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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随章侃 第四十六章 用间

（演义第四十六回　用奇谋孔明借箭　献密计黄盖受刑）

上一章说演义的赤壁大战曹操中周瑜反间计是杜撰的产物，这章又要说了，那句俗语“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也有问题，黄盖诈降历史上确有其事，但是却没有说他挨了几十大棒才降的，不过，虽然没有挨打，黄盖这类诈降也是苦肉计的一种，也是因为黄盖的间计使得火攻战术得以成功，赤壁大胜，而奠定了日后的三国格局，从某种程度来说，是一场苦肉计决定了之后几十年的中国政局。

苦肉计，和演义上一章的反间计一样，都是属于用间的一种，孙子兵法将间分为五间：“因间，内间，反间，死间，生间。”而若按现代的分法，间可分两种，一种是单纯获取收集情报的间谍，在和平时期存在着大量这样的间谍；而另一种则是如反间这一般，并非是单纯的获取情报，而是以直接削弱对方力量为目的，而战时以这类间谍居多。这类间谍，若能施用的好，一人可抵千军。（当然，还是那句话，用间也要建立在自己有实力的基础之上，若是实力差距太大，再用间也是枉然。）

古人有云：“间者，使敌人相疑也；反间者，因敌人之疑，而实其疑也；苦肉计者，盖假作自间以间人也。凡遣与己有隙者以诱敌人，约为响应，或约为共力者皆苦肉计之类也。”

反间计与苦肉计一般，都是以获取敌人的信任为主要目的，一旦敌人信任，则计策便成功了，只是反间计是使用假情报让敌人相信自己的内部有问题从而自相残杀，以起到削弱敌人的作用，而苦肉计是假意制造自身的矛盾再引诱敌人信任己方，布下圈套让敌人遭遇损失。

苦肉计在用间中算得上相当杰出的一计，但是此计则不容易实施，苦肉计顾名思义便是要挑起已方矛盾，残害自身，让对方知道，从而获取对方的信任，可这并不容易，这其中的一点便是残害自身的程度，如何让对方相信自己和已方有深仇大恨以至于到了要叛离的地步，假若是小打小闹，敌人断不会相信，甚至要自侮其身，真做叛离的样子，其二，苦肉计很大程度上是要在敌人阵营中潜伏，而且往往就可能一去不复返了，其危险性极大，在自家表演有人帮忙，而在敌人那处表演，无人帮衬，一不小心便有被识破的危险。其三，因为危险性如此之大，实施苦肉计的人选便相当难选，要对已方绝对忠诚，不然实施苦肉计那人真的叛离，那就赔了夫人又赔兵了，无名小卒那不行，没什么价值，而有了官阶富贵的人何必去犯那风险冒那损失施行那苦肉计，而这机密之事，也不可能寻了一人又寻一人。我们看现在常说的苦肉计多是成功的例子，但是其后不知有多少失败的事迹了。所以这苦肉计一向是难上加难，不是万不得已，或处于劣势之下，苦肉计不用为好。

黄盖的苦肉计虽然出名，但是其苦肉计并不属于很出色的苦肉计，若说苦肉计，还是要离刺庆忌所施用的苦肉计最为典型。要离为获取庆忌的信任，假意获罪于吴王阖闾，并付出妻子的代价，这才获得庆忌的信任，又在庆忌处潜伏多日，被庆忌引为心腹，最终才在出征之时刺杀庆忌成功，所以说真正的苦肉计要吃的苦可多了，假若是演义中那般挨了几十大棒就算苦肉计的话，苦肉计那也太轻松了。

应该说，黄盖的这个并不高明的苦肉计能够成功很大程度上是由于曹操的心理，曹操为孙子兵法作注，是汉末一等一的兵法大家，征战多年，手下也无数投降而来的将领，应该也没少领受苦肉计，这次没看出黄盖的苦肉计，很可能是以下三种因素：1.之前南征荆州投降，而江东一片降声，曹操自然也知晓这些事，所以对黄盖的这次投降有些麻痹；2.曹操一心想从速夺取江东，而之前初期受挫，使这种焦急心态加剧，他便想通过黄盖这次的投降为契机，制造声势，以获取江东军队的瓦解，曹操征战多年的胜利，很大程度便是善于用间，利用对方的投降以扩大战果，假若黄盖是真的投降，对曹操是很有利的，可以动摇江东军心，他的心态导致了即便黄盖是假投降也想试试。3.曹操或许真的不熟悉水战，本来想黄盖即便假降也可以控制局势，没想到黄盖会使用火攻的战术，导致如此的大败。

这里说到曹操，虽然曹操此番中计，但是曹操本人也是用间的高手，所谓用间，除了苦肉计和反间计之外，便主要是利用间谍引诱敌人内部发生问题，不同于苦肉计和反间计主要目标是对方主帅，一般的用间主要是针对敌人的各部，使其分崩离析甚或投降了，曹操能屡战屡胜，除用兵独到之外，便是善于用间，每每能利用敌人内部的弱点不战而胜，其中以战袁家时最为突出，利用袁家内部的矛盾，或使其人投降来归，或使内部自相残杀。

所谓用间，也是此类的用间居多，我们常在历史上看到一方中的某部倒戈或者按兵不动，那往往并不是因为那部将领心血来潮，而是用间的结果，一支军队的态度变化，其下有无数的间谍在为之活动。

自然，我们想到间计，还是会以苦肉计和反间计居多吧，其实上文说的苦肉计还有一种实施方式，一般的苦肉计是派出真正的间谍，还有利用真苦肉假间谍的情况，演义中张飞便用过此招，鞭打小兵使其带着假消息投奔敌营，因为带着假消息的人并非是间谍，所以也就称不上表演，反而容易获取信任。

用间，其实就是真做假来假作真，真真假假，很难说清，就比如说南北朝檀道济“唱筹量沙”一事，便是因为自身宋军逃亡人太多而演出的一幕，这使北魏军因为叛逃而来的人乃是施行苦肉计来的。可说是一出反用苦肉计。

其实相比苦肉计，还是反间计施行的更多，虽然同样是利用对方主帅的信任，毕竟苦肉计一旦失败，损失未免太大，而反间计则不会冒太大的风险，却可以达到削弱对方的目的，尤其在双方实力相当的对峙时刻，反间计就屡屡上演。

苦肉计的目的是让敌人进入自己的陷阱，再聚而歼之，还是要动用自己的兵力，而反间计则是不动自己的一兵一卒，让敌人自相残杀。这说难也难，说易也易，说其易，是因为官场之上为了权力相互倾辄本就是常事，可说无一人没有仇怨，本就有基础，再挑动之就方便多了。说其难，是使那反间计的对象必然都是位高权重，根基深厚，受到重用之辈，（假如不是受到重要，还去实施反间计，岂不是多此一举。）这类人深得信任，又是倚为长城，要想夺去他的信任，又谈何容易，用得不妙，反而弄巧成拙。

自然，反间计一般都自有妙招，不过顾名思义，反间反间，就要想让对方主上相信属下做了背叛自己的事，这其中的关键就看反间计是否巧妙，是否能将主上的信任击碎了。

战国时，田单用反间，引新任燕王调回乐毅，那是因为新燕王本就不信任乐毅，再加以流言蛊惑之。此类反间乃是常用的反间。

南北朝时也有一例，北周的韦叔裕，深忌北齐的名将斛律光，其善于用间，便用民谣做“百升飞上天，明月照长安。” “高山不推自隤，槲木不扶自立。”，此类民谣暗指斛律光要自立，与斛律光有仇怨的祖孝正得到，更是添油加醋，使高纬不再信任斛律光，杀之。

这是用流言民谣反间，比较常见，倒也是屡试不爽，主要是诬陷对方要自立，这样自己并不介入，而假如是叛变的话，则要自己参与了，而且要做得若有若无，造成一种欲盖弥彰的感觉。

宋太祖赵匡胤对南唐大将林仁肇便是如此，他偷偷做了林仁肇的画像，放在宫中，故意让南唐后主李煜的使者看到，待使者惊讶之下询问时，先是支支吾吾，再假称林仁肇来投宋，等使者回去报告李煜如此天大消息后，李煜大惊之下，便毒杀了林仁肇。这类用使者等对方自己的人员来传假冒消息的事明末皇太极对袁崇焕也做过。

此外还有人主亲自来作戏的，这又要说到曹操了，谁叫他是兵法大家呢，他征关一役，便是假与韩遂说笑，又作与韩遂的书信改窜，使马超与韩遂相疑，从而得定关中。

所谓真是假来假是真，用间之道，真真假假，假假真真，那些得到的情报，我们当他是反间计，说不定便真有串通之事，那时便要身首异处，我们当他真，说不定却是反间计了，那又要害了忠臣良将的性命。做的巧妙的反间计可以以假乱真，惑人心目，不是一般人便是看得出来的，即便如曹操这般的人物，也有中计的时刻，可见要识破这些计策又谈何容易，我们现在回头看去，谁忠谁奸，谁中计，那是一清二楚，可是对于身在其中的人，做一个决断就并非容易之事了。

三国随章侃 第四十七章 赤壁之疾

（演义第四十七回　阚泽密献诈降书　庞统巧授连环计）

本回演义是连环三计的最后一出连环计，庞统献计将船只连为一体，便为的就是将那曹军一网打尽，然而曹操之所以接纳此计，则确实有他的缘故。

史实上赤壁虽如庞统献上连环计，但是正如演义中所言的一般，曹操率领的北军不习水战，在船只上受颠簸之苦，曹操还是将大小船只连为一体，最终被周瑜烧了精光。不过演义本回因那连环计而提及的一事对曹军的影响只怕比周瑜火烧曹船也不虞多让。便是：

“时操军因不服水土，俱生呕吐之疾，多有死者。”

也正是因为如此，演义中曹操才接纳庞统的连环计，而在史书上这个因素则大大加强。

《三国志.武帝纪》的记载在谈到赤壁战败的原因中称：“公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将赤壁战败主要归咎于军中沾染上的疾病。

《三国志.先主传》的记载中称：“与曹公战於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主与吴军水陆并进，追到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公引归。”除了火烧赤壁外，也同样也提及了曹操军中沾染上的疾病。

《三国志.吴主传》的记载中称：“瑜、普为左右督，各领万人，与备俱进，遇於赤壁，大破曹公军。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也谈到了曹军沾染的疾病一事。

《三国志.周瑜传》的记载除了因周瑜主要策划火烧赤壁一事对火烧一事谈的比较具体外，也谈到了曹军沾染疾病一事，“权遂遣瑜及程普等与备并力逆曹公，遇于赤壁。时曹公军众已有疾病，初一交战，公军败退，引次江北。”而且在周瑜在江东政权讨论是否与曹操作战时也谈到了疾病对曹军的影响：“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闲，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四者，”

也就是说，三国志中各方在谈到赤壁一战的时候，都不忘提到疾病对曹军的影响一事，可见当时曹军所染的疾病对赤壁曹军战败影响甚大。那赤壁曹军到底得的什么病呢？

若真是如演义中所说，是由于北军不习惯水战，晕船而导致的上吐下泻，而断不然影响如此巨大，北军并不都在船上，何况哪有晕船在下了船之后还不好的，所以更可能是一场流行性疾病，对于疾病的种类，已经有很多文章做过叙述，大致认为是血吸虫病，疟疾，斑疹伤寒等几种疾病。在下并非是专业医生，对疾病也没有研究，对这些疾病也不熟悉，只能从历史角度上分析一下这场疾病的特点。

曹军得病在周瑜的战前分析中便已经预料到，可见他对北军会得病是有预见性的，那怎么才可能有如此的预见性呢？可能性有二：

1. 江南盛行的一种流行病，北方没有，而南方人包括荆州和江东兵有了抵抗能力，但是以北方人为主的曹军初来乍到，原先在征讨荆州时影响还不明显，尚可击败刘备军，但是到了后期则受到极大影响，如此导致战斗力大弱，败于刘备周瑜联军之手，上面提到的那几种病都有可能，而江东也确实很可能有这样的流行性疾病，如孙策斩杀的于吉在江东便是以符水治病使得吴人众多归附，一般来说，治疗流行病往往能得到极高的名声，因为治疗的是同一种病，那使用的药方单一，很符合符水所用，而且流行病危害广，治疗成功救治的人多，影响大，所以很可能于吉治疗的便是这类江东的流行性疾病。此外，医圣张仲景在长沙做太守时长沙一带也爆发过大规模的流行病，这也很可能是流行于江南一带的地方性流行病。

但是这个可能性也有一些疑问，假如真有江东流行性疾病的话，则应该不分贵贱，一视同仁才对，然而却不见在赤壁一战有曹操的哪一位重臣死亡，而同样是流行性疾病，在建安22年爆发的大瘟疫中，建安七子中王粲，陈琳，刘桢，应訰四人死于此次瘟疫，假若说真是极强的流行性疾病，则曹操主要将领谋士几乎一个都没染病，全死的是下面士兵，则这个病也太过势利了些，当然，曹操重臣待遇比士兵好，负担比士兵小，（一些将领的抵抗力或许也比较强，不过那些文臣则未必比一般的士兵好了。）防护医疗措施比士兵严密都是他们不生病的原因之一，但是和曹军全面的大疾比起来，这个生病的几率太小了些。

2. 可能就是一般性的水土不服而已，虽然说感染上当地的传染病也可以说是一种水土不服，但是一般性的水土不服就只是指不习惯于当地的饮食生活习惯而已，许多人在来到一个与原本地区相差甚大的地区后对于当地的饮食，生活，气候会有极大的反应，当反差越大时这种情况就越明显，这是远征军队通常会遇到的问题，（尤其是古代远征军不可能象现代军队一样依赖后方的补给，只能就地取食，影响更大了。）尤其在气候上最为明显，北方冬天寒冷，空气干燥，南方夏天炎热，空气潮湿，这对于不同环境的人来说都是大敌，这还是指一般意义上的南北而言，假如算上北方草原和南方丛林地区，那差别就更大了，中国对北方草原游牧民族如匈奴突厥和南部的南诏，安南政权的远征，往往相当数量的士兵损失在不适应当地的水土之上。这也是很少出现类似蒙古远征那种情况的原因之一。（气候对于战争影响最大的例子莫过于拿破仑和希特勒对俄国远征时严寒的打击了。）一般的早期帝国中心区域都建立在相同的气候环境带之下，如中国中原地区，再慢慢的逐步扩张，如北方攻打南方往往先要夺取与南方环境相近的几个地区，以这些地区为据点，一步步的蚕食，比如夺取荆州后对于江东则占有优势，则不单是因为荆州在江东上游的关系，也是因为荆州气候水土环境比较北方而言，接近于江东，不至于有强烈的水土不服现象，同样的，对西疆用兵则要依赖于关中雍凉地区，对东北的用兵则要立足于辽东，假如所依赖的地区人口稀少，那则要大力迁徙人口或者等待其休养生息恢复，这都是要十几年甚至几十年的时间。自然，假如征讨双方实力差距太大，如诸葛亮征南中，或者得到当地人的支持或者当地抵抗力量没有核心，如清朝对南明弘光政权的攻打，则可以快速的控制该地区，但是之后的统治尤其是地方性统治还是要依赖于当地人，如诸葛亮对南中的处理，所谓的南人治南，北人治北，都是这个道理，自然这并非是水土不服一言可以解决的了。

所以以北方士兵为主的曹军可能就是因为单纯的水土不服而导致战斗力下降，而荆州兵影响小得多，但是刚刚新近归附，并不卖力，这导致与刘备周瑜联军对抗时屡屡失利，不得不败退而回，而这种水土不服在回到北方后就自然好了，而假如是流行性疾病的话，曹军的实力必然大损，即便在回到北方后也不能痊愈，但是从日后的情况下，曹操的实力并没有大幅度下降的表现。而且这也能解释曹操主要将领和谋士大都没有染病，因为他们的待遇远远高于一般的士兵，对水土不服的抵抗力自然也大大加强了。（假如是这样的话，曹军只要休养段时间便可以适应，那从速击败曹操则显得相当重要。）

但是这种可能性也有很大问题，北方征讨南方，南方征讨北方都是很常见的，虽然都有水土不服的现象，也有影响至整个战局的。但是发生的几率毕竟不大，象赤壁一般的情况应该属于特殊例子，而且三国志中的记载曹军死者众多，一般的水土不服很难达到这样的情况，更象是一种流行性疾病了。

赤壁之战很可能是当地流行性疾病和水土不服的混合品种吧，具体曹军到底得了什么病，就不得而知了，但是汉末时期确实发生过许多场大瘟疫。

汉末人口锐减，一般人大都归咎于汉末三国的战火，但是凭心而论，现在将战争的危害拔的很高往往是因为众人对战争的厌恶，实际上与战争比较起来，饥荒和大规模的流行性疾病才是更可怕的，二战是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战争，死亡人数据说在5500万到6000万，也有说死伤加起来近2亿的说法，而当年的黑死病据说死了2500万，别看人比二战死的少，但是因黑死病死亡使得欧洲人口减少三分之一，比率要大得多。1918年流感则是死亡人数在2000万到5000万，超过一战死亡人数。美洲几千万印第安人在天花的入侵之下几乎灭绝则是相当出名的例子了。（不过也是万幸，假若美洲有一种流行病是旧大陆没有的，而旧大陆只怕不比印第安人好到哪里去。）

而汉末之所以人口锐减主要原因之一也是和汉末连续爆发大瘟疫有关，如上文提到的建安22年的大瘟疫使得建安七子中的四人死亡。医圣张仲景在这段时间族人因伤寒致死的便有十分之七，可见当时瘟疫之猖獗，太平道五斗米道等宗教组织的流行便与汉末的这场大瘟疫大有干系。（凡有人类无法控制的大灾祸时，人类便常常救助于神灵等虚无缥缈的东西，日后佛教的盛行也是得益于五胡乱华后南北连续的战乱灾害的关系。太平道五斗米道很可能掌握了某些可以控制瘟疫的药物，以符水等方式治疗并拉拢信徒。）

而三国频发的战争则进一步触发了瘟疫，战场，尸体，流民就不说了，军队本身就是最容易导致瘟疫的部分，军队都是集体生活，相互接触多，传染快，且军队流动性强，比一般的人容易接触疾病，虽然军人的体质往往比一般人好，军队又有组织性，利于处置流行病，但是一旦得病，爆发起来也是相当快的。之前有一章谈到官渡人数曹操为何这么少的时候，其中很可能也有汉末瘟疫导致军队人数减少的关系，赤壁则更是一大突出例子了。

所谓大灾必有大圣出现，瘟疫的流行也使得张仲景，华佗等名医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尤其是张仲景，因为族人多死于伤寒，立志于对伤寒的研究，写成《伤寒杂病论》等书，乃是中医史上不可或缺的一代大师，后世称之为“医圣”，这或许是不幸中的大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