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说一说我亲历的房屋维修基金使用情况。 -- hansens
作为北京的某小区业委会委员，说一说我亲历的房屋维修基金使用情况。
资金来源：办房产证前交 3%，保存在政府监管账户。
使用：由业委会提出申请，业主大会批准通过（按面积投票权的66%同意），街道房管科审核同意后拨付。
但是作为政府有紧急使用的权力
每次使用后以楼为单位结算剩余金额。可以查看每一户剩余的公共维修基金金额。
补充： 使用完了以后，各户有义务补充维修基金。但是现阶段是没有强制性的。
作为业委会委员我说一下亲历的两次业委会使用
案例1、 房屋使用15年后，物业公司提出消防水管老化，必须更换。 因为当时没有业委会，所以物业按紧急程序向街道提出了使用申请。包括方案和报价。街道批准后该项目直接拨付了五百万资金给物业，物业外包了一个公司把消防水管都换了。
案例2. 物业公司提出电梯老化，必须维修或更换，提出一个500万预算维修20部电梯的紧急预算，已经报街道，看起来要批准了。 然后业主（20%签名）发起成立业委会，按面积投票权的66%投票有效后选出了业委会。
业委会先试图换掉物业(要再次投票66%通过才能换)，被街道阻止。
然后电梯维修重新招标，中间多有波澜。 经历了业委会受贿风波，业委会主要成员有过激言论被抓去派出所风波（参考我前年的帖子），物业煽动群众斗群众风波（故意停了一些电梯，导致高峰期拥堵引导部分业主攻击业委会）。 最后某企业让了一些价格接下了工程。然后项目还需要组织一次业主大会66%投票通过才能合同生效。
从我亲身经历的事情来看，现在的制度是根本无法解决老旧小区的维修问题。原因有：
1、业主对物业和街道毫无信任，实际使用和没有透明度。
2、街道实际上是可以强行动用公共维修基金的。
3、业委会的成立和运作被设置了超高门槛，实际上难以达到，导致大部分业委会都是瘫痪的。并且哪怕是90%选票选出的业委会没有被任何权力。任何维修基金的使用都需要业主大会的再次投票（66%以上通过）。 要知道组织一次投票然后还要66%通过是很困难的事情。这足以消磨大部分人的热情。
4、街道不愿意放弃对物业公司的影响和控制（分肥，以及物业承担了一部分的社区管理职能，在疫情期间，封小区都是物业执行的），这导致了街道有足够的动力来限制业委会的运作。
最后，我是经历过这些事情后幻灭了，卖房跑路。就这样
1、基层政府工作的随意、不透明和腐败猜想导致业主对基层政府没有信任。（塔西佗陷阱）
2、物业公司的权力过大，并且缺少制约。导致业主和物业公司充满了冲突。
3、业委会的权力受到了极大的制约，一方面是基层政府不愿意看到一个可能（也必然）产生对抗的群众组织，一方面也是中国特色大规模小区原子化个人导致的组织困难。（说实话我们能在一年组织3次投票过66%，我都挺佩服我们自己的）。
以上原因，最后总结一句话：
没有人民的民主，就没有人民的一切。
坐标江浙
1、成立业委会稀松平常，基本目光所及稍大的小区，都有业委会，很多新楼盘，还没交付，业委会都筹备好了。
2、物业远没有那么强势，所在小区物业被换了3次了，一次比一次尽责，业委会直接拉了各物业搭台竞选，让小区业主投票。
3、街道强势也算是神话了，江浙这边其他部门过节送礼，都属于严打范畴，和建筑相关的甚至要门口安监控，严查送礼。而街道却几乎没这个步骤，因为送的人少，非油水部门。早年倒是因为拆迁出现过强力街道，但是很快整个班子进去了，所以街道工作没人认为是香馍馍。
4、动用维修基金这事，业委会物业街道强推没见过，小区群催着业委会物业街道办事才是常态，安装电梯、更换水管，这两年都碰到了，基本业主都是满意的，因为整个环节随时备查，有异常12345不断，各职能部门办事人员反应很快，投诉2次以上的，基本办事人员就留手机了，下班也能喊过来。
为何江浙，帝都两地的区别这么大？是什么局限条件造成的？
疫情期间封城几个月，街道完全要依赖各物业公司来执行。 然后讲政治的需要压倒了居民服务的需求。其实，在22年底封城末期，一部分小区已经是封不住了，居民怨气太大，和物业、街道多次冲突。
街道夹杂在维稳硬任务和居民的不满中间，无法弥合。
所以，我的领悟是，威权体制总会遇到维持不下去的时候。
业主的斗争近年来在增强。 我了解远没你们深，故而也就只能边上插个一两句。
然后我又双叒叕来了：这个其实跟大政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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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henson 河友的多次描述中，他们这个业委会冲着行驶职权去的。 @潜望镜 河友有个挺好的总结 ：你要说社会主义分配公平，大家好好好，这是向上公平好；你要说社会主义要勤奋工作，就作鸟兽散，这是向下公平不行。
业委会是不是必然比物管好？个例显然不必然。总体有可能好。
民主必须依托物质基础。业委会的物质基础在哪？总不会是hwnson河友的思想。
全国到处都一样，业委会成立难是个普遍的现象。个别人的个别体会代表不了什么，也得不出这个结论。
这是人民网在2019年搞的系列调查文章中的一篇，可以看到全国各地的反映都是一样的问题。
浙江余杭两年多换了3个社区业委会也没成立。钱江晚报多次报道过。
“我们这小区两年多换了3个社区，现在想成立一个业委会太难了！”
近日，有家住杭州余杭闲林金都雅苑的业主向钱江晚报·小时新闻报料，说金都雅苑小区2年多一点的时间换了3个社区，现在有业主想成立业委会，但是前后忙活了近一年都没成功。
再看上海，同样如此。
通过对上海青浦、闵行、松江等多个区域调研，我们发现业委会作为社区治理的关键一环，显现出明显的薄弱性。主要表现在业委会成立难、换届难和履职难三个方面，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社区治理的整体效果，可能给基层社区应急管理和稳定带来潜在的风险。
首先，业委会的成立困难重重。上海大学主持的都市社区调查数据显示，截至2022年底，上海各类社区中业委会的成立比例不到三分之二。其中，低端小区和高端小区的业委会成立比例都较低，而拆迁安置房小区的成立比例仅为38.37%，老旧小区和棚户区的成立比例更是低至9.76%。
浙江、上海都如此，江浙地区的江苏其实更不用说了。
其实不只是这些地区，包括大家印象中政治氛围不那么浓郁的广东，物业问题恰恰是更严重一些，这从网上的新闻中更能反映出来。
现在小区物业的问题，根本原因不是物业公司这个行业有问题，而是在国内从上到下包括物业公司自己对物业公司的定位有偏差，把一个提供物业服务的行业当成了物业管理的机构。最根本的原因，就是城市基层治理者的懒政，尤其是居委会、社区这些所谓的居民自治组织，但其实又相当于街道的下设机构的人员，为了自己工作的方便，变相地把小区的物业公司视同小区的管理者，才助长了物业公司的乱象，最后鸠占鹊巢，变成了骑在业主头上的恶霸。尤其疫情三年的封控，更加剧了物业公司滥用权力的情况。也正因为这个原因，业委会“成立难、换届难、履职难”。再叠加多数业主根本不懂得维护自己的权益，更加剧了这个乱象。
主贴中说的现象、分析跟结论都是准确的。
业委会各种困难的根源，就在于
政府不愿意看到一个可能（也必然）产生对抗的群众组织
至于这个政府是基层还是哪一级，不重要。
别处不了解，对深圳基层政府的服务精神，还是有些体会的。帝都？顾名思义，一切为了帝，一切围绕帝。
物业的强势，就是典型的以仆凌主。道理上物业是业主雇佣来为业主服务的，业主不满意的就换人，结果现在一个个物业都人五人六地狂得很，好像物业才是小区的主人了，业主倒要被物业管。
不过呢，这个，在现今体制下，再正常不过了。
北京时间9月2日在吉林长春红旗街，发生命案。 据传
一业主和物业发生纠纷，警察到场后引发进一步冲突。一名警察死亡。凶手持枪挟持人质。现场大批特警到场。
X上 用红旗街搜索，有大量报道。
这真是一个悲剧的注脚，说明了矛盾已经很严重了。
我深圳的房子20多年了，业委会都成立不起来，最近又在投票成立业委会，现在票数够了，但面积还不够，那些志愿者几乎是胁迫大家投票，即使成立了，恐怕也很难看好。
我内地的房子现在是第四届业委会，最初的物业是国企，服务很好，被第一届业委会赶走，然后就铲绿化改车位卖车位，后面两届半斤八两，和社区、物业勾结，如果不是被集体抵制，公共维修资金早就被挥霍一空了。现在的业委会还过得去。
我的看法是权威不是问题，问题在于有没有提供足够的公共服务，假如当年北京的政府提供了满足居民需求的公共服务，即便用的是权威方式，是不是你的感悟又会不同？
我举个权威方式提供公共服务的例子：大量的视频监控。很明显，有人会认为这种方式侵犯个人私隐，但是，确实是一种有效的抑制犯罪的方式。这事在中国，权威政府说干就干了，视频监控到处都是，可有投票选举的民主过程？
物业的本质，其实是一个小范围内的公共服务问题，这个公共服务，如何避免搭便车，而又让多数人满意，恐怕没有什么好办法。
个别做的好的，原因我猜是小区业主的共识基本一致导致的。
最简单的就是物业干好自己该干的事。
物业的设定就是取经自英国，类似于庄园管家，也就是你说的是个服务性质的企业，无非是在国内服务于整个小区。正规的叫法就是物业服务公司。但很多物业是把自己当成了小区的管理机构，自称物业管理公司或者物业服务管理公司，这就是定位上的偏差。
业主跟物业的关系就是雇佣服务关系，双方的关系由物业服务合同来约定，我花钱你服务，如此而已。但现在是物业拿自己当主人，业主是被管理者，这样的定位必然出矛盾。
就跟你家请了个保姆，让她来给你服务的，但现在保姆当成了你家的主人，要求你不准干这个不准干那个，进门要刷卡、上电梯要刷卡，每个月不按时给她钱就不让你进门，这相当于你花钱请了个妈回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