五八年公社化后起，到这次整风整社运动开始止，才平息下来。据初步统计，公社化以来，全县各级刮的‘共产风’，折合金额达到3812万元，相当于三年农副业总产值（15732万元）的23%；其中光是刮的社员个人的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246万元，相当于五九、六0年两年分配给社员部分的30%。其中包括集体土地29563亩，社员自留地24307亩，房屋123960间，各种农具3823837件，现金2699000元等，每户平均90.4元,人平24.77元。 　　

特别是拆房屋，挖祖坟，叫社员餐风露宿，几代同房，公公和儿媳妇住一起，三五家人家挤一间房，最使社员伤心和恼火。社员形容那种情况是：“公媳同房，帐子做墙，说话为难，洗澡过关。” 　　 如东公社的“共产风”越来越大，“一平二调”刮得树倒屋毁，家破人亡。土地、自留地、房屋、耕牛、牲猪、羊、鸡、鸭、鹅、锅、坛子、桶、刀、铲、火钳、钵、碗、菜盆、鼎锅、撑架、箱子、床、柜、桌椅板凳、犁、锄头、锹、粪桶、扁担、箩筐…… 　　 全社“一平二调” 社员各项物资折合金额达到172076元，每户平均106.8元。刘家远家中被搜得一干二净，就连桌、椅、板凳、刀、铲、钵、碗也没留下半点。 　　

如东公社各级干部的强迫命令、违法乱纪也非常严重。据张琢在一次整风运动的县委扩大会议上说：如东公社的干部对人民群众采取了法西斯统治，随便打人、骂人、捆人、吊人、扣粮、斗争、“辩论”、罚吹西北风、吃草、吃泥巴、喝尿、吃牛屎、灌大粪、儿打娘、敲牙齿、针缝口等。公社成丅立劳改队，有的大队还成立了改造队。开辩论会的时候，先把积极分子教好，让他们起带头作用，然后干部吹哨子为号，一起涌上去打，哨子控制节奏，吹得快，打得要快，吹慢就慢打，吹得声音大就打重，吹得轻，就打轻点等等。 　　

1958年9月，干部带头从刘家远家中，抄出他老婆私藏在床下的家中全部现金25元钱不交公。 　　

常言说得好，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欺骑。别人挨打，家族中有人的，或者本人刚强的，下手者还有些手下留情。而刘家远人菘货馕，平时就被人欺负惯了，这回两口子更遭了大罪。那年月，对老实人，不打白不打，打了也白打。他被人打得口吐白沫，他老婆被打得一头栽倒在地，就连两岁多的儿子也被人一脚踢得半天没哭出声。别人老婆挨打，做丈夫的无论如何也会跳起来拼命；他老婆挨打，刘家远缩在墙角不敢吱声。干部们走后，他老婆又哭又闹，口口声声骂他是个废物，没得本事，连老婆都护不住。 　　

家里分文无有，两口子连看这场伤病的钱也没有。还是邻居好心，去扯了些治伤的草药来，两口子过了好些天才慢慢恢复。 　　

1959年9月，如东公社各大队搞起“反偷风” 运动。大队和生产队一级级开大会，要社员老实坦白交待从1959年春荒以偷盗集体庄稼的罪行，说是“党的政策，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自己积极交待、交待退回的，既往不咎。抗拒不交的，罪加三等。” 　　

审到刘家远时，干部硬逼他老实交待。他在惊恐之下，承认说偷过一次苞谷。其实当时苞谷在地里还刚刚结穗，显然是强逼屈招。结果干部们硬说他偷了一次有二次，有二次就有三次。前前后后给他算成偷盗集体粮食20斤，硬是逼他交出来，并带民兵到他家抄家。干部们把他老婆在收割中稻时从收割后的田里捡的5斤多谷子全都抄走，公共食堂又罚他一家三口人停伙两天。 　　

是年冬，因家中断粮断炊，他老婆实在饿得受不住了，于是丢下刘家远和儿子，跟着一个男人跑到外乡了。

1960年春节前后，家里粒米不剩，刘家远父子常常连清水煮野菜也吃不上。别人家为了救命，也顾不得人民公社的种种禁令，不少人偷偷私自跑到湖区捕鱼、挖藕，搞点吃的。刘家远胆小怕事，坐在家里干挨饿。大人都受不住，孩子饿得一天到晚哭哭啼啼，围着他要妈妈、要吃的。刘家远心烦意乱但又一筹莫展，常常坐在 屋里独自发呆，谁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 　　

大年三十晚上，邻居见他家实在是太可怜了，便给他端过来一小碗野菜粥，父子俩这次总算吃了顿年夜饭。 　　

这时，公共食堂一天开一顿伙，大人一人一碗见不到米星子的野菜粥，小孩子才给一勺子。刘家远的“饭”，常常被孩子吃了还不够，整天围着他哭闹喊饿。这时刘家远自己也饿出了浮肿病。 　 　

不久，公共食堂停伙断炊。刘家远父子俩已经几天没吃饭了。这天，孩子哭了一整天，到了晚上家里声息皆无。据刘家远后来自己交代，这些天里，他自己一听到孩 子的哭声就烦躁不安，还经常出现幻觉，就连做梦也是梦见白米饭、红烧肉和红烧鲤鱼，还常常把走在路上的人，看成是在动的猪，想吃肉都快要想疯了。 　 　

当天夜里，他看到躺在铺上的儿子饿得就快要断气了，恶念顿生。心想，与其让儿子受罪，还不如把他杀吃了，吃个饱肚子自己再死也好。于是他找来一把破菜刀， 几刀就把他儿子杀死了，并肢解成几大块，用水洗干净。又偷偷跑到地里，偷了一些生产队的胡萝卜，洗干净后，放到破鼎锅里，和儿子的尸体一起煮。 　　 那天晚上，刘家远说他几年来第一次吃了餐过瘾的肉！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跑到公社去报案。 　　 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大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大概直到1964年初，随着人们的兴奋点转移到“四清”运动对干部“四不清”问题上去，刘家远案才逐渐淡化出人们的视野。但是，对我们这些小孩子而言，刘家远案是我们永远的恐惧和心痛！ 　　

在“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初期，人们从大字报和批斗大会上，经常可以听到和看到对当年 “四大公案”的控诉。可以想见，澧县的“文化大革命”会有多么激烈、多么残酷……

之后，余习广又在博客上贴出了以下文字：

在我进行大饥荒重灾区百县调查中，接触到的各地饥民吃人肉事件档案材料和知情人所说，非常普遍，杀害亲人吃肉案件也有不少。澧县也有饥民饿不过，悄悄搞死人肉吃的。但是，像刘家远这样“杀子食子”案件破案后，在其杀子尚未来得及吃食情况下，公社书记喝令刘家远“当场吃给我看”，以“夯实”罪名，并指示将其和死尸即物证在全公社游乡示众；抓到县城后，县委又将其和死尸即物证游街示众者，组织万人大会宣判，枪毙后死刑布告在全县各地张贴的情况，广泛的社会影响，是我发现的唯一特例，在大饥荒历史研究中，具有极典型的意义。

我所接触到的案件中，其它地方案件上报后，县委和公安部门一般马上将案犯抓进监狱，将案件改头换面，以“破坏尸体”罪判决。如信阳惨案揭露后，路宪文在“民主革命补课”的“集训队”里，因揭发他亲自将“吃人肉”罪，改为“破坏尸体”罪，以“掩盖罪行”时，他交待说：全地区被抓进监狱的吃人肉者“上千人”，想到“在自己的领导下发生这样的事情，对党抹黑，怕造成恶劣影响”，为“掩盖自己的罪行”，所以才指示该罪名。商城县委书记张念仲，交待将“吃人肉”罪，改为“破坏尸体”罪时说，“在我的领导下，发生这样骇人听闻的案件，怕影响不好，怕上级知道后无法交待，也怕后人评说。”“以掩盖人吃人的事实。”

我问原澧县人委会的一位长辈：“其它地方都在掩盖人吃人，为什么澧县把刘家远案，用这么大规模的形式，搞得惊天动地人人皆知呢？”

这位长者告诉我，恐怕公社书记是要“破大案”，逼着刘家远吃几口，才能造成把罪名搞大点、破大案、立大功的落案事实。而县委书记马玉书，南下干部，大老粗，霸道蛮狠。他脑袋里，怕也和MZD一样，想不到“人相食，要上书”的！他只想到要拿这个案子，来威懗其他饥饿中的老百姓罢了。想不到几十年以后，你会来写这件事，将它写进历史！

县委调查材料称：刘家远将煮好的孩子，“吃了几块”。知情人告诉我：刘家远把儿子吃了一餐，在审讯时还说，好几年以来，他是那天第一次吃了一餐肉。

我在2011年的再次调查中得知，刘家远把儿子吃了几块，是干部刻意人为的事件。刘家远杀儿子后，还没有来得及吃就被人发现报案。

第二天，邻居没见他家小孩子哭闹，“连人影子也没照过面，感到有些奇怪，就到他家里看看。”这一看可把人吓坏了。只见几块砖头搭起的灶上放个破鼎锅，鼎锅里还煮着小孩的头、胳膊和腿脚！于是赶紧报案。

据澧县公安局的审讯材料：刘家远被捕后，一五一十地交待了他的罪行。说就是不想让他儿子再受罪了。还说他的想法，是吃完了儿子自己也死了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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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1年4月，我通过同学关系，找到了刘家远的侄儿、该案的报案人之一刘生涛，他接受了我的采访。其所述事实，与官方文件及公社干部和其他知情人所说情况有所出入。

刘生涛说：我叔叔其实最喜欢小伢，对我们这些侄子喜欢得不得了，平常出门都带起走的。当时没得吃的，婶子还带了个小女儿，一家四口，一餐两小钵水发饭，没吃的，实在过不去了，婶子天天吵架，过后就带她自己生的9岁的女伢，跑回娘家津市段家湾去了，把女娃丢在家，自己到湖北公安那边去了。 叔叔自己带个一岁多的小伢，没得吃的，没办法，只好带小伢往外跑找吃的、找婶婶。先是跑到湖北那边，那男人看人家屋里来找，婶婶也烦不过，回段家湾去了。父子俩也没捞到吃的，又到段家湾找婶子。到了那里，又多了两张嘴吃饭，婶子也是在娘家吃她姊妹脸色的饭，哪么搞得拢来？不管他怎么讲，反正婶子要离婚。腊月二十三他回来了，俺姆妈问他怎么回来了？他说她不要我了，离婚了。婶子能干也没得用，都共产归集体了。那时候吃食堂，没饭吃，饿得都没得办法。俺屋里大哥当兵，剩五姊妹（方言，兄弟姐妹），加父母亲，一家七口人。每天到食堂里打两小钵水发饭回来。俺几姊妹就出去搞点菜、野根子回来，姆妈放在锅里一和，大家再吃。60年我九岁，天天出去挖野菜、寻草根。家里人饿得个个喊头昏，病病痨痨的。叔叔两个人，一小钵水发饭，给伢儿吃都不够。记得天天吃饭的时候，他就抱着个伢儿，坐在边上看。俺也没得吃，也给他吃不了。天天天一黑，他就把个伢儿抱过来，看我们吃，看一会他父子两才走。都没得法。 他屋里长期没吃的。别人还下湖挖藕、找野菜，搞点吃的。他抱个伢儿，也动不成身。也是饿的得浮肿病，走路都歪搞起。那个伢儿也是饿得皮包骨，只剩一低低（方言，发di dia音，点点）。

没吃的不说，他那个屋子也四处见风，也是真可怜。你问怎么回事？他屋是土墙瓦顶木板壁。干部瞎指挥，喊“一年要插四季稻”，十冬腊月田里就要下谷种。田里结冰，干部就把各家的板壁拆了，竖在田堪四周挡风。刘家远到外头跑了几个月，回来只剩下个屋壳子。一床破被絮，父子两个盖了上身露下身，屋里头冰冷的。看到好伤心。他回来十天，腊月二十三回来，正月初三就出了这么个事。是我姆妈和我发现报案的。

当时“大干水利”，队里人都上堤修工程去了，湾里只有我姆妈带湾里的十多个小伢。那天俺屋里的鸡不见了一只，俺姆妈怀疑是不是俺小爹（方言，发dia音，叔叔）饿极了偷杀吃了，就带起我到隔壁他屋里找。 他的门是用剩下的大柜一挡，俺就使劲推。推开进去，他就把个伢儿往被窝里一蒙，屋里几块砖垒的灶上，甊锅里在煮东西。俺姆妈怕他煮的是鸡子，上去把被窝一把拉开，滚下个没脑壳的伢儿。脑壳煮在甊锅里。俺快懗死去，腿肚子都抽筋。俺姆妈也懗得不得了，就往外头退。

刘生涛回忆说：当时俺姆妈看他连自己的小伢都杀了吃，生怕他把屋里带的十几个小伢也弄了吃，赶紧去报案。那天正好队里陈克建吃食堂死了，队里从堤上派了8个人给他出坟，正在挖坟坑（我丈量过，就在刘家远家二十多米处——引者）。听到姆妈喊“杀伢儿啦！”给出坟的杨祖万一讲，他就带几个人来。冲进屋里的时候，他还在灶门口烧火。就这么一会儿，刘家远已经把伢儿杀成几大块，放在甊锅里煮起了。

杨祖万问他：刘家远，你在搞么得？！他说：哎呦，我把一个死猪仔弄来吃的。几个人用绳子把他反捆起，用抬屍的杠子从背后一串，一边抬起到公社，一边就去报告。甊锅是一个剃头匠拿起走的。

我问他：材料上说，他把小伢吃了几口，是怎么回事：

刘生涛非常沉重地摇摇头，答：不是那么回事，是公社领导祸害的。人捉到公社后，公社领导先审的。当时伢儿还没吃，公社书记张先其问他：你把伢儿杀了准备干什么？

他答：饿了，想弄来吃；

张先其一拍桌子，喝道：那你吃给我看！刘家远起身扯了小伢吃了几口。讲起来真的过不得！然后在全公社各公社游街示众。公安局的人带了好多民兵来现场，在现场发现了一个瓦罐坛子里有半升谷头子（不到半斤）。公安局的喝问他：“有谷子吃怎么还要啥伢儿吃？”刘家远答：“两父子，全部家当就是这么点谷头子，哪个都吃不得。”

公安局的枪毙他，我去了，开过万人大会，宣判后就往坡上一拖，打了7抢。后来公社通知俺屋里，把他弄回来，埋在老屋边上了。

他二哥刘生清补充：打了7枪，人打死之后，公社书记张先其从腰里掏出他的小手枪，上去又补了一枪。不知道哪么搞的，人打死了，当兵的上去又在他阴裆的用枪捣了十几下。

陈世培是当时押刘家远游街示众者之一。采访中，老人家的表现很有意思。他小女儿是低我一年级的同学，女婿是我的好朋友。原来他讲好要说的，结果我才北京赶到澧县，怎么动员，他都推脱“年纪大了，记不得那些事了”。

女婿揭发他“昨天还讲得蛮清楚的”，逼急了，老人家就喊：“那是M主席政策搞的事，我哪么讲得的！”他屋里专门有一间房，供毛泽东塑像，常年不断香火。

后来听女婿说。他孙子要考研究生，还要我帮忙，老人家马上改口，把看押刘家远游街示众的事说了出来。还说他四女儿看了那个甊锅里煮的伢儿脑壳、胡萝卜，从此一辈子不吃胡萝卜。

陈世培还说：那时候死人多了，也没人把死人当回事。大搞积肥运动的时候，澧县澧西、如东、澧南几个公社，还把死人挖出来，用大锅炖起来“熬化肥”。城关镇边上就有死人“熬化肥”的锅灶！

刘家远被枪毙前一天晚上，监狱破天荒给他端来了一碗米饭。据同号的犯人说，刘家远竟把米饭放在地上，先祭了一番死去的儿子，嘴巴里不知道念念叨叨些什么，然后几大口就把一碗饭吃了个精光。

刘生涛说：公安局枪毙他，我去了，那天从车上拉下来，上午在牛张小学那个操坪里开的宣判会。会一开完，几个当兵的把他押到坎边，开过万人大会，宣判后就往坡上一拖，打了7抢。后来公社通知俺屋里，把他弄回来，埋在老屋边上了。

他二哥刘生清补充：打了7枪，人打死之后，公社书记张先其从腰里掏出他的小手枪，上去又补了一枪。不知道哪么搞的，人打死了，当兵的上去又在他裆用枪捣了十几下。刘家远案在澧县影响很大。据老人说：“当时布告一贴出来，家家户户、大人小伢，都讲吃小伢案！

刘家远案报案人刘生涛（左）与二哥刘生清在接受采访后现场照

他说，这种办法和“单干”是有本质不同的，也不是“各人自扫门前雪”，而仍是互相合作的；

四川江津在包产到户被批判以后，龙门区刁家乡在区委副书记刁有宽主持下，把合作社的田土，按各户劳力、人口情况，分到了户。

肥料、种子也分了，耕牛不好分，由各户轮流喂养、轮流使用。

生产、收获各户自己负责，各家收的各家得，只按预定产量交纳公粮和部分公积金，统一分配也取消了。

很多社员把这种做法称之为“二道土改”，不久这股风就吹遍全区，大多数农业社都实施了这种“包产”方案。

里面有年份，时间是1956年，地点在温州地区永嘉县，农户的数字都有，如果你说没有，请去翻翻当年的记录，只要没有喝土炮，估计不难找到推翻杜润生的证据。

你看，我不但摆了证据出来，还手把手教你怎么推翻我的证据，

余习广，原籍燕赵，长于湖湘，北京大学法学硕士，原中央党校教师。

主持“共和国上书史”系列、“大跃进·苦日子研究、大跃进·苦日子百县典型调查”、“文革重大武斗血案大典”系列、“文革造反夺权大典”系列；《擎起共和国圣火：从右派囚徒到国策死刑犯》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