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奔向复苏或者奔向危机的2007 -- 葡萄

对中国的人口问题,看来我们还是可以讨论的...

如果真的如此，哪欧洲股市也没啥蹦头

真的不是抬杠，这人民奋发向上，真是第一听说。而且以现在印度的政治体制，是不可能要求“全体人民”奋发的。

还有这人口控制，中国有这样强势的中央政府搞计划生育还折腾近30年，才略有成效，从何看出印度有决心有能力去完成这个人口控制？

还有这印度英语实在不敢恭维。

西方媒体翻炒了无数遍的。文字游戏而已。

服务业的本质是知识经济？还能当杀手锏使？这个论断还是第一次听说。旅游业算知识经济吗？——不要告诉我你认为旅游业属于制造业或者农业。如果旅游也算知识经济的话那么三陪服务呢？

谁跟你说的印度的设计能力比中国好？一个连自己的步枪子弹都得进口的国家还好意思说自己设计能力好？知识储备“远”好于中国？靠他远高于中国的文盲率？你是怎么得出这种结论的？我真是想不通。

印度与“世界”的无缝连接自打英国人在的时候就开始了。印度的民主好像也不是一天两天了吧？那么有用的话印度早该发达了。

“印度缺少的仅仅是基础设施建设，只要钱砸下去不是问题，时间长短罢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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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首先就是时间， 一百年还是一千年？看看葡萄文章里面的数字吧：

事实是印度人连钱都没砸下去。

都说的什么？

这根本就是一个从来没有工厂实务经验的人的想像。

在工厂中，组织生产是一件相当复杂和技术性的问题，绝对不是找两个民工有个机床就可以进行的。

这样的无序的生产，只要稍有规模，就会被别人击垮。

中国的制造优势绝对不是简单的一个人工便宜就可以解释的。

另外，制造的门槛不是降低了，而是提高了，被高度集中化，大多数人根本没有机会进行制造了，他们不得不放弃生产领域。

以后俺不再回您的帖子了。

就是叫我去也搞不定。

要发展制造业，最重要的就是基础设施。看看印度投的那点钱，一个北京市都比他多。况且印度自己还不会造路，请别人造路的成本肯定比我们高。再看看钢的产量，根本不在一个等级上的。

印度说来说去就是潜力，潜力只能事后看！多说无益！

最最重要的从中国的发展中来看，13亿人口小康生话靠我国那点资源是远远不够，必须从世界其他国家吸入。现在世界科学技术、资源达不到让两个人口大国同时崛起。中国与印度不可避免地要争夺世界资源。印度铁矿石事件已经看出点苗头了！既生瑜何生亮啊！

从地底洞来的。

就不知道付的大钱有什么效果。

当年把春晓的一部分给了老美，后来为了方便小日本可以生事，美国ZF（？）硬生生的让那些老美公司把口中的肥肉给吐出来还给中国了。

说什么老美的那些公司是完全独立的。我是不信的。不过操作的手法和中国的有些不同而已。

民工培训两天就能完成复杂的技术工作，看起来世界上的大学都可以关闭了。中国政府和印度政府应该聘请您担任教育负责人，你发现了世界上最伟大的教育理论。

印度自己领导人都不敢自称自己的工业体系比中国完整，你绝对是伟大的发现者，哥伦布、爱因斯坦都不如你的眼睛好使呀。也是，民工培养几天就能成专家，那么多印度大学生呢，印度还不得有几百万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水平的科学家，自然设计能力、知识储备比中国强；岂止比中国强，美国、日本、整个世界也没几百万大师呀。

无缝链接了几十年，印度如今这么发达，有这么多世界级企业，几百万大师，好呀。还用升级吗，本来印度就已经是世界文化科技的重心了。

看来民主的巴拿马、菲律宾、巴西超过美国也是指日可待了。民主好呀，宁要民主的草，也不能要独裁的苗！

有了民主的创业热情，民工也可以做大师；何况企业，赶明个我闹个民主的煎饼摊去，挂上民主招牌，过两年一上市，有您这样的赏识，还不得把GM、比尔盖了。

印度大师都一把，又民主了，钱还不是小菜。还要时间干嘛，本来就应经是发达社会，人类的楷模了。

制造业简单？看看中国企业现在能说赶上欧美日本的制造业了吗？印度追赶中国就容易了？

服务业的本质是知识经济吗？餐馆业需要高科技吗？呼叫中心找人接个电话很困难吗？如果很困难，欧美会把呼叫中心外移到印度吗？印度的呼叫中心可能还是用的是欧美的设备和软件吧。至于说软件业，印度公司拥有自己的知识产权吗？印度有象联想这样自己的计算机制造商吗？他们是不是还是用HP,IBM，DELL?

中国和印度的崛起令全世界兴奋。美国纽约的社会研究新大学校长、著名的民主党人罗伯特·克里筹集到一笔1000万美元的资金，在学校里成立了印度－中国研究所。克里做过州长，也做过联邦参议员，他看到美国弥漫的对中、印崛起的不屑和抵触会伤及美国本身的利益，认为只有了解、研究、交流和对话才是有效应对中、印崛起的态度。

　　研究所最重要的活动是开办印中学者项目——选择中、印、美各五名学者组成十五人的团队，开展为期两年的共同研究和对话。我有幸作为中方的五人之一参加了第一届的项目。2006年11－12月，我们在印度访问了两周。访问中，我们不仅和印度学者进行广泛的讨论，而且有机会深入印度基层社会，近距离观察。

　　印度是一个非常复杂的社会，众多的民族、语言以及根深蒂固的种姓制度多次让她濒于动乱和分裂的边缘，但民主制度终究没有让印度社会出轨。然而，印度民主制度的另一面却是低效和不负责任，集中表现就是政府的“公地化”——政府被一小撮政客所蚕食，普通百姓的福利却被遗忘。与此相对的，是印度市民社会的发达，其程度远在中国之上。这不能不感谢印度的民主制度，她的宽容给了市民社会巨大的发展空间；在底层社会里，市民社会组织发挥的作用，甚至超过了政府的作用。

　　我们习惯认为，中国的事情是复杂的，但是，相比印度，中国的发展轨迹基本上是一条直线，虽然有小的扰动，但方向是确定的。印度则不同，一个人说“好”的东西，肯定有另外十个人说出“不好”的意见。正如缪尔达尔所言，在印度，对、错是没有界线的。

　　自1992年实行经济改革之后，印度的经济增长速度直逼中国，2006年更是达到了9％。这个势头看来不会停下来。正如中国一样，印度的经济改革已是离弦之箭，不可逆转。这多少得益于印度对中国增长的觉醒。1990年代以前，没有多少印度人相信中国的经济增长是真实的，而且，那些自认为是贵族的人对中国的态度也是极蔑视的(这正是尼赫鲁当年在中印问题上犯错误的原因之一)。然而，当中国的崛起变成无可辩驳的事实之后，印度人醒悟过来，就连那些抱残守缺的人也不得不放弃所谓的“印度均衡论”，转而支持经济改革。

　　但是，即便如此，印度社会超复杂性的特点注定不会让印度的经济增长一帆风顺，争论、彷徨乃至倒退都可能发生。这是一个复杂的社会，一个充满活力和矛盾的社会。以之反观中国，印度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胜利之城

　　我们于2006年11月24日凌晨三点多抵达新德里，印度－中国研究所所长、尼泊尔人阿舒克等人已经在候机厅里等候。戴着主人送上的花环，我们向第一个目的地阿格拉驶去，鲜花在黑夜里格外清香。

　　阿格拉曾是莫卧儿王朝的首都，最著名的景点当然是泰姬陵。但是，我们首先去看的是胜利之城法塔堡，它是印度历史上和阿育王齐名的国王阿克巴于十六世纪中后期为纪念圣人舍克·萨利姆建造的，这位圣人曾把自己六个月大的儿子作为牺牲献给了神灵，以祈祷国王生子。

　　带领我们的导游是一位拥有历史学硕士学位的小伙子。他对印度历史非常了解，故事一个接一个娓娓道来。看得出，他对自己的文化相当自豪。

　　他的故事中，我印象最深的，是阿克巴对宗教的宽容。阿克巴的祖先是西征的蒙古人，在征服伊斯兰世界的同时却被同化了，开始信奉伊斯兰教。阿克巴的宽容表现在不歧视和禁止任何一种宗教。他娶了三个王后，一个信印度教，一个信伊斯兰教，一个信基督教，把当时印度流行的宗教都占齐了。他对三位王后一视同仁，还经常邀请不同宗教的名人到皇宫里辩论，以消除宗教之间的误解。

　　如果把法塔堡和北京的紫禁城相比，最大的差别，除了建筑材质而外———法塔堡用的是红色的砂岩，紫禁城用的是砖和木材———就在于建筑的布局了。按照我的美国导师的说法，当他从午门进入紫禁城的时候，那些雄伟的建筑让他有一种自觉渺小到要下跪的感觉。法塔堡不会给你这种感觉。尽管从建筑的形式上判断，当时阿克巴的生活一定是极尽奢华，但当你走在大小宫殿之间的时候，你感觉到的不是庄严，而是平易近人。紫禁城之所以威严，是它极具对称性的建筑布局使然；而法塔堡的布局看来似乎是毫无规划的，各个宫殿之间没有必然的联系，选址带有很大的随意性。紫禁城与法塔堡之间的差别，也许正反映了中印两国文化之间的差别：紫禁城表现的是统一和秩序，而法塔堡表现的是多样性和流动的节奏。

　　对于印度来说，莫卧儿王朝算是外敌入侵了。但是，如今莫卧儿的文化遗产已经成为印度文化的一部分。实际上，北印度多数的文化古迹，都是莫卧儿王朝时期留下来的。印度人对它们珍爱有加，这一点由他们对泰姬陵的称谓上可见一斑。他们不把泰姬陵称为Taj　Mahal，而是亲切地叫它“our

　Taj”。中国人为逝去的先人建造雄伟的宫殿，欧洲人把逝者的仙骨藏于教堂的地下室，只有印度人为死者建造了泰姬陵这样冰清玉洁的寝宫。泰姬陵的美丽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因为它是萨迦汉国王对妻子矢志不渝的爱。光脚走在泰姬陵宽大的基座上，在晨曦中眺望陵下缓缓流过的亚穆纳河，每个人都会试图想象历史如何造就了印度以及印度文化。

　　多数印度学者都对印度文化里的多样性赞赏有加，1998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阿玛蒂亚·森就是其中之一。自1993－1994孟买穆斯林－印度教大骚乱之后，印度政坛和社会充满着宗教原教旨主义的迷雾，以印度教为强大背景的印度人民党在选举中获胜。森对此忧心忡忡，因为这让他想起了童年时代在家乡加尔各答目睹的宗教冲突和歧视对穆斯林造成的迫害。在1990年代中后期，他写了许多反对宗教原教旨主义的文章，并充分挖掘了印度文化中的宽容成分。他的这些文章后来结集出版，书名叫《爱争论的印度人》。

　　印度历史上允许争论，甚至女性也可以参加。争论意味着宽容，这是森讨论印度传统文化的核心意旨。在与我们的印度同行的讨论中，我们体会到了印度人爱争论的一面。每次开会，与会的印度学者都踊跃发言；形成对照的是，中国学者多数只听不说。中国人务实，自然让中国获益不浅，但缺少形而上的争论，是否也会让我们失去方向？

　　2006年北京论坛召开期间，森作为特邀嘉宾做主题发言。在事前的一次宴会上，我对他说，他的演讲题目“Our　Global　 Civilizations”很好。他纠正说：“不是复数(Civilizations)，是单数(Civilization)。”第二天，他的演讲气势磅礴，以精练而不失翔实的史实向与会者阐明，各种文明之间的差异没有我们通常想象的那样大，地球上只有一种文明，那就是“我们的全球文明”。

　　和他同时发言的是北大一位泰斗级的学者，他的演讲核心是开放是中华文明兴盛的条件。这个立意很好，老教授也引证了令人信服的论据。但是，临近结束时，他话锋一转，认为物质的全球化是好的，而文化是不可能全球化的。且不论这个观点是否正确，单就逻辑而言，它明显和教授前面的立意矛盾：既然中国只有开放的时候才昌盛，为什么现在却不能开放了呢？教授不也指出，唐代的伟大得益于少数民族和他国文化的传入吗？更让我沮丧的是，会后一位北大学者对森的演讲大加赞赏，但不是因为他的全球文明，而是因为他说印刷术是中国发明的。“让韩国人听听吧！他们总是说印刷术是他们韩国人发明的。”呜呼！

　　上帝是公平的。他让中国人勤劳务实，却同时让我们缺少了进行形而上思考的能力；他让印度人欣赏多样性，却同时让他们倾向于裹足不前。多样性既是印度的骄傲，同时也是印度前进的羁绊。这在印度民主的运转过程中表现得淋漓尽致。

受美国一个中印研究项目的邀请，一位中国经济学家有了近距离观察和了解印度的难得机缘。他看到了一个复杂的国度，与中国一样，背负辉煌而沉重的过去，在现代政治经济生活的迷宫中探索着未来。印度的现状“是中国社会的一面镜子，照见了我们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

　　一场正在进行的革命

　　关于中印对比，国际上一种流行的看法是，印度的民主制度以及更健全的法治环境终究会让印度拥有比中国更多的后劲。一个形象的比喻是，印度就像一条坑坑洼洼的普通公路，但方向是明确的，因此车走得虽然慢些，但不至于出现大的危险。

　　但是，对于每一个中国人来说，对印度最大的疑问恐怕也是她的民主制度是如何形成并运转的。此次访印，我们问得最多的是关于印度民主的问题。得到的答案可以归结到两点。其一，民主是将复杂的印度粘合在一起的必然选择；其二，不能以效率的眼光来衡量印度民主的优劣。

　　从1948年印度独立时的情形来看，我能理解第一点。自独立以来，虽然也发生过几次大的骚乱，但民主制度毕竟让印度这个巨大的多民族国家维持了统一的局面。这得益于民主制度的一个重要特征，即宽容。人们可以通过各种形式表达自我的意愿，如结社、演讲、示威等等。尽管这些表达未必能够得到意想的结果，但表达本身就已经在很大程度上消弭了潜在的巨大冲突。

　　然而，印度民主的危险在于，这种趋势太过强烈，以至于导致政府始终处于无为的状态，说得严重一点儿，就是发生了政府的“公地化”倾向，即一种无人负责的状态。由于这个原因，我始终不能被印度学者的第二点理由所说服。尽管我不认为民主制度一定要促进经济增长，但是，我相信民主制度至少应该造就一个向民众负责任的政府。然而，正是在这一点上，印度民主的表现令人失望。

　　从独立之初到1979年英迪拉·甘地遇刺，印度政治是国大党控制下的寡头民主制。尼赫鲁以其在独立运动中所建立起来的巨大声望，得以像君主一样统治印度。按他自己的说法，他是印度“最后一位英国绅士”。在这位“英国绅士”的统治下，印度经历了相对平静的十几年。

　　参与我们项目的一位印度学者多次向我们回忆起“庞贝”在1950年代的辉煌。“庞贝”(Bombay)是孟买在殖民时代的旧称，而“孟买” (Mumbai)是当地马哈拉什塔语对这座城市的称谓。为了清除殖民时代的印迹，马哈拉什塔邦在1980年代初将“庞贝”改成“孟买”。但是，对于讲英语的上流社会而言，孟买永远是“庞贝”。这不仅是对一座城市过去的怀念，而且也是对印度社会过去的秩序的怀念。

　　尽管贱民在形式上取得了一席之地(其标志是贱民出身的安倍卡博士获得了起草印度宪法的机会)，但国大党以及尼赫鲁本人并没有触动种姓制度的意愿。可以说，甘地夫人遇刺之前的印度社会，是一个“各得其所”的社会。但是，1980年代以来，印度社会迅速走向碎片化，各种政治势力纷纷登场；而且，地方政治变得越来越活跃，并有和中央政治分庭抗礼之势。因此，确切地说，印度的民主始于1979年，而不是1948年。

　　关于印度与中国体制的对比，我感触最深的是民粹主义政治在印度的泛滥。民粹主义在经济发展的早期可能的确是既妨碍经济增长、又搅乱民主政治的重要因素——当收入较低时，民众的预算约束很紧，政客因此可以通过小恩小惠赢得选票。在印度，政客拉票的一个手段是为贫民窟里的居民提供一些小实惠，比如通电、通水、修厕所之类。这并不是说民众的素质低，而是因为他们太穷，一丁点儿的小恩惠就可以给他们解决很现实的困难。但是，他们能得到的也就仅此而已—— 政客只会在选举的时候露一次面，其他时候就把他们忘了。

　　民粹主义在印度虽然没有像在拉美那样演变成灾难，但其负面影响仍然清晰可见，最主要的表现是，政客们利用民众的利益诉求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而不顾社会整体利益，甚至也不顾他们的政党主张。

　　人民党在上次大选中的教训是深刻的。由于2003年经济增长超过7％，形势大好，执政的人民党决定在2004年提前进行大选，希望打国大党和其他左翼政党一个措手不及。但现实和人民党开了一个玩笑，选举结果是国大党获胜，原因在于农村选民对人民党的政策不满，认为经济增长没有惠及他们。国大党组阁之后，为了报答农村选民，很快通过了一个法律，允诺政府为每个人提供工作。这样一个法律，显而易见是无法实施的；它仅仅是迎合选民的一种姿态而已。

　　民粹主义不仅成了政客拉票的手段，而且也遮蔽了许多知识分子的眼睛。孟买纺织厂区改造就是其中一例。

　　孟买的纺织工业曾经很发达，但自1980年代之后便走向衰落了。孟买坐落在一个狭长的半岛上，用地非常紧张，纺织厂集中的地区恰恰在半岛中部的黄金地带，仅从用地角度来看，迁走这些工厂也是合算的。孟买市政府早在1980年代就开始着手制定计划，搬迁这些工厂，但围绕着搬迁之后工人的安置和土地的使用，争论一直没有停息。

　　当地方议会终于在1990年通过法案的时候，工人的安置还是没有得到妥善解决。关于工厂土地的使用，则采用了一个看似非常公平的办法：每个工厂三分之一的土地可以进行商业开发，三分之一用来建平民住宅，三分之一为公共用地。对于工厂主来说，这个方案的可操作性极低，且代价过于昂贵，因此， 1990年代没有几家工厂得到改造。到了2000年，孟买市政府悄悄重新阐释了1990年的立法，将原先所说的“工厂土地”定义为“没有建筑物的空地”。这样，只有很少的土地需要用于公共用途。这种偷梁换柱的做法引起工人和社会活动家的极大不满，近年来抗议不断。

　　我们和孟买建筑学院的一位教授就此事进行了较深入的交流。她是一位社会活动家。根据她的说法，多数纺织厂主是在殖民时代获得他们的土地的，所付的价格是象征性的，比如一卢比一英亩之类；因此，这些土地都是公共的。再者，纺织厂停产之后，工人的生计没有着落，而政府也没有相应的再就业计划。根据她的说法，多数工厂实际上还是可以盈利的，之所以要关闭这些工厂，完全是因为工厂主追逐土地升值的结果。最后，她还认为，改造计划破坏了这里的工厂生态和社会生活，而它们是值得保护的。

　　当天晚上，我们又和一对在美国读过书、回来以后继承了父亲产业的兄弟交流。座谈是在他们正在改造的一个工厂里进行的，他们给出的说法和女教授的说法的差异很大。首先，他们告诉我们，60％的纺织厂主是从他人而不是政府那里购买土地，所付的价格也是市场价。比如，他们正在改造的工厂的土地，是 1960年代购得的。其次，多数工厂即使能挣钱，也不如把土地一次性地卖掉划算。孟买的房子非常贵，某些海边的公寓价格达到12万元人民币／平方米，兄弟俩开发的楼盘每平方米也达到8000元人民币。最后，如果继续执行1990年的法案，工厂改造将遥遥无期，而根据法律，只要工厂不倒闭，哪怕不开工，工厂主也必须付给工人工资。多数工厂债务因此滚雪球似的增长，兄弟俩就给他们改造的工厂的工人付了巨额的拖欠工资。

　　这个故事让我们讨论了很长时间。一方面，我欣赏工厂改造中的民主过程，希望中国的城市改造中也能多听听不同的声音；另一方面，我也深感印度的民主参与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就是社会和经济事务的泛政治化以及由此而导致的公共精神的丧失。可以想见，比1990年法案更好的办法似对整个纺织厂区进行重新规划：“三分之一”规则可以继续遵守，但不是针对每一个工厂的土地，而是针对整个工厂区。比较好的地段的工厂可以全部规划为商业用地，较僻静地段的工厂全部划为平民住宅区，其他地段的工厂划为公共用地。实施这个方案需要各方的协调和妥协，政府的工作量很大；而1990年法案貌似公平，实际上却是损害了所有人的利益。

　　由于泛政治化，市场在这里根本不起作用。这是印度民主的一大问题。让我吃惊的是，我们所接触的印度学者——至少那些非经济学者——基本上不考虑这个问题。当我把上述我认为更好的方案说给女教授听时，她强烈反对，理由是，没有理由让工人们住到僻静的地段去，因为那样会剥夺他们的生计。的确，如果政府不解决工人的就业问题，工人们的生计要受到影响。但是，政府为什么就不能这样做呢？在重新规划之后，政府完全可以划出一部分商业用地，用于低层次的商业活动，保障工人的就业，同时保留大部分用于高层次的商业开发。(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