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人口问题论纲（完） -- 大黄

上海市计划生育条例实施细则对上海地区计划生育第二胎的具体规定指出，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夫妻，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一、经区、县病残儿童鉴定小组鉴定，第一个孩子为非遗传性残疾，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的；二、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包括本人曾有兄弟姐妹但均已死亡，或者本人在十八周岁前被收养，其养父母无其他子女；三、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回国定居不满六年。回国定居的时间，以回国办理常住户口的日期为准；四、从外地迁如本市的少数民族公民，迁入前取得当地县以上计划生育管理部门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证明，并已怀孕的；五、再婚夫妻再婚前双方累积合计只有一个孩子的。除上述五条规定以外，本市农业人口中符合系列条件之一的夫妻，可以按计划生育第二个孩子：一、夫妻因双目失明或者一侧上肢（下肢）残疾等影响劳动，生活不能自理的；二、夫妻一方符合国务院规定的二等乙级以上残疾人条件，并持有《革命残疾军人证》的；三、夫妻一方为独生子女的；四、夫妻一方认为从事出海捕捞连续五年以上的渔民现仍出海捕捞的；五、男方到有女无儿户落户，并赡养老人，且女方姐妹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六、同胞兄弟姐妹两人以上，有一个无生育能力，其他均只生育一个孩子的，允许其中一个再生育一个孩子，供无生育能力者收养。因患不育症，按规定手续收养一个孩子后又怀孕的，视为生育第二胎。

欲望强烈

目前对于二胎生育，从计划生育部门来看，多采取批评教育、宣传与经济手段并重的办法。比如河南焦作规定，凡２００２年７月２４日以来领取了二胎生育证?熏但自愿终生只生育一个子女并主动退还二胎生育证的夫妻，均可一次性领取５０００元的奖励。而二胎生育证从几千元到数万元不等，这对于欠发达地区的确是一个沉重的经济负担，不过对于发达地区，尤其是富裕收入阶层来说，可能经济和宣传就无法成为调节的杠杆了。

据２００２年国家计生委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３４．６％。另一个对上海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承认，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而高收入，则正好给他们创造了这样的一个机会。

北京放宽可生育二胎者条件

2003-08-08

据新华社北京８月７日电（记者刘江李珍玉）日前新修订的《北京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对可生育第二个子女者放宽了女方年龄和生育间隔时间的限制。

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邓行舟说，北京市原来的有关条例规定，公民在９种情形下可被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如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并只有一个子女的、再婚夫妻双方只有一个子女的等等。这些符合条件的夫妻如果希望生育第二胎，其生育间隔必须不得少于４年，另外，女方不得低于２８周岁。考虑到如果间隔时间和女方年龄两个条

件同时具备，有可能造成许多高龄产妇，不利于母婴的健康和安全。新出台的条例规定，按原规定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情况的公民，在上述两个条件中只需具备一个，即可生育第二个孩子。

新条例自２００３年９月１日起正式施行。

北京市原来的有关条例规定，公民在９种情形下可被批准生育第二个子女，如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并只有一个子女的、

上海微调再生育条件一年生二胎者同比增长七成

超生挑战中国16亿人口上限 名人多子引起关注

　　媒体曝光度较高的公众人物的多胎现象近来引起广泛关注。如歌手韦唯、导演陈凯歌夫妇等育有多子的事情都广为人知，并也曾引发对此现象的讨论。

　　不少私营企业主也表现出了对生育多胎的兴趣。据记者调查，在浙江、福建、广东等省份的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不少有一定产业的私营企业主就有生育多胎的情况。在培养“事业接班人”的动机下，企业主往往坚持一定要儿子，有一个儿子还希望要两个。即使是征收高额的社会抚养费，具有支付能力的他们也丝毫不在乎。浙江一个私营企业主，为了生一个男孩而支付了高达40万元的社会抚养费。

　　高收入阶层的特权及中国农村的超生现状都暴露出一个事实：中国人口压力依然严峻。

　　高收入阶层的多胎路径

　　不久前，一份名为《中国出生性别比偏高对策》的研究报告，在社会各界引起了广泛关注。由于被认为是引发新生儿性别失调的原因之一，计划生育在成为基本国策22年后，再次成为人们讨论的焦点。

　　有人因此而提出，人口数量控制不应再成为国家人口政策的重点。然而，调查表明，中国人口现状依然十分严峻，国家人口压力沉重，生育政策在决策和执行中如有不慎，高悬于顶的人口利剑就会掉落，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目标可能会功亏一篑。

　　2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和宣传，的确让“控制人口”的思想很大程度地影响了人们。但是，一个仅仅执行了20年的政策，无法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数千年来形成的生育观念。

　　南京大学社会学教授周皓承认，目前中国民众的生育意愿同政策导向之间仍然有相当大的差异，目前较低的生育率水平是在计划生育政策的约束下产生的，而并不是人们生育意愿的真实表现。

　　在执行计划生育多年后，人们的生育势能实际上增大了，使得中国存在不少潜在生育人口。他们的生育意愿由于现实条件有限而潜藏起来，但一旦机会适宜，生育意愿变成实践，生育率就会反弹。

　　虽然潜在生育人口大部分目前处于生产力欠发达的农村，但据调查，在城市中，高收入人群中潜在生育人口不容忽视。

　　据2002年国家计生委的开展的“城乡居民生育意愿调查”表明：如果没有计划生育政策的限制，北京、广州、武汉、西安等地白领，选择生育两个孩子的要比希望生育一个孩子的多34.6个百分点。另一个对上海年轻夫妇的调查也显示，随着年龄的增长，年轻夫妇越来越想多要一个孩子。让专家学者们吃惊的是，文化程度与经济收入“双高”的白领阶层，其很大一部分人的生育观都是二胎或多胎，而且收入越高，对计划生育政策的阻碍因素考虑的就越少。其中，喜爱孩子、希望孩子未来有兄弟姐妹等都是白领们想要多子女的原因。

　　当然，他们并没有违反国家的生育政策，他们之中，或同境外人士结婚，或干脆自己就获得了国外“绿卡”或国籍。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就明确表示，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嫁给外国人而仍然生活在国内的，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另外，借出国机会在国外生育，令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以规避国内计生政策的，也是目前部分高收入人士利用的方式之一。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科研所前所长李伟雄认为，介于目前高收入阶层的人数较少，这样不违法的“超生”在数量上对人口数量控制几乎不会产生影响。但他也同时承认，由于高收入阶层受社会关注度高，影响力大，很容易对普通民众造成示范作用，破坏了政策法规的公正和平等，甚至引发局部事态失控。据了解，一些地区就是当地基层干部和企业主首先违反计生政策生多胎，引起超生现象开始在当地蔓延。

　　除了高收入人群外，农村一些经济欠发达地区，人们对生育的潜在要求也不小。在缺乏足够社会保障的农村地区，“养儿”依然是农民“防老”的最佳选择。最近，国家在四川、黑龙江、湖北等地推行计划生育奖励政策试点，采取的就是向农村独生子女家庭、双女儿家庭进行奖励，让这样家庭的农民在年老后领取国家发放的“奖励扶助金”，便是针对这一潜在人群采取的措施。

　　连生10胎超级家庭的“统计困惑”

　　在中国农村有这样一个超生家庭的故事。

　　1980年9月25日，中共中央发表了《中共中央关于控制我国人口增长问题致全体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公开信》，信中要求所有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响应国务院的号召：一对夫妻只生育一个孩子。《公开信》被看作是中国人口政策转变的重要标志，之后，计划生育开始加速走向前台，并于两年后的中共十二大上被确定为基本国策。

　　就在《公开信》发表的第二年，内蒙古赤峰市敖汉旗的村民王容（化名）夫妇的大女儿小雨出生了，求子心切的他们没有遵照当时计生政策要求，相隔四年再生第二胎，而是于两年后就生下了二女儿小燕。“我们不是不知道政策，但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啊，要是没个小子（儿子），老了谁来养我们？受了欺负怎么办？我跟孩儿他娘商量了，不管怎么样都得要个小子。”王容在回忆20多年前作决定时这样说道。

　　违反了计划生育政策的王容夫妇受到了当地计生部门的处罚，但这并没有阻碍他们要个“小子”的决心。从1981后的12年里，王容家几乎每年都有一个孩子出生，一直持续到他们的第10个孩子，也是他们唯一的儿子于1993年出生后才告结束。

　　和多数城市居民一样，记者刚了解到王容家的情况时，也是无法相信这个事实。这样的“超级家庭”似乎更应该出现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而非实行了20多年计划生育政策的今天。

　　其实感到惊讶的不仅仅是像记者这样的外行人，当把王容家的情况告诉接受记者采访的人口学专家时，他们也表现出了难以置信的神色，表示也从未遇到过这样的案例。

　　专家们将王容家的情况称之为“极端个例”，他们强调，计划生育政策实行以来，全国大多数的家庭都是按照国家政策规定生育孩子的，国家统计和他们调研的结果都显示，目前在全国范围内未出现大规模严重超生现象。专家们谈到王容家时认为他们家“太特别了。”

　　按照国家人口与计划生育委员会公布的数据，2000年全国合计的计生率为94.64%，也就是说，全国仅有5％的家庭存在超生情况。但这却与人们在平常生活中的经验不相一致。记者的同事中凡有亲戚在农村中的，同村中几乎都有超生家庭，有的地区的超生家庭比例超过一半。而从普通市民接触到的一些从农村来城市的打工人员中，自己家里或亲戚家里有三个甚至更多孩子的情况也比比皆是。

　　媒体虽然直接报道超生现象并不多见，但不难从一些新闻的侧面发现问题。不少见诸于报刊电视的扶助贫困学生的新闻中，就可以发现超生家庭，这甚至在报纸和网络上引发了读者关于“是否应当帮助超生家庭”的讨论。中国青年出版社今年出版的《看看他们——北京100个外来贫困农民家庭》一书，在新浪网上连载后影响不小，而其中描述的贫困家庭中，大多数都有3个或更多孩子。据中国人民大学人口研究所的段世荣教授介绍，他们以往对北京市一些打工子弟学校的调研表明，有2/3的家中有2个或更多的兄弟姐妹。

　　由于不可能进行大规模的调查，凭借生活经验判断的人们就会感到困惑，为什么超生似乎并不如统计数据表明的那样。人们不禁要问，透过层层的现象和数据，计划生育政策下的超生情况究竟是怎样的？

　　超生人口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

　　中国的超生人口究竟有多少？这个问题对了解目前中国人口的现状至关重要。

　　在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的官方网站上发布着多个统计结果，但是记者没有在其中找到超生人口的有关数据。而在各地方上的计生部门网站上，也没有找到类似的数据。

　　其实这不难理解，由于计生工作在对地方政府工作的评价中具有“一票否决”的特点，所以地方政府对于当地计生工作的效果相当敏感，记者联系了几个省区的计生部门，也同样无法得到当地近期的超生统计，即使是王容家所在的地区，接电话的工作人员也矢口否认当地存在严重的超生情况。

　　第一手的数据无法得到，记者只有求助于从其他数据来推算结果了。

　　从原国家计生委发布的《2000年统计年度各孩次出生数》中可以了解到，2000年出生的人口中，所在家庭中已有两个或更多孩子的为20万人，考虑少数民族当年出生约10万人左右，再加上补报出生的36万人（多为多胎家庭人口），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的“超生人口”不会超过50万人，不到当年出生总人口的3％。

　　但我们还可以从另一个角度来探究这个问题，总和生育率是衡量生育水平最常用的指标之一。通俗的说，就是指平均每个妇女一生中所生育的孩子数，它能够很好地说明妇女现在究竟生育多少孩子。从长期看，要稳定保持人口数量，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值应在2.1左右，也就是每家生育两个孩子。

　　另一个概念是政策生育率，也就是按生育政策执行后的总和生育率。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要求可以概括为“城市一胎制、农村一个半，少数民族更多”。所谓“农村一个半”，就是允许农村家庭在生了一个女孩之后还可以再生第二个的政策。如果严格按照计生政策执行，由于中国人口中农民占到了大多数，城市的独生子女和少数民族的多胎相互抵消，可以得到中国人口总和生育率的理论值——即政策生育率应在1.55至1.56左右。

　　国家统计局根据2000年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算得中国当年的人口总和生育率是1.22。这个数据在当时大大出乎人们的预料，因为这意味着中国2/3左右家庭为1个孩子。国家计生委后又根据卫生、教育等部门提供的数据，将总和生育率调整为1.78。今年7月15日国务院新闻发布会上，国家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副主任赵白鸽提到的1.8的总和生育率即来源于此。

　　1.8自然是大于1.55的，也就是说，有一部分的实际出生人口并不符合国家的计生政策，属于“超生人口”范围。人口学专家根据总和生育率的实际值与政策值之差估计，每年大约在二三百万人的规模。按照2002年中国出生1600万人口计算，当年“超生人口”的比例在12.5%至18.5%间。如果计算20世纪90年代的“超生人口”，大约在3000万的规模。

　　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伟雄不赞成这个数字，他表示，由于各地的地方性政策以前并不完善，并不是所有地区都严格执行国家政策的。如广东省，原来一直以来执行的是“农村两孩”政策，在最近才调整为同全国一样的“一个半”，其他也有一些地方在农村执行的是“二胎制”，所以必然造成前期的总和生育率较高。但李伟雄没有表示自己对“超生人口”规模的估计。

　　这个数据得到了山西省情况的支持，据《山西商报》报道，山西省每年40万至50万左右新生儿中，80％以上为符合政策的合法生育，其余多为超生。也就是说，山西省的超生比例也接近20%。

　　由于超生现象多发生在农村，所以对于占中国70％的农村人口来说，超生人口的比例可能高达20％至30％。这个数字应当足以让人们感到事态的严重性。

　　“16亿”上限能否限得住

　　2000年12月5日国务院发表的《中国二十一世纪人口与发展白皮书》，是中国政府新世纪关于中国人口发展的纲领性文件。其中明确提出了未来人口的控制目标是：2005年控制在13.3亿以内，2010年控制在14亿，在2030年前后，人口总数达到15亿至16亿的顶峰后开始回落，16亿也被普遍接受为中国人口增长的上限。

　　但是，这个目标的实现，是基于在计划生育政策的有效执行下，人口增长速度能够按计划的逐年下降直至停止。如果人口的增长超出了预计的范围，中国人口的上限就将成为一个变数。

　　计生国策执行22年中，中国自身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综合国力和人民生活水平已与20多年前大不相同了。人们似乎开始淡忘曾经的“人口警示”，乐观情绪再次在社会上弥漫，一些观点针对出生儿性别失衡、人口老龄化等问题，认为在中国人口低生育率的情况下，目前的计划生育政策“已过时”，应当“根据时代的特点进行调整”，“着重考虑人性化的要求”，“人口数量控制应逐步退居次要地位”。

　　西方媒体攻击中国计划生育政策的重要依据，就是计划生育政策“侵犯人的生育权”。然而，在巨大的人口压力面前，生存权和生育权孰重孰轻，却是他们所忽略的。在最近两百年的历史中经历过多次人口迅速膨胀的中国，任何对人口的警世危言都不应理解为空穴来风。

　　早在20世纪初期，抱着救国存亡思想的人们，就曾经爆发过“人口过多是否是中国落后的主要原因”的争论。当时有人提出问题：中国的适度人口是多少？时至今日，学术界对这个问题仍有争论，一种观点认为，人口降至7亿以下，对于中国的土地、资源和环境来说更为适宜。有学者进而提出，与美国相仿，中国的人口在2亿至4亿的规模最为合适。

　　但现实是中国现在以及将来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有限的国土上都将承载高于理论适度值2到8倍的人口。我们往往问得更多的是，中国能承载多少人口。虽然我国现在已经进入了低出生率和低人口增长率的“双低”期，但由于人口基数大，适龄人口巨大，人口数量还将持续增长。到21世纪20－40年代中国将相继进入人口三大高峰：总人口在2020年至2030年至少达到15亿；劳动年龄人口在2020年达到10亿；老年人口在2040年也将达到3亿以上。

　　对社会来说，这三大高峰的来临意味着，即使保持着计生政策的有效执行和经济的高速发展，中国也并不会感到人口压力的缓解。在住房、教育、就业、社会保障、基础设施等多方面的紧张状况将长期化。“杂交水稻之父”袁隆平院士也表示，虽然随着科技的提高，中国在未来基本不会出现粮食危机。但过快增长的人口，会打破人口、耕地和粮食之间的微妙平衡，加大对粮食生产的压力。

　　持续的人口压力对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同样是一场考验：众所周知的是，我国人均国土面积、人均耕地面积、人均淡水资源、人均森林资源、人均矿产资源、人均消耗能源等等都由于人口基数的庞大，仅占世界平均水平的1/3～1/6。近两年来，高速发展的中国经济消耗了大量资源，也给国人展现了一个事实，中国的“物”并不“博”。据了解，目前中国的大多数原材料均不能自给，其中石油、铁矿石等基础原料的对外依赖型越来越大。另外，多次发生的黄河断流、长江洪涝、淮河污染等事件，也正是人口密度过大，对自然界过度侵夺的最好证明。

　　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小组的研究表明，中国各个省份中，四川、河南、河北、陕西、山西等13个省区，相对于经济、资源承载力而言，人口呈不同程度的超载状态。而对上海、浙江、广东、福建等较发达地区来说，人口虽然仍在经济承载能力内，但相对当地资源来说已明显超载。

　　城市化本来是解决农村剩余人口的手段之一，但过度的人口也令迅速扩大的城市不堪重负，首都经贸大学推出的《北京市人口合理规模研究》中指出，北京市人口规模最大承载力在1500~1600万人，在无人口迁移的情况下，北京市未来人口将于2007年达到峰值，但如果计算上外来迁徙人口，目前北京已经接近了报告中的人口峰值。北京是世界上严重缺水的城市之一，人均水资源量不足300m3，仅为全国平均水平的1/8。世界人均水平的1/30，过度的人口规模使北京缺水问题雪上加霜。另外，环境污染、生态恶化严重影响着首都人口的生活质量。

　　不难看出，庞大的人口数量仍然是中国目前面临的最主要的人口问题，如同悬挂在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威胁着迅速向前发展的中国。在计划生育政策控制下减缓的人口增长，依然保持着不小的反弹势能。如果在生育政策的决策和执行上不能把握住关键问题，就可能带来人口政策的倒退甚至失控。那么，中国经济和社会来之不易的任何进步，都有可能被不断增加的人口分母所消耗。利剑落下，斩断的将可能是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的希望。

　　2003年11月21日，温家宝总理在接受美国《华盛顿邮报》专访时说，“一个很小的问题，乘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大问题；一个很大的总量，除以13亿，都会变成一个小数目。”一句话，概括了中国人口问题的实质。

　　陕西省岐山县新生儿男女性别比例严重失衡，其中计划内二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高达253.5：100，而青化镇南阳村、焦六村、孙家村，蒲村镇鲁家庄村，凤鸣镇陵头村，雍川镇脱家原村、小营村等7个村自2001年起连续三年间出生的计划内二胎竟没有一个女孩。从全县14个乡镇出生性别比例情况看，高于全县平均水平的9个乡镇。有29个村连续三年计划内二胎出生性别比高于全县平均水平并且呈逐年上升趋势。

经济参考报

北京高收入家庭超生现象

2005年07月18日 北京现代商报

　　在北京的一些高档社区，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全职太太带着两个甚至三个孩子。没有了传统的“组织”、单位和居委会的约束，有能力承担社会抚养费和高水平教育经费的高收入阶层加入进了“超生大军”。记者了解到，按照北京市社会抚养费收取标准，在北京市城镇最多缴纳16万元、农村最多缴纳7万多元，二胎子女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

赵振超／图

　　全职太太超生有钱有精力

　　像大多数30多岁的全职太太一样，家住昌平的乔丽娜也是一位有本科学历的全职太太。“我和先生是大学同学，毕业后与先生一同就职ＩＴ公司，因为先生每年25万的年薪完全能够满足全家的生活需要，四年前生了女儿后，我就开始做起了全职太太。”乔丽娜说。

　　在乔丽娜相识的全职太太中，有计划生育二胎和计划外生育二胎差不多是各占一半，乔丽娜属于第二种。“眼看着四岁的女儿已经习惯了幼儿园的生活，与先生商量打算秋季寻找新工作上班，不料年初发现自己怀孕了。当时我对于要还是不要很犹豫。社会抚养费倒不是问题，我想如果再生一个，自己这辈子就不会再去上班了，想一想多少有些不甘心。没想到公婆非常支持，几天之内就备好了新生儿用品；先生更是喜不自禁，反复表示要加倍努力地工作，以保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自从知道自己有了小妹妹，就连一向孤僻的女儿也变得爱说话了，“她常问，什么时候小妹妹才能和我玩呀？”在北京最多交16万二胎子女可落户口

　　今年38岁的姜树森，在北京经营一家上万平方米的商城，今年6月份，他已经是三个孩子的爸爸了。“你不知道吧，多生孩子其实很简单，交一笔社会抚养费以后，多生的孩子一切都和第一个孩子一样。”

　　“我18岁就开始做生意，在生意场上摸爬滚打了十几年，不敢说发财，几百万还是有的。让老婆多生孩子不是为了要男孩，除了支付孩子的社会抚养费，我有能力保证给孩子最好的教育。”姜树森认为，“有能力承担社会抚养费，有能力承担高水平教育经费的人群超生子女，能够保证子女接受良好的教育，有利于社会。承担不了教育成本的人群超生势必会增加社会负担，降低下一代受教育水平。”在记者采访的多例“超生”家庭中，姜树森的观点具有较强的代表性。

　　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明确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公民除了缴纳社会抚养费以外，单位、社会不能对其进行额外制裁。按照北京市社会抚养费收取标准，在北京市城镇最多缴纳16万元、农村最多缴纳7万多元，二胎子女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利用外籍规避社会抚养费?途径一：嫁娶外国人?途径二：自己获得国外“绿卡”或国籍? 途径三：借外出机会境外生子，使孩子自动获得外国国籍

　　信红梅是一位连续在国外生过三个孩子的中国母亲，因为孩子的国籍不是中国，所以与国家提倡的“一对夫妇生育一个子女”的基本国策没有冲突，“我们的家庭完全能够承受多个子女的教育成本，因为非本国国籍不用缴纳社会抚养费。”

　　据北京市计划生育委员会的人士介绍，对取得外国国籍以及和外国人结婚但仍然生活在国内的，生育多少胎根据所加入国籍及所嫁对象国籍的国家情况而定，国内计划生育部门是不干涉的。某些公众人物多生子女的事实已经成为公开的秘密，非中国国籍成为超生的有效挡箭牌。

　　社会抚养费收缴不顺利

　　记者走访中发现，在昌平、顺义、通州地界内的中高档社区内，高收入家庭超生的事情并不鲜见。昌平某街道居委会表示，因为许多业主的户口不在本辖区，社会抚养费的收缴并不是十分顺利。随后记者以超生当事人家属的名义致电某区法制办公室，办事人员透露，当事人（如果夫妇双方，一方为北京户口一方为外地户口）选择在外地缴纳社会抚养费的，缴费的额度可能会少一些，但是户口难以进京；在北京缴纳社会抚养费，成本可能高一些，可一旦缴纳了社会抚养费，上户口没问题。

　　商报记者 杜秀平 Ｊ013

　　中国计划生育政策演变表

　　专家对“超生”众说纷纭

　　高收入阶层超生现象的凸显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以下为记者综合的专家对此问题的不同看法。

　　顾宝昌（中国计划生育协会副秘书长）控制人口总量带来人口老龄化矛盾

　　顾宝昌表示，实行计划生育30年，中国实现了人口出生率下降、死亡率下降、平均预期寿命延长的历史性转变。

　　然而任何事情都有正负两个方面，计划生育政策又成为导致人口老龄化的直接原因，而人口老龄化无疑会加大社会养老成本。

　　据了解，老龄高峰将于2030年左右到来，并持续20余年。到2ｌ世纪中叶，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4亿，8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可能超过ｌ亿。根据第五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字显示，我国老龄人口绝对数量庞大居世界第一；今后40年内老龄化速度快?来势猛；年平均递增3％?远高于总人口增长率1．68％；老龄率从7％上升到14％只需要25年。届时，如何在坚持稳定低生育水平的同时成功应对老龄化的挑战，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一个重要课题。

　　曾毅（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合理放宽二胎政策人口增量不会失控

　　曾毅认为，中国20世纪70年代所实行的“晚、稀、少”计划生育政策中的“晚（晚育）”和“稀”（适当拉大生育间隔）对中国总和生育率从1970年的5．8‰急剧下降到20世纪80年代的2．2‰左右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在晚育的前提下逐步平稳地放宽二胎政策，只要规划科学合理，就不会出现人口增量失控的局面。这样可以缓解过低生育率导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降低政府继续实施现行生育政策的政治代价与管理成本，有利于扭转出生性别比失衡与女婴死亡率偏高的危险倾向，并且可以避免只取消“二胎生育间隔”政策而不放宽二胎政策的负面影响。

　　张翼(中国社会科学院人口与劳动经济研究所研究员)

　　社会抚养费

　　应按个人收入比例收取

　　张翼认为，目前生育二胎还是少数家庭的选择，少数家庭的多胎选择对于人口总量的增加不会造成影响，适时放宽二胎政策也不是不可以。但是在构建和谐社会的过程中，高收入家庭的超生行为让人感觉政策不公平，直接造成实际的不和谐。他分析，造成高收入家庭超生的主要原因是生育观念滞后以及计划生育监管不力。他建议应该将按照上一年度城镇平均可支配收入或农村纯收入倍数收取的社会抚养费，改为按照个人收入比例收取。

　　他认为，目前征收的社会抚养费实际上只对国有企业职工、对于中低收入家庭能够起到约束作用；对于那些私人企业、外资企业员工基本上没有约束作用。

　　商报记者 杜秀平 Ｊ013

　　商报视线

　　生育消费拉动经济增长？

　　必须澄清的是，本篇报道无意激发读者新一轮的仇富情绪，但不可否认，在大众的视线中，财富成了二次生育的门槛。然而，其真正的意义恐怕要深远得多，随着越来越多的富裕家庭选择了二胎，越来越多的妻子成了全职太太，整个社会结构悄悄地发生着变化。

　　顺着这个思路理下去，让人很轻易地联想到了日本的社会模型，女人结婚后专职在家相夫教子，既有效地降低了失业率，又提升了下一代的教育水平，更重要的是，增加了以家庭为单位的消费力量，在需求拉动经济的框架下，“二胎”的合理性显得越发突出。

　　现代社会，养育孩子的成本节节攀升，最大限度地膨胀了家庭消费，众多家庭在制定二次生育计划的同时，也制定了一份昂贵的消费计划，进而拉动了社会供给，使经济趋向繁荣。虽然也有人提出，在增加生育支出的同时，理性的家庭势必会压缩其他方面的支出，或许这一点适用于中低收入者，但对高收入阶层来说，额外生育不会降低其生活质量。诺奖得主美国人贝克尔曾指出，家庭对孩子的需求取决于孩子的价格和实际收入，孩子的价格上升，对孩子的需求减少；实际收入上升，对孩子的需求也会相应增加。

　　有意思的是，15年前经典的“超生游击队”已经褪掉了颜色，新一轮的超生大军从农村转入了城市，从贫穷归入富裕，这未尝不是一种进步。学者们承认，生育本身就是一种消费，生育的目的从获取赡养的收益转变为不带任何目的性，而这部分人正出自富裕阶层，他们有相对完美的教育背景和职业前景，资本让他们有条件进行选择。

　　社会正在进入一种复杂的自我选择阶段，而不仅仅局限于被动的取舍，早在200多年前，马尔萨斯尖利的声音让整个世界为之颤抖——“惟有战争和饥荒才能使人口与粮食达到平衡”。马寅初说“不”，1955年，他第一次在公开场合提出控制人口，但直到1979年才开始真正得以实施，这位哥伦比亚大学的经济学博士在自己97岁的时候终于看到了结果。又过了20年，“人口经济学”终于在国内成为一门成熟的学科，通过生育制度调节宏观经济不再显得渺茫，或许再过20年，“超生”这个词也会变得陌生。

　　商报记者 李海

　　名词解释

　　社会抚养费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规定，超计划生育的公民应依法缴纳社会抚养费，同时没有法律依据的处罚将被杜绝。社会抚养费是超生者对社会进行的经济补偿，因为超出生人口侵占了较多的社会公共资源。

　　据《北京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管理办法》规定，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夫妻或非婚生育子女的公民，按照市统计部门公布的上一年城镇居民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或者农村居民年人均纯收入的3至10倍征收；对违反规定生育第三个子女及三个以上子女的当事人，按照规定的征收标准加倍征收。

　　据了解，北京市社会抚养费收取标准为统计局公布的2004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分别为15638元和7172元。也就是说，城镇居民违反规定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当事人要缴纳46914元至156380元的社会抚养费；农村居民要缴纳21516元至71720元的社会抚养费。也就是说，在北京市城镇最多缴纳156389元，农村最多缴纳71720元之后，超生当事人就可以顺利拿到北京市户口。

　　社会抚养费

　　已经成了部分超生人口的“通行证”。

　　商报记者 杜秀平 Ｊ013

　　典型案例

　　姜先生家“二公子”开销

　　产前检查：和睦家医院进行完整产前护理，费用为1690美元。

　　分娩费用：和睦家医院自然分娩套餐的价格为6820美元，剖腹产套餐价格为10980美元。

　　奶粉费：婴儿每个月大概要喝掉10袋容量400克的奶粉。姜家二公子喝的是赛特购买的200元左右的进口奶粉。

　　婴儿车：一共购买了三辆价格在2000元以上的婴儿车。

　　婴儿床：姜家二公子睡的是专门为他订做的环保婴儿床，花了他老爸5000多元。

　　婴儿玩具：姜先生家有一个专门的玩具柜，里面都是婴儿玩具和开发智力的影像资料，贵的要上千，便宜的也要几十元。

　　幼儿园收费：姜家二公子如今就读于北京一个涉外幼儿园上中班，一年各种费用合计要3万余元。

　　商报记者 朱裴 Ｓ036

　　“贵族婴儿”——婴儿市场上的“财神爷”

　　随着产房新生儿的第一声啼哭，又一个“小财神”诞生了。据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03年新增人口在1600万左右，新增人口需求拉动ＧＤＰ增长4％。而目前我国城市0岁－3岁的婴幼儿数量在1000万以上，孕婴用品的消费客户占城市人口的3％左右。每一个新生儿不仅是父母们的“小天使”，也是商家的新经济增长点，特别是那些“贵族婴儿”，更是商人们的“财神爷”。

　　“为孩子花钱，怎么花也是值得的。”聪明的商家早就看到这一现象，各种专门赚婴幼儿钱的花招层出不穷。像一般的奶粉、尿布、婴儿车、婴儿床、育婴教材等必备的用品种类数不胜数。给婴儿起名、为婴儿留手脚印、婴儿胎毛做的纪念用品、婴儿艺术照等新招更令人眼花。另外一些专门为“贵族婴儿”定制的高档婴儿用品更是令人“咋舌”，声控的婴儿尿布，全电子的婴儿车、婴儿床，专为婴儿设计的豪华游泳池，专业婴儿家教，专业婴儿营养师，就连婴儿服都由名牌量身定做。

　　“没有最贵，只要最好。”商家早就看好了“贵族婴儿”的腰包。

　　商报记者 朱裴 Ｓ036

《黑龙江省计划生育条例》第十条规定，依法结婚的夫妻，已生育1个子女，符合下列条件之一的，可以生育第二胎。

　 （一）夫妻双方均为归国华侨或台湾同胞、港澳同胞的；（二）夫妻双方均为独生子女的；（三）夫妻双方均为农民，只有1个女孩或夫妻双方均为边境地区农民只有1个子女的；（四）夫妻双方均为全国1000万以下人口的少数民族的；（五）夫妻一方为鄂伦春、鄂温克、赫哲、达翰尔、柯尔克孜族的；（六）经省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的其他特殊情况的。经本人申请，县级以上计划生育行政部门批准，可以生育第二个子女，但生育间隔不少于4年。

　27年间中国城市居民消费价格指数被低估10倍

　　2006年07月15日 01:44 21世纪经济报道

　　　　像一个贪玩的小孩，万晓西执着地摆弄着眼前的这只“黑匣子”。

　　　　与孩童喜欢摆弄的咸蛋超人或索尼PSP不同的是，让这位出生于1973年的南方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研究员着迷的“黑匣子”名字叫CPI(Consumer Price Index)--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为此，他在今年7月6日撰写的报告名字长达45个字：《27年间中国城市CPI被低估10倍，年均低估9.5个百分点左右--关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真实通货膨胀率的粗略测算》。

　　　　?span class=yqlink>菜谱急赶呕Ｈ说囊环莨??致鄹澹??芬?玫娜词谴藿〉囊皇滓」銮?恫皇俏也幻靼住?-“过去的光阴流逝我记不清年代/过去我不知世界有很多奇怪/我曾经以为简单的事情现在全不明白。”万晓西执意留下这段歌词，他相信两者的“味儿”是相似的。

　　　　“不是我不明白，这世界变化快。”事实上，几乎所有的经济学家都喜欢把玩CPI。而过去的数年间，就至少有几十位各个细分领域的专家在质疑：对比早已成为中国写照的“这世界变化快”，国家统计局披露的CPI数据让他们“不明白”。

　　　　“你相信吗？生活在同一个世界，美国的CPI是4.2%，欧元区为2.4%，英国的是2.2%，中国的只有1.4%。反正我不相信中国的这个数据。”对着今年5月的CPI数据，金融实证分析专家郑友林在博客上如是写道。

　　　　3000名“便衣” 与“黑匣子”

　　　　东川肉菜市场，万松园市场，好又多、百佳、家乐福超市--从广州到全国，每天发生在这些嘈杂消费场所内的讨价还价，组成了消费者无比真实的日常生活。

　　　　在国家统计局各省的调查总队看来，这些地点是形成CPI的基地--它们是采集商品价格的物价调查点，在统计系统内部各有编号，规矩的罗列在一份名叫“V309”的表格上。

　　　　每天在一般消费者“砍价”时，统计系统的“便衣”--近3000名专职物价调查员--正在按照“定人、定点、定时和直接调查”的原则，到不同类型、不同规模的农贸市场和商店现场采集价格资料，根据“V309”表格“踩点”。

　　　　对于上述调查人员来说，酱油不叫酱油，叫“1101090002”，止泻药不叫止泻药，叫“1105010305”。约束他们的规范是《流通和消费价格统计调查方案》，其中CPI目录包含的统一编号，使得各地的统计人员即时面对要调查的八大类、共263个基本分类、约700种商品和服务项目时，仍然能够畅通地“对话”。

　　　　每个月这个庞大的“统计机器”无声地“转动”着--调查出来的价格变化，反映在分别代表月报和年报的“V304”和“V401”的表格上。每个月3号和6号之前，各地的月报都会集中到城调总队。

　　　　因此，面对类似于万晓西这样的质疑，统计系统人士觉得颇为郁闷。在他们看来，这个“统计机器”清晰的一塌糊涂--甚至包括各种商品的权重--而这个约700种商品和服务的权重主要是根据我国城乡居民消费模式、消费习惯，参照抽样调查原理选中的近12万户城乡居民家庭的消费支出数据，且CPI权重每年都做一些小调整，每五年做一次大调整。

　　　　但被诟病已久的正是权重，也正是看不清的权重使得CPI统计系统最终被外界看成了一个“黑匣子”--一位经济学家说：“一百个人眼中有一百个哈姆雷特，而一百个中国经济学家有一百个CPI各商品服务权重。”

　　　　“由于国家统计局不对外公布CPI的分类权重并不断调整权重，一两年数字与感觉的确是难于检验难辨真伪。”万晓西说。这使得经济学家在无奈中扮演“黑客”--根据其他经济指标与政策动向判断权重。最近的一位“黑客”是中国国际金融有限公司首席经济学家哈继铭，他在今年3月的一篇文章中写道：“笔者估算当前CPI中各大类价格指数的权重分别为：食品34%，烟酒及用品5%……”。

　　　　但这样一来，论战中反对国家统计局数据的一方总是无力，上述经济学家说：“只要不打开‘黑匣子’，我说是猫，国家统计局说是狗，谁也没办法。”

　　　　万晓西的“放大镜”

　　　　万晓西相信，自己找到了证明CPI被低估以及测算低估程度的方法。他有自己的“放大镜”--一两年CPI的统计误差总是细小和难于识别，但是累计几十年则会形成一眼即可识别的巨大偏差。

　　　　“如2005年CPI上涨1.8%，则代表2005年的101.8元收入与2004年100元收入具有同样的消费能力。因此假如中国CPI数值是准确的，那么根据CPI指数，1978年的收入就能够换算为2005年的收入，并且消费能力是大体相同的。”万晓西以此倒推的思路，开始了自己的定性分析部分。

　　　　1978年的职工年平均工资615元、月平均工资51.25元，乘以2004年城市居民消费定基指数495.2，除以作为基数的1978年的100，再考虑进2005年城市居民价格上涨的1.6%，1978年的职工工资被换算成2005年的257.87元，而51.25元“在当时是能够过上中等偏上的生活水平”，257.87元现在“大约只够交煤气水电管理费的。”

　　　　1978年的几十元究竟意味着什么，时年5岁的万晓西无从记忆。借用《北京志物价志》，《上海价格志》，《广州市志物价志》，他开始了进一步的直接测算--他某醪酵臣票砻?005年食品类价格大约平均是1978年的10倍左右，除了家用电器类价格上升幅度较小外，其他商品的价格大都在1978年的10倍以上，其中医疗、教育、住宅更是涨幅惊人，达到数十倍乃至上百倍的涨幅。

　　　　“我们通过直接对比商品价格大体可以判断，以1978年CPI的权重计算，27年间中国城市CPI上升15倍左右，低估3倍左右。”万晓西又考虑进结构性变化因素--国家将原来承担的医疗、教育、住宅以及养老均主要转由居民个人来承担，并进行相应的权重调整，“则27年间中国城市CPI再上升3-4倍，上升50倍左右的估算是不为过的，按此中国城市CPI实际年均环比上升15.62%，低估9.5个百分点左右。”

　　　　万晓西认为商品最小单位的价格变化也表明中国27年间CPI的增长--“1978年之时，商品单位标价都会精确到分，如2分钱可以买一个馒头；目前多数精确到角，很多到元，一分钱不是钱，一元钱才是钱。这一变化也表明中国CPI27年间至少增长10倍-20倍”。

　　　　CPI多米诺骨牌

　　　　在许多经济学家看来，制度变迁因素是CPI被低估的重要因素--如国家进行医疗、教育、住宅以及养老等改革。而封锁在“黑匣子”内的CPI权重，使得任何该方向上的探讨“有去无回”。

　　　　6月12日，国家统计局长邱晓华表示，15年前居住在CPI中的权重还不到5%，2000年提高到9.7%，目前已经占到了13.2%。国际上居住在CPI统计中的权重通常超过25%，我国有望在五年内上升至20%。

　　　　即使如此，万晓西认为权重的调整仍过于缓慢迟钝，“很有可能的是当国家统计局5年后把居住在CPI的比例提高到20%后，而住房价格开始下跌，导致CPI进一步被低估。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重要商品的价格调整往往是突然大幅度的，事后第二年乃至第N年的缓慢调整只能导致系统性低估，简单估算这种因素造成27年间CPI大约被低估3-4倍。”

　　　　而在哈继铭看来，如果房租权重按30%而不是目前的13%重新估算CPI，实际数据应该比官方公布的数据高出0.5至1个百分点。

　　　　被低估的CPI只是质疑者推倒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但这是关键的一块--CPI是几乎所有国民经济问题的核心，政府制订货币财政政策和国际经济政策要参照它的变动趋势，计算实际国内生产总值和生产率等重要指标要用它作为消除价格因素的基准。基于此，各种流派的经济学家根据自己的认知体系推倒了一系列其他骨牌--通货膨胀压力、利率的高低、真实GDP、实际收入水平甚至如何评估资产价格……

　　　　北京大学中国经济研究中心教授宋国青指出，如果存款利率不动，单边提高贷款利率，结果不知道是解决的问题多，还是引起的问题多--过低的存款利率，导致百姓强烈的储蓄愿望转化为对包括房地产及其他资产的需求，继而推动资产价格--CPI与资产价格虚高是密切关联的。

　　　　郑友林则认为，当CPI数据被人为压缩之后，“真实利率”也被扭曲了，名义利率的调整也失去了依据--“‘科学的’官方统计数据告诉大家，目前CPI只有1%，那么，按照这种逻辑，名义利率提高到3%就够了。而……根据国际惯例，当CPI在2%以下时，中国根本不需要加息。”

　　　　但顺着CPI推倒不同多米诺骨牌的学者们，在一个观点上是相同的：数据偏差可能误导政策--尽管他们可能在倾向的政策取向上存在差异。

　　　　国家开发银行专家委员会副主任王大用说，“是否通胀，我既不是反派观点，也不是正派观点……感觉有些反映实际通胀的数据已经游离出我们的统计范畴。”

　　　　而在一些有心人看来，甚至央行都在“抱怨”CPI。

　　　　央行在2005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报告中指出，“受价格控制和价格统计方法本身局限性的影响，目前我国的CPI 还不能完全反映真实通货膨胀程度。”

　　　　不过，央行说“这些仅是通货膨胀计量方面的变化……对于通货膨胀程度和价格走势的判断，需要关注多项指标并进行综合。”

20年的政策改变不了几千年的生育观念，那你看一下城市里，特别是大城市，想要2个以上孩子的比例是多少？日本韩国都属于东亚文化圈，他们的生育观念在多长时间里被改变的？

最简单，我认为最重要的问题，老龄化之后，中国的养老问题怎么解决？目前养老金入不敷出的情况下，15年后自然就能解决了？到时候劳动力减少，老人增多，如何解决？一对夫妻上面有4个或者更多老人的话，什么样的惨事不能发生？

这样祸国殃民的政策，到底哪天是个头？

穗计生管理办法下月实施 7情形可生第2胎

来源:南方日报

　　笔者昨（1月19日）获悉，《广州市人口与计划生育管理办法》（下称《办法》）已经广州市政府常务会议讨论通过，并定于2月1日起施行。与《广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一致，《办法》规定，市民符合七种情形的可安排再生育一个子。

　　广州市的《办法》对华侨及港澳台同胞在广州的生育情况做了具体规定，对于如果夫妻中女方属华侨或者港澳台居民回本市定居，入境时已怀孕的，可以生育；夫妻双方均属华侨或者港澳台居民，回内地定居未满六年的，可安排生育第二个子女；归侨、侨眷所生子女已在国外或者港澳台定居，内地无子女的，可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对于本市户籍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或者外国人依法结婚后，仍定居本市且再婚前只生育一个子女，涉外一方无子女或者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新组合家庭可以按规定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本市农村居民与港澳台居民、华侨或者外国人依法结婚后，所生第一个子女是女孩，涉外一方无子女或者子女不在内地定居的，可以安排再生育一个子女。

　　广州市的《办法》还规定，广州市户籍居民到国外或者港澳台地区工作、旅游、探亲、留学期间生育的子女取得外国或者港澳台居留权的，不计入家庭子女数；入广州市户籍的，计入家庭子女数。

　　夫妻双方在国外留学连续居住一年以上，不符合国家有关计划生育法律法规的规定，在国外生育或者怀孕后回中国内地生育第二个子女的，回广州市后不作为超生处理。

　　七种情形可生第二胎

　　（一）经地级以上市病残儿医学鉴定组织鉴定，第一个子女为残疾儿，不能成长为正常劳动力，但医学上认为可以再生育的；

　　（二）再婚夫妻，一方生育一个子女，另一方未生育过的；

　　（三）再婚夫妻，再婚前双方各生育一个子女，离婚时依法判决或者离婚协议确定未成年子女随前配偶，新组合家庭无子女的；

　　（四）经县级以上医疗、保健机构鉴定患不孕症，依法收养一个子女后又怀孕的；

　　（五）独生子与独生女结婚的；

　　（六）夫妻一方在矿山井下、海洋深水下的工作岗位作业连续五年以上，现仍从事该项工作的；

　　（七）夫妻双方的户籍均登记为农村居民，是女孩的。只生育一个子女孩的。（记者　毕式明　实习生　黄丽颖）

上海调整生育政策 符条件夫妇生育2胎不必再等4年

2004-01-20 07:20:53

东北网哈尔滨1月20日电 上海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的人群，由过去仅适用于农业人口扩大到非农业人口，符合条件的上海夫妻在生育第二个孩子时不必再等4年。这是在1月19日上海市人口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透露的信息。

2003年12月31日，上海市第十二届人大常委会第九次会议审议通过了《上海市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自2004年4月15日起施行。

《条例》结合上海市实际情况，从保障公民基本生育权出发，对生育政策作了适当微调。调整了符合生育第二个子女条件的三种适用人群，由过去仅适用于农业人口扩大到非农业人口；增加了四种再婚夫妻的生育规定；取消了夫妻双方累计认定子女数的方法；明确了两地婚姻夫妻再生育子女规定的适用；调整了特殊情况再生育审批的规定；取消原《条例》中允许生育第二个孩子的夫妻应当有四年的生育间隔规定，同时增加了人口出生预报制度。《条例》规定本市非农业人口再生育的条件有八项；农业人口再生育的条件有十一项。

此外，上海市计划生育奖励和社会保障措施作了进一步调整和完善。增加了三项奖励措施：一是增加了免费享受基本项目计划生育技术服务的规定；二是增加了独生子女在未满16周岁之前发生意外伤残或死亡时，其父母自愿不再生育或者收养子女的，由政府给予计划生育补助；三是增加了在制定相关政策时，对独生子女父母年老时的优先照顾规定。同时，《条例》延长了晚育假期，将晚育假由原来的15天增加到30天。《条例》还对违反规定生育子女的公民、非法开展胎儿性别鉴定、行政机关及其工作人员违法行政所应承担的法律责任作了明确规定。

又拿“名人”来转移公众视听、掩盖真正的危机了。

上世纪八十年代已经用过这一招了，那次是拿“名人”逃税来说事。结果如何？最后不还是要以8964收场？

现在的计生导致的民族构成的危机决不是如上次那样能轻易化解的。汉族成为少数民族而引起的后果，是需要几百年的时间来消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