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在饱受折磨的城市上空雨水以什么语言落下？ -- 万年看客
335-Arundhati Roy：在饱受折磨的城市上空雨水以什么语言落下？
https://www.youtube.com/watch?v=-tFom1WihPY&list=PL4i9YSoIJiPeWWDfOimNzy08bFl_pX8Zl&index=25
https://www.monabaker.org/2018/08/14/what-is-the-morally-appropriate-language-in-which-to-think-and-write/
【译文参考了现场讲座版以及随后的文字整理版。】
非常感谢刚才对我的这番简介。当我受邀进行这次阿贝尔讲座时，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邀请。因为不知怎的，这是我一直在思考的主题。幸运或者说不幸地是，我不慎掉进了无底洞，一口气写出了需要大约五场讲座才能容得下的内容。我会尽快讲述我所写的内容，也许这些文字有朝一日将会得到出版，到时候白纸黑字地读起来可能会显得更加连贯。显然，对于温弗里德.塞巴尔德再怎么恭维也似乎有些肤浅，因为我还没有听到过任何关于他的不够精彩的说法。我唯一想说的是我们可能有一处分歧：他的以及我本人的出版中介西蒙.普罗瑟告诉我，他很讨厌“小说”这个词，而我却很喜欢这个词。也许我就是一部小说。对我来说，几乎不可能不讲故事就思考。我认为接下来的讲座多少也带有一点故事性。
让我从加尔各答的一次读书会开始。读书会的举办时间大约在我第一本小说《微物之神》出版后一周。当时一位观众站起来用明显带有敌意的语气质问道：“这世上有哪位作家用外语——用非母语——写出过杰作吗？”我从不敢声称自己的作品堪称杰作，但是我理解他对我的愤怒。毕竟，我确实是一个住在印度、用英语写作、并且吸引了大量关注的作家。不过我的回答显然令他更加愤怒，我说：“纳博科夫算一个。”气得他愤然离开了现场。这件事发生后不久，我在伦敦参加了一档电视直播节目，另一位嘉宾是一位英国历史学家，他在回答主持人的问题时似乎流露出了支持英国帝国主义的迹象。当时他说着说着就转向我，傲慢地断言到：“就连你也用英语写作，这一做法本身就是对大英帝国的致敬。”那时我还不熟悉广播节目，像一个表现良好的、最近刚刚开化的野蛮人那样沉默了一会儿。但是后来我有点失控了。我说你这话就像告诉一个强奸受害者的孩子，他们的存在是向父亲暴行的致敬。这位历史学家看起来很受伤。节目结束后他告诉我，他说这话完全是出于恭维，因为他很喜欢我的书。于是我问他是否觉得爵士乐、蓝调以及所有非裔美国人的写作和诗歌都是对奴隶制的致敬，是否觉得拉美文学都是对西班牙与葡萄牙殖民主义的致敬。
不过尽管这两次我都很生气，但是我的当场回答都是防御性的应对而不是深思熟虑的答案，因为这两件事都触及了一系列煽动性的问题：殖民主义、民族主义、真实性、精英主义、本土主义、种姓和文化身份。对于任何值得称道的作家来说，这些问题都是她的神经系统里的紧张痛点。然而，仅仅将语言视为附庸——就像上面这两个人所做的那样——只会在某种意义上使语言变得无言。一旦发生这种情况——此类辩论当中常有这种事——实际写下的东西就不再重要了，这正是我难以接受的结果。然而我从来都知道，语言是最私密也是最公共的东西。这两人摆在我面前的挑战光明正大，不容回避——显然如此，因为我仍然在谈论、在思考他们俩的质问。
加尔各答读书会当天夜里，我又想起了我那疏离的父语与化身迦梨女神的母语，后者长着长长的红舌头与许多手臂。我陷入了沉思：我的母语到底是什么？从过去到现在，什么是政治正确、基因适配、道德恰当、我理应用来思考和写作的语言？我意识到我的母语实际上是一位异形，她的手臂比迦梨更少，但是嘴里的舌头却远远更多。英语当然是她的诸多舌头之一，而且我那异形母语的韵律与节奏早已拓宽与加深了我的英语。我一直称她为异形，因为她身上没有多少天然生成的东西。她的身体首先被大英帝国的羽毛笔粗暴地同化，然后又遭到了粗暴地肢解。此外我之所以称她为异形，因为最近这些年来，太多的暴力打着她的名号得到了释放，遭受暴力的受害者包括不愿意归属于她的克什米尔人，以及那些自我认同为印度裔穆斯林乃至达利特贱民的人。此等暴力使她成为了一名毫无母性可言的恶母。
她有多少条舌头？大约780条，其中22条得到了印度的宪法正式承认，还有另外38条正在排队等待官方认证的地位。这其中每一条舌头都有各自的殖民或者被殖民的历史，纯粹的受害者与纯粹的加害者在它们当中极其罕见。印度至今没有国家语言。印地语和英语被指定为官方语言。根据1950年用英语写成的宪法，英语应该在宪法生效后第十五年——即1965年——终止其官方语言的地位。但是任何企图将印地语奉为国家语言的认真举措最终全都以这里那里非印地语地区的骚乱而告终。于是英语继续有罪地、非正式地、集体默认地巩固着它的地位。
不过在这种情况下负罪感其实无助亦无益，因为作为一个民族国家而存在的印度本来就是英国人的构想。所以印度人对于英语的看法就像对于今日印度本身的看法一样，共荣共损，无法切割。在印度用英语写作或者言说，并不像帝国历史学家试图暗示的那样是对大英帝国的致敬，而是用来应对帝国留下的烂摊子的实际解决方案。从根本上说，印度仍然是一个帝国，唯有依靠武装力量才能在边远地区维持统治，帝国全境则由德里管理。对于印度帝国的大多数臣民来说，作为帝国首都的德里就像异国他乡一样遥远。英语——虽然只有少数人使用，但是这些人的绝对人数仍然有数百万之多——是阶级流动性的语言，是机会的语言，是法院的语言，是国家新闻的语言，是法律机构的语言，是科学与工程的语言，还是国际知名作家的语言。它是特权与排斥的语言，它也是解放与自由的语言。在印度，针对特权的最雄辩谴责总是借助英语发出声音。例如安贝德卡博士的《论消灭种姓》，这份迄今为止针对印度教种姓制度的读者最多、译介最广、破坏力最强的谴责正是用英语写成的。受到他的启发，许多达利特出身的活动家——他们所属的种姓千百年来一直被称为“不可接触者”——都认为拒绝向弱势群体提供优质英语教育是企图延续婆罗门传统的恶行，意味着上等人们企图剥夺他们眼中的贱民的受教育权以及抬头做人的权力。出于这个原因，达利特学者钱德拉.莫汉.普拉沙德于2011年在她的村庄为专门庇佑达利特的英语女神建立了一座神庙：“她是达利特复兴的象征。我们将借助英语爬上阶梯的高层，赢得永远的自由。”
在这片令人绞尽脑汁也不得解的马赛克拼图上面，当前的印度教民族主义执政党正在试图绘制一个国家、一种语言、一种宗教的愿景。自从二十世纪二十年代以来，他们的口号就是“印地语、印度教、印度斯坦国/Hindi, Hindu, Hindustan”。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三个词全都源自波斯语以及阿拉伯语单词“al-Hind”。至于-stan这个后缀指的则是印度河东部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曾试图在孟加拉语使用区强制推行乌尔都语，到头来该地区却分裂出去成立了孟加拉国。斯里兰卡试图在全国强制推行僧伽罗语，也导致了多年的血腥内战。总而言之，我们生活与工作的印度次大陆是一片复杂的土地，在这里任何问题都不存在也不可能存在尘埃落定这一说，特别是语言或者伴随语言的问题。苏珊.桑塔格在2002年举行讲座时肯定意识到了这种复杂性，她的讲座题目是“像印度一样的世界：翻译作为跨越文学社区的护照”。我要谈论的则是在一个没有护照的社区内部作为写作策略的翻译。
在《微物之神》出版二十年后，我完成了我的第二本小说《极乐之邦》。也许我不应该这么说，但是如果说一部小说也能有敌人，那么我这部小说的敌人就是一国一教一语言的大一统理念。当我在手稿封面上代替作者的名字时，我很想写下“由阿伦德蒂.罗伊翻译自原作”这句话。《极乐之邦》是用英语写成的小说，但是行文构思却用了好几种语言。翻译作为创作的一种主要形式对于这部小说的写作至关重要——不仅局限于将未成形的、付诸语言之前的东西翻译成文字。不管《极乐之邦》用哪种语言、用谁的母语写成，这一篇关于这个特定世界里的特定角色的特定叙事都必须用多种语言来构思。这是一个从语言海洋的深处浮现出来的故事，这片海洋则是一个充满生物的生态系统——官方语言的鱼类，非官方方言的软体动物，还有成群的闪光的词鱼四处游曳。有些生物彼此友好，有些公开敌对，还有些完全完全依靠猎杀为生。但是它们都要摄取由海洋提供的营养。使用这些语言的所有人就像《极乐之邦》当中的角色一样别无选择，为了生存只能共存，只能费尽气力试图相互理解。对于他们来说翻译不是由饱读诗书的多语者表演的高端文学艺术。翻译是日常生活，是街头活动，正在越发成为普通人生存工具包中的必要部分。在这本多语言的小说中，不仅是作者，就连角色自己也在错综交织的缺憾海洋当中游动，不断地为彼此翻译，不断地跨语言交流，不断地意识到说同一种语言的人不一定最能理解彼此。
《极乐之邦》正在被翻译成48种语言，每一位翻译都必须与注入了多种语言的小说行文作斗争——甚至就连英语也被注入了不止一种。我使用“注入”这个词，因为我的小说不是彼得.塞勒斯那样嘲笑印度式英语的游戏笔墨，也不仅仅套路化地充满了来自其他语言的引用，而是经常试图真正创造一种语言之间的伙伴关系。这48种译本也包括乌尔都语与印地语的翻译——我分别使用了“乌尔都语”和“印地语”这两个词，换句话说我必须在这两种语言当中各自出版一个译本，这一点本身就暗合了《极乐之邦》的故事。但是当我在与乌尔都语以及印地语译者合作时却经常发现，仅仅因为书中包含了角色用乌尔都语以及印地语说话的情节，并不意味着译者的工作就一定会变得更容易。例如，人体部位在书中非常重要，而我的翻译和我发现乌尔都语——这是一门极其精巧繁复的语言，其中用来表示“爱”的同近义词数量超过了全世界任何其它语言——当中并没有“阴道”这个词。最接近阴道的乌尔都语近义词包括源自阿拉伯语的过时词汇furj以及一连串委婉语，例如“隐藏部位”、“呼吸孔”、“出口”、“子宫的一部分”。最常用的是“aurat ki sharamgah”——“女人的羞耻之地”。如你所见，这个问题确实不好解决。当然，我们绝不该急于评判乌尔都语多么落后。别忘了拉丁语当中的“阴部”/pudenda一词同样意味着“应当感到羞耻的部位”。我的丹麦语译者还教给我一个用来形容阴道的丹麦短语：“耻辱之唇”。可见亚当与夏娃身上的无花果树叶依然捂得严严实实。
但是与写作之后的翻译相比，我今天更想谈谈写作之前的翻译。下面我要说的一切都不是来自精心策划的预先计划，我的工作出于本能。只有在准备这次讲座时我才开始意识到，说服两门语言辗转腾挪，使其为彼此腾出空间，这样的工作对我来说多么重要。在我们深入充满缺憾的语言海洋、陷入历史血仇的漩涡与涡流之前，为了大家大致理解一下这片海域，我想为大家快速规划一条航路，让大家沿着这条路线来到专属于我的这一小段海岸线。
我的母亲是来自喀拉拉邦马拉雅拉姆语区的叙利亚基督徒，我的父亲是来自加尔各答的班加利人，加尔各答也是他们两个相遇的地方。当时我父亲正在阿萨姆邦访问，他在那里担任茶园助理经理。他们两人的共同语言是英语。我出生在阿萨姆邦的西隆镇的一家威尔士传教医院，当时它是阿萨姆邦的一部分，现在它是马哈拉施特拉邦的一部分。西隆的主导族裔是卡西族，他们的语言是南亚语系的一支。这种语言原本是口头语言，威尔士传教士率先整理出了这种语言的书面形态，以便用当地语言翻译与出版圣经。值得一提的是，这些威尔士人当时同样正在对抗来势汹汹的英语浪潮，因此卡西语言的书面拼写形态采取了威尔士语的拼写规则。我在两岁之前的人生是在阿萨姆邦度过的。当时我的父母关系破裂，我被送进种植园工人宿舍，在那里我学会了我的第一种语言。我的母亲告诉我这是一种印地语。从当年直到现在，这些工人们都是全印度受压迫受剥削最严重的群体。他们来自印度东部和中部的土著部落，被带到阿萨姆邦。他们所说的语言叫做巴达尼亚语，字面意思是“花园语言”，是一种印地语、阿萨姆语以及当地多种语言的混合语。
当我不到三岁时，我的父母分开了。我的兄弟、我以及我的母亲和我搬到了南印度，首先来到泰米尔纳德邦，然后又去喀拉拉邦的阿耶门连——也就是《微物之神》的村庄——去投奔并不欢迎我们的外祖母。我很快就忘记了我的巴达尼亚语。许多年后我第一次与我那开朗却又严重酗酒的父亲重逢，一见面他就问我：“你还会说坏话吗？”这个问题问懵了我。他接着说：“你小时候嘴可脏了。”据他声称，我小时候有一次他不小心让点着的烟头蹭了一下我的胳膊，我当时瞪着眼冲他说了一句“chooya”——这个词在包括巴达尼亚语在内的多种当地语言当中都是骂人的脏字，其词源可以追溯到拉丁语的pudenda。
当我五岁时，身无分文的母亲在附近的一个小镇开办了自己的学校。我在多元文化的滋养下长大，从小沉湎于莎士比亚、吉卜林、卡塔卡利舞、《音乐之声》以及用马拉雅拉姆语和泰米尔语拍摄的本土电影。在十几岁之前我就能够背诵莎士比亚的长篇段落，用马拉雅拉姆语演唱基督教赞美诗，还会模仿泰米尔电影《耶稣》中的歌舞表演——抹大拉的玛利亚在公元元年的鸡尾酒会上表演这这段旨在诱惑耶稣的歌舞——此时这两人的糟糕结局还没有到来。随着学校的成功，一向对我的职业生涯感到焦虑的母亲禁止我说马拉雅拉姆语，要求我必须只说英语，即使在课余时间也一样。如果她发现我说马拉雅拉姆语，就罚我抄写一千遍“我该说英语”。我花了很多下午来抄写这句话，后来我就学会了重复使用上次的抄写成果。我十岁的时候去了泰米尔纳德邦的一所寄宿学校，由参与镇压1857年“叛乱”的英国“英雄”亨利.劳伦斯爵士创立，他在保卫勒克瑙总督官邸时战死。我们学校的座右铭是“永不屈服”，不过大多数学生都相信这句话的实际意思是“永不向印度狗杂种们屈服”——话说回来，正是这位劳伦斯爵士当年在旁遮普起草殖民法律，禁止了寡妇自焚、杀婴以及强制劳役。无论我们如何不肯接受，历史总没有我们喜闻乐见的那么单纯。总之在寄宿学校里，除了马拉雅拉姆语和英语，我还学了印地语。但是我的印地语老师是一个马拉雅拉姆人，所以他教给我们的其实是某种印地语和马拉雅拉姆语的杂糅。在他的课上我们基本什么都没学到。
十六岁时我坐火车赶了三天两夜的路，前往德里建筑学院学习。当时我只会一句印地语，那是一篇印地语课文里的句子。这篇课文叫做 Swamibhakt Kutiya，意思是“忠犬”，讲的是这条忠犬为了保护婴儿不被毒蛇所伤而自己挨了蛇咬。我记得的句子是 Subah uth ke dekha to kutiya mari padi thi.——“当我早上醒来时，这条狗已经死了。”所以在德里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有人用印地语问我任何事情，我都只得将这句话抛出来。随着我的马拉雅拉姆语逐渐生疏，我全靠这句话的薄弱基础才逐渐积累了越来越多的印地语词汇。建筑学院充满了不以印地语为母语的人们——孟加拉人，阿萨姆人，那加人，曼尼普尔人，尼泊尔人，锡金人，果阿人，泰米尔人，马拉雅拉姆人，阿富汗人等等。我最亲密的朋友来自奥里萨邦，既不会说英语也不会说印地语，在第一学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我们只得借助图画来交流。不管怎样，我们很快都学会了使用德里大学社区的标准方言相互交流——这是一种印地语和英语的混合语。我用这种语言写下了我的第一部电影剧本《In Which Annie Gives It Those Ones》——Gives It Those Ones是大学方言里的俗语，意为惯常行事。影片的女主安妮是建筑学院五年级学生，她在最后一年写的毕业论文接连挂了四次。论文题目是振兴农村经济并且逆转农村向城市的人口流失，她给出的方案是在铁路两侧种植果树，因为所有人都会在铁路附近拉屎，使得那里的土地格外肥沃。这部电影是一部零预算影片，总共花费恐怕赶不上一部好莱坞中档影片的场记板。
我们为影片印制的宣传册上这样写道：
你必须更改标题，因为Gives It Those Ones这个词组在英语里根本不存在——《卫报》记者德里克.马尔科姆，在电影中间突然醒来。
显然，马尔科姆先生，你们英国人已经不会说英语了——阿伦德蒂.罗伊，希望自己早先就想到这句话。
这部电影总共公映过一次，拿了两个国家奖，一个是最佳剧本奖，另一个是我最喜欢的奖项——印度宪法第8章指定官方语言之外最佳小语种影片奖。2015年，作为作家和电影工作者抗议运动的一部分，我们退还了我们的国家奖。在我们看来，当前政府面对达利特人与穆斯林惨遭私刑处死以及作家遭到暗杀的局面不但不加遏制，反而与凶手沆瀣一气。我们的抗议没有多大作用，因为我们手里已经没有国家奖了，但是私刑处死仍在继续。
写剧本——我总共写过两个——教会了我如何写对话，也教会了我如何节约笔墨以少为多。但后来我开始渴望更加恣意铺陈的写法。我渴望描写我童年的风景，家乡阿耶门连的人们，流经家乡的河流，朝向河面弯腰的树木，月亮，天空，游鱼，歌曲，历史，房子以及潜藏其间的无名恐怖。一想到继续撰写“场景一，外景，白天，河边”这样的文字我就无法忍受。我想写一本执拗地视觉化但却无法进行影视改编的作品。这本令我心心念念的书最终成为了《微物之神》。我用英语写作，同时又用英语与马拉雅拉姆语一起构思。景观与语言在七岁双胞胎瑞海尔和艾斯沙的头脑里相互碰撞，以至于这碰撞自身也成了独特的事物。比方说他们的母亲阿慕训斥他们说，如果们还在公共场合不听话，我就送你去能让你们学会“表现得体/jolly well behave”的地方。对于双胞胎来说，这句话里最突出的东西就是那口欢乐的水井/jolly well。喀拉拉邦的许多院落里都有一口苔藓覆盖的深井，井口挂着水桶和绳子，大人们总是告诫小孩子要远离井口，直到他们年龄大到可以自己打水为止。那么欢乐的水井是什么样子呢？莫非井里充满了欢乐的人？但是人怎么会在井里呢？想来一定是死人。所以瑞海尔和艾斯沙的头脑里，母亲要送他们去一口充满笑面死人的水井学习如何表现得体。整个小说围绕着年轻人和老年人、英语使用者与马拉雅拉姆语使用者之间的矛盾与纠葛展开，所有人都在语言中挣扎、角力、舞蹈与欢庆。对我来说，或者对于任何一位在这样的地方工作的作家来说，语言永远都不是理所当然的，它必须被制造，它必须被烹饪——而且非得是小火慢炖不可。
直到写完了《微物之神》之后，我才感到我的血管中的血液流动得更加自由起来。我终于找到了一种尝起来属于我的语言，一种允许我按照我的思考方式进行写作的语言，一种释放了我的语言。这是一种难以想象的解脱，但是这种解脱并没有持续多久，因为一天之内事态就会天翻地覆。1998年5月《微物之神》出版后不到几个月，当前这个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就上台了。它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有些东西痉挛了，有些东西改变了——又是关于语言，但是这次不是作家的私人语言，而是一个国家的公共语言，一个国家的公共自我想象。突然之间，一些本来根本不可能在公共场合听到的话语变得司空见惯起来，甚至得到了官方认可。勃起式的民族自豪感——其基础与其说是自尊自爱，倒不如说是仇恨他者——像有毒的熔岩一样在街上流淌，即使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也能遇到热烈的庆祝活动。正是这样的氛围促使震惊之余的我写下了平生第一篇政论文章《想象力的终结》。我的语言改变了——不再是小火慢炖，不再是小说写作的私密语言，而是快速的、紧急的、公共的、直截了当的英语。今天回头再看《想象力的终结》，这篇文章从头到尾写得都是拥有核武器的理念如何改变一个国家的自我认知。
“‘这些不仅仅是核试验，它们还是民族主义试验。’我们反复被这样告知……核弹就是印度，印度就是核弹……而巴基斯坦的核弹当然是穆斯林核弹……为什么这一切看起来如此熟悉？莫不是因为现实正在你的眼前溶解，顺滑地变身成为老电影里的无声黑白图像？莫非人们都忘了那些关于印巴分治的老电影？忘了镜头里的人们如何被迫背井离乡？遭到围捕？被赶进关押营地？杀戮与混乱？无尽的破碎人群不知走向何方？为什么没有配乐？为什么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安静？是我看电影看得太多了吗？我疯了吗？还是我想对了？”
2001年9月11日之后不出几年，混乱就降临了。纳伦德拉.莫迪被空降到古吉拉特邦担任首席部长。当时在古吉拉特邦掌权的印度人民党撤掉了原本通过民选上台的首席部长，指派莫迪来应对911之后世界与印度国内的盛行气候。几个月后当地就发生了一起纵火事件，一节火车车厢被烧毁，里面有68名印度教朝圣者，至今没有人知道是谁所为。这一惨案引爆了2002年的古吉拉特大屠杀，穆斯林在街上被屠杀、强奸、火焚，成千上万的人被赶出家园。这当然不是印度发生的第一次大屠杀，但是这确实是第一次通过电视直播走进千家万户的大屠杀，换句话说也是一场被行凶者们趾高气扬地承认下来的大屠杀。我关于“这一切都发生得如此安静”的说法毕竟还是错了。
《想象力的终结》是我二十年政论写作生涯的开始。我的几乎每篇文章都被立即翻译成了印地语、马拉雅拉姆语、马拉地语、乌尔都语和旁遮普语——通常我并不知情。我和我的译者们着迷地看着宗教原教旨主义与肆无忌惮的自由市场原教旨主义就像恋人那样回旋起舞，迅速改变着我们周围的景观。改变速度之快令有些人兴奋莫名，也让其他人遭遇了灭顶之灾。突然间，大量农村人口被大坝、矿山与公路赶出家园，被迫漂泊到了一个要么没有能力、要么没有意愿正视他们的世界。突然间城市和农村似乎已经无法相互沟通了。这与语言无关，而与翻译有关。换言之你甚至无法向城里人解释这一切对于原住民意味着什么。例如，最高法院的法官们似乎无法理解原住民与土地的关系无法翻译成金钱交易。我曾经因为藐视法庭罪而遭到传唤与收监，导致我被定罪的言论如下：我认为用现金补偿为代价来交换原住民的土地就像用成袋的粪肥给最高法院法官开工资一样荒谬。这么多年来，这些文章为我打开了一个个隐秘的世界，我在其中遇到了各式各样的语言、故事和人，这些经历以我无法想象的方式扩展了我。
在这一路上，文火慢炖的写作方式再次开始抬头。人们开始拜访我，起初他们只是偶尔来访，然后越来越频繁，再然后他们就干脆搬进了我家，整天念叨我最好写下关于他们的事情。首先是安尤姆，来自老德里的乌尔都语长者。陪在她身边的是她的养女泽娜布以及一条名叫赞纳布的狗。这条狗平时一声不吭，蓬松的白毛如同云朵。
一个自称萨达姆.侯赛因的年轻人骑着白马出现，他给白马起的名字是斯派尔。他说他的真名是达亚查得，是一个皮匠，来自哈里亚纳邦的一个叫姜格尔的村庄。他的种姓是恰马尔，属于不可接触的贱民阶层。他操着一口马拉地语和拉贾斯坦语的混合语言，我听得很费力。他给我看了一段他一直保存在手机里的前任伊拉克总统萨达姆.侯赛因被处决的视频。他说尽管萨达姆是个混蛋，他却依然十分钦佩萨达姆面对死亡的时的面不改色。正是这一幕促使他皈依了伊斯兰教并且从此自称萨达姆.侯赛因。然后我的新朋友萨达姆给我讲了关于他父亲如何在公路上被印度教徒暴徒打死的故事。我始终不明白这个故事与萨达姆受刑的视频有什么关系。
一个像铁轨那样干瘦的男人，右臂打着石膏，衬衫袖子在他身边飘动。此人像影子一样溜进来，自称名叫阿扎德.婆罗提亚——“自由的印度人”。他说他来自比哈尔邦，并且给了我一份他的简历。他自称曾经在简塔曼塔参加了长达十一年的绝食示威，为的是迎接新世界的到来。他的资质包括印地语硕士、马拉雅拉姆语硕士（以第一名成绩毕业）、历史学士，普什图语初级课程毕业、旁遮普语硕士ABF——ABF意为“未能通过答辩/Appeared But Failed”、德里大学在读博士（宗教比比较与佛教研究专业）、加济阿巴德学院讲师、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研究员、世界人民论坛/ Vishwa Samajwadi Sthapana创始成员以及反涨价印度社会主义民主党创始成员。我给了他一支烟，他出去抽烟，几周后才回来。从那以后他一直飘忽不定地在我家进进出出。我和他的交情一直持续到了今天。
然后是来自英语世界的毕普拉布.达斯古普塔。此人是刚才那位漂泊者的反面——他是一位精英情报官员，目前驻扎在喀布尔。他要求我像他的朋友们那样将他称作贾森.霍巴特，这是他上学时参加话剧表演的角色名字。他自带了一瓶很昂贵的威士忌，在我面前小口啜饮。他在我对面坐下，没有征求我的同意就拿过我的笔开始头也不抬地写字，口中时不时地念出某种鸟类的拉丁语学名。一开始我试图学会拼写这些学名，后来我才意识到他这是存心要为未来的翻译们挖坑下绊子，因为这些翻译使用的各种印度当地语言当中自然不会有拉丁语的鸟类种属分类学学名。
这时我的门铃响起，霍巴特的表情立刻为之一变——实际上他整个人的气场都变了。我的门前来了一男一女两位访客。这女人原来是霍巴特的房客，名叫提洛塔玛，最近几天似乎一直不知所踪；男人是她的克什米尔情人穆萨，此人似乎也认识霍巴特。他们带来了好几纸箱文件与卷宗，搬来了摞成高塔的积灰档案。他们在冰箱上用磁铁贴了几页纸，是一张字母排序的克什米尔地区常用英语单词表：A代表Azadi/自由、army/军队、Allah/安拉、America/美国、Attack/攻击、AK47/AK四七式步枪、Ammunition/弹药、Ambush/埋伏、Aatankwadi/动作电影，Armed Forces Special Powers Act/《武装力量特别权力法案》、Area Domination/地区主导权、Al Badr/巴德尔组织，Al Jehad/圣战、Afghan/阿富汗、Amarnath Yatra/阿马尔纳特节；B代表BSF/印度边防军、body/尸体、blast/爆炸、bullet/子弹、battalion/营地、barbed wire/铁丝网、brust (burst)/冲突爆发、 border cross/越境、booby trap/诡雷、bunker/掩体、begaar (forced labour)/强制劳工；C代表Crossborder/越境、Cross-fire/交火、camp/营地、civilian/平民、curfew/宵禁、Crackdown/镇压、CordonandSearch/封锁搜查、CRPF/印度中央后备警察部队、Checkpost/检查站、Counterinsurgency/反叛乱、Cease-fire/停火、CounterIntelligence/反情报、Catch and Kill/ 捕杀、Custodial Killing/拘禁杀害、Compensation/赔偿、Cylinder (surrender)/投降、Concertina wire/蛇腹形铁丝网、Collaborator/奸细。她就这样覆盖了整张英语字母表，一直到Z。我问她这是干什么用的，她说这是为了帮助无辜的印度游客去克什米尔时更好地与当地人交流。她的神色毫无一丝嘲讽或者讽刺的迹象，尽管这套单词表显然是军事占领的产物。与此同时穆萨始终一言不发，他与环境融为一体，我很快就忘记了他的存在。
过了一阵之后的下一位访客是提洛塔玛的前夫那加拉吉.哈力哈兰，他正在找她但是却假装没这个打算。他带来了他岳母玛亚姆.伊普的病历，一份极厚的病历与诊断报告，充满了验血结果和血氧走势图。我说我对陌生人的血氧走势图不感兴趣。直到后来很久以后我才发现，这份病历还记录了玛亚姆.伊普在重症监护室里看到的所有幻觉。一开始我着实想不到，只要你足够认真地研究某人的幻觉，它们向你揭示的真相就将会远远超过无数有意识的对话。
下一个进门的是阿米克.辛格，一名身材高大的锡克教印度军官。一进门他就矢口否认了好几起法外杀戮并且坚称自己被当作了替罪羊，尽管我还没来得及对他提出任何指责。一旦他察觉到周围环境远比他想象得更宽松，他就开始夸耀自己参与过的反情报行动：因为他是一个讲旁遮普语的锡克教徒，他可以根据需求在行动当中伪装成印度教徒、锡克教徒乃至巴基斯坦武装分子。
然后一个无人陪伴的小女孩来到我家门口，安尤姆飞快地把她带走了，整整两周不允许任何人接近她。一封手写信从巴斯特森林寄来，用得是细密拥挤的手写英语。收信人写得是“阿扎德.婆罗提亚博士收”。出于某种原因，他当场向安尤姆大声朗读了这封信，将其视译成了乌尔都语。以下是信的开头：
“亲爱的阿扎德.婆罗提亚.加鲁同志，我写这封信给你是因为我在简塔曼塔度过的三天期间仔细观察了你。如果还有人能知道我的孩子现在在哪里，我认为应该就是你。我是一个泰卢固女人，我不会印地语，我的英语也不太好。对不起。我正在为印度共产党（毛派）全职工作。当你收到这封信时，我肯定已经遇害了……”
就这样，我的家成了一个公社，一个多语种联盟。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学会了相互交流，相互翻译。
小火慢炖涉及新的风险。我不得不把《微物之神》的语言从一座高楼的楼顶上扔下来，然后走楼梯下去收集破碎的碎片。因此《极乐之邦》就诞生了。《极乐之邦》的读者不需要知道、甚至不需要理解支撑它的复杂语言地图。如果读者需要现场指南来正确理解这本书，那么我会觉得自己十分失败。看到它在书店里和低俗小说和政治惊悚片并排摆放，给我带来了无尽的乐趣。语言地图的乐趣只是额外的乐趣。事实上，《极乐之邦》、这本书的语言地图以及两者相互交织的历史本身就很值得大书特书。我现在所能做的无非是钻到前几章的表面之下，给大家举个例子。我从全书开场第一句话开始：
“她像树一样住在墓地里。”
“她”是现在正值中年的女主安尤姆，此时她离开了她原本的家——她将其称作“梦想之屋”，在那里她和一群像她一样的人共同生活了很多年。她第一次向读者展示自己内在本质的暗示发生在在两种语言的十字路口，站在路口的交通警察不是别人，正是威廉.莎士比亚本人：
“很久以前，一个懂英语的男人告诉她，她的名字安尤姆/Anjum用英语倒着写就是玛吉努/Majnu。他还说在英语版的莱拉和玛吉努故事中，玛吉努被称为罗密欧，莱拉是朱丽叶。她觉得这很可笑。“你的意思是我把他们的故事做成了米豆粥？”她问道，“当他们发现莱拉可能实际上是玛吉努，罗密真的是朱丽时，他们会怎么做？”下一次他看到她时，懂英语的男人说他犯了一个错误，她的名字倒着写其实是Mujna，这个名字毫无意义。对此她说：“没关系，我是他们所有人。我是罗密与朱莉，我是莱拉和玛吉努。为什么不呢？谁说我的名字是安尤姆？我不是安尤姆。我是影星安尤曼，我是一座乐舞厅，我是一场聚会，我是所有人又不是任何人，我是一切事物又不是任何东西。你还想邀请其他人吗？每个人都得到了邀请。”懂英语的男人说，她想出这个主意很聪明。他说他自己想不出来。她说：“那你肯定想不出来，谁让你只会说标准乌尔都语？你认为英语能自动让你变聪明吗？”
安尤姆出生在一个什叶派穆斯林家庭，生于印度独立后不久。她的父亲穆拉卡特.阿里——他将自家血统追溯到成吉思汗——是一个哈基姆或者说草药郎中，还是一个波斯语和马拉雅拉姆语诗歌的爱好者。他相信诗歌可以治愈一切，他像其他医生开药一样给病人开具诗歌处方。在书的第二章“梦之屋”，我们目睹了安尤姆的出生。除了她的母亲和接生婆，她的母语也在场，而且显得力量不足。一开始她的母亲被接生婆告知自己生下了一个男孩，可是很快母亲就察觉了情况不对：
“第二天早上，太阳将房间晒得温暖舒适，她抱着襁褓中的小阿夫塔布，满怀着难以言喻的喜悦和耐心。她仔细地探索着他的小身体：眼睛、鼻子、头部、颈部、腋窝、手指、脚趾。就在这时，她发现他的男孩部位下面有一个尚未发育完全但毫无疑问是女孩的部分。一个母亲怎么可能害怕自己的孩子呢？贾汉娜.贝甘姆陷入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恐惧……在她所知道的唯一语言乌尔都语当中，所有事物——不仅仅是生物，包括地毯、衣服、书籍、钢笔、乐器——都有性别，一切都非男即女，除了她的孩子。当然，她知道有一个词来描述像他这样的人，Hijra。实际是两个词来，Hijra和Kinnar，但这两个词构不成一门语言。人有可能生活在语言之外吗？自然，这个问题并非通过词语或者单一的清晰句子摆在她面前，而是呈现成了一声寂静的、发自胚胎的嚎叫。”
人有可能生活在语言之外吗？对于这样一个日常生活与语言紧密相连、被语言严实包围的家庭来说，这正是安尤姆的降生带来的危机。在孩子出生后的几年里，母亲一直对她的丈夫隐瞒着这个秘密。但当她告诉她的丈夫穆拉卡特.阿里时，他却无话可说。他知道很多诗歌，几乎面对所有事物都能吟诵相应的诗歌——每一种新的政治气候变化，每一次爱情危机或任何其他一切。他相信诗歌就算不能包治百病，也能极大地缓解绝大多数病痛。但是面对他的儿子或女儿，他却想不到一首诗来安慰自己。她竭尽所能地想要找到自己的立足点，想要接受现实，但是终究还是做不到。
穆拉卡特.阿里让我们首次隐约感受到了印度语言的复杂历史，这与印度次大陆的复杂历史相映成趣。最终导致分治流血的动荡不仅分割了土地和人民，也分裂了一种语言，使一部分成为“穆斯林”的语言，另一部分成为“印度教徒”的语言。穆拉卡特.阿里就这样与浅薄的年轻记者们打交道。这些记者不时前来采访他，为各种报纸的周末增刊撰写有关旧德里风味文化和美食的文章：
“穆拉卡特.阿里总是以贵族式的黯淡优雅欢迎访客进入他的小房间。他本着自尊而不怀旧的态度谈论过去。他描述了他的祖先如何在十三世纪统治了世上已知的最大帝国，从现在自称为越南和韩国的国家一直延伸到匈牙利和巴尔干半岛，从北西伯利亚到印度的德干高原。他经常以他最喜欢的诗人之一米尔.塔基.米尔的乌尔都语对联来结束采访：
Jis sar ko ghurur aaj hai yaan taj-vari ka
Kal uss pe yahin shor hai phir nauhagari ka
今日头戴皇冠骄傲，
明日此地沉溺哀悼。
他的大部分访客都是新兴统治阶级的粗鲁使节，这些人甚至意识不到自己抱有怎样年轻气盛的傲慢，因此也无法完全理解这首对联的寓意。这首对联就像一块点心，搭配了一杯浓厚的甜茶。他们当然明白这是一首悼念陨灭帝国的挽歌，这个帝国的边界已经缩小到了被古城的残破城墙所环绕的肮脏贫民区。他们也意识到这是对穆拉卡特.阿里自身困顿境遇的哀叹。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这副被它们当成一块油炸三角的对联其实夹带着皮里阳秋的馅料，哀悼的表皮包裹着警告，由一个假装谦逊的博学之人双手奉上。此人完全相信他的听众对于乌尔都语一无所知，这种语言就像它的大多数使用者一样，正在逐渐被边缘化。”
我们现在所知的印地语、乌尔都语以及印度斯坦语曾经是同一种的语言，两者都用阿拉伯字母书写。这种基础语言叫做“khari boli”，使用范围是在德里及周边地区，也就是今天的北方邦西部。后来这种语言添加了一批波斯语词汇，就此发展成了乌尔都语。乌尔都语既不是宫廷贵胄的语言——那是波斯语——也不是普通百姓的语言。它无疑是一种街头语言，诞生于北印度的街头和集市——有点像今天的英语——但却未必会在各家各户的私密环境里得到使用，女性尤其不会在家里说这种语言。它曾是印度教徒和穆斯林的文学语诗歌的正式语言，在不同地区衍生出了各种变体，每个地区的文化名流都宣称自己的语言才是正统。
乌尔都语的辉煌时刻恰逢莫卧儿帝国日薄西山之际。印地语和乌尔都语的分裂始于1857年的印度大起义。这场起义标志着印度不再仅仅只是东印度公司的私产。名义上的莫卧儿皇帝巴哈杜尔.沙.扎法尔被正式废黜，印度被直接置于英国统治之下。被视为叛乱主要煽动者的穆斯林受到了严厉的惩罚，也遭到了英国政府的极度怀疑。权力基础开始转移，等级制度发生变化，释放出了被压抑的积怨以及全新的能量。这些能量开始像烟雾一样从裂缝中渗透出来。随着凭借法令和军事力量统治的旧理念开始转变为现代的代议制政府理念，旧的封建社区开始凝聚成现代的“选区”，以便行使权力并且赢得就业机会。显然，选区越大影响力也越大。人口统计变得至关重要，因此第一次由英国主导的人口普查引发了印度上下的巨大焦虑。有史以来第一次，印度人开始自称印度教徒——此前他们从不自称印度教徒。而是用种姓名称来称呼自己：“我是婆罗门，我是巴尼亚，我是达利特。”另一方面，如今的“印度教”领袖们开始关注那些属于“不可接触者”种姓的数千万人民。在过去，为了逃避种姓的污名，大约有4500万人转而信仰了伊斯兰教、锡克教和基督教。但是现在他们的改信却成了特权种姓眼中的灾难。改革者们急忙介入以阻止人口流失。印度教变成了一种传教宗教。那些深信种姓制度、自认为雅利安人、源自欧洲种族的特权种姓印度教组织通过举行“家归/Ghar Wapsi”仪式，试图将不可接触者和原住民族裔保留在“印度教的怀抱”里。这是一种旨在象征“精神净化”的闹剧。他们被告知现在你是印度教徒，尽管种姓制度仍然存在。
随着印度教徒这个新选区的建立，他们需要文化标志来区分自身语其他竞争群体，以此点燃传教者与潜在新成员的想象。圣典与神牛成了动员印度教徒的载体。旨在Gau Rakshak/“保护神牛”的社团纷纷涌现。即使在今天依然有人因为这一议题遭到私刑处死和杀害，究其根源始于一百五十年前。与此同时兴起的另一场运动旨在推广天城文/Devanagari，这场运动声称阿拉伯字母和波斯字母不应是乌尔都语的唯一文字载体，天城体梵文也应当成为乌尔都语的正式书写系统。天城文最初被称为巴布尼文/Babhni，是婆罗门的书写系统。就像梵文一样，其纯洁性千百年来遭到严格保护，以免受到低种姓的污染。低种姓民众千百年来一直无权学习这些高等语言。但是眼下的时代变革却要求将其推广为“人民”的本土书写系统。实际上当时更广泛使用的书写系统是一种叫做凯提文/Kaithi的书写系统。但是凯蒂的主要使用者是卡亚斯塔这样的非婆罗门种姓，他们被认为偏向穆斯林。令人惊讶的是，在短短几十年内，凯提文不仅被丢弃，而且还在公众记忆当中遭到了抹杀。
将一场关于新文字的战斗转变为一场广受欢迎的社会运动并不容易，尤其是当人口识字率只有个位数的时候。如何使人们对于实际上并不影响他们的事物充满热情？解决方案简单但巧妙。Alok Rai在旁征博引的论文《印地语民族主义》当中详细描述了推广梵文字母的运动如何与印度教团结、护牛以及家归的呼声结合起来。天城文推广委员会、神牛保护委员会以及家归运动的传教士在同一间办公室工作，听命于同一位负责人——这种安排很可能今天仍在继续。推广梵文字母的运动也有直接和实际的目标，例如将梵文水平作为政府公职的资质——当时的基本资质是波斯语水平。这场运动一边不断加速，另一边又受到穆斯林精英的抵制，尤其是那些既得利益根深蒂固的穆斯林领导人，例如当时最著名的改革家和现代化活动家赛义德.艾哈迈德.汗爵士。以下是他主张保留波斯-阿拉伯文作为唯一官方文字的理由：“我们的贵族会乐意看到出身微不足道出身的低下种姓——尽管此人可能是学士或硕士并且具备工作所需的能力——处于他们之上并且有权制定影响他们生活和财产的法律？永远不会！”真是不同寻常，一对死敌各自最糟糕的偏见反而能成为他们的共同点。这场争斗依然是旧精英和新精英的机遇之争，新精英也一如既往地将自己的愿望伪装成了“人民”的意愿。
天城文运动在1900年赢得了第一场胜利，当时西北各省及奥都总督安东尼.麦克唐奈尔爵士签发命令，同意在省内法庭上可以同时使用天城文与波斯文。不出几个月，印地语与乌尔都语就开始被视为两种语言。双方的语言官僚开始割裂海水，瓜分词鱼。在“印地语”这边，上层种姓的印度教徒开始清除一切他们眼中的波斯语影响以及各种粗俗方言——不过印地语、印度教、印度斯坦国这三个波斯词汇显然躲过了这一劫。取代波斯文的是梵文。但是梵文是宗教仪式与经文的语言，是教士与圣徒的语言，它的词汇并非由日常生活的铁砧锻造而成，它反映的不是凡人的情爱、辛劳、疲惫或者渴望，它吟唱的不是平常人的歌谣与诗句——平常人的语言是阿瓦迪语/Awadhi、迈蒂利语/Maithili、布拉杰语/Braj Bhasha、博杰普里语/Bhojpuri以及无数其他方言。历史上极少发生这样的事例，人们如此努力地让一种语言变得更贫乏而不是更丰富，就像用鱼缸替换了大海。
随着双方立场越发死硬，甚至就连文学经典也遭到了分割。“乌尔都语”经典抹去了崇高的反种姓信爱诗人，如卡比尔、苏尔达斯、米拉和拉斯汗，最后这位是克里希纳的穆斯林信徒。“印地语”经典则抹去了最伟大的乌尔都语诗人米尔和加利布。（在印度斯坦古典音乐界也有类似的现象，尽管它还尚且没被正式划分为印度教古典音乐和穆斯林古典音乐。）幸运的是，最优秀的进步作家和诗人抵制了这种压力。他们继续创作丰富、深刻的文学和诗歌，同时完全意识到他们的语言正在发生什么变化。但是随着老一辈的逝去，新一代接受的正规教育来自必须由政府委员会批准的“新”印地语书籍和教科书，他们将越来越难以重新获得他们理应拥有的难以言喻的美丽遗产。正因为所有这些原因，当穆拉卡特.阿里背诵米尔对联时，他的警告包裹在哀悼之中，他确信他的年轻客人——属于“新”印地语的一代人——不会理解其真正含义。他知道这些访客的词汇量就像他本人的物质财富一样匮乏。
如今在印度，许多乌尔都语的年轻一代无法阅读波斯文。他们只能阅读使用天城文书写的乌尔都语。乌尔都语不仅被视为穆斯林的语言，而且被视为巴基斯坦的语言。这使得在某些人眼中使用它几乎成了一种犯罪。2017年3月，北方邦立法议会的两名穆斯林成员被阻止用乌尔都语宣誓就职。阿拉哈巴德市政公司的一名成员因试图做同样的事情而被指控“意图伤害宗教感情”。尽管印地语已经取得了响亮的胜利，但是守护者的焦虑似乎并没有完全消除，原因也许在于他们的敌人是那些习惯于拒绝真正死去的已故诗人。2002年古吉拉特邦大屠杀的一个次要主题就是诗歌。当安尤姆与她父亲的朋友扎基尔.米安一起前往古吉拉特邦时，她为此付出了代价。
“他建议他们在艾哈迈达巴德的时候可以去拜访十七世纪乌尔都语诗人瓦利.达卡尼的神祠，瓦利.达卡尼被誉为“爱情诗人”，穆拉卡特.阿里非常喜爱他，并且也寻求他的赐福。两人笑着背诵他的一对对联，就此敲定了他们的旅行计划——这是穆拉卡特.阿里最喜欢的一对：
Jisey ishq ka tiir kaari lage
Usey zindagi kyuun na bhari lage
若被爱神之箭射中，
生活难免变得沉重。”
几天后他们乘火车出发，先到阿杰梅尔，然后到艾哈迈达巴德。然后他们就杳无音信了。“没有人反对赛义达（她爱安尤姆，并且完全不知道安尤姆对她的怀疑）的建议：关掉电视上的肥皂剧频道，打开新闻频道并保持开机，以防万一他们可以找到一些关于安尤姆和扎基尔.米安当前境况的线索。当激动的电视新闻记者在数十万古吉拉特穆斯林现在居住的难民营中对着摄像机镜头大声喊话时，他们在梦想之家关掉声音，扫视背景，希望捕捉到安尤姆和扎基尔.米安排队领取食物或毯子，或者蜷缩在帐篷里的身影。他们顺便得知瓦利.达卡尼的神祠已经被夷为平地，上面建了一条柏油路，抹去了它曾经存在过的所有迹象。”——真有此事——“不过无论是警察、暴民还是首席部长都无法阻止人们继续在神祠旧址的新铺柏油路中间留下鲜花。一丛鲜花在飞驰汽车的轮下被压成糊状之后，新的鲜花就会取而代之。谁又能斩断碾碎的鲜花和诗歌之间的联系呢？”
为什么二十一世纪的暴民会对一个三百多年前的诗人如此愤怒？瓦利.达卡尼，达卡尼（今天的德干）的智者，是一位十七世纪的诗人，也被称为瓦利.奥兰加巴迪以及瓦利.古吉拉特。他用达卡尼乌尔都语写作，这是一种当时北方宫廷诗人不熟悉的方言，后者大多用波斯语写作。尽管瓦利.达卡尼用乌尔都语写作，但他却是次大陆上第一位以迪万/Diwan形式呈现他的诗歌的诗人——这是一种遵照波斯传统的正式诗集，其中诗歌按字母顺序在三个强制性部分当中呈现：马斯纳维（叙事诗）、马尔西亚（纪念侯赛因殉道的挽歌）和卡西达（歌唱战士的赞美传统的诗歌）。瓦利.达卡尼的迪万在波斯语精英诗人圈内引起了轰动。他成为了南北之间的文化桥梁，也是乌尔都语诗歌的奠基人。破坏他的神祠的现代暴民如此热衷于本土主义，他们本可以轻而易举地地将瓦利.达卡尼尊崇为影响波斯语诗人的乌尔都语作家，因为正是他将乌尔都语的写作变成了高级文学，在他之前乌尔都语只不过是印度斯坦的街头语言。但遗憾的是，事态并未如此发展。2002年古吉拉特大屠杀期间瓦利.达卡尼的坟墓被毁并不是唯一的类似事件。还是在几周里，巴罗达市的暴民袭击并破坏了乌斯塔德.法亚兹.汗/Ustad Fayyaz Khan的坟墓，他是最有成就的印度经典传统音乐歌手之一。许多年前，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一场骚乱中，一群暴民烧毁了另一位歌手拉斯兰.拜/Rasoolan Bai的住宅（情报官贾森.霍巴特最喜欢的歌手）。这些当代暴民的唯一值得称道之处在于他们很理解艺术有多么危险。而且他们的品味确实无可挑剔。
我这场讲座已经太长了，最后我给大家讲解一句《极乐之邦》当中出现的印度帝国口号与咒语。安杰姆在古吉拉特邦的大屠杀中幸存了下来。一开始暴民发现她躺在扎基尔.米亚的尸体上躺着装死，他们认为她是个Hijra，而杀死Hijra过于晦气。因此他们没有杀她，而是站在她身边，让她高呼他们的口号：
“Bharat Mata Ki Jai! Vande Mataram!
她喊了出来。哭泣着，颤抖着，这份羞辱超出了她最糟糕的噩梦。
向印度母亲致敬！向母亲致敬！
他们让她活着。没有杀她。没有伤她。甚至都没有碰她。只有这样他们才能得到好运。
屠夫的运气。
她成了这些人的幸运之源。她活得越久，给他们带来的好运就越多。”
婆罗多/Bharat、兴都斯坦、印度，这些名字被互换地用来指代我们居住的国家。“阿卡德.巴拉特”——不可分割的印度——包括了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的领土——是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理想。许多人认为高呼“Bharat Mata Ki Jai！”（胜利属于印度母亲！）是爱国行为而未必是印度教民族主义的体现。在没这么危险的情况下，安尤姆肯定会大声反驳、甚至可能痛殴一顿那些挑起争议的家伙，那些毫无想象力的字面主义者，因为他们质问道，婆罗多王国的婆罗多国王怎么会是玛塔（母亲）？为什么印度是母亲之国而不是父亲之国？她被迫高呼的第二条口号“Vande Mataram”通常被翻译为“礼赞母亲”，出自著名孟加拉作家班吉姆.钱德拉.查特吉的诗歌，收录在他的小说《阿难陀寺》。这部小说讲述了萨耶山起义的故事，首次出版于十九世纪八十年代。这部小说一直受到印度教民族主义者的喜爱，因为它创造了理想化的印度教战士模板，这些战士奋起抗争，反抗堕落的穆斯林压迫者。《阿难陀寺》是一个很好的例子，说明在文学作品可以通过叙述过去而塑造未来。在这首诗歌当中，祖国与印度教女神杜尔迦被诗人混为一谈。然而诗歌的前两节还是成为了民族主义运动的非官方国歌，因为它们只提到了“母亲”，这使得印度教徒和穆斯林都能将其理解为对于印度之母的指代。尽管这首歌在反抗英国殖民统治的斗争当中广受欢迎，但在当今大相径庭的民族主义氛围里——一种欺凌性、强制性的民族主义——许多人，特别是穆斯林，并不清楚这首诗的起源，却经常被迫高呼“Vande Mataram”。强迫者们以此对他们进行仪式性的羞辱。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首歌的现代版本在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由苏菲派穆斯林歌手A.R. 拉赫曼广为传播。令人难过的是，曾经深受喜爱的口号如今已成为了争议焦点。
在非孟加拉语地区高呼孟加拉语口号并不罕见。印度的口号——无论呼喊口号的是暴徒、抗议者、右翼或者左翼、军事占领区的居民、大型水坝项目的抗议者——全都是面向外界的表演，为了让全国乃至全世界听到，因此很多时候，这些口号用得并不是当地人的母语。在克什米尔的大规模抗议当中，你会听到乌尔都语和英语口号，却很难听到克什米尔语口号。 “Azadi! Azadi!/自由！自由！”的乌尔都语口号 ——最初是波斯语——可能源自伊朗革命，后来向东传播，成为了克什米尔自由斗争的标志性口号，同时也颇为讽刺地成为了印度妇女运动的口号。在印度的另一端，在南部的喀拉拉邦，我从小听着响亮的“Inquilab Zindabad!/革命万岁！”的乌尔都语口号声长大——这是对社会主义者巴加特.辛格/Bhagat Singh的致敬，他于1931年被英国人绞死——而当地人既不会说也不理解乌尔都语。另一条印共口号则是“Swadandriyam, Janadhipathyam, Socialism, Zindabad!/自由、民主、社会主义，万岁！”一句话就包含了梵文、马拉雅拉姆语、英语和乌尔都语。
讲完了政治口号，最后我要以一条咒语结束这场讲座。安尤姆和扎基尔.米安失踪两个月后，古吉拉特的杀戮开始逐渐平息。扎基尔.米安的儿子曼苏尔前往艾哈迈达巴德寻找他的父亲。临行前他剃掉了自己的胡须，希望装扮成印度教徒。他没有找到自己的父亲，但找到了惊恐的安尤姆，她已经被登记在难民营的男性分区，穿着男装，头发剪短。曼苏尔把她带回了梦幻之家。她拒绝告诉任何人她经历了什么，但是“男人如何遭到折叠，女人如何遭到展开”的记忆纠缠着她，以至于她带着她的养女扎伊纳布前往理发店，不顾女儿的哭泣，强行剪掉了她的头发，还给她穿上了男孩的衣服。“以防古吉拉特来到德里。”她采取的另一项预防措施是教扎伊纳布背诵梵文的伽耶特黎真言。她说她在古吉拉特的难民营里学会了这句真言，许多其他难民也学会了它，因为他们相信万一再遇到暴民，他们可以背诵这句箴言，从而伪装成印度教徒。安尤姆和扎伊纳布都不知道它意味着什么，但扎伊纳布高兴地记住了它，一边穿着校服喂她的宠物山羊一边念诵：
Om bhur bhuvah svaha
Tat savitur varenyam
Bhargo devasya dhimahi
Dhiyo yo nah pracodayat
唵，神啊，生命的赐予者，
痛苦和悲伤的消除者，
幸福的赐予者，
唵，宇宙的创造者，
愿我们接受您至高的灭罪之光，
愿您引导我们的心智不偏不倚。
伽耶特黎真言在《极乐之邦》当中出现了三次。第一次作为抵御暴民暴力的护身符。第二次作为英国航空公司的广告材料以吸引印度新中产阶级的顾客，这个阶层正在呈指数级扩大。第三次是在购物中心的快餐店。扎伊纳布现在已经长大了，她被许配给了萨达姆.侯赛因。萨达姆告诉他们，几年前他的父亲在警察局外被暴民殴打致死，他们所在的购物中心就是那个警察局当年的所在地。扎伊纳布说她知道一句印度教祷文，并且背诵了伽耶特黎真言，以此彰显她对未来——以及已故——公公的敬爱。这就是梵文最终被本土化的方式。
安尤姆从古吉拉特死里逃生几个月后，身心俱疲，无法继续以前的生活.她搬进了旧墓地，在那里安家。多年来，随着她逐渐康复，她建立了天堂（Jannat）旅馆。然后萨达姆.侯赛因也来帮忙。他们扩大了业务范围，包括葬礼服务。在这片墓地，任何被Duniya/外部世界拒绝葬礼恩典的人都可以有尊严地得到长眠。他们还会以天堂旅馆和葬礼服务的名义，根据场合的需要为死者祈祷，祷文包括《古兰经》开篇，用印地语演唱的国际歌，以及用英语的背诵莎士比亚《亨利五世》。
话说至此，我们该如何回答巴勃罗.聂鲁达的问题，也就是这次讲座的标题？在饱受折磨的城市上空雨水以什么语言落下？我会毫不犹豫地说，是翻译的语言。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