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338-Martin Daunton：阿根廷经济的病根何在？ -- 万年看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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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首先设身处地地想象一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离开意大利的移民，他正在思考去哪里定居寻找新生活。这位移民有两个选项：他可以乘坐蒸汽船前往纽约，或者也可以前往布宜诺斯艾利斯。在1910年时，在这两座城市之间进行选择殊为不易，因为那时阿根廷还是世界上最富有的国家之一。但时那时做出的选择将会在一个世纪之后对这位移民的后代产生重大影响。让我们来看看这两个国家以及其他出口初级产品如小麦的定居经济体之间的收入水平差异。从这个图表中你可以看到，阿根廷的蓝线起初与加拿大差不多，略低于美国，但是在二战间期两国开始出现巨大分歧。如今的阿根廷和其他拉丁美洲国家远远落后于美加两国的收入水平。1929年，就在大萧条前夕，阿根廷仍然是富裕国家集团的成员。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对于这位移民的孙辈来说，前往阿根廷还不如留在意大利。因为阿根廷的收入水平在1950年还相当于经合组织富裕国家平均收入水平的84%，1973年就下降到了65%，到了1987年更是只剩43%。到了本世纪初，阿根廷的收入水平仅仅相当于西欧的40%，而在1910年双方还是持平的。我想要问的是阿根廷出了什么问题？这就是经济学家和历史学家所说的阿根廷悖论：如何解释相对下降60%的收入水平。正如图表所示，不仅仅是阿根廷，整个拉丁美洲表现得都很不好，唯独智利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有所改善。因此我们还需要问一问为什么智利能够稍微领先。

为了理解阿根廷最近的轨迹，我们应该首先理解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阿根廷经济。我是历史学家，所以我习惯于追溯我正在研究的经济模式的历史根源，因为正是一战前夕设定的模式导致了阿根廷的各种社会和政治问题，限制了阿根廷维持增长和高收入的能力，导致了经济民族主义的策略——特别是在佩隆统治时期——这一策略的基础是进口替代工业化，试图发展本地工业以取代来自欧洲和美国的制成品进口，追求自给自足。让我从阿根廷独立开始说起，回顾一下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到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大萧条之间的阿根廷。阿根廷在1810年从西班牙获得独立，随后陷入了长期的动荡和战争。曾经的西班牙总督辖区分裂成不同的州，相互争抢地盘；这方面的纷争又与阿根廷从布宜诺斯艾利斯扩张到潘帕斯和巴塔哥尼亚的过程很有关系。画面上这张相当幻想的图像描绘了1833年到1834年的沙漠战争，其目的是驱逐原住民。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征服沙漠运动则旨在击败乃至灭绝原住民。这场运动还镇压了高乔人，这些人通常是印第安母亲和西班牙父亲的混血后裔，他们在潘帕斯游荡，依靠野马、野牛以及狩猎为生。他们在独立战争期间在沙漠立下过打击西班牙军队的战功，但是随着牧场主开始定居并在潘帕斯周围围上铁丝网，他们被视为未开化的野蛮人，必须被迫在牧场工作，成为定居的农奴。这是一个不稳定的时期。

随着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加在1880年当选为总统，阿根廷出现了更稳定的政治体系。他在接下来二三十年年里一直掌控着阿根廷政坛。他是征服沙漠的领导将军之一，他和其他所谓的“1880之人”长期掌握着权力。他创立且领导的民族自治党/Partido Autonomista Nacionalista直到1916年都是阿根廷的执政党。尽管阿根廷男性的选举权普及得相当广泛，但是他们依然通过操纵选票与恐吓等等手段把持着权力。如果别的手段都失败了，总统还可以动用军队。总而言之，这一时期的阿根廷奉行寡头专制，这一点很不同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样的定居社会。这三个国家种植同样的作物，面向同样的市场，但是后两者却没有以同样的方式军事化，没有发生内战。诚然，加拿大与澳大利亚同样犯下了镇压乃至灭绝原住民的罪行，但却并非直接借助军事手段。两位澳大利亚历史学家强调，他们所谓的“稳定灵活的澳大利亚政府”与阿根廷的糟糕政府之间存在巨大对比，而根源可以追溯到十九世纪晚期。正是这一对比决定了延续至今的两国不同经济轨迹。

阿根廷政府鼓励欧洲移民，好让他们置换被视为野蛮且不开化的高乔人。大规模移民潮始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当时的阿根廷凭借比欧洲更高的工资吸引了许多移民。到1914年，阿根廷40%的人口生在外国，其中许多是意大利人。意大利移民与老一代西班牙移民不同，前者当中大部分人在移民之前都是城市居民，许多人都在政治立场上倾向于同情社会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相比之下，这一时期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大多数移民来自英国。而阿根廷的种族构成则更加混合。有些历史学家认为这是另一个关键区别——我对此类种族解释持保留态度——“与来自英国的移民人口带来的政治传统与政治源头相比，这是阿根廷的关键不同。”这话说得似乎带了一点盎格鲁-撒克逊优越感。接下来我将提出一个有点不同的解释来回答为什么存在差异。

事实上，真正的主要区别在于阿根廷严重依赖外国资本，尤其是来自英国的资本。这些资本被用于建设铁路，开发潘帕斯，建设港口、肉联厂以及煤仓，还有提供公用事业——例如如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煤气和电车——布宜诺斯艾利斯成为了一座主要的世界大都会，城里开设了哈罗德百货商场的分店，整洁的林荫大道以及气派的歌剧院，足以与米兰的斯卡拉歌剧院相提并论。既然如此大规模的外国投资来自英国，那么阿根廷股票和债券的一大部分利息自然也要传回英国，阿根廷以国家名义担保了这些票券的收益。阿根廷的主要银行同样由英国掌控，这些银行的主要任务是服务于出口商品生产。阿根廷当时并不是英国帝国的正式组成部分，但它却是非正式的英国帝国的一部分。英国针对阿根廷进行了非常庞大的跨国投资，这些投资主要用于铁路、政府以及公共事业，尤其是铁路建设。对于1865-1914年之间的英国资本来说，阿根廷是继美国和加拿大之后的第三大重要投资目的地，排位比澳大利亚还靠前。外国资本大量涌入阿根廷，这一点使得阿根廷十分不同于其他定居者经济体。阿根廷对外国资本的依赖程度很高，但国内储蓄水平却非常低。在1900年至1929年间，阿根廷的国内储蓄率比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低约10%。低储蓄率以及对于外部资本的高度依赖意味着更高的资本成本。支付给外资的利息和股息占据了阿根廷政府收入的很大一部分。此外我们还应该注意到，阿根廷和澳大利亚在这方面的政治环境有所不同：在澳大利亚，大约三分之二的资本流向澳大利亚政府，包括省或州政府和联邦政府，使得贷款掌握在民意代表机构手中，得到民主化的控制。澳大利亚几乎所有的公共事业都由澳大利亚人自行经营。而在阿根廷，公共事业的所有权往往掌握在伦敦等地的外国投资者手中。因此尽管在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澳大利亚对于偿付英国贷款的利息抱有民怨，但是怨气的规模却远远不及阿根廷。

这种经政体制促使主要以伦敦为立足点的英国资本与拥有大片地产的本地地主结成了合作联盟，使得牧场庄园在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大为繁荣。牧场庄园的经济基础是羊毛、牛肉和小麦的出口。如果你足够富裕并且愿意的话，你可以在庄园里度过美好的假期，体验牧场主的生活，享受奢华的户外休闲，骑马、打高尔夫、射击，随心所欲。阿根廷的牧场庄园最早出现于十九世纪初，当时牛羊在大片没有围栏的土地上漫游。牧场常常使用奴隶，直到十九世纪五十年代才改用雇工。牧场大量养羊为英国提供羊毛，这是阿根廷最初的主要出口商品。在制冷技术发展之前，牛的主要作用是提供皮革运往伦敦，羊和牛的尸体则会遭到熬煮，从而提炼油脂。1854年阿根廷的出口结构如下：牛皮占约三分之一，大约8%是羊毛，另外三分之一左右是动物脂肪，用于蜡烛、润滑油等工业用途。这三样直到1870年仍然主导着阿根廷的出口贸易，但是大约从1870年开始，随着潘帕斯地区的牧场逐渐被围栏分隔，阿根廷出口的性质开始发生变化，开始出口更高质量的肉类和小麦。

那么以牛为主的阿根廷经济如何运作？牛在潘帕斯地区的牧场上饲养长成，牧场环境总会得到改良，使其优于当地原本的自然条件。长成的牛被送往沿海地区以便在条件更好的牧场上进行肥育。最初肉类贸易的商品主要是腌制盐渍的风干牛肉，主要销往加勒比地区和巴西的奴隶种植园。这种肉品的质量自然较低。但是冷冻牛肉很快问世并且在1894年到一战之间极大地扩展了生产规模。冷却牛肉的肉品质量甚至比冷冻牛肉更高。这一发展主要由英国公司控制。阿根廷的巨头牧场主固然体量极大，例如San Jacinto这样的大型牧场饲养了100000头牛和10000匹马，面积达到244平方英里。但是这些大型牧场依然受制于位于沿海地区的冷藏公司、冷藏厂和冷藏船，这些资产主要由外国利益控制。这一点不同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后者的牧场通常直接掌控肉品贸易，直接向屠宰场和肉类加工商提供牛只。而在阿根廷则是由肉类加工商主导了国内贸易。大部分的肉联厂、冷藏厂和冷藏船都由盎格鲁公司所有，掌控公司的维斯提家族是当时英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该家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拥有多家肉联厂、屠宰场与冷库。威廉.维斯提于1876年由他在利物浦的商人父亲派往芝加哥，后来又在1890年移居阿根廷开设了他的第一座冷库。这一年他还在利物浦设立了联合冷藏公司和蓝星轮船公司，以及2635家肉铺和若干养牛场。

这个系统创造了配种者、育肥者、铁路、肉类加工商之间的联盟，形成了一个由大土地所有者控制的狭隘寡头统治集团。与其他定居者社会的小农不同，这些人与英国资本合作，共同追求扩大出口的利益。到十九世纪末，小麦生产也有所增长，1890年至1940年间，小麦种植面积增长了十倍。但是阿根廷的小麦种植模式依然不同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的模式。阿根廷的家庭式农场并不多，大部分农民都是佃农。土地被大地主占有，这些地主可以随时将耕地转为牧场，在小麦和牛之间轻松切换。许多佃农——尤其是意大利移民——通常一次只能租赁土地三年。租期结束时，他们的耕作提高了土地质量，而地主收回土地时却不必支付任何补偿。因此阿根廷的佃户过得是游牧生活。他们并不定居在社区，生活条件简陋，缺乏有力的社区生活。民主政治由大土地所有者主导，这些人拥有巨大的政治权力。这份权力的体现则是布宜诺斯艾利斯省及其他省的地方政府土地政策，因为土地分配的决定权掌握在地方政府而非联邦政府手中。与此相反，在加拿大和澳大利亚则是由联邦政府负责决定土地分配。在阿根廷的某些省份——例如圣菲省，省政府确实努力支持小农，但大多数大型省份——例如布雷斯省——并没有这样做。他们确保大部分土地由拥有土地精英的大地产主掌握。地主通常要求租户种植紫花苜蓿作为牛饲料。租户通常在租期为三年期间改善土地以种植紫花苜蓿。但是紫花苜蓿的生长周期通常为十五年，这意味着许多佃户都要白做工。换句话说这一体系的剥削性非常强。依赖信贷的佃农往往陷入债务，与他们交易的少数大商人还能通过操纵价格来获得丰厚利润。因此许多利润最后流入了土地所有者的口袋。

让我们将阿根廷与加拿大草原地区的情况进行对比。在那里家庭农场更为强大并且占据主导地位，租户的地位也比较稳固。这反映了加拿大联邦政府的土地政策。加拿大的土地并非掌握在建制派地主精英阶层手里，因为加拿大在1872年采纳了类似于美国1864年的宅地政策，几乎免费地将土地分配给任何愿意定居的人，从而催生了定居的有产自耕农群体，这些人在居住地建立了房屋、学校和教堂，并且往往以合作社形式共同拥有升运式谷仓，这使他们能够更好地控制收益。1911年，加拿大小麦带89.3%的农民是自耕农；而在1912-1913年的阿根廷潘帕斯地区，自耕农的比例只有32.6%，佃农的比例则足有55.9%。这使得这两个地区在社会、政治和经济等方面都存在很大不同。澳大利亚的情况也与加拿大类似。

总而言之，一战之前阿根廷繁荣的体制基础其实非常限制这个国家的长期发展前景。因此我认为早在阿根廷跻身世界上最富有国家之列时，这个国家的长期经济增长的可能性就已经被卡死了。早在1914年之前，压力已经开始显现。其中一项压力是债务和融资。阿根廷经济负债严重，政府也在大规模借贷，偿还债务的成本占据了一大部分政府收入，以至于没有足够的资金用于教育和其他方面。1890年，阿根廷经历了一次重大衰退，债务偿还变得非常困难，使得在伦敦的贝尔林兄弟公司——一家主导向阿根廷贷款的主要商行——几乎破产，不得不接受英格兰银行的纾困。这场危机堪比2008年的全球金融危机，影响相当严重。阿根廷的政治秩序受到威胁，政府腐败、缺乏政治自由以及对外国利益的妥协引发了1890年的布宜诺斯艾利斯革命，当时公民联盟抗议政府腐败，呼吁政治权利、自由和解放。总统被迫辞职，但是国内政局却几乎没有其他变化。大地主阶级很快恢复了权力，之前提到的民族主义政党再次通过操纵选票回到控制地位。此外来自意大利移民的威胁也相当突出，许多移民都是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或工团主义者，他们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移民群体中十分强大，希望推翻现有政体，对于政治秩序构成了现实威胁。此外佃农也在1912年发动了罢工。综上种种使得阿根廷的整套体系非常脆弱，不堪重负。

胡利奥.阿根蒂诺.罗加在1898年再次担任总统，此时他面临着工人罢工与无政府主义者的双重挑战。1891年，公民联盟与罗加达成协议，但是联盟随后分裂出了一个新的激进派团体，导致了1893年和1905年的进一步起义。然后出现了一位新的领导人希波利托.伊利戈因/Hipolito Yrigoyen，他反对旧的寡头统治，试图团结中产阶级、商人、农村工人以及一些牧场主推翻老旧的寡头统治。1916年此人成为总统，罗加旧党派的主导地位随之结束。但是新总统的即位并没有导致大规模的变革。尽管伊利戈因当选了总统，但是仍未能控制议会。保守派仍然能够阻止改革。他希望继续沿用以出口为基础的旧增长模式，继续依赖小麦与牛肉出口——当然这与战后英国资本家的合作有关。他一方面压制罢工，同时又在最低工资立法方面做出了些许让步，试图在压制与福利之间寻找平衡。但是不管怎么说，阿根廷经济的整体基础依然非常脆弱。1914年之前的阿根廷繁荣并非建立在非常牢固的基础上，而是立足于由大地主主导的出口经济模式；这种模式由英国资本提供融资，导致了全靠军方支持才能掌权的腐败寡头政府；而且这种寡头控制正在面临来自城市工人、小农以及下层中产阶级等等各种利益集团的反对，这些人认为国家利益遭到抛弃，被出卖给了英国资本。因此在一战期间这一体系面临着严重的挑战。

接下来我们讨论一下1929年大萧条期间阿根廷的局势。阿根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一直依靠开放的世界经济、自由资本流动、自由劳动力流动以及开放贸易而繁荣。但是在战后这些条件发生了变化，出现了去全球化的趋势。这使得阿根廷就像加拿大和澳大利亚那样受到了重大影响，但是阿根廷的政策选择无疑造成了雪上加霜的效果。去全球化冲击了所有定居者经济体，破坏了1914年前的增长模式。首先是资本流出，阿根廷的外国投资逐渐减少，从GDP的4%降至1.1%甚至更低。此外正如我之前提到的，阿根廷的国内储蓄也很少。1914年至1929年间，阿根廷的国内储蓄率只有5%，远低于澳大利亚的13.4%和加拿大的16.6%。至于投资方面，1900年至1913年阿根廷的资本存量每年增长约5%，但在1913年至1929年期间仅增长2.2%。投资大幅下降导致了阿根廷的相对衰退，致使阿根廷工人的人均资本与生产力都低于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与此同时，在贸易方面也发生了重大变化。开辟更多潘帕斯土地用于小麦和养牛的扩张时代已经结束。此外世界贸易总体崩溃，致使阿根廷的进出口占GDP的比重下降，从战前的约80%降至约20%，贸易水平严重下降。全球开放贸易的崩溃加上欧洲市场受保护主义关税的封闭推动了各国自给自足的趋势，而英国则决定优先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这两个帝国体系的正式成员国购买农作物，将阿根廷晾在了一旁。政策选项的差异同样加剧了阿根廷的经济恶化。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加拿大的主要自由党政客需要农民的选票支持，因此鼓励出口并且增强农业；而阿根廷的伊利戈因则更倚重于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城市选民的支持。国家支持和投资水平的差异导致了农产品质量的显著差异。加拿大农产品的质量和产量遥遥领先，同时还在投资种植良种谷物、升级农业设施以及加大营销力度。加拿大还鼓励工业出口，向美国输送工业产品。这一点对于阿根廷则没那么容易，因为阿根廷还在努力通过进口实现替代工业化，仅仅为了培养本国工业来替代英美两国的进口工业品就已经费尽了气力。

在讨论阿根廷时有必要指出，整个拉丁美洲的主要经济体都面临相同的问题。智利作为硝酸盐和铜的出口国、巴西作为咖啡和橡胶的出口国都在二战间期面临着类似的困难：贸易额的下降意味着每单位出口大宗产品能换到的工业制成品变少了，大宗产品的价格相比进口工业制成品大约下降了三分之一。阿根廷的例子表明，拉美经济高度依赖贸易。大宗产品的价值与出口量双双下降，严重打击了拉美国家的税收收入，因为他们依赖大宗产品的出口关税。这一切都对经济产生了重大负面影响。对此的应对措施之一是贬值货币，这意味着需要支付更多的钱来偿付外债。某些拉丁美洲国家偿付外债的费用高达政府总收入的70%。而阿根廷的应对措施则是从以出口为主的增长转向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本土工业以替代进口的制造品。这一过程通常伴随着劳动法的制定，以此赋权工人在一个由劳方、资方和国家共同组成的调解委员会内组织工会。这是一种遏制激进工人运动的方式，但也因此建立了一个在某些人看来类似法西斯意大利的社团主义经济体制。巴西的热图利奥.瓦加斯等人特别热衷于建立这种体系。

阿根廷及其他拉丁美洲国家在二十世纪二十年代的政治局势很不稳定。伊利戈因被迫下台，他领导的激进公民联盟以分裂而告终。旧统治精英重回政坛，但他们仍然面临两大挑战，首先是来自无政府主义者的持续威胁，其次是基于意大利法西斯主义的共和国联盟的崛起。经济大萧条的影响最终导致了1930年的军事政变。激进公民联盟失去了权力，反对派遭到压制。发动1930年政变的领导者属于一场极右翼民族主义运动，该运动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就开始冒头，其主旨是反对社会主义与自由主义，支持天主教会，敌视外国人，试图收回让予乌拉圭等邻国的土地，创建某种有机的社团主义社会以恢复不同阶级之间的和谐。这种思想源于1891年的教皇通谕《劳工者》。发动1930年政变的将军是一位极右翼，甚至其他将军都将他视为极端右派。1932年他被更温和的将军取代——当然这里的“温和”只是相对而言。此后以军方为导向的保守精英集团掌握了政府，持续与激进派和法西斯分子发生冲突。二十世纪年代被称为“臭名昭著的十年”。1933年，阿根廷与英国达成协议，从潘帕斯地区向英国出口小麦和牛肉，但是与来自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出口量相比较，这一规模十分微不足道。协议条件包括阿根廷必须购买英国商品，阿根廷国内市场必须由英国商人和在阿根廷的英国公司控制。这份协议毫不意外地引发了进一步民族主义抗议。为了稳定货币，阿根廷成立了新中央银行，但是这家央行却要遵从英国银行家的建议。政府确实引入了严格的价格支持政策以限制过度生产，因为过度生产可能会导致经济僵化。货币贬值与高关税等手段相继得到施行。总而言之，在推行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过程中，市场受到扭曲，资本价格居高不下，再加上投资不足，导致相对僵化的阿根廷经济体系难以地应对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经济形势、贸易战和世界紧张局势。

1943年阿根廷又发生了一次军事政变，庇隆主义随后粉墨登台。政变过后，胡安.庇隆被任命为劳工部长。他是一名军官，致力于与工会合作，因此招致了军方同僚的不满。他与工会合作以改善工人条件，结果使得他变得人气过高。庇隆随后遭到解职与监禁，后来因为民意鼎沸而获释并于1946年当选总统。他的妻子埃娃在政治方面十分活跃并且备受欢迎。庇隆的权力立足于1930年执政的那位极右将军的政策以及进口替代工业化。他倡导的政策主张社会公正、经济独立和政治主权，旨在恢复阿根廷的道德和物质伟大，标榜“让阿根廷变得伟大”。究其本质，这是是反资本主义的民粹化民族主义，他本人则认为自己走出了介于共产主义与自由市场之间的第三条道路。这种意识形态很难准确界定，有些人认为他这是法西斯主义，有的人认为他这是左翼民粹主义，还有人认为这套政策更接近罗斯福的新政。庇隆曾参与1930年的政变，他本人的意识形态原本类似于之前提到的社团主义。但在1955年失去权力到1973年重新上台之间他转向了左翼，公开支持卡斯特罗并且受到天主教解放神学的欢迎。庇隆主义一直以来都是一种难以界定的思想体系，横跨了从社会主义到父权保守主义等等意识形态。庇隆本人这样表述他这套思想的主要原则：

“真正的民主意味着政府应当满足人民的要求并且仅仅捍卫人民的利益。”

“庇隆主义归根结底是普通人的主义。政治精英天然反对人民，因此不可能是庇隆主义者。”

“在庇隆主义看来，这世上只有一个阶级：劳动阶级。”

“劳动是创造人类尊严的权利，同时也是一种义务，因为每个人至少应该产出与其消费相当的价值。”

“庇隆主义的两条臂膀是社会正义与社会救助，这两条臂膀将以正义与爱拥抱人民。”

“所谓司法主义即个人权利和社会权利之间的平衡。”

“作为经济准则，司法主义主张社会化市场，让资本为经济与人民福祉而服务。”

“作为社会准则，司法主义力求实现社会公正，根据每个人的社会职能赋予相应的权利。”

“庇隆主义想要一个社会‘公平’、经济‘自由’、政治‘自主’的阿根廷。”

那么庇隆实际上尝试了哪些具体政策？首先是1947年至1951年的五年计划，旨在提高薪资、实现充分就业、发展工业、改善社会福利，与工会紧密合作。通过补贴、对富人征税、财政赤字等等手段向工人再分配是计划的核心。怎么办到这一切？通过铸币税——换句话说就是印钞票。这样做自然导致了通货膨胀。从1944年至今，阿根廷的年平均通货膨胀率约为190%。但是企业又不被允许根据成本上升情况调整财务报表，而税收额度则与通货膨胀造成的企业收入价值增涨绑定。这种做法被称为通货膨胀税：政府制造了通货膨胀，反过头来又对其收税。这当然也是阿根廷与加拿大和澳大利亚的关键区别，后者没有这么快的通货膨胀，税制和资本投资制度也更加公平。庇隆的通货膨胀直接侵害了财产权，抹去了无数人的积蓄。

尽管庇隆与工会合作，但是他同时也与工业家关系密切，想要构建一个社团主义社会。他尤其与一位米格尔.米兰达/Miguel Miranda建立了紧密关系。米兰达负责国有工业银行及所谓的国家战后理事会，他的目标是缩小贫富差距，使阿根廷不再依赖出口。他采取的措施是针对出口行业——主要是大型牧场主——征税，以此资助强制工业化，尽管工业化的具体执行效率并不高。此外他还国有化了英资运输公司、公共事业、电力和港口等。然而如何为这类政策筹资呢？米兰达提议的解决方案是设立一家促进贸易研究所。这家研究所以较低的价格从农牧场购买所有的收成和牛只，然后试图在国际市场上以更高的价格销售，将利润再投资于国家资助的工业和经济发展，同时也用来支付福利计划和提高工资以刺激国内市场。很明显这些政策必然会遭遇地主集团的抵制。此外当时阿根廷国内普遍存在对米兰达个人的怀疑，人们认为大部分资金都装进了他自己的口袋。高通货膨胀与昂贵的国有化政策很快导致了经济崩溃；在战争期间积累的外汇储备被用来支付国有化以及实现军队现代化；收支状况恶化，因为要进行工业化就必须进口资本财货来建立新的工业，但是阿根廷又缺乏来自出口的收入；货币贬值幅度极大，工人面临着工资下降和严格的紧缩。米兰达在1949年被解雇，阿根廷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试图对农业表现出更多的关心，但是庇隆仍然面临通货膨胀、紧缩、税收增加、不满和反对。他最终于1955年被推翻，社会动荡、政治动荡和暴力冲突接踵而至，右派与左派打作一团。庇隆在1973年短暂复任总统，但是于1974年去世并由他的另一任妻子接任。

那么进口替代工业化这条路能不能走通？是否足以改善现状？对此我将讨论两点。首先让我们跨越安第斯山脉前往智利。第一站我们先去圣地亚哥，联合国在这里设立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ECLAC，其负责人是阿根廷经济学家劳尔.普里什/Raul Prebisch。此人曾担任阿根廷中央银行行长，庇隆上台后流亡国外。他支持进口替代工业化，但认为解决方案并不仅仅是民族主义，而是要改变整个国际经济结构。他指出问题的关键在于农业商品或初级产品——例如智利的铜——与制造商品之间的价格冲突。世界经济对初级生产国非常不利。制造产品出口国乘上了技术进步的东风，这些国家的工人获得了更高的工资并实现了工会化；而拉丁美洲国家的工人却没有这么强的议价能力，以至于拉美国家在国际市场上也没有足够的议价能力。普里什在1964年成为了新成立的国际贸易和发展事务委员会/UNCTAD的负责人，致力于通过国际政策迫使初级产品价格上涨，从而重新平衡初级产品与制造商品的价格对比，进而实现分配公正。可以想象，世界银行和关贸总协定当中的发达国家对于他的构想相当不屑一顾。因此普里什开始反思他的结构主义立场，认为如果要实施进口替代工业化，首先必须实现拉丁美洲的共同市场，因为各个国家的规模太小。他曾试图向肯尼迪总统推销这一想法，试图推动一种更加结构化的解决方案。然而这种策略并未取得预期效果，因为很难让主导国际机构的发达国家接受这一观点。

在智利我们还看到了另一种可能。1970年，萨尔瓦多.阿连德作为社会主义者赢得总统选举，直到1973年被皮诺切特推翻——此前他委任皮诺切特掌握军队的做法确实不太明智。在阿连德任内，智利的经济状况和阿根廷相似：所有进口都需要许可证；关税在0%到250%之间；货币存在十种不同的汇率；进口商在运输期间必须拥有相当于进口商品价值的10000%的存款；农业受到设备和化肥高成本的冲击；制造品受到大力保护，可惜因为智利市场太小以至于制造业的效率十分低下。1955年美国国务院推出智利项目，旨在培训智利经济学家在芝加哥大学学习自由市场经济学。这个项目的受训者们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后期的智利国内挑起了一场理念之争。这些以智利天主教大学为阵地的芝加哥学派智利经济学家主张自由贸易，并且针对智利大学的经济学家提出批评，认为进口替代工业化与普里什的结构主义导致了低效率。他们倡导贸易自由化、贬值货币以提高竞争力、取消价格管制以消除市场僵化、放开利率以便找到市场均衡并提高经济效率。起初他们没能取得太大进展。1970年智利总统大选期间这些人将自己的构想呈送给阿连德的对手豪尔赫.亚历山德里.罗德里格斯/Jorge Alessandri Rodríguez，这位保守派总统候选人的反应是：“赶走这帮疯子，再也别让他们回来。”

不过随着阿连德政权遭到颠覆，这批人不仅回来了，而且得到了政府职务。这些芝加哥学派的学者们得到了军方的委托，撰写了一份《经济发展纲要》——由于篇幅过于厚重而被戏称为《砖头报告》。皮诺切特本人起初对这份报告持保留态度，因为他手下军人出身的高官大都是民族主义者，许多支持他的工业家也不希望他放弃保护主义。但是几年后他最终还是决定赌一把，大力支持了芝加哥学派。尤其是在1975年，受到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影响，他任命智利芝加哥学派当中最资深的经济学家塞尔吉奥.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担任经济部。他们所提出的经济政策并非完全是教条式的弗里德曼新自由主义，而是一种更为务实的新自由主义。他们希望结合市场化、私有化、出口竞争与外国投资，同时相信国家应在这一过程中发挥引导作用而不是进行全面规划。这种政策并非将自由市场奉为圭臬，而是试图通过针对性的社会计划——例如改革养老金制度——来减少极端贫困。他们暂停了阿连德推行的彻底土地改革，鼓励农民种植可在农闲期出售到北方的水果如桃子、杏子和鳄梨。他们并不追求完全的自由贸易，而是寻求市场与去中心化计划的某种妥协。这一政策在1990年智利恢复民主之后得以延续，其中许多想法都得到了基督教民主党和社会主义政府的支持，并在此基础上发展出了更好的福利政策，形成了被称为“包容性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如今我们一提到新自由主义就觉得存在某种基于“华盛顿共识”的标准新自由主义，不过事实似乎没这么单纯。

最后回顾一下。整个二十世纪期间，阿根廷的相对收入下降了60%。这一状况也同样发生在许多其他拉美国家，唯独智利在二十世纪七八十年代年代开始恢复经济。这一巨大降幅的原因可以追溯到大型农场制度与其他定居者社会的小型家庭农场之间的结构性差异；大地主与英国资本的联盟不仅降低的国内储蓄率，还导致了相较其他定居社会更多的民怨；当资本流入下降时，拉丁美洲又面临着低储蓄率、投资不足、低效率和低生产力的窘境；政治体系不够稳固，保守精英的专制权力引发了社会主义者、无政府主义者以及反外资的抗议，最终发展为庇隆主导的进口替代工业化政策；国家政策限制了经济增长，进口替代工业化的补贴、管制与关税手段扭曲了经济，而通货膨胀作为融资策略又严重破坏了财产权。这使我们不禁回想起之前关于韩国和日本的讲座，这两国的政府非常明确地认为应该构建不依赖于外资的经济，建立较高水平的国内储蓄，并制定明确的工业策略，着重关键部门的出口。目前我们以及阿根廷新总统面临的问题在于阿根廷能否摆脱上述的陈年积弊。我个人对此持谨慎悲观态度。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