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非关言论自由：关于《冰点》事件的几个背景（1） -- 老土豆
不是右派，是20年代北洋的教育部。
这人笔名鲁迅，真名周树人。
言论"不正确"这个观点，是报纸主办者——团中央宣传部的观点，可以说它认可了阅评小组的意见。
但是，阅评小组的意见不能作为“某党粗暴干涉言论自由”的证据，而只能代表一些老记者编辑的评审意见。如何处理这个意见，权力属于报纸主办者自身。
我的同事们，作品被阅评小组批的有好几个，但依旧好好的，他们的工作也未受影响。我所认识在其他媒体供职的同行朋友，挨批的也有好几个，也有“言论不正确”的例子，同样未见咋地。
所以，问题又回到原点。
李大同是什么样的RP、对其怎样的处理我不关心，对其人我也不了解，不发表看法，仅就作为定罪的理由“吃人居然手不软”这一条而言，转贴一下坛中某人所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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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一说中国的秀才们 花 4 [天马行空] 2005-07-13 23:23:47
说秀才不出门，能知天下事，是秀才们的自吹自擂。说秀才造反，十年不成是大实话。因为知识分子自身的不足，不可能另立门派，知识分子只能因人成事，和当权者合作是不可避免的了。否则，自认为清高，哪怕你读书再多，因为没有当权者提供的舞台，最终只能无所作为，湮灭无问，身后无人再提。
记得曾经看过一篇文章，说现在的刊物只有三种：一是为读者编的，二是作者编的，三是为编者编的。就像天下的鸡看起来千千万万，但实际商业只有三种，一是公鸡，二是母鸡，三是阉鸡。按这套理论，秀才们也能分为三种。
一是书生从政。秀才们向来相信半部论语能治天下，自己读过这么读书，一定能把事情办得有条有理，这些人有正义感，也想办一些大事，但是他们太迂腐，理想主义的浪漫，往往在现实中被碰得头破血流，如陈布雷，田家英就是两例。
二是文人无行。这些人，大多数沦落为当权者的帮闲，就算今天，有何其多也。一般来说，当权者们是不太相信秀才门真的能治国平天下的，把秀才眷养起来，并不是为了书生从政，偃武修文，而是相当收了几个门下清客。因为吃饭的需要，这些秀才们的政治嗅觉向来相当发达，一般来说没有什么明确的主张，只要跟着当权者跑，分一点残羹就行。当权者反右派他没反对，当权者发动文化大革命他大叫好，当权者搞改革开放他们又说跟着GCD走。郭老就是比较出色的一例，在文革中大捧江青同志，江青同志失势后，马上来一首：大快人心事，打倒四人帮。一般来说，这等文人没多大的风险，无论谁当权，都要他们掩饰太平，但他们也始终只能是个帮闲的角色。另外一种无行的文人，不只是善于跟风，还能观颜察色，知道什么时候应该赌一把，什么时候应该心狠手辣。他们往往能看清当权者的心事，替当权者办很多当权者不好出面般的事情。这些人就由帮闲沦落为帮凶，康老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可以说是集文人无行的大成者。
三是秀才造反。这些秀才们，尽管吃当权者的饭，但是，并没有拿人手软，吃人口短的感觉。他们觉得当权者什么地方不够厚道的，什么地方不对的，什么地方倒施逆行的，一一给说说来。按照中国人传统的观点来说，秀才们这样做却是不好，吃别人的饭，还说别人闲话，不是吃里扒外吗？但是我觉的，也只有这种秀才，才有真正的价值。无行的文人就不要说了，书生从政，也是于国无功，于己无益。只有“造反”的秀才，无论说党天下也好，轮流坐庄也好，某党只会打天下不会治天下也好，发出的才是秀才自己的声音，而不是一条狗，对只会对主人摇头摆尾，对其他人就呜呜不已。当然，秀才们本身也有很多缺陷，他们的言论也不一定出自公心。但是，秀才们毕竟读过比较多书，他们能让我们从另外一个角度看问题。所以我说章老，他没有无行的文人这么识时务，也没有从政的书生们这么纯的动机，但是无愧于做一个秀才的。不要说行政三级，就算行政一级，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都是秀才最应该做，也是秀才唯一能做好的。否则，他们做无行的文人，或者从政的书生，只会把事情搞得更糟。不过，腹诽朝廷，在过去是谋反大罪。在今天，当权者也不会让你有好日子过。所以，这些"造反"的秀才从来就没有成过气候的。
他讽刺和批判有无针对教育部？如果是这样的话，让他自谋职业也无可厚非。
本身是团中央宣传部和《中青报》的内部矛盾，上升到言论自由高度不大妥当
看到认真理性平和的探讨问题我总是很高兴的。非常感谢老土豆对事件背景的介绍。
不过我还是觉得有必要提出几个问题请教：
（1）关于中宣部评阅小组，
如果该小组只是个同行的评审组织，为什么需要向他们申诉或检讨，据我所知，申诉和检讨的对象应该上级。
（2）团中央宣传部对《中青报》的主管是什么？如果《中青报》只是共青团的内部刊物，团中央对其处理虽然完全没有问题，不过还是需要经过组织程序，当然党、团的组织程序可以不公开。但是《中青报》是一个公开发行的刊物。是否应该由相应的行政机构根据法律和行政法规进行处理？
（3）为什么不处理责任人而停刊整顿？依据是什么？
有些选进了中学课本，鲁迅关于这件事的前因后果（也掺杂着他本人和女学生的恋爱）有一系列文章。
为了平衡报道起见，反面人物章士钊（教育部的头子，“老虎总长”）等人的说法现在网上好像也能找到。
其实是个情况说明，一般而言，如果不承认他们指出的错，就辩解一下。如果承认了他们指出的错误，那就得说明一下原因，谈谈以后如何改进等等，表示你的重视。
为什么要这么做？很简单，人家文件通过中宣部转过来了，本单位领导披阅了，就得有个回复。要说检讨，实际是对本单位领导的检讨。
《中青报》就是团中央机关报，团中央是报纸的主办机构，好比西方报纸的董事会，宣传部就直接管理报纸，就如《人民日报》是党中央机关报一样。
如果硬要把机关报和大众媒体划分界线的话，在中国是做不到的，新创报刊也要找一个主办机构。
对阅评小组的采取如何态度，和媒体本身的定位及其背后主办机构的地位密切相关，也可以说是一种传统。
像新华社、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这样，被阅评小组批评得多了，但本身地位比较高，姿态就相对高些。
像南方报业集团，离北京远着呢，阅评小组批评了多少次也没啥用。最后它惹了广东省委宣传部才挨刀。
像刊登马立诚“对日新思维”的《战略与管理》因为受众群很小，而且背后是总参，就基本没受什么影响。
在国内的现体制下，一部分媒体工作者都有公职身份（另一部分近年来创办的媒体多是聘用制，相对自由一些），特别是传统的大报刊机构。
这种情况必然会造成矛盾。像李大同这样的例子中，如果个人的理念和机构的原则不相符，该如何处理？是用媒体机构提供的公共园地来传播自己的理念，化公为私，还是服从于机构的原则，放弃自己的理念？
有人提出鲁迅的例子，但这确实没有可比性。鲁迅是以笔名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同时又以真名做他的政府官员，至少他没有以教育部官员周树人的身份发表讽刺政府的文章，在那个时代也可以算是解决“身份冲突”的一个办法。
照我个人看来，一个真正坚持原则的媒体人，面临这种冲突时就应该寻找符合自己理想的园地，或者说去创造这个园地，以免良心不安，现时的中国是具有这种可能性的。或者也可以学学鲁迅，也可以用一个笔名把自己的观点投到能接受的媒体去。
倘若要觉得偌大中国居然没有我言论自由之余地，那么还可以浮海远行，比如到美国的中文媒体中找个差使，我的同行前辈中就有这么做的，以现在制度之宽松也是没什么困难。
李大同在他的申诉文章中强调报纸和读者的“契约”，但他有没有想过自己和机构的“契约”，以及自己应该承担的责任？
我当然知道《中青报》是团中央的机关报，但也是公开发行的报纸，而不是内部发行的。
用公司来比喻很好，股东代表董事会当然是主人，但董事会是不能干预公司的经营的。如果经理犯法，当然要依法办理，如果你不喜欢经理的做法，只能根据章程在合适的时机召开董事会免去经理职务。好像没有听说董事命令公司停业整顿的。这好像对自己不利。
土豆兄是专业中人，照例不该再说什么，但提到了鲁迅，不得不再跟着唠叨两句。
我举鲁迅的例子，是针对你那五条里的最后一条“第五， 他最不应该的是坐着团中央机关报的位置，却又要摆出反体制的姿态，这是最让人看不起的。 ”
你现在给出的这个答案，不觉得多少有些“人格分裂”吗？------------按照你的说法，一个“体制内官员”，一方面白天拿着俸禄，另一方面晚上在报上尖酸讽刺部长，还算是解决“身份冲突”的一个办法？
----------我咋觉得明明是掩耳盗铃呢？何况20年代初，鲁迅这个笔名，早就和周树人是一回事儿了，尽人皆知，能分得开么？
这个问题鲁迅倒是明确的很，他自己就明白的讲过，自己决不“吃人嘴短，拿人手软”，正相反，要做个拿人也不手软的。呵呵，我看这态度倒也磊落。
至于现在国内是否有“现代鲁迅们”这么做的空间，就我从国内报界朋友处得到的有关消息，只能说“有待观察”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