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董卓之乱，罪在袁绍 -- gb2312

董卓之乱，指东汉中平六年（189年）至初平三年（192年）董卓入朝后，从中央到地方，发生的一系列变乱，最终为东汉的灭亡敲响了丧钟。

董卓之乱的始作俑者是袁绍，据《后汉书》：

何进是当时的大将军，在袁绍的劝说下要除掉以“十常侍”为首的宦官集团。何太后不同意。袁绍就给何进出主意，可以召四方的猛将和豪杰进京，以此来胁迫太后，何进同意了。

这个计策有很大问题，四方的猛将和豪杰既然能够胁迫何太后。同理可知，也可以胁迫何进这个大将军。如果朝廷失去权威，大将军这个职位就变得毫无价值，这个计策本质上是在动摇东汉朝廷的根基。

当时何进的主簿陈琳就反对说：

这样做就是“倒持干戈，授人以柄”，一定会失败，还会导致天下大乱。

这么简单的道理，陈琳都看得很清楚，袁绍不会不明白。

袁绍出这样一个计策，就是包藏祸心。

他为了自身的利益，不在意会不会导致天下大乱，甚至有可能在故意往天下大乱这个方向引导。

袁绍出自汝南袁氏，汝南袁氏在那时号称“四世五公”，门生故吏遍天下。

袁绍属于既得利益者，为什么不想着安定天下，反而要往天下大乱这个方向引导呢？

只有天下大乱，袁绍才有可能更进一步，取东汉而代之。

即便不能更进一步，以汝南袁氏在地方的实力，也可以割据一方，称王称霸。

在东汉末年，很多世家大族打的都是这个小算盘。

然而，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这些世家大族没有意识到自己只是东汉朝廷的寄生者，只会随着东汉朝廷一起走向灭亡，根本没可能取而代之。

西晋昙花一现，东晋偏安江左。

那时没有人能意识到名为“五胡乱华”的大动乱会持续数百年。

这个大动乱会持续数百年，并不是“五胡”有多强，而是世家大族太弱了。

继续说袁绍，在汉灵帝死后：

何太后临朝，大将军何进与太傅袁隗辅政。

何太后得到了宦官集团的拥护，也是宦官集团的庇护者。

大将军何进得到了以袁隗为首的世家大族的支持，袁绍是袁隗的侄子，当时“辟大将军何进掾，为侍御史、虎贲中郎将”。

袁绍被何进辟为掾属，是充当了汝南袁氏派驻到大将军府的代理人，联络人的角色。所以他的意见总会受到何进的重视，大部分都被采纳。

袁绍的劝说何进彻底消灭宦官集团，这也是世家大族的共识。

宦官集团和世家大族不仅在中央争夺权力，也在地方争夺利益和控制权。

所以袁绍在劝说何进消灭宦官集团之余，甚至伪造何进的命令，逮捕宦官在州郡的亲属，这些人是宦官地方利益的代言人。

至于“召四方猛将和豪杰进京”这件事，则不是世家大族的共识。有袁绍这样的积极推动者，也有陈琳这样的强烈反对者。

至于袁隗，估计是保持了沉默，或者说是一种默许的态度。否则，作为辅政大臣，他如果强烈反对的话，这事很难成功，也不会完全没有记载。

后来袁隗的结局是被董卓灭族：

始作俑者，其无后乎？

袁隗作为辅政大臣，没有尽到匡正天下的责任，也算是因果循环了。

何进这个人，既无谋略，又无决断，完全是凭着外戚的身份才身居高位。

袁绍劝他说消灭宦官，就可以名留青史。

他想动手，又迟迟下不了决心，最后被宦官抓住机会杀死了。

他被杀之前，大太监张让骂他的话很有意思：

这句话可以说是灵魂一问，直接说满朝公卿和宦官都是一路货色。

在何进死之前，袁绍“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这个职位很重要，权力很大。

所以在杀死何进以后，张让等人下诏：“以故太尉樊陵为司隶校尉，少府许相为河南尹。”

袁绍、袁隗直接矫诏把这两人杀了，这和张让的做法本质是一样的，都是矫诏铲除异己。

袁绍的弟弟袁术，直接在南宫九龙门和东西宫放火。

东汉有南宫和北宫，其中又各有“东宫”和“西宫”，何太后当时住在南宫的“西宫”，皇帝住在南宫的“东宫”，袁术这是想把小皇帝和何太后一起烧死。

（图片来自：陈苏镇：东汉的“东宫”和“西宫”）

所以说，袁绍、袁术兄弟从一开始就包藏祸心。只不过袁绍相对隐蔽一些，袁术就是肆无忌惮。

太监张让等人带着小皇帝和陈留王逃亡，只有尚书卢植和王允派出的掾属闵贡追随。

现在张让的灵魂一问有了答案：满朝公卿，一共2.5个忠臣。

最后，这些逃亡的太监一部分直接被杀，一部分投水自尽。

从头到尾，都没有伤害小皇帝和陈留王。

公平地说，这个忠诚度要远远超过袁绍、袁术兄弟。

袁绍在干什么？

袁绍在忙着杀宦官，包括所有太监和没胡子被误杀的，一共二千多人。

然后就是董卓进京，鲍信劝袁绍趁机除掉董卓，袁绍怂了。

当然，袁绍也不是毫无表示，在董卓想要废掉小皇帝，立陈留王的时候：

袁绍也是放了两句狠话，然后才跑的。

然而，袁绍当时“为司隶校尉，假节，专命击断”，以这个权力，完全有可能力挽狂澜，而不是放两句狠话就跑掉。

鉴于董卓本来就是袁绍建议何进召进京的，袁绍也有责任解决董卓，而不是放两句狠话就跑掉。

这个情形，和袁绍劝何进除掉宦官类似。

除掉宦官，从何进的立场出发，有巨大的风险，利益不是很大。

除掉董卓，从袁绍的立场出发，有巨大的风险，利益不是很大。

袁绍劝何进召四方猛将和豪杰进京，就是为了消灭宦官，即便由此引发天下大乱，也在所不惜，最主要还是因为世家大族在地方的利益受到宦官集团的严重侵害。

现在消灭了宦官集团，袁绍的目的已经基本达成了，他这样的人绝不会为了天下安定而奋不顾身的。

后来，袁绍起兵讨伐董卓，《后汉书》说得很清楚，只是“以讨卓为名”。

这些牧守要么按兵不动，要么置酒高会，要么互相攻伐。讨伐董卓只是个名义，这个名义是用来不再服从朝廷的命令的。

那个时刻，真正想安定天下，和董卓的军队爆发激战的只有当时从属于张邈的曹操，和从属于袁术的孙坚，袁绍这样的高门子弟是靠不住的。

汉末的根本问题是土地兼并严重。东汉开国就对于世家大族土地兼并网开一面，所谓“颍川、弘农可问，河南、南阳不可问。”就是写照。到后头更是豪强世家地连州县，僮仆上万，聚财百亿。这虽然可能是古人夸张，但各地俗政从西汉末年开始就逐渐被地方豪强垄断。汉朝的查举制度更有利于地方豪强把控朝廷人事。袁家的“四世三公”并不是他们家真的这么有才华，只是马太效应罢了。

桓、灵二帝宠信太监其实是相当无奈的选择。中国古代有过多次太监当政时期，无一不是主少国疑，新君被架空只能依靠宦官来逐步夺回权力。桓帝冲龄即位，最后靠宦官灭了梁氏。但灭了梁氏后就和控制朝廷的“四世三公”们，“贤良方正”们发生激烈的权力冲突。大臣们名义上不能反皇帝，自然就把矛头对准了作为皇帝爪牙的宦官。双方激烈斗争的结果就是前后两次“党锢之祸”。

外朝密谋诛杀所有宦官，也不是第一次发生了。灵帝初即位就发生了窦武密谋诛杀中常侍曹节、王甫等人的政变。结果事不机密，走漏消息。但事情并没有到不可挽回的程度。窦武是大将军(相当于三军总司令）跑到禁军的军营里掌握了几千近卫军准备进攻皇宫。同时陈蕃在宫内发动，但没有成功最后被杀。当时禁军掌握在窦武手中，宦官们只好任命少府周靖代理车骑将军，加节，与刚刚回来的护匈奴中郎将张奂统兵攻击窦武。最终窦武兵败自杀，被枭首示众，并灭三族宾客。

到何进的时候，局面和窦武差不多，都是官拜大将军，而且还都掌握禁军，即灵帝末年搞的西园军。这支兵力原本是灵帝以宦官蹇硕率领的直属力量。曹操和袁绍都是领兵的校尉。何进和袁绍他们最终合流。到灵帝死后，搞死了蹇硕掌握了这支部队。何进他们要进一步诛锄宦官，但何太后和当初的窦太后一样对此模棱两可，优柔寡断。这实际上也不能怪何太后和窦太后，毕竟宦官的权力来自皇帝，同时也是皇帝可以依靠的力量。外戚和朝臣并不如宦官可靠。作为外戚和朝臣的王莽篡位的历史还没过去多长时间呢。

袁绍为什么会建议何进招外将入京？无非是觉得有窦武的例子在前面，万一无法完全掌握洛阳的武力就有可能被翻盘。虽然后来的事实证明他想多了，但在当时看来，董卓的地位类似张奂，能够得到他的全面支持则更有把握获胜。董卓能够在进京后迅速夺取权力，只是他运气好，直接在路上碰到了出逃的皇帝，能够挟天子以令诸侯罢了。

并不差的，甚至有可能比皇帝更牛，因为世家大族可以穿越朝代。这些世家大族盘踞一方，都是希望皇帝越弱越好。皇帝很多地方只有名义上的统治，政令很难出洛阳。底下这些类似袁绍的膨胀一下，就是想皇帝我来做了。

京城有何进，何苗的部队，还有丁原的部队。

最终何进，何苗的部队都投靠了董卓，丁原被吕布杀死之后，大部分部队也投靠了董卓。

当时袁隗是辅政大臣，袁绍任司隶校尉。

在京城应该比董卓有优势，竟然没能控制任何部队。

感觉袁绍做了个大局，关键时刻，自己先跑了。

曹操说袁绍“临事而惧”，“做大事而惜身”，大概就是这个原因。

@pattern 说的也很对

但是这些人的能力跟不上自己的野心，最后结果就是天下大乱。

当年袁绍意图乱中获利，就像今天的内塔尼亚胡，中东越乱其权力就越稳。

袁绍虽然最终失败了，但其过程也并非没有机会。

董卓之乱后，袁绍拿捏住了韩馥得冀州，平定张牛角/张燕的黑山军，随后定了四州，最后击杀公孙瓒【此人并非弱鸡，也算乱世枭雄一类】，成了北方最大的割据势力。要是没有曹操，估计袁绍就成了，起码南北分治。

袁绍与曹操，就像蒋介石和毛主席。蒋介石打败冯玉祥、收纳张学良、hold住李宗仁白崇禧……技巧娴熟。一遇到毛主席就不灵了，最后以多败少、以强败弱。

历史就像旋转门，你进我出，兜兜转转，最终消失于尘烟。

袁绍是失败的。乱世一起，谁知道谁会赢。后来人看史看得明白，有个看着看着，明确记载看明白的是老子。

曹操也风光一时无二，到头来被司马家所篡。白欢喜一场，为人做嫁衣。没深看三国史书，不知司马家有没大屠杀曹家。

东汉末年全雄并起，没想到一个不起眼司马氏得天下，皆为输家。

自周至共和国，大扺如此。新的勋贵集团勾结旧的勋贵集团，向旧制度倒退。

故而“进京赶考”，“万里长征第一步”是准确的；和平演变最危险的是第三代第四代，也是准确的。

泛二代而亡，也是符合事物的客观规律的。

奋六世之余烈的不少。

二代而亡，王朝只有秦隋。

秦隋都是一代到顶峰。

此时麻烦了。

膨胀了。

二代手里亡。

泛二代而亡，宋明，两交接棒就不正常。赵2杀兄夺位，为自保疑神疑鬼的，加上文科出身背景把赵大改革推向极端，科举变文举（搞出四书入考纲），武举形同虚设。明，叔夺侄位，侄子跑路，咱看法是不跑朱棣抓住就杀之。朱棣，反而用回爹制，但大改他爹压抑相权做法，重用文官治理内政的脱手掌柜（为恢复相制铺平路）。大儿文气极重，偏偏又不长寿。

二人皆非接班人，没受帝王教育。宋明有强大外敌制约。太祖之制，却是泛二代而亡，改动了嘛。

共和国立。宋起文官集团坐大千年，官地商一体世家驰骋。民国没彻底如明太祖复华夏制，到如今清史难于出炉，皆因此。根在没复汉，复汉必清除满清制，清除大清旗人及官吏后人（人事问题）。天子很清醒的，“和平演变”就是内部深爱大清旗人制度受益者复辟，毁我华夏文明，复辟大清之制（征服者奴役制）。为啥体制内一堆人向往西洋，西洋文明就是征服者奴役制。换句话说，想当婆罗门、刹帝利，当贵族。

从汉朝的思想体系来说，虽然汉武帝号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但实际上，是一种“王道”和“霸道”的思想交融的体系。

这种思想体系的社会实践，或者说组织形式。

就是以“皇权”为主导，以世家大族为补充。

西汉末年，王莽变法，实际上也是不得不变，社会矛盾太严重了。

但是实践证明，真的向《五经》中所谓“纯儒”那个方向走，走不通。

刘秀来自底层，能意识到实际问题的关键在那里，东汉开国还是有一些新气象。

东汉末年，表面上是皇权和世家大族都衰落了。

本质上是以“汉儒”为主流思想的体系已经跟不上时代的发展了。

修修补补已经不行了，需要一个全面的新生。

魏晋玄学是世家大族从自己的利益出发，想重建一个以“玄学”为主流思想的体系，但这也走不通，最后连偏安江左都偏安不下去了。

而汉末的最大的悲剧就是：虽然有刘备，曹操那样的英雄人物，能建立一些功业，但是他们无法为一个时代重塑信仰……

同理可知：

没有新文化，没有新思想，就没有新中国。

没有毛泽东思想，就没有新中国。

个人感觉，中国近现代，一共两个半真正的思想家。

东哥，迅哥，还有梁启超，可以算半个……

他们的权利身份按说来自于皇帝，应该和皇帝一个阵营的。从这个角度而言，应该和宦官联手压制世家才是，咋和袁绍搅在一起了。

奋六世之余烈是美言而己，秦孝公后，商鞅被搞死了。

之所以说泛之又泛，不是说政体覆灭，而是政权的掌握者，施政方向，跟前面已有质的变化。

坦率说，中国目前的状况，单靠反腐是轻度改良，始终免不了来一场50年代初刚解放时镇反那个性质的运动。或者反过来，来一次70年代未80年代镇压那个性质的运动，也是可能的。

我谈中东的贴时，说终究是要用人命拼的。中国何偿不是如此。亡了自然丧命，想不亡得敢丧命。

譬如军队打仗，占领了一个地方，总要留下来分兵把守，消化吸收，把地方管理搞起来，这才能长治久安。

或者说起了一层新楼，然后肯定是各种水泥灌浆，夯实了才能往上继续盖。否则一个劲往上垒，那是小朋友搭积木，很快就塌。

这应该是个普遍规律，不能说二世而亡。毕竟千百年来我们还是有很大进步的。毛主席还说调整，巩固，充实，提高，每个二世三世都有这么个过程。

而且王朝成熟以后，总会有成熟的做派，所谓每个人都会活成自己年轻时候最讨厌的那个样子，就是成熟。

所以也可算是相互争宠？

结果利令智昏，把自己脚下台子给拆了。

想起某事件，不由一叹，历史确实在不断重演啊

除非皇帝的枕边人个个都是他们家的闺女。

有点像淘金。金矿有两种，一种是矿脉，地下数十米甚至数百米的地方薄薄的一层，绵延数千米，需要打洞勘探。美国西部淘金热的时候，对这种矿只需立个牌子，声明这下面多深的地方往哪个方向多少米属于自己，就完成宣示了。日后的开发是个漫长的工作。

袁绍的家族就相当于一个成熟的矿脉，有稳定的产出。

另一种是鸡窝矿。没有规律可言，通常只能通过水土流失造成的微量元素分布推测其位置。分布面积也不大，小的矿一下午就能挖个一干二净，能挖上一个月的简直就是超级大矿了。但是鸡窝矿含金量极高。矿脉要消耗成吨的矿石才能提炼出一盎司黄金，而鸡窝矿却有可能一铲子下去就是两千美元的产出——十九世纪中期的两千美元。

何家显然是找到了一个鸡窝矿，在枕边风还有效的时候，或者自家的血脉还没有在皇室冲淡的时候，他需要尽快找到一条能够长久开发的矿脉。如果自己没那能耐，那么入股一家成熟的矿脉是稳妥的。

所谓遗子一金不如遗子一经，袁绍代表的是垄断上升通道的阶层，地位其实是相当稳固的。所以这问题反过来问才正常，皇权稳定有利于袁家的垄断地位，袁绍这么做图的是什么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