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评论】为什么中国古代没有发展出现代科学体系 -- 任爱杰

当时上海的“正广和”鲜桔汽水就是瓶装的。问题是这个瓶装也是从解放前就是瓶装传下来的。可乐登陆后，上海也搞过竞争产品，如“幸福可乐”，分啤酒瓶和零售小瓶两种。所以并不是没有瓶装化的技术。但酸梅汤就是没有瓶装的。经营观念还是起了很大作用的。

历史学家都应该深入思索这样的课题。

总感觉古希腊的先贤们，他们的思想方法和我们的先秦诸子不是一个意思。

中国传统官本位， 能有利当官的就有推动力。

近现西方是金本位，能赚钱的就有推动力。

炼丹术和宫廷有关， 自然上上下下都积极

从"经世致用"这句成语应该可以看出一点原因,中国知识阶层注重使用的技术,而轻视探索性的科学,或许这是没有发展成完整科学体系的原因之一.

没有什么可以惋惜的！

现代科学体系的建立是建立在多个条件基础上，古希腊的哲学，启蒙运动，资产阶级的发展，新大陆的发现等等，也就是政治、经济、哲学基础全具备的情况下，现在科学才能诞生，这犹如生命的诞生一样，需要多种因素在必要的化学反应条件下，才会爆发出来。

至于中国？那你为什么不问问，美洲为什么？中东为什么？非洲为什么？印度为什么？

他们都不具备条件，都是为现代体系的诞生提供条件的。

当全世界贡献了科学发展的条件后，在合理的环境下，最后在欧洲一偶诞生。

现代科学体系最根本的两个支柱是逻辑和实证。古希腊学者为逻辑学打下坚实的基础，但如果只执此一端，便沦为学院派。实证观念滥觞于培根，但其大行于世，却是得力于现代科学体系的正反馈。遗憾的是，中国文化在这两点上都很薄弱。自先秦名学式微之后，中国的逻辑学只在魏晋南北朝有一个小小的抬头，随即便被佛家的因明学所淹没，没有发展出三段论。而在实证方面，阴阳五行体系（相当于西方的四元素论）是一个大的阻碍。中国没有发展出类似于德谟克利特的原子论的学说。更重要的是，中国的哲学体系倾向从负面论证（即本质不是什么，冯友兰论），而西方哲学体系倾向于正面论证（即本质是什么）。文人对实证一贯轻视，更不擅长。苏东坡"杨花落水为浮萍，验之信然。"，也不知这实验是怎么做的。

而逻辑和实证，并不是现代科学体系发展的充分条件。现代科学体系实在是源于现代物理学，而且恐怕只能源于现代物理学（科学史家对此有很多讨论）。对现代物理学发展贡献最大的，是天文学（包括哥白尼的理论和开普勒的观察）和数学（笛卡尔的解析几何和牛顿/莱布尼茨的微积分），加上对亚里士多德古典力学的批判。中国对物理学的系统探索，则在先秦墨家达到顶峰后迅速衰微。西方文明，作为一个衍生文明，因为种种机缘巧合，凑齐了产生现代科学体系的各种因子，换言之，现代科学体系是一个独特的西方构造。

以生物进化学打个比方。一个新基因的产生是由该物种的进化史决定的，建立在该物种复杂的基因相互作用这一大背景中，在功能上是自洽的。研究一个新基因如何在一个进化途径中产生是有意义的，而研究它为什么没有在另一个独立的进化途径中产生是没有意义的，是一个伪问题。

还以生物进化为喻，文明的衍生发展也依赖于信息的垂直传递和水平传递。信息的垂直传递，于物种为遗传，于文明为传承。信息的水平传递，于物种为基因入侵，于文明为交流。一般情况下，前者是主线，后者是副线。但在特定条件下，后者可以造成进化上的大飞跃，和文明的剧变。西方现代科学体系的传入中国，即是一例，实为“千年未有之变局”。百年沧桑，整个中国文明脱胎换骨。

魏晋南北朝抬头的逻辑学都还没有达到希腊的水准。印度的因明学其实水平不亚于希腊，但是传入中国以后很快湮没，基本没啥作用。

中国的逻辑学的发展高峰是战国后期的名家、墨家，集大成于《公孙龙子》和《墨经》。事实上，《荀子》、《韩非子》中也有很多逻辑性强的文章。但却最终没能迈出形式逻辑的关键一步，已落后于古希腊逻辑学（亚里士多德的三段论的提出大概相当于战国中期）。形式逻辑的落后对中国文明的发展有着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对造成这一落后的原因，历来众说纷纭。其中一种极端的说法归咎为古汉语是一种落后的语言，这恐怕可以看作近来大行于世的民族虚无主义和逆向民族主义的临终症状。但如果缩小范畴，强调古汉语语法学的严重滞后，我个人觉得还是有一定道理的。

语言学研究传统上有三大方向：词源学、语音学和语法学。中国古代的语言学（小学）在前两个方向高度（如果不是过度）发达，但在最后一个方向，却不可思议的留白。《马氏文通》，中国的第一部汉语语法专著，是清末引入西方语法体系后才出现的。而语法研究，则是形式逻辑产生的一个重要（如果不是必要）条件。古希腊语法学宗于柏拉图，由亚里士多德进一步发展，导出了三段论这一形式逻辑中的奠基性成果。

而古汉语语法学又为什么落后呢？我认为，这正是因为古汉语是一个有几千年的历史连续性（从东周到清末，近三千年），高度发达的语言。古汉语不需要语法，更甚者，古汉语不囿于语法。先说前一点，语法作用最大的时候，是一个语言的形成期，当还没有足够的约定俗成来规范语言时，由语法来提供一个规范。作为类比，我们都会觉得学英语时学语法很有用，但很少有人会觉得学中文时语法有任何帮助。古汉语形成较早，孔子已是经典整理者。而后先秦文献定型为古汉语的成规，一代代的读书人，就是通过诵读这些范文来传承发扬中国文明的。对于古汉语的“超语法性”，我们可以这样理解：随着一个语言的发展，约定俗成逐渐积累，不合语法的例外越来越多。古希腊语言学，就有自然－－惯例之争，类推－－异常之争。对于古汉语，这更是一个巨大的挑战。古汉语语法，在学术界存在着很多长期争议的问题。对《马氏文通》的主要批评，就在它硬套拉丁文法，胶柱鼓瑟。古汉语语法自发产生的难度，由此可见一斑。更进一步而言，语法实际上是一个语言在发展中有大断层的产物，是衍生文明的标志（可以理解为伤痕。字母也是同理。西方文明，从古希腊文明开始，就已是一个衍生文明）。所以，归根结底，我们可以说，古汉语语法学的落后，是由中国文明的高度连续性和独立性所决定的（事实上，在现存文明中，中国文明是唯一具有这些特征的）。

因为个人和社会缺乏对发展科学技术的激励机制，造成了有头脑有闲暇的人员没有探索建立科学体系的动力，没有千百万人的共同努力和传承，当然无法形成体系化的科学。

为什么外来的逻辑学也站不住脚？为什么中古世代和近古世代的逻辑学水准比战国末期还倒退？

我觉得中国在“小学”最发达的时候，恰恰也是民族融合最激烈的时候，新语法现象层出不穷，导致学者无力或无暇对语法进行全面的总结，导致了形式逻辑无法继续完善下去。

或者说，古汉语语法太简单了？

先秦名家、墨家在秦汉迅速衰落是中国文化史中令人扼腕叹息的事件。事实上，在汉初，中国的哲学思想体系结晶为外儒内道，政治思想体系结晶为外儒内法，而相配套的思辨体系则基本定型为以易经为主，阴阳五行为辅的辩证法。这套思维体系高度自洽，并且具有极大的自稳性，只是稍有损益，便维持了近两千年里。形式逻辑在这一体系中有兼容性问题，而且贡献有限。中国的思辨体系，很早就强调“相生相克，如环无端”，否定了简单的因果律和排他率。实际上这一思辨体系处理复杂的非线性问题（基本上所有的实际问题都是）是很有力的。何况即使明确引入形式逻辑，对一般讨论的影响也很有限。古文中明显的形式逻辑错误是不常见的，正常人对形式逻辑规律在潜意识中的把握还是相当不错的。反倒是中世纪学院派把形式逻辑推到极限，搞出来些“上帝的证明”，都是错的。佛学引入中国，最后被有效同化了的，都是和中国原有思维体系高度兼容的，如被知识界所接受的禅宗，和被大众所接受的净土宗，而玄奘所创的唯识宗，则趋于式微。

中国文化史，可以明显分为先秦和其后两个阶段。短短百年，便从“百家争鸣”到“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不可不谓之巨变（大概只有我们这个百年可与相提并论吧）。但实际上，经过“轴心时代”，主流文化思想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最终确立下来，在世界文化史上是一个共同现象。至于中国选择了这一特定系统，则是决定于经济政治和地缘的大背景（简而言之，大一统）。

计算机,2进制的先趋的哪个谁谁(大家自己百度一下:),说,他从中得到了一些启发.(非完整原话,大意

如此),偶想科学家做到这个份上,他又没有中华血统,没什么必要说假话来刻意拍拍中国的马P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