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淘书记（五）焦大、妙玉与乞乞科夫 -- 履虎尾

由于章孤桐先生的有力辩护，陈先生虎口逃生，得免一死，改为十年监禁。一日，门生弟子前来探监，讲论起对陈先生入狱的舆论口碑，弟子曰：

“大家都很敬佩先生，只要一提起先生，人人都挑起大拇指，说先生大智大勇大无畏，不愧是一个真正的革命家。唯有一人，所持与众人相左。他说，他居然说，先生这一次啊，好比是宁国府里的焦大，被主子填了一嘴的马粪是也。”

陈先生闻言大怒，不由得血压升高，心跳加速，竟然真似填了马粪一般，好一阵子说不出话来。陈先生强捺无明，半晌乃曰：

“此人有句名言，叫做辱骂和恐吓决不是战斗。所以，我决不会反过来骂他，骂他‘欲洁何曾洁，云空未必空’是妙玉的。我要是开口骂还了他，不就跟他一个样了吗？”

过了一阵，陈先生又忿忿不平地曰：

“有人吹捧他，说他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他自己也不谦虚一下，就默认了。依我看，他是闯将，是战将，是勇将，但绝对称不得是主将。只有胡适之和我，才称得起是主将。新青年论坛是我办的，我请他来论坛发帖子。他不过是在我的论坛上发了几张帖子而已，怎么就成了论坛的主将了呢？”

师生们扯了一阵子闲话，陈先生意犹未已，又说了起来：

“周先生的小说、杂文，果然都是不错的，放在国内，当然都是一流的。但是，如果同外国的作家比较起来，就不是一流的了。果戈里、屠格涅夫、高尔基，他跟人家哪一个也比不了。”

有趣的是，两个争斗得不可开交的对手，对于中外文化的比较，却有着惊人的一致。鲁迅先生自己，估计也是这样看待中外对比的吧？。鲁迅先生在青年必读十本书推荐活动的时候，不是这样说的吗：

“我看中国书时，总觉得就沉静下去，与现实人生离开；读外国书——但除了印度——时，往往就与人生接触，想做点事。

“中国书虽有劝人入世的话，也多是僵尸的乐观；外国书即使是颓唐和厌世的，但却是活人的颓唐和厌世。

“我以为要少——或者竟不——看中国书，多看外国书。”

鲁迅先生的这段话，俺在文革期间就读到了，俺是大大的赞成。俺不止一次告诫二流虎尾巴，想学习文学，则必须读外国小说。鲁迅先生的话多少有些过激，但是，这是真正的大学问家的经验之谈。要记住，伟人的话尽管也会出错，但是，无论怎样错，决不会错得一点儿道理也没有。

陈仲甫先生前面所表示的这段意思，俺却是直到文革结束后才知道。两位先生的嘴皮子官司，打得热火朝天，你匕首我投枪的互不相让，俺也无意掺和进去。但是，陈仲甫先生关于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与外国古典文学作品的这段月旦，俺却是大大地赞同。当然，并非是说，中国文学整个的不如外国；而是说，从新文化运动以来，中国现代文学的成就，比起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的古典文学来，要差得远；巴尔扎克、雨果这样的作家，现代中国文坛上一个也没有出现。当然，在这里面还有个认识误区，这就是，我们不是用自己同别的某个国家或者某个民族一对一的进行比较，而总是习惯于用我们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同整个世界的文化相比较，相对抗。不是中俄、中法、中英、中美之间的比较，而是“中外之间”的比较。

俺淘到和读到的第一本世界文学名著是果戈里的长篇小说《死魂灵》。那天下午，俺在东行黑市上几家书摊之间转悠，一个十二三岁的孩子一个劲儿地向俺推销这本《死魂灵》。按说，俺是不会花费有限的资金把这本《死魂灵》买下来的，为什么呢？因为在这之前，俺还没真正读过外国文学作品。过去虽然读过高尔基的《我的大学》，奥斯特洛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伏尼契的《牛虻》，伏契克的《绞刑架下的报告》等几本外国小说，但是，俺最怕的就是记忆外国的人名和地名。那些个不尴不尬名字拐弯抹角地绕来绕去，总也记不住。比如，直到今天，俺不用gougol ，还是叫不出托尔斯泰的《复活》里的男女主人公的名字来的，呵呵。

卖书的孩子见俺不肯买，就说：“不买换也行，就换你手里拿的的这本《西游记》吧。”文革前，古典小说《西游记》由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分上下两册。俺手里攥着的这本是《西游记》的下册，已经记不起来是怎么到手的了。这本书旧得都有些发黄了，没头没尾的连正文都撕去了好几页，更别提封皮了。而他的这本《死魂灵》，虽然也没有了封面封底，但正文却一页不缺。俺稍稍迟疑了一下，就跟他交换了。

这部《死魂灵》的中译者是喜欢硬译的鲁迅先生。记得前两天啊，海天、衲子、蚂蚁、山而等人一个劲地批评，《浮士德》郭老翻译得如何如何的不好。呵呵，这部《死魂灵》的翻译呀，才叫你哭笑不得。比如，中译者把第三人称代词“她”，一律翻译为绍兴方言里的“伊”。结果，故事里的所有女性，到了俺的眼睛里，全都变成了“祥林嫂”、“豆腐西施”一样的人物。语气文气上的这股别扭劲，就别提了。

尽管如此，俺还是为艺术大师高超的文笔所折服。《死魂灵》虽然是一部小说，但同俺以前读过的所有小说都不同，它居然没有什么曲折的故事情节。小说的主人公是一个投机家，名字叫做“乞乞科夫”。全部的故事情节就是：乞乞科夫为了发财致富，想出了一个巧取豪夺的发财妙计。他去乡下各地主的庄园里去，用低价去收购那些“在农奴花名册上尚未注销的死农奴”；以这些农奴的名义，向国家申请无主荒地；然后再将得到的土地和死去农奴的名单一同抵押给政府，从而获取重大利益。《死魂灵》不以故事情节见长，而是以乞乞科夫收购“死魂灵”的活动为线索，浓墨重彩地刻画了四个外省地主的鲜明生动的形象。

原来，小说也能这样写啊？四个地主的名字俺虽然记不住，但他们的“样子”，却深深地留在了俺的脑海中。俺一下子对果戈里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赶紧去淘——不长的时间里，俺买到了《狄康卡近乡夜话》，买到了《密尔格拉得》，借到了《塔拉斯·布尔巴》。可以这样说，除了讽刺喜剧《钦差大臣》之外，果戈里的作品，俺大概基本上都读过了。

• 【原创】淘书记——跋
• 嘿嘿，原来出处在这里：

鲁迅先生的话放在他那个时代才有意义，一旦抽离出来，就会百思不得其解。

为什么国家弱要赖在文化上头？为什么打败仗了要说是我们国民性有病？为什么中国人要少看或者不看中国书？

鲁迅先生给出的答案，只有放在那个时期才显得合理。今天看来，五四时期的反传统有些心急，如果但凡留点儿，也不至於出现如今全国上下顿失价值观重心的混乱局面。

事实上，再打碎一个旧的之前，有没有一个新的在前头，这个新的嫁接过来能不能成活？这些都比单纯的‘打碎’更重要。而别人的文化有他们滋养的土壤，淮北的柑橘不一定能滋生出淮南的甘甜，文化传统和民族性格是纠缠在一起的，如果要别人的文化在此地真正生根发芽，并茁壮成长，唯一的条件就是彻底改变民族性格。鲁迅先生说的‘改变国民性’，当时看是猛药，现在看，令人心惊，我们的国民性没了，我们还能是中国人吗。

五四运动在‘打碎’上过於用力，在‘建立’上过於偷懒，也许不是他们的问题，在变革的时候，知识分子们不过是尽最大努力，摸着石头过河。

现代的文学，现代的文化，还有一个误会，就是一切都是西方来定义。小说这个东西，中国自古没有，章回小说从元末明初才出现，还带有浓烈的说书人性格。跟西方的小说交集不大。

结果现在的世界文坛是PK小说，规矩人家定，我们没有，怎么办？赶紧培养啊。於是大量的小说家出笼，这些人是凭空生的，不要传统的诗词歌赋，不要传统的信达雅，要照着西方的规矩写西方样式的小说。

近代文学要看清楚这点，才会明白为什么鲁迅先生说要看外国书。不是说我们的文学性差，而是近代文学是人家定的规矩。

同样的文豪，他们有，我们也有，他们的文豪写小说，我们的文豪可能不写小说，我们写戏曲，写诗词。文学性在根本处，毫无分别。

说到“想写好小说，就多看外国书”，这个我觉得补充一下更好，“想写好小说，应该多看好书，西方书，东方书，南方书，北方书”。写好文章，归根到底是个人情世故，而人情世故，外国书里有，中国书里也有。不同处，只是人家是英文法文捷克阿拉伯文写的，我们是中文写的。

我越来越感受到一个道理，就是，自己的文化是自己的，外人的文化是外人的。相同处在人性，不同处在民族性。

呵呵，我这个可能跟楼主主题远了，不好意思，大抵也是借你的酒杯，浇一哈自己胸中块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