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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北鸡泽调查：权力支配下的生育权交易

2005年04月18日 14:39 　 《百姓》杂志社 【文章字体：大中小】

2005年3月10日早晨，河北鸡泽县小寨镇库庄的大喇叭又开始了村支书有力的动员：“xxx、xxx、上站检查，不上站的罚2000(元)。” 类似的声音也在其他各村响起，不同的是只是罚款数额，1000，1500，2000元不等。当地百姓俗称的“上站”，即要求育龄妇女到乡镇计划生育服务站(简称“计生站”)接受孕情检查。

鸡泽县隶属河北邯郸市，下辖7个乡镇169个行政村，除了小寨镇，还有双塔镇、风正乡、吴官营乡、曹庄乡、店上乡、鸡泽乡，总人口超过25万。

2005年温暖的春天来得比2004年晚些，可鸡泽县各乡镇今年第一次上站检查还是如往常在3月中旬前开始了。 在8-10天的检查期，并非所有育龄妇女都会上站，比如结扎一年以上的一年只要求上站两次，其他人无一例外都应上站四次。没来的，有着丰富计生工作经验的乡镇计生干部会警觉，十有八九有情况??怀孕了，而且通常都是计划外怀孕。 双塔镇永光村教堂的门廊，一位妇女挺着肚子等待神父的接见，她已有8个多月身孕，还有两岁多的儿子，不到28岁的她期望神父能保佑自己和孩子平安。面对记者，她平静地笑着，如淡菊绽放。她没有去上站检查：“不上站，罚了2000块钱给包村干部”。可是她还是有隐忧，上次邻居家的孕妇交了罚款也没管用，当时碰上省里来大检查，为了完成指标，那个孕妇已经7个月的婴儿被引产了。“就因为没钱没人。人和人就是不一样”，她轻轻低喃，像是说给自己听的，心底的酸楚和脸上的笑容合二为一。

在小寨镇采访时，一位贺姓年轻人的经历引起了记者的兴趣。自称27岁的贺实际周岁还不到26岁，仍孩子气十足，说话有些腼腆。记者追问他细节时总是习惯性地低下头，盯着鞋尖，点起当地最普通的一块五毛钱的灵芝牌烟，脸色潮红。可他却已是两个女孩的父亲。2003年农历2月，他的第一个孩子出世，女孩；2004年农历2月，第二个孩子又出生了，还是闺女。二闺女甫一怀上，村支书就找上门来。“邻居都还没知道，包村干部和村支书就都嗅来了”，媳妇两次没上站被村支书罚了2000元，生下来后再罚了3000元。这个孩子的诞生花去了这个家庭近一半的年收入。钱是都交出去了，可是他没有得到二胎准生证，也没有任何收据、票据，没有二胎结论证。当他问村支书要结论证时，村支书抛下一句话：“要结论证的话就不能再生了。” 贺的二闺女生下来不到48小时，就被他送人了。他还记得当时孩子吃完奶后睡着了，蜷缩着，像家里的小猫，尽管裹着被褥，还能闻到小脸蛋溢出的奶香。

在当地，为了生男孩，有些人家会把女婴送人，然后报婴儿出生死亡，这样下一个超生只算计划外二胎，比计划外三胎罚的钱会少很多。贺的女婴送走不久，被包村干部知道，他又把女婴抱了回来。 据说，甚至有谎报了女婴死亡的村民，偷偷从县里的医院买来死婴，应付检查。

贺的经历在鸡泽县乡镇的超生家庭中不并鲜见。罚钱，生孩子；再怀孕，再罚钱，再生。要超生就交钱成为绝大多数超生村民与计生干部之间不言而喻的“潜规则”。

《河北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规定，无特殊原因，一对夫妻只能生育一个子女；符合条件的，可以生育二胎，但间隔时间要四年，母亲年满28岁的不受时间间隔的限制，否则均属计划外生育。

风正乡东六方村小学门口，记者采访了一个操着陕西汉中口音的外来媳妇，这位35岁的妇女却是4个孩子的母亲。老大男孩，11岁，上小学三年级；老二老三都是女孩，分别4岁和5岁，四小子刚生下4个多月。老四是意外的礼物，她做了结扎手术又意外怀孕。当记者问她为何不采取补救措施时，她笑了：“受那罪，罚2000元钱也就没事了。”

记者走访了小寨镇、双塔镇、店上乡、风正乡等多个乡镇后发现，计划外生育在当地大面积存在。 小寨镇东屯庄村人口2000左右，计划外生育22例，其中计划外2胎16例、3胎5例、4胎1例，上卡胎次2胎报1胎，3胎报1胎或2胎，4胎报2胎。 要庄李街人口1000左右，计划外生育37例，其中计划外2胎26例、3胎7例、4胎4例。上卡胎次2胎报1胎7例，3胎报2胎2例、报1胎1例，4胎报2胎2例； 孟贯庄村人口1500左右，计划外生育33例，计划外1胎4例，2胎15例，3胎13例，4胎1例； 店上乡东柳村人口近4000，计划外2胎37例，3胎60例，4胎8例； 城皇村，计划外2胎11例，3胎3例； 南庄村，计划外2胎18例，3胎10例，4胎7例； 风正乡西刘庄，村计划外2胎4例，3胎3例。 据很多受访的村民说，其它村庄的情况大致相同。 被刻意蒙蔽的人口统计 鸡泽县各村都有专门管计生的村干部(多数村庄由村支书兼任或负责)，乡镇包村干部一人(大的村庄可能会有两人)，还有一个包片干部，另外每个村还有由3-8人组成的计生小组或小分队，国家计划生育政策主要由他们来宣传、解释和执行，向村民收取社会抚养费或处罚费的也是他们。

3月13日，双塔镇计生站。镇长陈新悌向记者提供的该镇2004年度出生人数是381人，计划外生育16人。可是记者暗访时，该镇镇政府的一位工作人员却透露：该镇每年出生500多人。

在小寨镇库庄村，69岁的村支书史庚戌接受了记者采访。当记者问到该村去年新增人口时，老支书念着工作本上记录的数据，照本宣科：“去年新增人口70多口。”记者反问：“是2004年的统计数据吗？”史庚戌很认真地扫描了一遍本子，肯定地说，“是(2004年的)，新增70多口，具体的我说不清，要专管计生的才知道。”陪同记者前来的陈军平赶忙插话：“这新增人口包括新出生的，还有新迁来的和死亡人口等综合统计的人口数字。这是2000年到2004年的数字。”记者再一次询问：“还包括死亡人口？”陈军平支支吾吾：“对，包括死亡人口等综合统计70多人。”陈军平的脸上掠过一丝勉强的笑，之后他的眼睛越过记者看向别处。 在库庄村委会的公示栏上，统计年度内生育人员名单记录有3个孩子出生，出生日期在2004年1?4月间。记者问出生人数为何如此少，陈军平立即解释，这个人口统计数据是一季度或半年的。可记者此前在镇政府的告示栏上看到的《小寨镇2004年度人口出生和一胎怀孕及符合再生育情况统计表》，库庄村2004年出生人数就是3人。为什么陈军平的解释和他自己的全镇统计对不上？另外，记者发现，告示栏的数据并不完全。村里两位抱着孩子的父亲告诉记者，他们的孩子分别8个月和10个月大，记者推算了一下，出生月份应在2004年4月以后，他们均不在公布的3人名单之列。也就是说，库庄村在2004年的出生人数不仅仅是镇里公布的3人。库庄村采访后第二天，记者获悉，在记者进村前，村里的孩子被赶到村外的坑地里躲起来。黄土飞扬，不谙世事的孩子们好奇地从土坑里探出脑袋张望，却被大人勒令藏起来，一串小脑袋飕地又缩回。大人告诉他们，这是游击战，等检查的撤了，他们就能回家了。

这样的招数经常使用。村民们告诉记者，每次省市计生检查组要来，村里的大喇叭就着急喊：“有问题的自己知道，把孩子抱出去都躲开，串亲戚、跑地里、猫砖窑瓦洞，该躲的躲，该藏的藏，不藏起来，如果出了事，一切后果自己负责。” 为应付检查，乡镇干部曾经还为村民准备好纸条，让村民照背改动过的年龄、属相、孩子的出生年月，岁数不够的往大的说，头胎男孩的就说成是二胎。

鸡泽各村流传着这样一个故事：有一次省里来人检查计生情况，巡视员问一妇女的年龄，这名妇女照着村干部事先准备的条说了，可再问属相，她忘了条上写的内容，只好忽悠说“属王八的”。

“放水养鱼”的利益驱动 每次例行的上站检查最主要的就是排查新怀孕的妇女，掌握新孕情，可是获悉新孕情的包村干部和村支书没有积极采取补救措施，而是“放水养鱼”，为“秋后算帐”做铺垫，开始了“权力寻租”。

长达近10个月的孕期可能会碰上两次上站检查，计划外怀孕的妇女一次不上站要交1000元，最多的2000元，“放水养鱼”的方式令孩子生下来前被处罚的钱可高达二三千元，孩子生下后“秋后算帐”，再罚2000元，平均计划外二胎被罚近5000元，计划外三胎更多，可能高达8000元。有的村干部甚至对申请二胎准生证的村民说：“办那玩意干啥？办也得花那个钱，罚也要那么多钱，你就生吧。”征收社会抚养费只是补救措施未能实现而迫不得已采取的惩戒措施，但在当地被歪解、滥用，变成了乡镇计生干部敛钱的工具。

当然，并非所有人超生都要花上三五千，关系、人情是议价的砝码。据知情人透露，鸡泽一些乡镇有一个不成文的规定，乡镇包村干部和村干部可以为自己超生的一个亲戚说情，不交或是少交社会抚养费。 采访中村民说得最多的一句话是：47岁以下生二胎的没有不被罚过。他们的罚款交给了村支书或包村干部(有的是包队干部)，但是很少有人得到收据、发票。按照《河北省征收社会抚养费计划生育行政处罚程序》的规定，征收社会抚养费应开具财政部门统一的正式发票，而且社会抚养费缴纳完毕后应该发给政策外生育结论证，可是很少有村民能拿到结论证明。

王合停曾是小寨镇的一名村委会主任，据他介绍，1995年至1999年在他任职的4年间，村里根本就没给超生村民开过结论证，交了罚款拿到收据的人寥寥无几。一个村民对记者说：“村里生三四个孩子的要交一万多元，超生户大多交不够，主要原因是镇里、村里收了罚款不给开票据，谁知道他们收了罚款都弄哪去了？所以老百姓也知道少交点也没事。” 罚款没有开具正式票据，资金的数额和流向成为谜团。 仅以小寨为例，尽管镇政府的行政编制只有三十七八人，但工作人员有近90人，有50人左右靠的是吃管理费，管理费其中很重要的来源之一是征收的计划生育社会抚养费。

鸡泽县计生局局长尹海军介绍说，社会抚养费征收标准以夫妻双方的上年收入为基数，计划外二胎按照夫妻双方上年收入的2.5倍征收，计划外三胎则在计划外二胎的基础上再翻一倍，以此类推。考虑到农民们的经济负担，社会抚养费可分三年征收完毕，第一年应征收一半。鸡泽县农民的人均年收入为2500元左右，最低的村还不到2200元，以此计算，一个计划外二胎社会抚养费在9000元至15000元间。三胎更多。

当记者提出想看看计生部门开具的正式票据时，尹海军局长和小寨镇的人大主席陈军平这两位主管领导虽职务不同，但对记者的回答出奇地一致：会计外出不在。而当记者询问陈军平2004年以前的征收情况如何时，他的回答是：“不清楚。”

计划生育政策实施了20多年，为什么在鸡泽还存在有如此众多的超生？记者的采访只是看到了冰山一角。谈起计划生育工作的难处，乡镇和村计生干部都有一肚子的苦水，“计划生育是个大难题”。难到底难在哪？小寨镇小寨村做了近20年计生工作的村计生专干吴计山向记者坦言，农村家庭没有男孩的确存在着诸多困难，农活女孩干不方便，无子家庭在村子里没有地位被人瞧不起，农村养老保障制度不健全等，多数村干部都会顾念无子家庭的现实困难而网开一面。

而村民对超生行为却有不同看法。除了重视男孩的传统观念顽固存在，在他们看来罚五六千元就能生个孩子，还算不错。长期以来不少包村干部和村干部“放水养鱼”敛钱，村民普遍形成了交钱就能生的观念。另外，许多村民认为，当地超生普遍还有个原因是干部们带头。在记者走访的好些村子里，常年的上访户反映的问题之一就是村干部包庇亲戚，违反计划生育国策。 百姓杂志社记者 曹 静 赵现英 邹晓艳

何不吃肉糜？

哈哈哈哈！ ：）

港公立医院数据表明"内地妈妈香港仔"占三成

新华网广东频道( 2006-06-21 09:27:32)来源:新华网广东频道编辑:李智敏

算超生吗？

深圳计生局:只要父母都是内地人，在计划外生的孩子，不管地点是哪里都算超生。

有这必要吗？

律师认为，若是计划内生育，就要看父母认为有无必要生个香港仔——如果有资金保证，并欲在国外发展，可以考虑。

法规会变吗？

目前香港政府正在酝酿修改相关法规。内地父母的香港仔成人后，香港法规是否会变不得而知，永久居港权尚存变数。

新华网广州6月21日电　目前香港公立医院诞生的宝宝中，每三个中便有一个是内地人所生的宝宝。内地产妇在香港生孩子的情况在最近几年呈上升趋势。

据《南方都市报》报道，香港医院管理局是负责管理香港公立医院的部门，该局新闻发言人接受记者采访称，内地妇女在香港公立医院分娩的比例的确逐年上升。据其介绍，2002/2003年度，在香港公立医院分娩的内地妇女有8736名，占公立医院分娩总数的23％。2003/2004年度，分娩的内地妇女有8727名，占公立医院分娩总数的25％。2004/2005年度，这个数字上升得更快，分娩的内地妇女有12293名，所占的百分比高达31％。

最初，内地妇女到香港生孩子，多到香港公立医院，随着香港公立医院近两年采取一些措施，一些内地妇女转移到私立医院生孩子。内地妇女在香港分娩的婴儿中，父母均不是香港居民的数目有上升的趋势。2002年内地妇女在港产下的婴儿中，12％的父亲并非香港居民。这个比例在2003年上升至18％，到2004年进一步上升至28％。

香港政府比较担心，因为内地产妇考虑到经济的原因，大都是在分娩当天才进入医院，此前很少接受检查，而分娩后又很快出院，令医院很难做出观察，这导致婴儿因感染、脱水、严重的新生婴儿黄疸或先天畸形而需治疗的数字有所增加，而这些儿童已经拥有香港居留权，从长远来看，对于香港的人口素质并不是一个好的影响。

说法

生香港仔不算超生？

深圳计生局称，计划外生育不管地点均算超生应罚18万

　 得知“交1.8万元，让你生个香港仔”一事后，一些被访者除了看重“香港身份”外也纷纷询问，“如果是第二胎的孩子拿了香港身份，是否就可以不算超生了？”对此，深圳人口与计划生育局明确表示，只要父母都是内地人，在计划外生的孩子，不管地点哪里都算超生，并要处以18万元罚款。

不回内地难以处罚

计生局解释，这类父母若仍是内地户口便要按内地计生法规来处理，这些计划外的孩子虽然生在香港，但依然算超生。按照相关规定，要处罚款18万元。“如果超生的孩子不回深圳居住呢？”该负责人表示，“那就无法执行罚款了。”

由于计划外孩子在香港出生相对“隐蔽”，是否会有内地人存在“到香港偷生”的侥幸心理？计生局表示，只要回深居住，一来会有群众举报，二来居委会、街道办、计生部门也会上门查访。另外，这些孩子要在深圳就学、就医，超生的情况是隐瞒不了的，因此即使内地人到香港生仔也不该抱有逃避超生罚款的侥幸心理。

多数都会带回内地

深圳市晟典律师事务所的邓辉律师解释，赴港生仔总体来讲违背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我国在2002年9月1日开始实施《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超生必须要承担法律后果，承担超生带来的抚养费。但是，在香港生仔不受限制，生孩子也不占用内地准生指标，部分人认为内地人在香港生孩子不算超生。但实际上，内地父母赴港生孩子后，多数还是要带回内地抚养，因此依然属于超生，违背了我国的计划生育国策和法律。

“但如果是头胎，那就另当别论了。”邓律师表示，“这就看父母认为有无必要生个香港户籍的宝宝了。”其建议，如果有资金保证，并欲在国外发展，可考虑在香港生仔，否则应该慎重。

据称港府酝酿“变法”

邓辉说，孕妇在香港待产签证通常都会逾期，违反香港和内地的出入境管理法。另外据其了解，目前香港政府也已经逐渐意识到内地人到香港生仔的问题。正在酝酿修改一些相关法律法规。内地人到港生仔，孩子成人后，香港法律法规是否会有变动不得而知。因此，在港生子是否可顺利拥有永久居港权尚存在很多未知数。

邓律师提醒，该代理服务涉嫌违法，因此参与其活动的待产孕妇可能不会受到法律保护。

失算

过桥去香港生仔　走到桥头就生了

随着众多的内地人想生个“香港仔”，由于预产期没有掐准，或者孕妇肚子里的小家伙想提前来到这个世界，每年总有一两个孕妇将小宝贝产在了罗湖桥头。这也让深圳检验检疫局口岸医院罗湖口岸体检处的医生不得不在120赶来之前紧急客串“接生婆”。

据介绍，去年7月31日上午11时30分左右，一名准备去香港生第二胎的广东籍女子行至罗湖口岸出境大厅时突然要临产，比其预产期整整提前了10天，打乱其从容去香港待产的计划。这名女子本打算让体检处的医生护送去香港。不想还未过桥，其宫口已开，胎儿迫不及待地要出来。最后只好把孩子生在罗湖桥的这边，当日12时05分在医生的协助下，胎儿娩出。

口岸体检处的穆庄主任给记者讲体检处医生客串“接生婆”故事时，还拿出了新生儿的父亲写来的感谢信。(完)

农村的计划生育工作

计划生育是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其重点和难点在农村,主要靠乡村两级干部去抓落实。各级政府都很重视，并且把此项工作列入一票否决的考核范围，还与政府官员的政绩和升迁持钩。但是，由于大环境和管理体制的问题，现在的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完全流于形式，都把重点放在了造假、应付检查上，计生工作基本上是放任自流上，不是基层干部不想干好这项工作，而是环境和条件不允许干好这项工作。

原因是什么呢？环境和体制问题。

过去在1992年以前农村计划生育工作确实抓的紧，当然当时由于法制不健全，也有很多过激行为。比如当时提出的口号：“上吊不夺绳，喝药不夺瓶。宁肯血流成河，决不多生一个。宁添新坟，不添新人。有证无证，一律拿净。”等。甚至个别地方出现了非法限制人身自由，扒房子等现象，这绝对不对，极大地侵犯了人权，但是这种方法效果也确实明显，就象蒋介石的“宁肯枉杀一千，决不漏网一人”那样。也象1983年中的严打，虽然有很多过激行为，甚至刑罚过重现象，但是也正是由于严打才换来了中国近十年的社会治安稳定，同样，也正是由于那时的计生工作严管狠抓，才换来了农村计划生育工作近十年的低生育期。

而现在，农村计划生育工作开始强调以人为本，讲究人权，这是对的。但是中国的事情往往是矫枉过正，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现在规定计生工作“七不准，八不许”，对超生对象没有什么制约措施，只要求做思想工作，但是思想工作不是万能的。

比如，乡镇计划生育部门的人员发出了某村的一个超生户，就去做她的思想工作要她去做流产或引产手术，遇到好的，她们就是不见你，出外打工或躲起来，等孩子生下来了，就回来了，超生费又不交纳，基层政府又没有强制执法权，执法部门又愿插手此事，一点办法都没有。遇到不好的，超生对象的家属会纠集本家族的人对计生部门人员围攻、谩骂、欧打，公安部门对这类现象一是不愿管，二是取证困难。而部分农民利用现在的宽松环境，以为政府对他们没办法，有待无恐，政府计生部门人员面对如此恶劣的执法环境只有心寒和徒叹奈何。

可是，年终上级的考核，不管你有什么困难，你只要有计划外超生了，又是处罚，又是撤职，可是又不为基层撑腰作主，这项工作怎么干，那只有应付，造假，搞不正之风，其实上至中央，下至地方各级领导都明白。1998年长江发大水不是冲出很多超生的孩子吗？难道领导们不知道，可以说现在农村没有哪个村没有超生的，上级领导也知道在作假，应付检查，只是看透不说透罢了，就象皇帝的新装一样，谁都清楚，就是不说，那我就当一回小男孩吧，我说。这不是逼良为娼吗？

其实，现在农村干部计划生育检查已经成了腐败的重灾区，农村计划生育工作一年要迎接省、市、县的检查几十次，甚至现在省、市计生部门的科室都经常下村检查，还美其名曰：调研，其实大家都心照不喧呀。检查时因为成绩要与政府官员政绩和升迁持钩，而超生的又那么多，只有应付、造假、然后送礼，贿赂检查人员。

再之，现在的检查方法完全是教条主义，上级部门不了解农村实际，闭门造车制订检查方案，在农村根本就行不通。计划生育最根本目的是控制人口增长，不管通过什么办法，只要不把计划外的生出来就行了。现在什么统计符合率，报表符合率等等，形式主义。再比如，现在全国都在想法增加农民收入，鼓励农民外出打工，而检查时非让农村育龄妇女都回来，这现实吗？有很多在沿海城市打工，让她们回来，可能吗？可是检查人员很机械，找不到人就扣分，这不又是在逼良为娼吗？

现在的户口管理也有问题，不管是不是违反计划生育政策，到派出所一律可入户口，这是对的，因为，一个生命诞生了，不管父母是否违反计生政策，这不是他们的过错，他们应该享有基本的权利，可是相关的配套措施跟不上，计生工作更难搞。

同时，村委换届选举加巨了部分村的家族矛盾，好多人认为还要多生孩子，将来自己的家族人多势众呀。而对农民的养老和社会保障政策跟不上，你不让他超生，可父母养老的问题怎么解决，尤其是没有男孩的家庭，老有所养解决不了，那他只有多生，甚至非要生一个男孩不可。

每年全国两会结束时的人口资源与环境座谈会我都要看，中央领导的讲话始终不提对违反《计划生育法》的人员的打击和处理，既然是法制社会，又制定了《计划生育法》就要严格执行。我看这跟领导的指导思想有关，但是你讲明呀，要是放开二胎就放开，不放就不放，不要这样，弄得下边无所适从。同时，部分所谓的专家学者说在我国的大城市人口已也现了负增长，对计生工作不必那么紧张。这完全是一派胡言，瞎扯谈。不要忘记，中国的国情80%的人口是农民，人均耕地又那么少，农民收入不增加，谈不上什么现代化。现在好多问题比如下岗失业、农民收入增加、环境污染等好多问题都会从人口问题上找到原因，试想，中国现在要是有2—3亿人，不是好多社会问题都解决了吗。

还有，现在的社会风气不好，好多国家干部超生而又处理不到位，带来了恶劣的影响。农民想你国家干部都超生，我为什么不能超生。

还有，农村的出生婴儿男女性别比问题也要引起高度重视。

一家之言，仅供参考，暂写到此，十、一感怀。

关于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

2006-3-7

关于当前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调查报告

今年以来，我市各级党委、政府将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纳入当前工作的重点，坚持一把手亲自抓、负总责，配齐配强计生分管领导和计生办干部；加大基础设施和技术服务网络建设，建立和完善了县、乡计划生育服务网络体系；加强计划生育宣传教育，促使群众转变多子多福的婚育观念，基本杜绝了多胎现象，干部群众法制观念普遍增强，计划生育工作逐步走上了法制化管理轨道。

然而，随着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的深入发展，我市人口与计划生育工作面临很多困难和问题。为找准问题，寻求解决问题的办法，我委组织了4个调研组，本着实事求是的原则，深入全市23个乡镇进行调研，通过召开县、乡、村计生干部和育龄群众座谈会，与乡镇主要领导、分管领导交流、查阅相关资料，发现存在以下几个方面的突出问题：‘

一、执行生育政策不到位，计划外生育反弹

据调查，全市计划生育率仅为72.79%，低于90%的目标值17.21个百分点。分析原因：一是计划生育“七不准”和依法行政给各级党政部门和计生干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过去那种强制措施不能用，面对计划生育对象、不参加环孕检的对象不落实节育措施的对象和不交纳社会抚养费的对象，既不能动手搬东西，也不能收押金、罚款，只能反复做思想工作，而大多数群众对只动嘴不动手而无动于衷，计生工作人员对此兴叹束手无策。座谈中，许多计生干部坦言“不是我们无能干，而是不能干（因为没有强制措施）；不是我们干不好，而是无法干好（因为要依法行政）；不是我们不想干，而是怕干（因为怕承担责任）”。由于法律法规要求计生干部依法行政，而群众又不依法实行计划生育，致使干部群众普遍认为计划生育松了，抢生现象严重，许多生育一男孩的对象，小孩都10多岁，带要超生，不少二女结扎户想方设法采取复通，再生一胎。二是流动人口管理失控。由于经济的发展，许多年轻人纷纷外出打工，而外省很多地方对流动人口不查验《婚育证明》，致使外出人口办证率低，许多外出人口流向不明；再则，我市流出人口约13万，95%以上是生育旺盛的青壮年，对庞大的流出人口，从人员、精力、经费等方面都无法管理，给外出人口管理造成很大困难。流出人口钻管理上的空子，躲在外地超生。据调查，流动人口超生占计划外出生总数的80%以上。三是环孕检率低，全市环孕检率在50%左右，低于95%的目标值45个百分点，由于对育龄妇女不参加环孕检没有任何约束措施，只能靠计生干部上门做工作，凭群众的自觉性参加环孕检，所以环孕检率难以提高；对外出打工人员，不得强求其返回户籍所在地做环孕检，她们在外地寄回的环孕检证明有30%是假的。以我们的调查一个乡为例，去年该乡11例计划外出生，其中9例是外出流动人口，且都寄回了环孕检证明“有环未孕”，但事实上都超生了。四是地下婚姻造成计划外生育，据调查，不少地方出现先生小孩后结婚的现象，有一个村，8个计划外对象，都是到了法定婚龄未领证生育的非婚生育对象，占当年计划外生育总数的40%。

二、出生婴儿性别比仍然居高不下

据调查，全市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30：100，超出正常值（110：100）20个点。分析原因：一是群众生育男孩的意愿仍然强烈；二是受到利益驱动，不少卫生技术人员仍然隐蔽地进行性别鉴定和开展人工终止妊娠手术；三是缺乏有效的打击力度，一方面非法性别鉴定人员行动诡秘，给侦破工作带来困难；四是性别比整治责任不清，从部门配合的角度上看，市级比县级好，县级比乡级好，乡镇一级公安、卫生部门不予配合，单凭计生部门一家抓性别整治，实质上就是一句空语。

三、社会抚养费征收率低

据调查，上半年全市社会抚养费征收率仅为7.37%,与50%的目标值相差42.63个百分点。究其原因：一是计划外生育对象外逃现象严重。以调查的一个乡为例，去年14个计划外生育，就有10个外逃，当地启用了法院的“非诉执行”，但由于外逃难以找到人，法院对此束手无策；二是调查取证难，由于第五次人口普查规定已作象征性处理的不作追究，原来交了500-1000元的就可上户口，许多计划外对象，暂时不给小孩上户口，等到第六次人口普查再上户口，计生部门很难取到计划外生育的证据。三是非诉执行成本高，时间长，收效慢，许多乡镇反映，虽然法院非诉执行起了一定的震慑作用，但成本高，按照法律程序时间长，加上法院人力有限，见效慢。四是由于征收标准高，很多对象与计生办谈条件，交二三千元就了结，超过这个标准，分文不交，就是搞非诉执行，让他们坐牢也分文不交，法院也无可奈何。我们调查了解一例非诉执行的对象，拘留“三进三出”，就是分文不交，出来后拍拍胸脯狂言“老子的口袋里有钱，就是不交，你们想怎么样。”象这样的人为数不少。五是《人口与计划生育法》、《行政诉讼法》等相关法律法规颁布实施后，基层干部求稳怕乱，害怕自己犯错误，缺乏应有的工作力度。

四、县、乡财政投入严重不足

据调查，除龙虎山和市工业园区外，其它县（市、区）财政几乎没有安排计划生育人均事业经费，虽然财政作了预算，但那种预算将人头经费、社会抚养费、财政转移支付列入其中，实质上是空对空，没有按照中央、省关于计划生育人均经费投入的要求去做，故而县（市、区）计生经费严重短缺。乡镇一级不但没有经费投入，还挤占、挪用财政转移支付中计划生育经费和社会抚养费。由于经费投入不到位，致使政策、法律法规规定的免费计划生育优质服务、独生子女奖励费、二女户养老保险以及其他奖励优惠措施以落实到位，不少地方为了维持日常工作，不得不靠征收社会抚养费度日，以致“放水养鱼”现象重新抬头。调查中，就有不少的基层领导跟我们算帐，说少引产少结扎一个不仅可减少很大的工作量，也没有工作的风险，还可节省1000多元的行政成本，同时，多生一个还可收几千元的社会抚养费，故而都不愿去搞节育手术的落实。如此思想作崇，怎能搞好工作。

四、基层计生队伍不稳定

据调查，乡镇计生工作人员任务重、压力大，工作环境差、待遇低，人心思走。由于计生工作作为“天下第一难”的局面并未改变，从上到下层层下达考核指标，加大检查考核的力度，省下达的考核指标大多脱离工作实际，面对过多过滥的考核指标，乡镇计生干部疲于应付。出于“七不准”和依法行政的要求，上级业务部门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没有搞好工作要挨批评，稳定出了问题又要追究责任，在双重标准的要求下，他们基于处于“自己想招自己用”、“自己做事自己兜”、“自己有苦自己吞”的境地，上级机关和社会缺乏对他们的了解、理解和支持，工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两头受气，因而分管领导不愿分管，计生干部人心思走，这样的比例有85%以上。村级计生专干由于是海选干部，考虑自己的选票，只迎合村民个人利益，根本不配合政府做工作，造成“村梗阻”，许多地方只能是乡镇计生干部越俎代疱，难以做好工作。

针对上述存在的问题，建议从以下几方面加大力度：

一、加强领导，认真落实党政领导亲自抓负总责制度。将计划生育工作真正纳入党政领导政绩考核内容之一，实行领导任期目标考核、责任跟踪追究，切实发挥计划生育工作“一票否决”、“黄牌警告”的作用，促使各级党政领导紧绷计生这根“弦”，具体抓落实。

二、加大计划生育人均事业经费投入。要求各县（市、区）按规定的标准追加2005年财政预算，明确计划生育人均经费不含人头经费、社会抚养费和财政转移支付计划生育经费。建议市人大、财政、计生等部门联合组成督查组，对县（市、区）经费投入情况进行定期督查，形成督查通报，监督县（市、区）落实人均计划生育经费投入。各县（市、区）要将财政转移支付计生经费统一划拨到县（市、区）计生局帐户，由县（市、区）计生局统一管理，防止乡镇克扣挪作他用。由市财政局、市审计局、市监察局、市人口计生委联合制定人口计划生育经费依法管理的有关规定，对乡镇挤占、挪用计生经费和社会抚养费的，要视情节予以党纪、政纪处分。对投入不到位的予以通报批评，限期整改。

三、加强计生干部队伍建设。一是提高计生干部待遇，稳定计生队伍。针对计生干部岗位特殊，要落实每月60元的计生岗位津贴；对一类乡镇的计生干部要增发每月30元的计生奖励津贴；对连续两年获得一类乡镇的计生分管领导和计生办主任要予以提拔重用。同时，对连续两年排名后三位的乡镇分管领导和计生办主任实行末位淘汰，真正体现有奖有罚，奖罚分明，调动基层计生干部的工作积极性。二是针对计生技术人员缺乏的现状，建议全市统一招聘有相应资质的技术人员充实到乡镇服务所，编制统一放在县（市、区）计生服务站，工资上浮一级，工作满5年后，视其工作业绩，择优选调县（市、区）计生服务站，上浮的工资固定下来，用丰厚的待遇吸引人，解决目前技术人员不足的问题。三是村级计生专干不参与海选，由乡镇计生办定期考核聘用，享受村级副主任待遇，工资由乡镇计生办统一发放。

四、全面推行村民自治，以村为单位制定村规民约，对不履行计划生育义务，不按期上环、结扎、环孕检、外出流动人员不办理婚育证明的人员议定处罚条款，由乡人民政府、乡计生办督促、指导依村规民约章程处罚。从而制约不遵守、不服务从乡村计划生育管理和服务的行为。

五、开展一次集体性“清查清理”活动。通过清查清理，为育龄群众提供计划生育技术服务，落实生育政策、技术政策和处罚措施，消灭计划生育死角，堵住管理漏洞，全面掌握全市计划生育工作底细，健全人口计划生育信息资料和管理制度，使计划生育工作逐步走上经常化、制度化、规范化管理轨道，坚决防止滑坡和反弹，为确保完成人口控制计划夯实基础。活动中，要把整治性别比作为一项重要内容，坚决落实已出台的相关措施，严厉打击非法胎儿性别鉴定。同时，尽快召开全市半年人口形势分析会，客观分析形势，明确下步工作重点。

计划生育率仅为72.79%

注意我的计算，汉族的1.87的生育率的上限，是包含了这篇文摘中的“超生”的情况的，而且那里的假设，比你的文摘中的“超生”的情况猛多了。结论仍是，汉族的人口生育率在保持人口更替的2.1以下。

理论上，如果每胎生男生女的概率各占一半，那么两胎生出男孩的概率是75%,这与72.79%就很接近了。剩下的就是“超生”的了。直到生出男孩为止，那么汉族的总和生育率仍达不到2.1

看原文：

许多生育一男孩的对象，小孩都10多岁，带要超生

============================================许多人有了男孩，还要继续超生。你的计算的基础不成立。

而且，

据调查，全市出生婴儿性别比为130：100，超出正常值（110：100）20个点。

===============================

这个也套入你的公式，数据就更对不上号了。 ：）

总和生育率必然比你的理想公式的结论要高得多！

3年计划内2胎无一女孩 性别比失调领导不能提拔

2004年12月20日　北京娱乐信报

　　据新华社电为维护、控制、推进人口性别比例自然化，陕西省政府日前规定性别比悬殊地区的领导不能提拔，同时严禁非医学需要的胎儿性别鉴定以及为了选择胎儿性别人工终止妊娠的行为。

　　近年来，陕西省部分地区新生儿男女比例严重失衡，在一些地方逐渐形成了社会问题。据调查，男女比例失衡主要发生在县以下的农村地区，如陕西省岐山县计划内二胎新生儿男女性别比高达253．5?押100，这个县内青化镇南阳村、焦六村、孙家村，蒲村镇鲁家庄村，凤鸣镇陵头村，雍川镇脱家原村、小营村等7个村自2001年起连续3年间出生的计划内二胎竟没有一个女孩。

　　陕西省政府要求对连续两年以上出生人口性别比非正常升高或人口结构失调问题突出的市、县，省政府单独进行跟踪考核。

如果仅仅是　许多生育一男孩的对象，小孩都10多岁，带要超生　的话。

婴儿性别比失常的问题，其实是计生政策不合理而导致的人工选择的结果。

如果改成“男孩止生”，只要生不出男孩，可以无限制生下去，只要生出男孩，就不许再生，人工选择男婴基本就不会有了。

从我过年回家接触的情况看，已经很少有超生的，具体的政策我不是很清楚，大概是头胎女孩，可以生第二胎；头胎男孩，就不允许生了。

我们那里不算富裕，平静每人土地不足2亩，青壮年出门打工的比较多，过年以外的时间回去，看不到几个年轻人，都是老人孩子。当然，这些所谓的老人一般也是具备劳动能力的，60岁以下的，年龄太大的，就负担不起过重的体力劳动了。

由于年轻人考学，当兵，打工发财在外定居等因素，村里的人口已经比80年代减少。

很少超生的原因我大概想了下，包括几个因素：

1、经济收入上涨，对于养老保障的问题，考虑的不如以前那样紧迫。

2、养育子女的费用上涨，特别是上学费用，一个高中生每年大概需要4千块左右生活费加学费，一个初中生大概需要2～3千，这个费用对家庭生活的影响还是比较大的。而如果不让孩子上学的话，一般父母还是会觉得对不起孩子的。

3、计划生育政策的执行力度比较大，虽然没有听说象陈光诚那样的恶性事件，但是许多不人道的事情，还是听到过的。

4、外部环境的影响，特别是青年，在外面打工，眼界会宽一些，不再象以前，孩子越多越好了。这点让人感觉，传统文化的影响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好多只有一个或者2个女儿的，也没觉得象以前那样在村子里抬不起头了。

5、青年挣钱的途径打开以后，农村的环境从封闭到开放，以前是谁家里男孩多，就在村子里有竞争力，发言权大，现在大家不再注重这个，看谁挣钱多了，穷人被看不起，农村的价值取向已经变化。

可能我说的是个案，不过感觉空空说的也是个案，非专业人士，只能泛泛而谈了。比较有说服力的，是小学生人数的下降，如果说人口统计有比较大的误差的话，小学生的数量，应该不会有太大误差。

希望见到更多专业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