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北京举行 -- 斯特拉斯堡

买不起社保的，国家出钱统一提供一份基础社保

我们知道他在撒谎。

他知道我们知道他在撒谎，

我们也知道他知道我们知道他在撒谎，

但是，他依然在撒谎，

因为，我们没有办法。

不仅仅是胡温时代，其实中国自从改开之后，就一直在搞凯恩斯主义，政府主导花钱，要不然也不会有所谓“官办经济“之说。

李若建：从赎罪到替罪：四类分子阶层初步研究

进入专题： 四类分子  

● 李若建  

摘要：论文界定了有关概念，简要回顾的四类分子阶层的形成、遭遇和结局，最后论文指出，四类分子构成改革开放前的中国社会的底层，也因为这个底层的存在，社会形成了一个稳定的纺锤形结构，保证了社会的平稳。对于中国当今大多数年青的一代来说，并不清楚四类分子是何物。然而这是一个人数以千万计，实际受影响的人口超过一亿人的庞大社会群体，是一个从1949年到1984年在中国政治生活中活生生存在了35年的特殊社会阶层。一般地说，四类分子指的是地主分子、富农分子、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其实在1957年到1979年的22年间，四类分子是加上右派分子，被简称为“五类分子”。由于今天大部分文献习惯称四类分子，因此本文也采用四类分子这一称呼。虽然本文用的是四类分子这一最流行的提法，但是从社会事实出发，论文中的内容涉及到的是“五类分子”。

一、引言

写这篇论文的动机可以追溯到30多年前。20世纪70年代初期，笔者在一个没有公路，偏僻贫困的山村插队。刚到农村时，农民住房的墙壁上还遗留着文革初期“红海洋”（到处刷毛泽东的语录）的成绩，凡是墙上写着“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扫帚不到，灰尘不会自己跑掉”，据这条语录就可以知道，这一户人家不是地主就是富农。

后来农民告诉笔者说，解放前村里的几户地主富农只是生活相对好一些的富裕农民，平常自己也劳动，只是到收获季节要收那些出租土地的地租。因此一般农民，甚至农村干部平常与地主富农也没有什么过不去。笔者曾经听一位驻村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私下说村里的干部政治觉悟低，在农民婚嫁的宴席上与地主同桌，甚至于让家族内辈位高的地主坐上座。不过一般农民对这些地主富农也没有什么好感，一位农民告诉笔者说，有一个地主特别吝啬，用农民的原话说就是“煮菜时盐都不得舍不得多放一粒”。

有一年春耕季节，恰好有一个赶集的日子，许多农民不下田去赶集，引起驻村的路线教育工作队员愤怒。去赶集的人中恰好有一名年过七旬的老地主，尽管老地主早就不能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但是路线教育工作队认定是老地主煽动农民去赶集，破坏春耕生产。第二天晚上，生产大队召开大会批斗老地主，老地主站在大队礼堂舞台的一角接受批判，中途老地主支撑不住，由地主的儿子代替他站在台上接受了一个多小时的批判（由于老地主身体不好，平常对四类分子的训话和劳役大多数由他的儿子代替，而这种做法当年农村是相当普遍，以至于中共中央的一个文件中曾经批评这种作法1）。批判老地主的效果显著，农民的出工率迅速上升。其实在集体化的年代，农民对集体生产没有积极性，不出工去赶集与老地主完全无关，工作队只是拿老地主来杀鸡吓猴，也因此这件事情给笔者很深刻的印象。

在某种意义上说，笔者所见到的事情只是这些人命运的一个缩影。今天如果从社会学的角度分析这件事情和其他类似问题，对了解中国文化与社会结构会有所帮助，同时也可以为当代中国社会研究弥补一点不足。

不过由于四类分子阶层的特殊性，特别是完全中国特色的社会阶层，因此很难从现有的学术研究中得到理论上的启迪。存在着一个庞大的四类分子阶层这种情况，并非是社会主义国家的共同特征。前苏联与东欧地区，并没有四类分子阶层，相反，他们强调的是消灭阶级。在20世纪30年代的农业集体化后，苏联没有制造出一个社会异类阶层，反而是宣布消灭了剥削阶级，农民的分化已经结束。2不过有研究者指出，在前苏联这些人及其后代是得不到信任的，属于“不可靠”的人。3同时也因为国内对这一阶层的研究很少，目前见到的文献大多数是一些痛苦的回忆之类文章，因此本文只是初步的探索，谈不上有什么理论上的深入讨论。

二、作为贱民阶层的四类分子

笔者开始认为，以自己的经历来说，四类分子似乎是一个不太复杂的概念，然而随着资料收集与分析，发现这是一个让人糊涂的概念，因此不得不对相关概念作一些梳理，否则无法进一步讨论。

（一）几个基本概念

在讨论四类分子阶层之前，有几个中国特色的政治概念需要澄清。按官方语言，成份与出生的含义如下：

本人成份：指本人参加工作或土地改革前的社会地位。

家庭出身：指本人取得独立经济地位前或参加工作前的家庭阶级成份。根据上述含义，家庭出身是可以追溯到土改前家庭成份，并且随着血缘而向下传递。在文革中因发表《出身论》而被处死的遇罗克把成份与出生分别界定为“出身和成份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老子的成份是儿子的出身。”4遇罗克定义的关键就在于想切断出身与成份之间的纽带，也因此打破了当年制度设计中的潜在意图，这可能是导致他被处决的原因之一。

管制：中国大陆创造的一种刑罚，用于处理最轻度的犯罪或者被认定有罪者。

对犯罪分子不予关押，在公安机关管束和民众监督下进行劳动的刑罚。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规定对被管制分子，应剥夺下列政治权利：选举权与被选举权；担任国家机关行政职务之权；参加入民武装与人民团体之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讯、居住、迁移及示威游行之自由权；享受人民荣誉之权。

决定何人被管制，管制时间多长，在法律上管制由人民法院判决，由公安机关执行。但是实际上发生过有些基层干部滥用职权，私自管制他人。大跃进时期不少基层成立“学好队”，随意关押不服的民众，强迫他们劳动。被管制者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由于没有全国性资料，只能就局部资料来说明。例如四川省绵阳县1952年被管制人口占总人口2.9%.5由于当时有的公社、大队和下乡干部就可决定将一部分人管制起来。有些地方将一些四类分子的子女亦管制起来。河北定县1972年4月，统计登记全县有五类分子7750人，到当年12月就猛增到1.25万人。6有一农民1961年被认为参与盗窃判处管制五年，宣判时因病未到庭，既没有审理也没有宣判，以后再未处理。直到1973年清理专政对象时，发现曾经批准判其管制，才在群众中宣布。宣布后，此农民不服，提出申诉。1975年县公安局以闹翻案为由，下达了戴帽通知书，并告知按原判管制执行。7

监督劳动：虽然没有被管制，或者已经解除管制，但是依然要在其他民众和基层干部的监督下从事劳动改造。谁有权让人受到监督劳动，没有明文规定，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然而实际这个权力操纵在基层干部手中。

“帽子”、“戴帽”和“摘帽”：口语化的政治名词，虽然经常出现在官方的文献当中，但是笔者从没有见到官方的定义。根据社会上对这几个概念的理解，“帽子”是指政治上的异己者，比如中国存在过四类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叛乱分子”等称号：“戴帽”就是被贴上政治异己者的标签，然而谁有权让人“戴帽”，没有明文规定，也是一个法律上的盲区。：“摘帽”就是被解除政治异己者的标签，虽然给人“戴帽”的权力不清楚，但是“摘帽”的权力却是比较明白的，一般基层是无权给人“摘帽”。尽管摘了“帽”，“摘帽”者本身也是一种标签，比如1979年以前的“摘帽右派”，其社会地位高于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但是还无法真正成为普通民众。

根据上述定义，四类分子中可以分两大类，一类是由于本人成份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地主分子和富农分子，这些人的后代的家庭出身是地主或者富农，并且往后传递家庭出身。另一类是由于自己的行为而成为“分子”的，属于这种情况的有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和右派分子，这些人本人成份比较复杂，可以是贫下中农，也可以是地主富农或者其他成份。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不是成份，他们的亲属被称为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家属。

从法理的角度看，本人成份并不等于“分子”，严格意义上说，四类分子是那些被管制的人，至少要监督劳动的人才够格，但是实际上大多数本人成份是地主、富农的人，或者曾经是“反革命”的人，尽管没有管制，也不是处于所谓的“监督劳动”状态下的人，依然被视为四类分子。例如1958年青海省的四类分子当中，管制的占22.2%，监督劳动的占26.7%，仅仅是戴帽的占51.1%，成为人数最多的一部分。8

（二）四类分子是什么样的人

要搞清四类分子是什么人、有多少人、是一件非常困难的工作。虽然四类分子是一个活生生存在着的庞大人群，但是从学术的角度给四类分子阶层一个明确的界定是非常困难的，这种困难主要有几方面：（1）四类分子阶层是一个随着时间改变而有所改变的群体；（2）划分四类分子的标准含糊不清；（3）相关法规执行非常随意，人为因素突出。（4）也是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四类分子本来就不是一个有共同特征的群体，而是一个人为的群体。

（1）四类分子没有一个延续的内涵

要意识到，四类分子的含义实际上是一个处于社会底层的另类阶层，因此是随着不同年代，社会对另类的定义不同，内涵也不断变化。在解放初期，在一些地区，最初只有“三类分子”这一称呼（地主、富农、反革命）；后来加上“坏分子”成为四类分子；1957年反右运动后，四类分子的群体中增加了“右派分子”后变成了“五类分子”，今天社会上成为戏谑语言的“黑五类”就源于此。文化大革命运动中，“五类分子”中增加了“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反动学术权威、叛徒、特务”四类，变成了所谓的“黑九类”。文化大革命中后期，“黑九类”这一称呼销声匿迹，到了1979年绝大部分右派得到平反，因此“五类分子”又变成四类分子。由于从意识形态的角度看，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和坏分子依然是阶级敌对的成份，因此今天的论述基本上用四类分子这一称呼，实际上，大部分时间内，“五类分子”的称呼远远超过四类分子。

（2）四类分子的标准不清楚。

标准的含糊性，最突出的体现在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耐人寻味的是划定“右派”与给“右派分子摘帽”居然根据的是同一份文件的不同两段文字。1957年10月中共中央关于《划分右派分子的标准》这一文件，文字内容含糊，缺乏可操作性，因此是一个让基层干部可以随意判定右派的文件，以其中划定右派和不划为右派的相应两段话为例：

……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反对城市和农村中的社会主义革命，反对GCD 和人民Z/F 关于社会经济的基本政策（如工业化、统购统销等）；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坚持资本主义立场，宣扬资本主义制度和资产阶级剥削……

……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对于局部性的工作制度，局部性的不属于根本原则的政策，工作中的问题，学术性的问题，GCD 的个别组织、个别工作人员表示不满，提出批评的人，即使意见错误，措词尖锐，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同样，在根本立场上并不反对社会主义和党的领导，而只是在思想意识上有某些错误的人，也不应划为右派分子……9

问题在于如何确定一个人的根本立场，谁来确定一个人的根本立场。因此在不同的政治气氛下，一个人可以根据前者被划成右派，也可以根据后者给予平反。

1957年后全国划的55万右派，绝大多数人在1979年得到平反，其法理依据多少有些荒唐。

四类分子当中，人数最多的是地主、富农，对于这两类人的界定是比较明确的，主要是依靠土地改革中划定的成份。由于中国大陆的土地改革从土地革命战争开始到20世纪50年代结束，跨越了20多年的时间，因此各地的土地改革政策和标准，差异非常大，实际上也无法有统一的标准。

全国到底有多少地主富农，笔者只见到两份比较权威的数据：一是国家统计局1952年土改前的数据，这一数据表明地主占总人口4.75%、富农占4.66%，两者合计占9.41%.10另一是根据1954年23个省、自治区1.5万多户农家收支调查资料得出的数据，土改结束后地主阶级占总人口2.6%、富农阶级占5.3%，两者合计占7.9%.11

中国各地土地占有情况相差比较大，一些地区土地分配比较均匀，因此地主富农也不多。以陕西省关中地区为例，地主占有的土地约为总土地量的4-5％，富农约为10％，12因此地主富农占人口的比重远远达不到全国平均水平。这种地方后来被认为是土地改革不彻底，又人为制造出一大批地主富农。四清运动中硬套“地主、富农约占农村总户数8%”的框框，补定了一大批所谓“漏网地主、富农”。四清的重点地区陕西省长安县补定的地主、富农户数比土改时增加了1.2倍。凡补定为地主、富农的户，多余的房屋和其他财产一律没收。这些补定的地主、富农，其实绝大多数是小土地出租者、上中农，有些还是中农。13

反革命分子的定义就比较复杂，在中国反革命分成现行反革命与历史反革命两类。

建国初期有过关于反革命的定义，这一定义可以认为是对现行反革命的。195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中列举的反革命罪行：勾结帝国主义背叛祖国；策动、勾引、收买公职人员、武装部队或民兵进行叛变、持械聚众叛乱的主谋者、指挥者及其他罪恶重大者；间谍或资敌行为者；参加反革命特务或间谍组织；利用封建会门，进行反革命活动者；以反革命为目的，策谋或执行破环、杀害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有挑拨、煽惑行为；以反革命为目的偷越国境者；聚众劫狱或暴动越狱，其组织者、主谋者、积极参加者；窝藏、包庇反革命罪犯者。

关于历史反革命的定义，可以用1952年《管制反革命分子暂行办法》中的定义，这一文件中规定要管制的反革命分子包括：反革命特务分子；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坚持反动立场之地主分子；坚持反动立场之蒋伪军政官吏；其他应于管制的反革命分子。由此可以比较清楚历史反革命分子的内含。

坏分子的界定是相当随意的，也因此成为基层干部管制民众的一种武器。虽然国务院在一个文件中曾经规定坏分子指政治骗子、叛变分子、流氓分子，但是政治骗子、叛变分子可能更多是归入反革命之列，而流氓分子又是一个很难认定的标准。14还有一种半官方的定义，除了残余反革命分子外的流氓、盗窃、纵火、凶杀、抢劫、诈骗、强奸犯以及那些严重违法乱纪和破坏公共秩序的罪犯，通称为坏分子15.

由于对坏分子的定义不清楚，因此有犯罪行为者的家属也常常被当成四类分子看待。1957年福建省光泽县因为乡干部贪污，在一个乡引发了一场骚乱。政法部门捕、判了39名“闹事”群众，判处有期徒刑6人（2人在服刑期间死亡），判处管制的2人，另有1人自杀。这些人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受到惨重损失，家属子女也受到株连，被作为四类分子看待，不分给自留地，劳动不能同工同酬，子女不能上中学、升大学，更不能参军、招工、招干（此案于1962年平反）。16

（3）对四类分子的划定相当随意

许多地区均不同程度存在着一些莫明其妙成为四类分子的人，以下是几个比较突出的例子：河北省三河县1979年全县1194名四类分子中，无合法手续宣布无效的473人，占当年四类分子总数41.17%.171959年淄博市一公社实有“五类分子”311名，而被错划为“五类分子”的竟达1365名，超过实有数的3倍多。被错划的多数是“五类分子”的家属、子弟；有的把有小偷小摸行为和爱发牢骚、讲怪话、顶撞基层干部的人划成坏分子；有的把一般政治历史问题的人，错划为反革命分子。18有的地方对四类分子划分县管制、区管制、村管制，70%以上的四类分子是属于村管制。19由此可见，划定四类分子的权力相当大一部分在基层干部手中。

（4）四类分子是一个人为建构的阶层

从前面的分析可知，四类分子是由各种人组成，而且因时因地也不同。四川省荣昌县在1978年对“文化大革命”中处理的戴帽案件进行了复查，计戴帽数139人（包括四类分子、其他分子），能维持原决定3人。20所以说四类分子是一个人为建构的阶层，他们内部没有太多的共性。

（三）四类分子的数量与构成

（1）数量

从一些地方志中公布的资料来看，当年的公安部门是有四类分子数量统计的。

不过这些数据有些不理想，第一是只统计被管制的，没有过统计那些没有被管制的，因为数量不准确。二是当年的统计，按不同年代的政治背景做的统计，数量波动很大，如在大跃进与文革期间的数量有较大波动，因此不同时期四类分子的数量是不同的。

官方的资料称，中国曾经存在过2000多万名四类分子，但是没有说明这一数据是否包括所有曾经被冤枉成四类分子的人。据统计1977年底全国尚有地主分子279.7万人，富农分子189.5万人，合计469.2万人21.由此推断，有1500万以上的四类分子在1979年以前已经消失，可能是死亡，也可能是平反或者摘帽。不过从局部地区的资料来推算，很可能曾经存在过的形形色色四类分子不止2000多万。以山东省聊城地区为例，1956年有四类分子102772人。1978年被评审的四类分子只剩下14923人，221978年的人数只相当于1956年的14.52%.

由于四类分子的含义相当随意，因此实际上无法真正搞清楚四类分子的数量，1958-1961年间，上海、浙江、辽宁、甘肃、宁夏5个省、市、区错划四类分子1.48万人，漏划1.03万人，23如果以此标准推算，全国错漏的四类分子应当有数十万人以上。这还是根据当年标准发现的错漏，如果按后来的标准，错漏的数量可能更加大。在文革中期的1972-1973年，福建省纠正错管四类分子5587人，大体占四类分子总数4%.在当年的政治环境下，错管的比例都如此高，因此不难推测四类分子当中有相当多是冤枉的。24就是在1983年全国最后的79504名“四类分子”当中，搞错了还有982人25.1979年3月24日廊坊地区共有四类分子14250名，经群众评审，摘帽的有5984人，因无法律手续，宣布无效的有7247人，纠正错定、错戴帽子的有904人。还戴帽115人。26

个别地方由于划定四类分子相当随意，因此数量波动非常大。云南省中甸县1958年全县五类分子2565人，占总人口3.99%，1959年查实后为1396人。27一年之间，数量相差近一倍。

四类分子牵连的人数有多少更加难估算。根据局部资料推算是相当惊人的。

天津市武清县原有四类分子5221人，1979年时有地富家庭出身的成年子女有18942人，地富子女的子女10204人，28后两种人相当于四类分子的5.58倍。云南省中甸县1979年给542名地主富农摘帽，同时给地主富农子女2079人和地主富农子女的子女1715人改变成份为社员。子女和孙辈是地主富农人数的7倍。29如果考虑到反革命分子与坏分子当中有相当一部分人不是地主富农出身，这部分人的子女实际上也受到歧视牵连的话，估计受四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在四类分子总数的5-6倍之间。如果从中国的家庭规模在4-5人左右计算，四类分子直接影响其配偶和子女在3-4人之间，加上其孙辈人数，也可以大体上推算受四类分子影响的人数大体上在四类分子总数的5-6倍之间。以有2000多万四类分子计算，受牵连的人口超过1亿，大体上占总人口的15%左右。

（2）构成

构成可以从两方面讨论，一是四类分子内部构成，也就是地主、富农、反革命、坏分子、右派各占多少；二是不同地区四类分子占的比重，有城乡的差别，也有不同行政区的差别。

缺乏全国性的四类分子内部构成数据，无法准确得知准确的内部结构。1983年全国剩余的79504名四类分子当中，地主占35.50%、富农占18.04%、反革命占20.45%、坏分子占26.00%.30不过到1983年时，四类分子中剩下的地主、富农比重应该相对低一些，反革命、特别是民众比较讨厌的坏分子比重会相对高一些。

笔者根据各地一些零星资料估计，四类分子的内部结构大体上是地主占35-45%、富农占30-40%、反革命占10-15%、坏分子占5-10%，这一比重有待今后国家档案资料公布才可能核实。

城乡之间的四类分子构成也有所不同，农村地主富农占的比重高、城市则是反革命与坏分子占的比重高。表1是一个城市与两个县的比较，虽然不足代表全国城乡，但是大体上能够说明城乡四类分子结构上的不同。

https://www.aisixiang.com/data/29470.html

（四）四类分子的命运

有一部分四类分子是被大部分民众厌恶的，也有一些则是被冤枉的，不过他们的命运则是悲惨的。

（1）歧视与改造

从土地改革开始，对四类分子的歧视就开始了。有一乡村在土改时制定管制地主有10条办法，贴在地主家门上：

1、扫街铺路；2、为农民夜校移桌凳；3、捞甽沟污泥。4、六点钟起床。六点钟睡觉，不准乱行；5、除劳动割柴外，不得超出一里路。如出一里路，作通匪办；

6、如有人来地主家走动，就是收买拉拢；7、走路时、碰到人民不准当中走，须低头靠边走；8、不准提笔乱写。9、不准亲戚来往；10、不准拜佛点香烧纸。31

在土改过程中，个别地方甚至于出现强迫将地富家的妇女给贫雇农配婚的情况。32

给四类分子侮辱性标志，是一种常见的歧视，并且由来已久。吉林省乾安县在土改扫荡期间，贫雇中农胸前挂红条，富农挂黄条，地主挂白条，狗腿子挂狗皮条。33大跃进时有的地方社员要进行评比，劳动表现好，出身又好的可得到“上游”标志佩在胸前，表现一般的则佩“中游”标志。四类分子无论表现好坏，一律佩带白布底黑字的“下游”标志。34

1965年规定对企业中，没有摘掉帽子的四类分子，都不得享受企业的劳动保险待遇和退休待遇。右派分子，与一般职工同样享受医疗待遇。但在他们末摘帽以前，不得享受退休待遇。35在农村中，四类分子未必能够与别人同工同酬，有的地方规定四类分子要他们实做工分中扣出3％工分上缴大队。36

1957年，闽东（福安专区）发生一起大冤案，1000多名地主、富农家庭的青年干部，一夜之间被戴上“不纯分子”的帽子，“清洗”出干部队伍。这批人被开除团籍、党籍，造送回原籍，监督劳动，成为地、富、反、坏、右五类之后的第六类即“不纯”分子，只准参加生产队的农业劳动，不准从事其他职业，连外出打工也不行。有人因卖字、画谋生，被押送到农场劳动教养。当时因所谓“不务正业”、“不服管教”的罪名被送去劳动教养的有300余人。37

一般情况下，四类分子要做公益的无偿劳动，如由街道办事处和居委会指派强制监督扫街，进行劳动改造。381964年农业银行总行规定，信用社发放贷款，应当贯彻执行党在农村中的阶级路线……信用社对四类分子，原则上不予贷款。39北京市对困难救济户中的四类分子家属在救济标准上，贯彻了阶级路线。对孤老户，城区一般为平均每人每月7-10元，近郊区、镇为6-9元；对“五类分子”家属，城区一般为平均每人每月5-7元，近郊区、镇每人为4元-5元。40

四类分子稍有言谈举止的不慎就可能灾难降临。1976年1月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一名地主子弟因忍受不了别人的奚落，加之喝了点酒，就对取笑者说：“你们拿我取笑，惹我火了，要杀你两个”。由此引发出把这位地主子弟吊打逼供，最后发展成为一大冤案。共追出“反革命暴乱集团36个，”反革命成员“1359人，涉及两个省的5个县，仅仅个把月时间，就枪杀、打死、摔死、逼死32人，预谋杀害未遂的18人。41

保守的估计，在70年代初期，知识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多为四类分子子女）超过知青总数的10%.有的农村社队，对“可教子女”同工不同酬，或分配重活却少记工分。在招工、招生工作中对“可教子女”长期和普遍的歧视，并且使在乡知青的成分构成发生了显著变化。70年代初。“可教子女”在知青中占10%上，以后逐年上升。1979年对贵州省18个县的调查表明，上海插队青年中的“可教子女”已占19.1%，台江县由原来的27%上升到43%.延吉县1976年4月底知青年中，“可教子女”约占31%.42

文革后的落实政策，对运动中自杀的地富分子，也只是去掉了“畏罪自杀”的结论。43

（2）驱逐

在土改时就有驱逐地主富农，所谓的“扫地出门”的现象，在文革前在局部地区也有把四类分子及其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的人从边境地区强迫迁移的情况，文革期间这种情况发展为全国普遍的行为。44

1958年秋，为了建设“红彤彤的大上海”，上海把数以万计的地富反坏右及其家属赶出上海，造成不多少妻离子散、家破人亡的惨剧。1958年10月，汕头市一批四类分子共1789人被迁居于粤北部山区。45辽宁省海岛地区的长海县1960年11月将表现不好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被判重刑的反革命分子家属、有海外关系家属和主要亲属、部分归俘渔民和有现实危险的反社会主义分子，共有273户，1541人，一律强行迁至辽宁省内陆的建平县。被迁者到那以后，死亡、外流的不少。1980年仍在那里的131户人家中，平均每户死一人。有142户、810多人在那里生活不下去，先后转迁到其他地方。有的过乞讨、流浪生活，有的甚至卖儿卖女。461963年新疆就发生将五类分子和逃苏未遂人员内迁的情况。47

文革期间，普遍发生将四类分子驱逐出城市，强迫迁往农村的情况。文革初期北京市有8.5万多人被扣上“地、富、反、坏、右”的帽子驱赶出北京。48天津市1969年7月统计全市有4.2万人被遣送农村，其中，各种“分子”1.6万人，随遣家属2.6万人，49估计当时全国被从城市里驱逐的四类分子及其家属超过百万人。

（3）肉体上的消灭

在早期的土地改革过程中，东北、华北和华东（主要是山东）的一些地区均发生过比较严重的乱打乱杀地主富农，甚至于是杀死中农的事件，有一部分地主富农被从肉体上消灭。吉林省乾安县在土地改革的全部过程中，各种原因致死的348人中地主247人、富农死亡42人。50黑龙江省依兰县土改前有7337户，其中地主富农424户，土改后有8214户，其中地主富农272户。土改前后地主富农减少了152户，相当于土改前的35.85%.为何地主富农户数有如此巨大的降低，笔者没有见到文字资料说明。依兰县在土改中被枪杀、打死和自杀的地方富农多达103人51，这可能表明一部分地主富农已经从肉体上被消灭了。就是在1949年后比较温和的土改过程中，也发生过大批四类分子死亡的事件。广东省恩平县土改中自杀的有950人，其中地主570人（有全家7口人全部自杀），富农108人。52

不能回避的历史事实是在文革当中不少四类分子和他们的家属遭到屠杀，这种屠杀除了发生在一些比较边远的地区（如湖南53、广西54、广东55、云南56、江西57、陕西58、59）之外，甚至发生在作为首都的北京市60.根据笔者见到的已经公开出版的文献资料统计，被残杀的人数超过万人。在屠杀的过程中，也有个别面临死亡威胁的四类分子铤而走险，反过来杀了其他人，因而激发了更加残酷的杀戮。61有的四类分子被残杀后，尸体都不被放过，还要对尸体开批斗会。62

湖南道县是文革中发生最血腥屠杀的地区之一，在“文革”期间，道县所在地零陵地区非正常死亡9093人，其中被杀7696人，被迫自杀1397人。在死亡人员中，四类分子3576人，占39.33％；四类分子子女4057人，占44.63％；贫下中农（大多数有不同程度的历史问题）1099人，占11.54％；其他成份者411人，占24.20％。其中未成年人826人；被杀者中，最大年龄为78岁，最小的仅10天。63杀人的手段极其惨无人道。

有的杀人者害怕将来被害者子女会报复，因此在一些屠杀中采取了令人发指的株连，甚至于儿童也不放过。株连是中国社会的传统，在当代中国的内战中这种事情也时有发生。北京市大兴县在文化大革命中对四类分子的屠杀和株连64，其实是历史的一种延续。在1948年的密云县的镇压反革命中，也发生过把地主富农全家杀死的事情。65

（五）四类分子改变命运的努力与其的阶级意识

（1）改变命运

1979年以前，四类分子要改变命运是非常困难的。不过他们中的一部分人还是作了努力。主要的途径有通婚与逃跑。

（ⅰ）通婚

在血统论的阴影下，四类分子及其子女要改变命运是非常困难的。为了让下一代能够改变命运，一些四类分子子弟采取了与成份好的人联姻，期望改变命运，但是这种方式往往会连累配偶。同时对方也未必愿意在同等条件下与四类分子子女通婚。有调查指出，出身好的男青年之所以愿意娶“成份高”的人为对象，肯定是对方在某一方面比自己强，如貌美，在其它条件相同时，还是优先选择与自己地位相当的人。66

对于不同成分之间的通婚，给中共带来了一些麻烦，为此不得不制定一些政策，划分解放前还是解放后的通婚、通婚时间有多长等等。67一些与四类分子联姻的人被认为政治上不可靠。对于与四类分子通婚问题，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甚至于下文件指导如何应对。1964年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中一些具体政策的规定（修正草案）》，规定“对于同地主、富农子女通婚的党员、团员、基层干部和贫下中农。必须加强教育，要他们提高警惕，防止落入阶级敌人的圈套”……“如果这些人严重地受了这方而的坏影响。就必须严肃处理，特别严重的还要开除党籍、团籍和撤销干部职务”。68

文革前有一农村党支部书记与一位富农的前妻结婚，被认为丧失阶级立场，撤了支部书记的职，并且要在党籍与妻子之间做出选择。这位书记选择了要妻子，结果失去党籍69.四川有一县法院院长因为其岳父1957年被冤枉成反革命，说他认敌作父，认敌为友，被判刑，并迫使他们夫妻离婚。其妻子定为拉垮GCD 干部的坏分子，大会小会批斗了十数次。70

更加残忍的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一些与四类分子通婚者惨遭不幸。1967年10月，广西全州县出现了“贫下中农最高法庭”，乱抓乱杀四类分子及其子女，仅一个大队，两天时间集体坑杀76人。地主出身的刘某求情，请求留下一个小孩给贫农出身的爱人，但是得不到同意，结果刘被迫抱两个小孩（大的3岁小的1岁）跳坑而死。71

（ⅱ）外流与外逃

四类分子离开居住地是受到严格监控的，早在1951年中共中央就规定：地主不论从事什么职业，不论到什么地方，均应加以监视，不得改名换姓，改变成份籍贯。72虽然有风险，还是有一部分人选择了逃跑。

1979年各地在给四类分子摘帽时，均有一部分人是外流或者外逃了，有的地方外逃的比重还比较大。江苏邳县1979年四类分子9603人，其中外流501人。

史料｜北京红卫兵在上海（上）

东方历史评论 2018-09-04 12:26

撰文：金大陆

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

1966 年 8 月中、下旬，北京红卫兵首次南下上海，下车伊始，深感北京文革与上海文革在政治运动和社会生活诸方面的悬殊差异，便以“救世主”的身份，掀动起了冲击上海市委的“8.31”事件和“9.4”事件，结果遭至上海方面的强烈抵制（因关涉运动，容后研究）。霎时，上海的形势扑朔迷离，作为北京红卫兵方面，既不甘雌伏以待，便紧急派出代表回京控告；又感叹“现在在上海人民中遭到这样的孤立原来没想到”，清华、北大等校的学生干部讨论“今后怎么办?”，多数人主张立即回北京，少数人主张继续干下去。9 月 6 日，部份北京红卫兵还在同济大学召开其它省市在沪学生交流会，“了解各地省市委的情况，准备去搞”。正是在这种瞻前顾后，彷徨失措的时候，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的队伍悄悄地集合了（北京红卫兵共有三次南下）。

如果说北京红卫兵首次南下是以自由、分散的形式结构队伍的；那么，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则是有组织、有计划的行动，甚至负有调查“8.31”、“9.4”事件，企图在上海市民中重新塑造北京红卫兵形象的使命。9 月 9 日下午，周恩来会见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司令部负责人，全面了解该兵团的准备情况（此前集训 3 天）。第二天，周恩来又出席首都红卫兵外出串联战斗军团誓师大会，即席发表了讲话。周在告诫第二次南下上海的红卫兵要“开展社会调查”，“不要变成一个工作组，去包办代替人家那个地方的工作”，不要“和北京先去的同学、红卫兵对立”，并叮嘱“上海是最大的进出口海港、码头，有很多外国人”，总不能“去问你是不是红五类”；“就是破四旧，也要找几件真正的，值得作的，而对上海人民又是焕然一新的来破，不是看到什么不顺眼就把它搞掉”之后，就上海的文革运动态势讲了两点至关重要的意见，那就是：

上海比北京大，那个地方有先进的无产阶级队伍，那个地方的领导在过去几年的社会主义革命教育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进行得比较好。

“上海有另外一种复杂的现象，那里资产阶级的影响要比北京大”，所以“不仅是打击那些真正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分子，要集中主要力量打击那些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

显然，此中除了在 1966 年的形势下，必需述说的一套语言外，周恩来关健的态度是力挺了上海“那个地方的领导”，而将矛头引向了上海“最反动的资产阶级右派”。其实，此中的逻辑，此中的分野――一方重点指对“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一方强调打击“牛鬼蛇神”，即地富反坏右――在文革初期是十分鲜明而实在的，乃至在整个文革运动时期，两个方面时而侧重，时而并重，都是始终贯穿着，进行着的。事实上，这既是对首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的告知，又是对即将出发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的提醒。

与此同时――9 月 9 日下午，正为“8.31”、“9.4”事件而处于茫然之中的在沪北京红卫兵，召开了各校负责人会议。会议宣布成立“北京红卫兵联络总站”，推选了清华大学吴某某为首的三位负责人，并制定了“辟谣”、“到工农中去串联”等经改变了的“斗争方式和斗争策略”。诚然，这种事件结束之后才成立所谓联络机构的举措，不啻是个滑稽，起码说明事件发生时，其人员的鸠集，其行动的进退，完全凭仗现场群体意志的趋动，而缺乏统一的指挥和调度。所以，当下的这片声张，除了证明首次分散南下的北京红卫兵中，有一部份人准备“坚持”以外，哪能抵挡得住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轰隆隆的步伐和威势呢！

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以大学红卫兵为主，有一百左右的中学红卫兵随队参加。兵团共分十六个纵队，总人数超过两千。在此值得注意，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同时派往新疆的“没有超过四百人”；赴中南郑州、武汉、长沙一线的“三百五六十人”；西进西安、兰州的“只有八十人的队伍”；北上东北的为“三百人”，即总和人数只有上海的一半。由此可见，在北京红卫兵的视野中，上海的地位无出其右，是独特而又重要的，甚至是牵一发而动全身的 。9 月 11 日，南下兵团总部人员到达上海，上海有关方面派出由摩托车开道的车队迎接，一路风风光光地进入位于市中心、紧靠人民广场的市体育宫安营扎寨（今上海大剧院的位置）。同时，上海市委还要求区、县、局各级党委对北京红卫兵的活动提供方便。当天，南下兵团即以“全体战士”的名义在上海散发《宣言》，一方面声称这次是“带着党中央、毛主席的无限期望，首都革命人民的战斗友谊”而来的；一方面表态第一，我们是战斗队，是旧世界天生的造反者，要造一切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封建主义的反。第二，我们是学习队，要向上海的工农兵、红卫兵，向赴沪的其他红卫兵学习，永远做群众的最恭谨的小学生。第三，我们是宣传队，要让毛泽东思想和党的方针政策家喻户晓，深入人心。《宣言》多是以最圆满的姿态、最高昂的音调昭示天下，多是响亮而恢宏的。然而，当降临到地上，回复到现实，宣言的姿态和音调又会是怎样的呢？

根据有关方面的安排，9 月 13 日，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分别在上海第二棉纺织厂，与杨富珍、王林鹤、程德旺等 40 多名劳模；在市学联，与上海学生代表举行了座谈。座谈会上，北京红卫兵声明“是来上海学习的”，但在现实的提问中，却尖锐地抓住“8.31”、“9.4”事件的情况，以及上海如何造反，如何抄家（被抄对象是否反抗、报复？抄家物资如何处理？），上海红卫兵如何组织，如何贯彻阶级路线等问题。上海的工人和学生（依据统一的口径）一一作了介绍。最后，北京红卫兵对打人作了解释，强调北京的“阶级报复”很厉害，确实打死过一些“坏人”等。就此，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开始正式介入上海的文革运动，虽然只是以交流经验的座谈会拉开序幕，但北京红卫兵在身份认知和现场气势上，始终占据制高点，始终强势出击，始终在一系列的追问中，显露着、展示着、张扬着自身的立场和态度，直至公开就“打人”的问题表达了“应允”的意见，确实为他们日后的行动制作了另一篇“宣言”。14 日，部份南下兵团成员乘坐有关部门安排的客车，浩浩荡荡地开赴闵行重型机器厂，参观了证实上海工业成就的万吨水压机。

应该承认，第二次南下的北京红卫兵因受“派遣”而具有政治的优势；因人员众多，队伍整齐而具有组织的优势；因初来乍到就领受上海有关方面的关照而具有行动的优势。尤其当这几种优势聚焦一体的时候，不论对从五湖四海汇流来的各地串联学生来说，还是对经历了“8.31”、“9.4”事件后的那批北京红卫兵而言，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南下兵团的地位，就如同其总部的地理位置一样，不仅因处于中心而惹眼、而显赫；更因处于要冲而威风、而紧要。正是缘于这样的境况，“9.4”事件后设立于华东纺织工学院的“北京红卫兵上海联络站”草草地宣布解散，包括其负责人清华吴某某等绝大多数“冲进过市委”的北京红卫兵陆续返京，只留下一负责人参与南下兵团的活动。原联络站的一辆宣传车，也正式移交给了南下兵团。

因之，1966 年 9 月 10 日以后，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格局存在三种情况：

首先，是第二次集体南下的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除了南下兵团总部设在市中心的市体育宫外，其下属十六个纵队，分散在杨浦、虹口、静安、卢湾、黄浦、徐汇、长宁等区域，并在静安区第一师范、杨浦区市东中学、徐汇区五十一中学等布署了联络点。其实，南下兵团各纵队分别是由北京各大专院校为单位的红卫兵组合而成，其风格和特点也存有差异。例如入住华东政法学院的南下兵团 20 人为北京政法学院学生，他们到达当晚即召开座谈会，以周总理接见时的讲话精神宣传“来上海是为了建立革命友谊”。同时，“对各种问题不轻易发表意见，出去都准备一下”。而入住同济大学的南下兵团 20 人，则立即在学校贴出大字报，指责接待站借被子给外地串联学生，说应学习红军长征精神，“革命的把被子退回”，“不革命的统统滚回去”，引起了外地串联学生的不满。当然，各纵队服从总部的指挥和调遣肯定是一致的。

其次，是曾参与“8.31”、“9.4”事件后仍留守上海的北京红卫兵。因大部份参与者或者巳回京，或者巳流散到广州等城市继续串联，其人员巳为数不多；又因这批北京红卫兵是自由组合南下的，即便在事件发生的当口，相互之间也没有组织构架的关联，其人员处于自然分散的状态。但是，这一小部份北京红卫兵能够不约而同地“坚持到底”，其观点和行动，其意志和态度都是坚定而果决的。例如原住华纺的北京 101 中的 25 名红卫兵，于 9 月 9 日暂时离开后又返回上海，他们声称：“同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司令部没有关系”、“到上海继续造反”。住宿在上海一医的北京育英中学、第八女中等校的红卫兵曾准备回京，后改变主意，表示“要把上海市委搞掉后，回去向毛主席汇报”，并派出代表回京取寒衣。他们还到处联系借用自行车（要求 50 辆，巳弄到 20 多辆），不少人骑着自行车外出活动。

最后，是 9 月 11 日以后继续自由组合分散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此时上海正处于接待工作的“上升期”，据统计：9 月 10 日至 9 月 20 日，上海每天接待外地串联学生“六、七百批，四、五千人”；9 月 20 日至 9 月底，上升到“每天八、九百批，五千人左右”，其中北京红卫兵是主要构成。这批北京红卫兵是以串联学生的身份到达上海的，均按照正常的登记程序进入上海的各接待单位。他们一般与南下兵团没有联系，组合是自由的，行动也是自由的。

由此，北京红卫兵在上海的这三种组合，因背景和境况的差异，第一种是权威和主导的，第二种是尖锐和张扬的，第三种是松散和自由的（而它们的共同处则在于全来自北京，多具有红卫兵的身份）。它们既各自独立，又互为应答，一起演变着北京红卫兵第二次南下的主题和故事。

关于上海体罚人数的解读

据相关资料统计，上海 1966 年 6 月 1 日至 9 月 30 日，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被打和较严重体罚的人数为 6665 人”，其中 6 月至 8 月（三个月）为 1037 人，9 月（一个月）为 5616 人。为了说明问题，现作图显示：

资料来源：1966 年 10 月 1 日，市委办公厅编《文化大革命动态》第 818 号，“各区中学、财贸、工交、地区系统从六月一日以来打人和较严重的体罚情况”。

在此，首先应该承认，这组数据不是涵盖的和完整的，比如上海各高校的体罚人数不在此内。事实上，8 月 4 日在华东师大，8 月 5 日在复旦，8 月 8 日在财经学院，8 月 9 日在同济，8 月 11 日在体育学院和外语学院，8 月 12－13 日在上海一医，8 月 15 日在上海科大，8 月 25 日在铁道学院均发生戴高帽、挂黑牌、罚跪、游街等体罚事件，尤其体育学院的情况更是触目惊心。又如 8 月 13 日，天马电影制片厂编导徐昌霖、演员白杨等被游斗，这证实“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武斗行为，在上海文革运动爆发时期就巳在各个系统发生了。

但同时应该承认，这组数据毕竟来自于上海最主要的四个系统，其统计数与统计数之间的差异，可确切地反映当时社会的境况：那就是 1966 年 6 月至 8 月，上海对“牛鬼蛇神”的武斗尚处在平缓的进行过程中，基本属于各单位的自发行为，其绝对数量也不是很高。而进入 1966 年 9 月时（8 月下旬巳现端绪），上海武斗“牛鬼蛇神”陡然成风――武斗的现场从单位扩展到社会，武斗的手段更增加了残酷的皮带抽打等，遭遇者的数量便直线攀升――请恕直言，这股风潮是从北京刮来的，是来沪串联的身穿军装、臂戴袖章、腰扎武装带的北京红卫兵挟带来的。以 9 月 10 日为界，8 月下旬至 9 月上旬由首次南下的红卫兵掀起，例如 8 月 27 日，北京 28 中的三个红卫兵和上海中学、沪闵中学的学生，到梅陇公社朱行大队“把六个地主，一个投机倒把分子，三个地主子女梱绑起来，双膝跪在砖头上，头低下用长板凳压住”，“由北京两个学生带头用鞭子打”。结果打死一地主婆，另二地主分了受重伤。9 月 1 日，北大的几个学生到杨浦卫生学校，拉住“学校负责人就打耳光，用皮带抽。前后打了两个半小时，二人被打伤”。而 9 月中、下旬更大规模的武斗，则主要是由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掀动的。

为了进一步分析上海 6 月至 9 月的体罚情况，请看下表：

由表可知，在整个遭受体罚的人群中，除了运动初期就被各单位定为“重点对象”的，“四类分子”（占受体罚总人数的 22.8%，下同）、“资本家”（15.6%）和“社会其它人员”（18.4%）均为重点打击对象，且死亡数、受伤数、被剃头数圴为佐证，例如“四类分子”的死亡数为殴打致死总人数的 45.5%；受伤数为 24.8%；被剃头数为 26.3%，在各人员分类中均列高位。

其中的缘由，一是在于“四类分子”、“资本家”等早巳成为公开的“专政”对象，而“其它”一栏所指的“里弄干部、居民、小业主”等，则人员情况复杂，有些甚至处于无单位的闲散状态。正是这一明一暗的分布（明的便于广泛打击；暗的利于深入挖掘），呈现出“阶级和阶级斗争”的态势，便招引了红卫兵们的勇猛出击。实际上这是文革前就巳确立的“阶级路线”的延续，在文革的非常时期表现并演化为“暴力－武斗”。二是说明这种“暴力－武斗”随着以北京红卫兵为主的串联大军的来到，很快完成了从单位走向社会的过程，在里弄、街道，甚至在马路上随意而全面地展开。这不仅因为“四类分子”、“资本家”等身份是公开的，即时可以捉拿，更在于当时的社会成为了无政府的空间，里弄、街道基本没有能力来行使有效的管辖（即便在武斗现场，会有上海市民自发形成制止武斗的舆论，终究抵挡不住拳脚、皮带的凶狠），红卫兵们自然就肆无忌惮，无法无天了。

同时，相比于“四类分子”、“资本家”等打击对象，在校教职员工和在职职工等遭受体罚的反而为数较少，即便学校中的主要冲击对象“教职员”，也只占受体罚总人数的 18.9%，在职“职工”只有 3.45%，且没有殴打致死者（9 月 30 日之前）。这又从另一个角度证明：在上海，发生在单位的武斗（多在 6 月至 8 月）少于发生在社会的武斗（多在 8 月至 9 月）。且发生在单位的武斗因存有师生、同事及其它诸方面的关系，往往会有所克制、收敛乃至被有效制止；发生在社会的武斗则属陌生人之间的遭遇（尤其对北京等外地红卫兵来说），既没有关系，更没有情分，只有阶级对峙和阶级仇恨，往往会因现场气氛和互动的失控导致惨剧――事实上，北京红卫兵在上海制造的几件打人致死事件（包括上海红卫兵在 9 月份数次打人致死），均归属于“社会的武斗”。另外，此表还显示：受体罚的“干部”人数极少（2.69%），甚至少于受体罚的“学生”（北京红卫兵到上海后，鼓吹“血统论”，一些学校的所谓“反动”学生和“出身反动家庭”的学生受到体罚）。这说明至 1966 年 9 月份，上海各单位的干部仍基本掌控着运动，恰如外地串联同学吃惊地说：“我们从东北到福建，都没有看到运动是由党委领导的”。这应该是上海文革运动不同于北京，不同于全国的一个特征。

最后，应该承认，上海遭受体罚的总人数是不高的，因为按同期相比，据北京市公安局的统计：1966 年 8 月下旬至 9 月底，被红卫兵驱赶出北京的五类分子及其家属达 85000 多人，全市被打死 1772 人②高于上海 160 多倍。缘此，正是从那个血腥的战场上转移南下的北京红卫兵，来到了被称为“资产阶级大本营”、“资本主义大染缸”的上海，怎能不在上海大打出手，把上海搅得天翻地复呢！

现场之一：面上的行动

现在回到“现场”。

9 月 13 日，就在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与上海劳模、学联代表举行座谈会，声称“是来上海学习的”时候，北京语言学院、外国语学院的南下红卫兵奔走呼号，在上海的大街上散发铅印版传单《最最紧急的革命倡议》。《倡议》指认“现在，上海存在一种不能容忍的现象”，即一些“黑帮分子”仍然“养尊处优，逍遥法外”。所以向上海市全体红卫兵、广大工农兵群众倡议：凡“牛鬼蛇神”一律减薪；银行存款、电视机、照相机、沙发等一律没收上缴；保姆一律解雇；高级公寓、别墅一律搬出；白天一律进劳改队，晚上一律写交代；一律挂“牛鬼蛇神”牌，不准自行摘下等，以至要将上海的一切牛鬼蛇神“打翻在地，再踏上一只脚，使它们永世不得翻身”。显然，北京红卫兵的心情和态度是十分激愤的，他们在北京的叱咤和骁勇，骄纵和威风，决定了他们不能理解，更不能接受，上海方面对“牛鬼蛇神”们所采取的相对理智和温和的方式。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各路纵队主动与各区联系，广泛查摸“敌情”，反复询问有关人员“抄了多少户？斗了多少人？斗服了没有？有没有漏掉的？”，甚至提出查看档案和大字报底稿，交出此前搜查的清单等。当晚，南下兵团即以徐汇区为重点，分别在卢湾、虹口、静安、黄浦、闸北等区实施抄家，约查抄五十多户（其中徐汇区四十多户）。起初，北京红卫兵还“注意调查研究，组织得比较严密”，如徐汇区的行动组成了“训话组（对家属）、“讯问组”（对本人）、搜查组、纪录组、登记组（对搜查的东西进行登记）等。当发现原单位“搜查不彻底”，被查抄人家中“生活用品仍很多”，“仍过着剥削生活”。便一边宣称“若在北京则基本扫光”，在北京抄家“不是推门进去，而是把门打坏了进去，不老实就揍”；一边向街道干部提议：“黑六类不能住一幢房子，把他们扫地出门好不好？”

但北京红卫兵的这种克制只保持了一天。

第二天（14 日晚），在卢湾区，130 多南下红卫兵分头搜查了三户。其中资本家虞某某（虞洽卿之子）夫妇被剪了头发。当时，“红卫兵问其女儿，你站稳立场吗？答：站稳的。红卫兵就叫她用皮带抽打其父亲，她不肯，也被剃了发”。一户被称为“洋奴”的是个八十多岁的瘫痪老头，北京红卫兵 “将其儿子、媳妇、女儿绑在浴室里，儿子被鞭打，搜查以后，将东西装了三卡车运到体育宫”。在徐汇区，30 多个北京南下兵团红卫兵在永福路某号陈某家搜查（三青团分队长），将搜查对象的兄妹，其父的大小老婆等“五人剃光头，并用皮带、铁柄阳、长柄锁、火钳、拐拐等打抽”。陈某说：“十六条讲要文斗，不要武斗”，红卫兵说“没有打死就是文斗”，把陈“打得头部、胸部、背部打得皮肉裂开，处于昏迷状态（送区中心医院，有生命危险）。当时，“红卫兵在门口把守着，街道干部和群众都不准入内，邻居则在屋外喊叫‘要文斗，不要武斗’”。临走，“红卫兵拿去五只手表、一百多元现金，两辆自行车”。红卫兵在高邮路某号查抄魏某家时，将魏某“夫妇的脸上涂绿漆”③。据统计，至 9 月 15 日以前，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在上海十个区“共搜查了九十户左右，其中徐汇区搜查了五十八户”，并在徐汇区、静安区举办了“资本家剥削罪证展览会”。期间“共发生武斗 48 起，98 个对象中 82 人被殴打，其余的是被剃阴阳头、罚跪、涂漆的”。

15 日，北京红卫兵南下兵团的行动略作调整，“搜家比较少”，主要是开展“串联、调查、宣传和斗争”，且“黄浦区比较集中”。例如南下兵团第十纵队深入黄浦区的里弄街道，踩点 21 处，其中对 12 处进行了调查，主要了解上海市民对市委的看法；街道、里弄基本情况（人数、户数、阶级情况）；里弄干部的出身成份、政治情况以及对“黑六类”的批斗等。

北京红卫兵“差不多每到一个街道里弄都必问此问题”，他们说“我们就是要了解你们贯彻阶级路线的情况”。

与此同时，南下兵团广泛介绍北京对黑六类的武斗，认为上海太强调文斗。例如第十纵队在黄浦区的各个活动点上制造舆论，大肆宣扬“文斗是没斗”、“文斗用于辩论会，敌我矛盾就是用武斗”、“打死人没关系，化八元钱”（指火葬费）。以北大学生为主的第七纵队在静安区活动时也宣传，北京巳杀许多人“就是要红色恐怖！”，“要乱，要大乱特乱，越乱越好，乱出一个铁打的江山，一个崭新的世界”。正是具有这般强烈的意识，这般强烈的情绪，据 9 月 15 日至 17 日的三天统计，北京红卫兵打人 30 起，被打达百人以上。再据黄浦区 20 日的报告，南下兵团红卫兵在黄浦区的活动中武斗了 48 人（《动态》第 705 号记为“46 人”），其中有教师、学生、社会青年、游民、阿飞等。武斗往往“利用晚上关门殴打，打后不准被打对象去医院，被打人有血迹的衣服要洗过，而且被打人天天换房间”。由此可见，仅仅数天之间，北京红卫兵的武斗涉及面巳经从“四类分子”、“资本家”，扩展到被认为有“问题”的“社会青年”、“游民”等；武斗方式巳经从抄家现场的殴打，演变成私设刑室的摧残。这种归趋的必然性决定了北京红卫兵一定要在上海制造骚动和事端。

9 月 20 日，首都大专院校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考虑到上海市民的反应，以及总部所处位置的关系，在市体育宫内贴出了《整顿军纪》的布告。其实，这不是总部放弃武斗、制止武斗的表态，而是在局部、在细节严肃纪律的告诫。从 13－14 日以徐汇区为重点的抄家前哨战，到 15 日以后以黄浦区为基点的“调查与宣传”，再到 20 日的《布告》，事实不仅说明南下兵团总部是有整体策划和部署的，更证明各纵队的行动是对总部指令的有效回应。于是，面对上海“不能容忍”的“阶级和阶级斗争”的大势，总部的意志和决策与各纵队行动之间非但不相抵忤，甚至存在高度的默契和协同，至于当事者进入现场后的狂躁（乱）和暴戾，只是次生的问题而已。况且，除了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以外，正在上海进行“革命串联”的，还有“9.4”事件后留驻的和不断抵沪的北京红卫兵。

下面请看来自“面”上的行动报告（9 月 10 日至 9 月 30 日，即以南下兵团抵沪为肇始；以南下兵团返京为结束）：

9 月 12 日，北京体院毛泽东主义红卫兵为“进入市体委看大字报”，在南京路市体委门口散发传单，张贴“强烈抗议”，并发布“最后通谍”。14 日后，北体院红卫兵便联络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连续在市体委门口进行广播宣传，并举行颇具规模和声势的揭发批判会。

9 月 14 日，北师大附中、北地院附中的一群红卫兵，进入同济大学广播台“和平楼”，声称“‘和平’两字没有战斗气味”，便砸掉外墙上的“和平”两字，贴上“要武”的标语，并搜查了广播台的所有唱片。后来，这批北京红卫兵又爬上该校西南一楼楼顶，扬言“要把屋面上的和平鸽统统砸掉”。当他们用大锤砍掉一只和平鸽时，遭遇了同济师生的抵制，他们在楼顶上叫嚷“革命的上来，不革命的滚蛋”。

9 月 15 日，南下兵团红卫兵第五纵队进入龙华医院妇科主任陈某家搜查（陈某 66岁，民盟成员、市政协委员），中医学院文革组织闻讯赶到，说明陈家巳抄过五六次，除一间存封古董文物的房间外，其余可再抄，为此双方发生争执。17 日，北京红卫兵破门搜查，第二天又借陕西路小学开斗争会，将陈的“老婆、子女、孙子一家均揪去”，“全家不分老小一概罚站、抄身、鞭打，还要吃柏油泥丸”，其中陈多次被“缚住手脚，口中塞布”，推到在地用皮带、棍子抽打。经医检，陈腰以下及臀部皮肤呈青紫色，有肿痛，肩部、两肋、脸部、颈部也有伤痕。

9 月 15 日深夜，上海侨务处红卫兵在一干部家中张贴大字报，路经此处的南下兵团第十六纵队红卫兵便进去搜查，不仅用皮带抽打，还把“一架照相机、四块银元、一套军服和一本日记薄往口袋里装，准备拿走”。侨务处红卫兵见状，向北京红卫兵宣讲政策，“双方争论不休，扭到了卢湾区公安分局”。侨务处红卫兵打电话给位于市体育宫内的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总部，总部来了六个纠察，说“打坏人活该”，就带着搜查物扬长而去。

9 月 15－18 日，北京遵义中学十多个红卫兵（住上海蓬莱中学）到沪后三天打了12 个人，都是用鞭子打、脚踏、皮带抽，有的“连大便也打出来”。20 日下午，他们又抽打一“用手指放在嘴里吹”的小学生（指认“流氓”），被路过的工人、居民、学生围住辩论，最后只得“承认错误，才溜回蓬莱中学”。

9 月 16 日下午，北京第二十五中 10 个红卫兵拿着《重炮猛轰上海市委》等五种传单，吵闹着要解放日报社“大量印刷”。报社总编办负责人说明情况，要求大家“体谅报社的困难”。北京红卫兵立即把门关起来，有的解下皮带，一边抽打桌子，一边大骂“不印就是反革命，就是保皇派”，还恫吓说“不解决就弄到楼下去游街”。北京红卫兵把电话挂起来，责令接待人员“只准讲北方话，不许讲上海话”，前后闹了三个多小时。同日，北航附中红卫兵因解放日报少印了两份传单，先后三次冲进办公大楼。有的北京红卫兵手执皮带，将接待人员推来推去；有的手拿传单打接待人员的头；有的要把大字报贴在接待人员的脸上；有的骂接待人员“混蛋”、“狗崽子”、“反革命”。

9 月 16 日晚，居住在黄浦区市六女中的北京水利学校红卫兵率天津一中、沈阳十中等串联学生，及该校“海燕战斗队”（低年级为主）一百余人，以一教师“撕掉贴在办公桌上的大字报”为由，将一些教师揪到操场上用棍棒殴打。结果，一教师被打休克；一教师被打伤后，还剪了头发，涂了浆糊，挂了黑牌子。17 日上午，市六女中有同事准备送伤者去医院治疗，北京红卫兵将该教师关进小屋，用扫帚扫脸，并不给吃饭。当晚，区委干部赶到市六女中，却被拦在门外，北京红卫兵说：“相信同学会自己解决------我们搞好后会向党中央、毛主席汇报的”。

9 月 16－17 日，北京航空学校和北京第十五中 20 多个红卫兵闯进斜士路第一小学，三次殴打该校干部、教师共 9 人，有的被打成脑震荡、出血、不能动弹，送医院医治。打人时，北京红卫兵派人把守大门，不准外人入内，“附近工人议论纷纷，非常气愤”。

9 月 17 日，北京五十七中、七中的 12 位红卫兵，在长宁区民办群联中学武斗 31名出身有问题的教师（约占全校 73 名教师的半数），其中“11 人长时间高举双手低头跪在地上，有 2 个教师还戴上装着砖头的高帽子”，“一位将近临产的女教师也是如此”。每个受罚教师的脖子上都套着一根铅丝，由人牵着，并规定钢丝离地的距离，不符合标准就往下拉。同时，“有三个教师被剃阴阳头，一个女教师被剃成光头；有三个男教师被涂了花脸；有十五个教师受到皮鞭抽打”。下午三时以后，北京红卫兵“栓着一位被剃了光头、赤着脚的女教师游街，一直游到该女教师的家中”。整个过程中，区委联络员一再进行劝说，北京红卫兵非但不听，还宣称“对出身不好的免崽子就是要揍”。

9 月 17 日下午，因报社宣布停止承印各种传单，以北大学生为首的一群北京红卫兵冲击解放日报大楼，叫喊“不印传单，是压制革命”。正在楼上休息的夜班工人围在楼梯口观看。一北京红卫兵拍照后扬言这是报社“发动群众斗学生的场面”。后来，有北京红卫兵发现解放日报社附近一小印刷厂正在印制葡萄酒商标，便如获至宝，冲进去强令七部机器全部中断生产，取出这些供出口的装璜用纸，到解放日报楼上大喊：“解放日报印‘四旧’，却不印传单”！直至报社人员陪同他们去该印刷厂调查，才弄清真相。

9 月 17 日下午 4 时，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和北京一 0 一中红卫兵在天马电影制片厂广场台上揪斗了厂领导丁一，陪斗的有谢晋、徐昌霖、汤晓丹、顾而巳、黄宗英、蒋天流等 13 人。北京红卫兵给丁一挂上“黑帮大红伞”的牌子，责令陪斗者“一个个交代罪行”，并不同程度地进行体罚和武斗。

9 月 17 日晚，南下兵团第七纵队及上海五十一中红卫兵一百多人，将一“资产阶级分子”带到新康花园，并把新康花园一百户左右的居民全部叫喊出来。红卫兵强迫里弄干部指认哪些是知识分子？哪些是资产阶级？并“命令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以及子女，即使是小孩都要把头低下，不低者就用木棍打”。斗争时，红卫兵将该里弄的前后门全部封锁，不准外人入内。

9 月 18 日，北京红卫兵在上海某中学召开红卫兵大会，宣传“自来红站起来”和“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观点，并对“黑六类”子弟提出警告。接着，北京红卫兵“斗争了高三（2）班的 10 个黑六类子弟，要他们一个个交代父亲是否反动？自己是否混蛋？直至都承认才罢休”。19 日，北京红卫兵又斗争了高三（3）班的“黑六类”子弟。

9 月 18 日，正在中山医院治疗的一些外地病员，以抄“四旧”为名，要求取消高干病房。因组织人员冲击，受到院方阻拦，便向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求援。20－21 日，第七纵队（北大学生）红卫兵两次到中山医院“点火”，院方再三强调医院“不属串联范围”，七纵队仍“纠缠很长一段时间”。

9 月 18 日晚 9 时许，一群佩带“首都红卫兵纠察队”袖章的红卫兵，到解放日报索要报纸。他们发现接待站天花板上有贴封条的孔雀和花卉的图案，便叫嚷着“天花板上是四旧，为什么不砸掉”。接待人员解释：这些图案十分牢固，不搭脚手架是敲不掉的，甚至会影响上层房屋发生危险。北京红卫兵不听解释，“拿起铁管子，跳上台子，爬上楼门”，就撕下封条，动手砸。直至夜 12 时半才散去。

19 日下午，所属南下兵团第三、第八、第十等纵队的 288 个北京红卫兵进入金陵中学，声称“要在金陵中学蹲点，要把这个保皇派的顽固要堡垒搞垮”。他们责令党支部交出教职员工名单、职务、工资和出身成份，并和该校少数派结合，“准备先搞党员校长，再搞支部书记”。

9 月 21 日上午 8 时至夜 11 时多，上海图书馆工作人员“听见隔壁中苏友谊馆传来叫喊救命的声音”。从楼上窗口望去，看见被打的是三个男的，一个女的。北京红卫兵边打边问“是不是政治扒手？”。当晚，上图工作人员邀请中苏友谊馆、上海体育宫的负责人了解情况：参与打人的红卫兵属南下兵团十六纵队，“大部份是中学生”。被捉的人有“被抄家态度不好者”、“流氓阿飞”、“无执照小商贩”、“说北京红卫兵坏话”等。这批北京红卫兵从 17 日开始，“打的人巳有十四、五个”。他们“随意出去抄家”，“抄了不打收条”，“有的人身上原来没有手表、照相机、香烟盒的，现在都有了”。22 日下午，他们殴打“一个十七八岁的青年”。晚上又打“一个十五六岁的小孩”。为此，上图群众请来华东师大的三名红卫兵代表与首都红卫兵南下兵团指挥部总部联系。但 23 日晚上，十六纵队红卫兵拉上窗帘（从缝隙中看到一白衬衫者“跪在地上），继续在陈设毛主席半身塑像的房间里审讯打人，“他们打他耳光，有七、八人用束腰的皮带抽打”。当晚 12 时，师大来了七、八十个红卫兵，不仅派出代表与南下兵团指挥部交涉，还强行察看了十六纵队的打人场所，“看到在押的 6 人巳被打得躺在地下”。师大红卫兵提出“辩论、不再打人、释放关押者”等要求。南下兵团红卫兵拒绝辩论，只承认“打人不对”，“说服不再打人”，以至最后“没有具体结果”。

9 月 22 日，首都红卫兵听说松江佘山教堂下有地洞，有藏匿枪枝的嫌疑。一百多名红卫兵便赶往佘山教堂，一边挖地，一边斗争神父马风祥，结果东西没挖出，神父马风祥被殴打致死。

9 月 25 日晚八时，北京红卫兵（住交大）查抄徐汇区永福路某号肖某家（肖某 72岁，曾任国民党驻法使馆参赞、外交部秘书。时任市人委参事），责令交出手枪（因其儿子单位抄家时抄出子弹）肖交代“手枪留在法国”。北京红卫兵“将他脱光衣服，只剩一条短裤，用皮带抽打得很历害”。凌晨三时，肖死亡。

9 月 28 日，北京 31 中、34 中和北航的十多名红卫兵尾随被剃光头的外贸学院教师李某，并进入她家（李的公公为沪上大资本家），拿走她身上的“五十元人民帀”，骑走自行车，后又有“五、六人住在她家里”。10 月 5 日，这批北京红卫兵准备查抄李家，李申辩财物巳由外贸学院红卫兵贴了封条，因而被“打肿了脸”，李的“公公打得不能动弹”。外贸学院红卫兵闻讯后赶到现场，与北京红卫兵发生争执和扭打。晚上，外贸学院“去了三百名左右学生，围住李家，要北京学生出来辩论”，“北京学生把门关起来”。后经多方劝说，包围的学生才散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