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边关无处不飞花--我在西北高原边防采访的一段经历 -- georgenine
○马三成
我所在的兰州记者站，面对着数百万平方公里国土面积上的驻军。这里有一系列全国乃至世界之最：有海拔5390米的全军最高的前哨班，有夏季温度可达摄氏42度的火洲吐鲁番，有冬季温度可达摄氏零下54度的“冰窟哨卡”，有封山期长达8个月的“雪山孤岛”，有每平方米多达1700个蚊虫的“蚊虫王国”，有持续时间长、风速超过强台风的世界最大的风口区，有全军距离北京（7000多公里）最远的边防连，有全军放射性元素含量最高的边防连，有全军氧气含量最低的边防哨卡，有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军事通道……所以，在这里采访，需要新闻人员有一定的胆量，不怕透支健康，不怕流血牺牲。和我一起并肩战斗过的记者和新闻干事，有的就牺牲在我的面前，有的就伤残在我的面前，有的过早地病逝了，有的含泪调走了，有的被迫改行了……有的同事，临别对我说：“老马，我们走了，你还要上山，多保重啊！”当然，我也明白，在西北高原边防长期搞新闻，没有用生命做赌注的勇气，就坚持不下去！
也正是因为如此，来西北高原边防采访的新闻人员就相对较少。2002年，我们到全军最远的阿里什布奇边防连采访时，竟然填补了解放军报创办近50年记者涉足的空白。听着官兵们的感激，我的心里很不是滋味。艰苦，让记者停下了前进的脚步；艰苦，让西部军人与外界隔膜了。高原边防生活，在都市人的眼里变得神秘，变得传奇。所以，高原边防的新闻就这样多起来了！正如那句话所说：“边关无处不飞花”。
然而，在这句话前，我感觉还应该补充一句：“遥看春色近却无”。因为，高原边防新闻虽多，但如果随便抓一下，摸到的可能就是“死鱼烂虾”，而非“活鱼”。真正的发现，不会属于置身事外的旁观者；想要了解边防官兵，就得深入最基层的生活，走进他们的心里。
一
到高原边防采访，能不能抓到新闻，往往决定于记者付出代价的大小，就是要有铜头、铁嘴、飞毛腿的精神。在高原边防采访，由于客观原因，人们很容易在新闻写作上使劲，在新闻采访上省劲。这是因为，高原边防对记者隐藏着一个不可小觑的“杀手”———缺氧。缺氧有两种表现：第一种是隐性表现，造成人的大脑细胞慢慢死亡，记忆力减退、反应迟钝、出现脱发、指甲凹陷、心肺和肾脏功能异常；第二种是显性表现，造成人头痛、胸闷、肺水肿、脑水肿、直至死亡。所以，没有人不害怕缺氧，怕缺氧，就不愿意多上山，上去了就可能匆匆忙忙走一圈，简简单单问一下，然后回到低海拔的宾馆、招待所里听汇报、憋稿子，当“二道贩子”，把新闻的源头丢掉了，新闻也就贬值了。这里我举一个例子。
那是在1997年，我同中央多家新闻媒体、青海省和兰州军区有关新闻单位的30多名记者，跟随国务院一个慰问团来到青海省境内的昆仑山慰问参加“兰－西－拉”光缆施工的兰州军区部队。当我们走到青海格尔木的时候，前方传来了100多名官兵出现高原反应被紧急抢救、其中一名新战士不幸死亡的消息。当时，就有一半记者不敢走了，借故身体不适，住进了海拔3000米的格尔木市最好的三星级宾馆。我们几个胆子比较大的记者，坐着一台中巴车上到了海拔4700米的昆仑山口施工部队驻地，听取情况汇报。有关领导伤心地说，他们没有实现“零伤亡”的施工纪录，军区卫生部门把战士牺牲定性为一起事故，使部队上下笼罩在一片阴影之中。一听是“事故”，其他记者都下山按材料写稿子去了。只有我和兰州军区人民军队报的一名老编辑留下来住在了海拔4700米的沱沱河兵站，跟随施工部队活动。可是，就在我们开始沿途采访施工部队的时候，一件不幸的事情又发生了，这位人民军队报的老编辑乘坐的采访车与一辆地方大卡车相撞，当场牺牲。我的采访车走在前面，相隔也就几十米，我是看着这位48岁的大校编辑、也是我的好朋友、好老师许明善编辑闭上眼睛的。
这件事又一次震动了部队，人们都把精力投入到丧事处理上了，采访还能不能进行下去？有的部队领导说，好马记者哩，这时候还采访啥哩，赶快回去压压惊吧！我们哪有心思配合你采访呢？我想想也是，正准备打道回府的时候，我看到有关人员正在临时搭建的太平间里，准备把牺牲的战士往山下运。好奇心驱使我走过去看了看战士的遗体。医生揭开布单，战士的嘴角和鼻孔还有黑色的血迹。我问医生这是什么原因？医生说是肺水肿和脑水肿并发症造成的，如果不是大体力劳动，就不会死亡。呆在一边的连队官兵对我说，这个战士太了不起了，几次晕倒在工地上，连里让休息，他又悄悄地跑到了工地上，干了一天活，晚上睡过去就再也没有醒来。
听了这些议论，我决定不下山了，也没有让任何人再陪，就爬上过路的大卡车，直接来到了这名叫周光远的新战士牺牲的海拔5310米的唐古拉山口采访。为了和战士沟通，我在周光远牺牲的床板上睡了一夜，和班里的战士进行了长谈，并体会他为什么会死在晚上，而不是白天。那是因为夜里气压降低、氧气含量下降，令人窒息而亡。接着，我和官兵们一起挖光缆沟，亲眼看到了周光远的哥哥和父亲来到工地上，拿起他生前施工的铁锹，含泪和官兵一起加班加点抢进度；干完活后，他们又来到周光远的墓前，跪在地上哭着说：“光远，你施工的任务，我们给你完成了，你放心地闭上眼睛吧。今天，我们就要回去了，你想我们的时候就托个梦来。你是为国家牺牲的，留在这里值啊……”
部队领导问老人家有什么要求，他说，光远生前的入党申请书写了一半，我让他哥哥把它写完了，不管组织上能不能批准，请允许我代替儿子交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党费吧。然后，老人家颤微微地拿出回家的盘缠，递给了部队领导。在场的官兵都被这一幕感动了。
事情虽然过去七八年了，今天仍然言犹在耳。这就是深入采访给我打下的烙印。试想，如果当时不是亲眼目睹，我采写的《战士为国捐躯，亲人深明大义》和《唐古拉山铭刻你的英名》等5篇系列稿件就不可能连续在本报一版刊登，而且两篇上了头版头条，首篇获得中国新闻奖消息类三等奖。
这名叫周光远的湖南籍彝族新战士，经报道后，被追认为中共党员、追记一等功、追授为革命烈士，部队还组成了周光远同志事迹报告团，到湖南他所在的县进行了英模事迹报告，据说当时的县城是万人空巷，影响很大。
一些中央新闻媒体当时去的记者，现在见到我还在讲，当时你坐车都不敢在前面坐，没想到就你小子捡了个“大便宜”。我笑着说：“我们西北人傻，傻人有傻福，不过运气好罢了。如果让你们京城来的大手笔采写，没准要拿中国新闻奖一等奖哩。”其实，我心里明白，“运气”往往青睐那些最能吃苦的、下笨功夫的人，倒不一定对水平高、爱偷懒的人感兴趣。
二
到高原边防采访，困难确实很多，但最困难的恐怕还不是皮肉之苦，而是人情之苦。记得世纪初年走边关的时候，我到海拔最高的边防某团一线哨卡采访。当时，团里怕出事故，死活不愿意让我在大雪封山期间上山。说是这个时候上山危险太大，地方上经常有人因车祸或者高山反应而死亡。当时的团政委对我讲，你安心住在团招待所里吧，我给你讲讲一线的故事，就够你忙乎一阵子的。我硬着头皮听了几天，也能够形成一些稿子，但就是激动不起来。我坚持要上山，团领导无奈地说，你非要上山，就等于拿我的“乌纱帽”玩游戏，一旦出了事故，我的官帽也就让你摘了。听了这话，我特别为难。可是，呆了几天，我呆不住了，难道走边关就在团部大院走吗？不到边防一线连队采访，如何对得起哨卡官兵？如何对得起军报记者的称谓？后来，我郑重向南疆军区领导请示，才获准在大雪封山期间上山采访。
还好，团里给我派了一台猎豹越野车，但一下子却来了4个干部要搭车。就这样，我们6个人一台越野车上路了。我们的采访车像公共汽车一样，沿途每一个连队都要停一下，把换休的干部放下就走，采访没有一点自主权。好不容易等人下完了准备好好采访，一个干部的家属又在山上出现反应了，要急着下山，团里让坐我的采访车。我只好白天行路，晚上采访。连续坐车10多天，每天10多个小时，高山反应把我折腾得够呛。
尤其在去天文点的路上，为了赶在数十条冰河中午融化前过去，我们凌晨5点就出发了，猎豹车温度计显示车外温度摄氏零下32度，我裹着皮大衣还瑟瑟发抖，加上没有路，猎豹车一直在乱石滩上跳“迪斯科”，颠簸了七八个小时，我开始受不了了：先是肚子涨痛，后是脸色异常，最后靠在座椅上难受得连睁眼的力气都没有了。此前，我做过一个异状结肠扭转切除手术，之后只要一受凉、一疲劳就肚子痛。司机看我有问题了，就把车停下来不走了。我说，开吧，我能坚持。他说，马记者，咱别冒险成吗？我说，去不了我完不成任务啊。他说，你这样子就是把命搭上也完不成任务啊。天文点上去得10多个小时，如果你不行了，往下送都来不及了。咱们沿途经过的2个烈士陵园里，有100多个官兵都是高山反应死在半路上的。再说，我开车10多年，还没有人死在我的车上，我不想让你开这个头。司机不敢去天文点，我也感到实在坚持不下去，就同意司机往海拔3700米的三十里营房医疗站赶，接受治疗。
第二天，我们又上山了。从东线没有上去，我又从西线上。先是到了5380米的神仙湾边防连，司机说雪太大，不能走。住了一晚上，司机还是不愿意上。我就请神仙湾边防连派斯太尔牌越野卡车，送我到天文点。翻达坂、过冰河，我们在河道里绕着走，卡车颠得人不敢坐，只能半蹲在驾驶室里以每小时20公里的速度慢行。风沙就像子弹一样打在车玻璃上，把车窗打出了一道道裂纹。颠簸了10多个小时，到夜里十二点多才到天文点。天文点是非常艰苦的边防连，据说到过这里的记者很少，来了能够住下来采访的更少。我本来想在这里多呆几天，没想到随行的干部家属又出现了明显的高山反应，我只好每天晚上采访到凌晨两三点钟。本来疲惫了可以睡好觉，可是在缺氧的地方恰恰相反。夜里，我吸着氧气也头痛得睡不着，只好爬起来到哨位上陪哨兵聊天。翌日两个战士把我连拉带拖拽上了海拔5390米的全军最高的前哨班。我头上扎着绷带记着笔记，没有下山就开始了《走向云端的天文点》一稿的写作。
后来，稿件配图片在边海防版强化处理后刊出，在报社赢得了一些好评，一位社领导写了3页纸的评报给予肯定。后来，这篇稿获全军世纪初年走边关活动新闻奖。
试想，如果没有部队同志这样那样的种种情况，也许我的此次采访会更从容，写作会更镇定。但是，在高原边防采访就是这样的现实，无法抱怨。
三
高原边防官兵忠厚老实，多数不善言辞，要打开他们心灵的大门，光靠记者的嘴巴还不够，真正的“金钥匙”是记者的眼睛。2002年9月，我跟随南疆军区一位领导和军报军事部后勤组刘明学组长，到南疆边防采访牺牲在工作岗位上的什布奇边防连原连长刘长峰的事迹。刘长峰是当年3月1日牺牲在阿里军分区叶城留守处新兵营的，我们来到时，部队已经将刘长峰的事迹材料和故事集整理了一大摞，不上山也能把稿子写出来。可是，边防官兵忠厚老实，又不善言辞，问来问去还是材料里面的那些事。怎么办？我想，军报记者不能根据简单的材料写稿子，不到刘长峰生前生活过的边防哨卡看一看，我们写出稿子心里也没底，而且很难出彩。就这样，我们踏上了寻访刘长峰先进事迹的漫漫边关路。
从山下的叶城留守处到阿里军分区的狮泉河，距离1000多公里，我们坐汽车走了2天。出发前，部队按惯例让医生随行保障，可我们想，刘长峰生前上下山有医生保障吗？他还经常搭地方便车呢！军报记者如果搞领导和工作组下部队兴师动众那一套，还怎么寻找刘长峰上下山的感觉？于是，我们决定单车走阿里！据说，这是新闻单位上山少有的冒险行为。
我们每天在车上颠簸十四五个小时，还要翻越10多个冰达坂，海拔一直在5000米左右徘徊。这条全国唯一没有铺设柏油的国道，让人一上路就不停地“跳蹦蹦床”，头在车内上下左右前后来回碰撞，抓扶手的手，20多天竟然磨出了茧子。在海拔5700米的界山达坂上，刘组长突然呼吸困难，感到心口疼痛，我们停下车给他吸氧半个多小时，他才缓过劲艰难地坐了起来。从狮泉河到什布奇边防连的620公里“天路”，更为艰难，车在驼峰一样的山梁上蠕动了2天，过河时，突然熄火了，司机折腾了2个小时没有修好，刘组长高原反应难受得躺在地上用手抓土。多亏阿里军分区的领导赶来才把我们救起。在海拔5100米的隆恩拉达坂，我们遇到了3个汽车兵，车坏了已经19天。我们把带的干粮全部送给了他们，随后进行了采访拍照，前后一个多小时，刘组长就站不住了。先是胸堵恶心，后来发展到心绞痛，刘组长抓住我的手浑身发抖，疼得受不了，连我们喂给他的速效救心丸都不知道吞咽了。我们吓得脸都变了颜色，赶快让后面的卡车追赶前面车上的医生。经过医生紧急救治，刘组长才挺过一险。可是，高原反应的痛苦一直没有让他轻松。在什布奇边防连采访时，我们白天走刘长峰巡逻过的路，坐他曾经坐过的铁笼子过河，晚上和官兵座谈，天天熬到凌晨，睡不着觉就大把大把地吃药。回到狮泉河采访时，刘组长几次被采访对象中途从会议室扶到房间，医生天天给他打针输液，由于身体极度虚弱，他上厕所都要我搀扶。有几个晚上，他心肌缺血，心绞痛越来越严重，刘组长意识到自己可能下不了山了，就含泪给家属和儿子写信，他想把一生的爱倾注笔端，因为能不能活着下山，谁也说不准。当我来到他的床前时，他泪眼汪汪地说，马站长，如果我下不去山了，请你把这封信交给我的家属。你有机会到北京去了，就去看看我家属和孩子……我说，刘组长你别乱想了，医生说你能挺过去的。事情过去两年多了，今天想起他写遗书给我交代后事的情景，仍然让我眼热。当时，医生提出让新疆军区的值班直升飞机把他赶紧送下山，可刘组长坚决说，在我还没有完全昏迷的时候，绝对不能干扰陆航团的飞行工作。
在刘组长病成这样的同时，我们用“眼睛”寻找新闻的采访活动没有停止。刘组长留下来治病休息期间，我又去了刘长峰生前工作过的另一个单位———扎西岗边防连。我们的车走出不远，就熄火在一条河沟里，车内都进了水。刺骨的雪水像针一样扎人的骨头。我们在水里泡了两个多小时，才被一台过路的卡车救了出来。在扎西岗边防连，从温棚、猪圈到机房、哨位，我们把刘长峰工作过的地方里里外外看了个遍。为了不留遗憾，我去年春节到南疆边防采写假日报道时，还特意到帕米尔高原海拔5042米的“5042前哨班”住了一天，体验刘长峰当年是怎么在那里度过的。2004年春节的大年三十晚上，我和5名官兵在“5042哨所”度过了难忘的除夕之夜。虽然哨所条件改观了许多，但是当我真的住下来的时候，还是感到极不适应。官兵们化雪取水，雪水中放射性铀的含量严重超标。送上来的蔬菜也很少，做一顿饭不容易。大年三十晚上吃的饺子，是提前包好的羊肉蒸饺，又黑又硬，我一个饺子没有吃完就恶心得想吐。为了不让官兵看见，我转过身去将饺子装进了口袋，整整一天一夜再不想吃饭。第二天，我要下山了，战士们特地为我做了拉条子，可是没有干净的水洗碗，战士们用黝黑皲裂的大手把碗一抹，就盛汤盛面，掩不住碗里的一股难闻的味道。我边吃边想，我们现在都这样子，刘长峰生前的那个时候，真不知道是怎么过来的！
我们就是这样，一点一滴用“眼睛”找新闻，写出了《什布奇，留下一个绿色背影》和《长峰，我用微笑为你送行》等3篇稿件，其中一篇发了头版头条，其他两篇都在《今日边海防》专版发了将近半个版，报社、部队反映都不错。新疆军区政委看到本报的第三篇稿子后，马上打电话让政治部上报材料，给刘长峰同志申报荣誉称号。2004年9月，兰州军区授予刘长峰“雪域高原模范连长”荣誉称号，新疆军区还组织了刘长峰同志先进事迹报告团，在全疆部队巡回报告。
（作者系解放军报社兰州军区记者站站长）
我知道要很多很多钱，但是人家在那里驻防的干部战士可能下山就残废了，甚至都失去了生育能力，好象真的对不起他们．（过去还有把贪官发往军前效力的，如果是这样，今天在繁华的都市里吃喝的贪官在东窗事发后也有个去处．是笑话了，当然不可能了．不过真的应该给这些驻防的干部战士些保障．不仅仅是精神）
一直在不断改善, 可是起点低,数量多,很难在短时间内全部提高.
那钱花了老了。
八十年代初三总部组织工作组去边海防调查,就是在摸底.
说起来还是一次黄克诚向当时去看他的总参政治部主任问边海防情况,主任回去后向总参党委汇报, 总参后报军委, 这样就有了开始的调查和后来实施的"边海防工程".
我是看了一些什么世纪初年走边关之类的东东了解西部边防的，我总是觉得那些人真的很苦，人家在那里站岗放哨，真是不容易。东急西重到今天也是如此。多花点钱让他们生活的好一点是应该的。那些兵哥哥下来真应该给个好去处，要不然真的对不起他们。我遇见好几个保安是在新疆当的兵，我还没有遇见过西藏的兵。很想听他们讲一讲，也许他们还不如我在网上GOOGLE的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