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唐诗乱弹］遥望那个风流的渊薮(连载) -- 夏翁
逐篇花过。
作者应该是武汉人吧？我很不喜欢这地方，可是这地儿却实在是个藏什么卧什么的地。以前读过一本很喜欢的沟口雄三的文集，竟然是武汉的一位日语爱好者利用业余时间自修自译的，不服不行啊。
不管哪里人，文章确实好，才转过来给大家欣赏，现在作者放慢了速度，只有每周一更新了。
有个二流电影明星也以此句为名
酒麻木是湖北的说法，中间有一段老师说的话，特别合武汉音。
不过确实没必要关心作者是哪儿人。
（代表作）逢雪宿芙蓉山主人
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
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
刘长卿，字文房，河北河间人。可能是因为嵩山离京城较近便于赶考吧，刘长卿年轻时在此地苦读，直到考上进士。据姚合的说法，刘长卿是开元二十一年进士。蛀书颇为疑惑：及第如此之早，为何长卿先生直到二十多年后的还只是个小小的吴县公安局长（长洲县尉）呢，恐怕蜗牛爬得也比他要快吧？
刘长卿做官倒有些能力，“能使纲不紊、吏不欺”。但他是直肠子，又有点恃才傲物，未免有些让上下级都感到有些压力。对上司翻白眼、对下级管理严格，这样的人能舒舒服服地做官那才奇怪呢。至德三年刘长卿做长洲尉，后来被提拔为海盐县的代理县长，不久就被一个叫臧仓的家伙咬了一口，罪名是贪污公款。臧仓这哥们也真是的，哪个做官的不沾点官府的便宜呀，怎么能以共产党员的标准来严格要求一个封建社会的官僚呢？但是，俗话说的“民不告，官不管”，既然有这样的指证，廉政公署的人先不管罪名是否成立，先请他喝咖啡再说。于是他代理县长的帽子也被褫夺了，一下子沦为阶下囚。因着这莫名其妙的罪名，刘长卿被贬到广东茂名做南巴尉，在流放的路上遇到了从白帝城归来的李白。一个遇赦归来，意气风发；一个前往谪所，垂头丧气。刘长卿写诗给李白说：“谁怜此别悲欢异？万里青山送逐臣。”真正是泪水涟涟呀。大历五年，刘长卿以检校祠部员外郎的身份担任鄂岳转运判官，臭脾气仍然没有改变，不久就得罪了顶头上司鄂岳观察使吴仲孺。这吴仲孺不是一般人，他老丈人是皇帝的亲家、大名鼎鼎的汾阳王郭子仪。老吴一生气，便向朝廷检举刘长卿贪污了公款20万缗。这可是相当大的一大笔钱啊，大历末年唐朝政府一年的国库收入才1200万缗。尽管刘长卿管的就是钱，但一下子贪污掉全国财政收入的六十分之一，难道他把自己管的钱全塞进腰包了？这么一大堆银的和铜的，他能藏哪儿呢？那个时候又没有瑞士的银行帮他洗黑钱。因为钱，刘长卿又栽了，还好有人救了一把，才从监狱里捞出来，贬为睦州（今浙江淳安）司马。
可怜的刘长卿，两次倒霉都栽在钱上，诬陷他的人也不会找个有新意的罪名，真没创意。他被诬陷的事儿后来成了一段典故，人人皆知。德宗建中四年，朱泚起兵叛乱，前开封市国税局局长包佶千方百计筹集了800万缗，准备让人押送到朝廷做军费。陈少游看了这笔巨款很眼红，让手下向包佶借用200万缗花花，包佶不干。陈少游威胁他说：“你小子老实点，还有成为刘长卿的机会；要是不老实，老夫就让你做崔众！”（崔众因不肯给李光弼的军队提供军饷而被杀。）你看你看，虽然大家都知道刘长卿是被冤枉的，但让你做个没有钱的贪污犯还是抬举你呢。包佶听了吓得不行，只好听任陈少游把所有的银子都抢走。
因为个性刚强、与物多忤，刘长卿官场失意是不可避免的。高仲武说他“有吏干，刚而犯上，两遭迁谪，皆自取之”，话说得是没错，就是忒没同情心了。刘长卿还很刻薄。他在江浙任职时，有一次在乌程开元寺与诗人李嘉祐等举办了一个文艺沙龙，以擅长下半身写作闻名的女诗人李季兰是他们的座上客。觥筹交错之时，李MM跟刘长卿开玩笑，吟了一句陶诗：“山气日夕佳。”“山气”谐音“疝气”，这是嘲讽刘长卿患有疝气。刘长卿马上回敬了一句，当然也是陶诗：“众鸟欣有托。”他的意思是，有李季兰这位有名的交际花在场，众“鸟”当然高兴坏了。不知道季兰MM有没有闹个大红脸，呵呵。
刘长卿在大历年间诗名藉甚，诗名在“大历十才子”之上。他自称“五言长城”，对自己的诗歌成就极为自信。时人常将刘长卿与钱起、郎士元和李嘉祐并称，他很不屑地说：“今人称前有沈、宋、王、杜，后有钱、郎、刘、李。李嘉祐、郎士元何得与余并驱？”他到处题诗，往往连姓都不写，落款只有“长卿”二字。为啥？因为地球人都知道长卿姓刘，根本用不着写嘛。刘长卿之诗，虽然与十才子一样都喜欢描写山水胜景，但十才子基本上都是权贵的清客，诗歌中多是谀颂之辞；而刘长卿没有拍马屁的习惯，诗中写的多是自己的切身感受。他一生坎坷，诗中也就流露出三闾大夫式的怨愤。他有一首给女婿李穆的诗是这样写的：“孤舟相访至天涯，万转云山路更赊。欲扫柴门迎远客，青苔黄叶满贫家。”“青苔”、“黄叶”，“柴门”、“贫家”，诗中的意象给人一种孤寒彻骨的感觉。刘长卿诗学王右丞，但气象格调不侔，透露出中唐的衰飒味道。“日暮苍山远，天寒白屋贫。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意境倒是高远得很，读完仔细一琢磨，便觉得有一股凉气直蹿心底。刘长卿诗歌气象衰颓，既与他的遭际有关，也是时局使然。他自号“五言长城”，单就艺术品味来说，在那个时代确实不算自吹自擂。韩愈的学生皇甫湜对刘长卿非常推崇，他曾批评某些才小口气大的人说：“诗未有刘长卿一句，已呼宋玉为老兵矣；语未有骆宾王一字，已骂宋玉为罪人矣。”皇甫的意思似乎是说，如果你能写出刘长卿那样的诗，才有资格瞧不起宋玉，否则还是谦虚点比较好。
从刘长卿的诗来看，满纸孤愤、穷愁潦倒，没有一点有钱人的气质。真是枉做了两次“贪污犯”，冤啊。
（代表作）夜上受降城闻笛
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
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
李益(748-829)，字君虞，祖籍陇西姑臧（即今甘肃武威），徙居郑州。陇西李氏，不消说又是唐代大族了，李益的父执辈李揆在唐肃宗时期就曾经担任过宰相。李益少年得志，大历四年进士及第，时年22。大历六年又中讽谏主文科，官授华县公安局长（郑县尉），不久便升为常务副县长（主簿）。德宗建中四年再登拔萃科，被调回长安，任职侍御史。
李益出身名门又才华过人，按理说仕途应该一帆风顺才对。可是不，李益有点性格缺陷，导致他名声不佳，最后竟影响到他的前程了。这个性格缺陷就是极端猜疑自己的老婆，以至于到了病态的地步。据说李益总怀疑老婆要红杏出墙，所以出门就把老婆锁在家里，还在门窗前洒上灰土。这样，要是老婆的相好前来幽会，就会留下脚印作为证据了。形象点说，李益就是唐版肥皂剧《不要和陌生人说话》中的男一号。唐代男女关系比较开明，李益夫人摊上了这样一个小心眼儿的老公，可真是倒霉到家。难道是李益长得不够帅所以才这样不自信？抑或李夫人跟崔莺莺小姐一样有过不太光彩的前科？史书没有任何记载，咱们就只能瞎猜了。李益跟防贼一样防着夫人搞外遇，时人便把这种猜忌老婆的毛病取名叫“李益疾”，这跟“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命名不一样，可不是什么光荣的事儿；后者代表的是某种科学荣耀，前者却只会惹人嘲笑。就因为这件不足为外人道的烂事，李益仕途偃蹇，居官久不调。长庆初年，赵宗儒从宰相位置下退下来三十多年了，七十多岁的人，精神矍铄，健康得像头牛犊子。李益当时任右散骑常侍，感叹说：“这老头儿还是老夫当年做主考官时录取的进士呢。”您想想，自己的学生四十岁就做宰相，他八十多了还做常侍这样的闲官，多可怜啊。
中唐时藩镇尾大不掉，所以很多仕途不顺的官员都会选择去地方为藩镇效力。李益就有过这样的经历。大约在大历九年以后至贞元初年，他先后在渭北节度使臧希让、朔方节度使李怀光、灵州大都督杜希全和邠宁节度使张献甫手下做幕僚。这些都是北方边镇。因为有在边镇从军的经历，李益的诗歌取材显得跟他同时代的诗人不太一样。大历以后诗人大都写山啊水的，聊抒心中郁结的苦闷；李益的诗歌则多取材边塞，境界跟大历诗人相比要阔大得多，所以后人都说他的诗有点盛唐余绪，属于边塞诗派。李益曾经抄录自己的军旅作品赠给左补阙卢景亮，在自序中就说自己“从事十八载，五在兵间，故为文多军旅之思”。不过，时代的衰飒气象不可避免地影响到了他诗歌的风格，所以他的边塞诗，雄壮之中还有透着一些淡淡的忧伤。《夜上受降城下闻笛》曰：“回乐烽前沙似雪，受降城外月如霜。不知何处吹芦管，一夜征人尽望乡。”另一首《从军北征》的基调跟这首诗极为相似：“天山雪后海风寒，横笛偏吹《行路难》。碛里征人三十万，一时回向月明看。”您看，诗人总是因为一曲幽怨的笛声，油然而起思乡之念，边庭戍人再也没有盛唐高、岑那样的乐观情调了。《夜发中军》诗云：“今日边庭战，缘赏不缘名。”这可能是中唐诗歌格调发生变化的主要原因吧：此时从军，是追求物质的封赏而不是追求实现人生价值、是为幕主而不是为国家效力，人们哪里还会有一往无前的豪气呢？想想盛唐边塞诗人唱的歌吧：“孰知不向边庭苦，纵死犹闻侠骨香”、“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何人不识君”，到了李益，豪气没了、乐观主义没了，留下的只是一片不知前途在何处的迷惘。
贞元十六年左右，李益曾经游历江南地区，在扬州、杭州一带混了一段时间。这段时间的李益写了不少以江南风物为题材的诗歌，温婉动人，最有名的是一首《江南曲》：“嫁得瞿塘贾，朝朝误妾期。早知潮有信，嫁与弄潮儿。”一个不放心老婆的人，学起女人的口吻写诗居然写得比女人还女人，真是难以想象。人们都说大诗人的诗歌不是一种风格所能牢笼的，此言不虚。贞元末年，李益转投幽州节度使刘济。唐宪宗还在东宫的时候就听说过李益的名声，元和元年他一即位，就下诏将李益调回长安，任命为都官郎中兼任科举考试的考官。之后又升他为中书舍人、河南少尹、秘书少监兼集贤殿学士。别看李益在家里不自信，似乎连老婆都管不住，在官场却不是一般的剽悍。他在京城做官期间，恃才傲物，瞧不起这个瞧不起那个，以至于同事都把他当臭狗S看。于是，有人翻出了他在幽州任营田副使时写给节度使刘济的诗，揪住了李益的尾巴：“感恩知有地，不上望京楼。”这两句的意思是说，他老李给刘济做官做得挺滋润，对回京城为皇帝老儿服务没啥兴趣。您看，这两句诗可不是一般的反动吧？要是搁在明清以后，放在哪个时代都足够砍头了。您没见“清风不识字”和“维民所止”都能引发一场腥风血雨么？还好，唐代皇帝虽然也不喜欢这种“反诗”，但一般还是不搞文字狱的，因为他们精神都比较正常。所以，朝廷把李益贬为太子右庶子，让他闭门思过。但宪宗实在太喜欢李益的才华了，不久又把他请出来做秘书监，并主持集贤院的工作。
李益身历玄、肃、代、德、顺、宪、穆、敬、文九朝，诗名确实不小。他做太子右庶子时，还有一个官做得挺大的李益，两人都是姑臧人。为了区分，人们把这个李益叫做“文章李益”，那个李益叫做“门户李益”（“文章李益”家迁居郑州，只能算是陇西李氏的旁支）。有一天官员们聚在一起喝酒，宰相说：“今天真是热闹，两个最出风头的都叫李益。”像这样同名同姓的人还真不少，中唐诗人韩翃也是，皇帝下诏书要任命韩翃做自己的私人秘书，宰相一翻名册，乖乖龙的东，居然有两个韩翃，一个是驾部郎中一个是江淮刺史，任命书给哪个是好？向皇帝请示，皇帝大笔批示曰：“与‘春城无处不飞花’韩翃。”两个同姓同名在一起做官、喝酒，着实有点让人挠头。蛀书曾经看过一篇网文，说是全中国叫刘波的人有130万。乖乖，要是谁请客喝酒，一下子来了十个八个“刘波”，主人非得疯掉不可。蛀书上中学时班上有两个“李艳”，老师叫李艳回答问题，一下子站起来两个；后来发现俺媳妇认得的“李艳”更多，以至于要用“大学李艳”、“硕士李艳”和“博士李艳”来区分。著名学者王力先生也觉得自己的名字太没个性，因为叫王力的人实在太多；于是给自己取了个“了一”为字以示区分，搞得不知情的还以为遇到了个大和尚；可是他老人家最后仍然绝望地发现“王了一”也不是独家专卖。
又离题了，回来。李益诗名藉甚，史载其与大诗人李贺齐名。李贺比李益小快五十岁，把爷孙俩搁在一起，很有点乱点鸳鸯谱的嫌疑。不过说李益诗名大是没有问题的，他的《征人行》、《早行》和《夜上受降城闻笛》等诗，人们都很喜欢，有人将它谱成曲子当流行歌曲唱，有人把诗意画成屏风摆在家里欣赏。李益每写成一首诗，教坊的音乐家都会贿赂他身边的人，把诗抄出来当歌词。哪位歌星能取得李益诗歌的“首唱权”，那可是相当有面子的事儿。不像现在，大家都只知道唱歌的星星，没人记得写词的诗人。所以说现代诗歌衰落不是没有缘由的啊。张为作《诗人主客图》，把李益看成“清奇雅正”派的盟主，算是对李益地位的肯定。
唐文宗太和元年，李益光荣退休，朝廷赠给了他一个礼部尚书的荣衔。在官场混了六十年才做到尚书，还是安慰性质的，李益的官运实在不怎么样。这都是拜性格缺陷之赐啊。您看唐中宗怕老婆，就连小品明星当着他的面唱“回波尔时栲栳，怕妇也是大好。外边只有裴谈，内里无过李老”他都不好意思生气，任由老婆赏给笑星大把的财物，所以皇帝做得窝囊，最后还被老婆和女儿合伙毒死了。成功学家都说“性格缺陷决定命运”，可见还是很有道理的。您要想做大事业，还是赶紧找高人分析一下您的性格，看看有哪些需要改进的地方吧，省得劳心费力，最后却是顶着石臼唱戏──人吃了亏戏还不好看。
让我想起了施蛰存的＜唐诗百话＞．不过，“众鸟欣有托”的解释稍有不同．
（代表作）西塞山怀古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刘禹锡（772——842），字梦得。刘禹锡的老家在哪儿是一本糊涂帐，他自称是西汉中山靖王刘胜之后（刘大耳朵也这样吹），所以是中山（今河北定州）人；也有人说，刘郎既然是中山靖王之后，那就应该是沛县人，所以他的籍贯应该是彭城（今江苏徐州，沛县是徐州属县）才对。
咱们先按下这个令人挠头的考据问题不表。老刘家到了刘禹锡这个时候其实很破落，刘禹锡的祖父刘云、父亲刘溆（一作刘绪）都只是州县的副官而已。其父因逢安史之乱，举家迁居嘉兴，刘禹锡便出生在这里。年轻的时候，小刘曾到吴兴向诗僧皎然、灵澈问学，其《澈上人文集纪》纪曰：“方以两髦执笔砚，陪其吟咏，皆曰孺子可教。”翻译成白话文就是说：当他还是梳着两个朝天髻的小P孩的时候，就恭谨地手捧文房四宝随灵澈上人他们学诗，而这两个诗名藉甚的老和尚也都对他的才华表示了肯定。子曰：“取乎其上，得乎其中；取乎其中，得乎其下；取乎其下，则无所得矣。”读书真的是这样，拜个高人为师，保您一生受用不尽；要是您不幸遇到了蛀书这样的老师，得，还是早点改换门庭吧。话说刘郎“取乎其上”，再加上自己的先天的才华和后天的努力，成名也就是迟早的事儿了。贞元九年，刘禹锡考上进士，同年及第的还有柳宗元、吕温等人。之后，刘禹锡又登博学宏辞科，贞元十六年被淮南节度使杜佑辟为记室，因精于古文、善于为诗，深受器重。两年后，刘禹锡调任渭南主簿，次年被杜佑荐举入京，任“监察御史里行”，也就是编外御史。“╳╳里行”这种不伦不类的官职是从武媚娘时期开始设置的，当年有人骑驴冲撞御史台，一些“御史里行”很生气，把这个人拽下驴来要拿板子打他PP，此君说：“老夫冒犯各位御史，过错在于骑的这头蠢驴，请让老夫先把蠢驴责骂一通后再受罚吧。”于是数落驴道：“汝技艺可知，精神机钝，何物驴畜，敢于御史里行？”一席话使“御史里行”们大为羞惭，打PP的事就不了了之了。刘禹锡做的就是这个名字有点古怪的官儿，因为他还年轻嘛，只能先实习着，以后有机会了再转正。
刘郎在京任官，一不小心就卷入了凶险的政治斗争。这个时代正是唐王朝开始从骨子里烂掉的时候，外有藩镇尾大不掉、内有阉官上下其手。中唐的宦官实在是政府肌体上的蛀虫，他们在皇帝的纵容下，常常以“宫市”为名公开抢劫（没办法，皇帝穷啊，只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几百个太监在长安城里晃悠，看见有哪个倒霉蛋卖东西，抢了就走，这叫“白望”；有时候不但要抢，还好意思让受害者亲自送到宫里去，这种烂事，读过《卖炭翁》的人都知道。宦官还在长安城中设置“五坊”，专门为皇帝饲养雕、鹘、鹞、鹰和狗，在这个缺德机关任职的人被称作“五坊小儿”，全是些欺男霸女、无恶不作的烂仔。他们看见谁家有钱，就在谁家门口、井边布上罗网，住在家里不能不出门、不打水吧？出门、打水就会碰到罗网，“五坊小儿”便以此人惊跑了为皇上捕的鸟儿为由，揪住人海扁一通，再找他讹诈一笔钱。贞元二十一年，德宗驾崩，顺宗李诵继位。顺宗倒是很想有所作为，就是得了偏瘫，话都说不明白，一张口就流哈喇子，于是大权旁落到王叔文、王伾手中。
王叔文、王伾都是顺宗的东宫旧属，专业分别是下棋和写字。这王叔文还算得上是个人物，他见德宗老迈，觉得太子快要位登九五了，就先给未来的皇帝物色人才，秘密地跟太子汇报说谁谁谁可以当宰相、谁谁谁可以当将军，在京城官场初露头角的刘禹锡便是将来可以当宰相的人选之一。王叔文心机颇深，有一次众人陪太子聊天，说到“宫市”的问题，大家都很气愤，太子说：“寡人正欲向父皇进谏，改天就进宫面圣去。”众人齐声叫好，唯独王叔文沉默不语。散会后太子特意把王叔文留下，询问他的看法。王叔文说：“现在的形式很微妙，殿下要是向皇上劝谏，皇上很可能会以为殿下这是想收买人心而生气。”太子一听大吃一惊，是啊，怎么就没有想到劝谏的后果呢？从此他便更倚重王叔文了。太子即位以后，王叔文觉得自己声望不够，于是起用吏部员外郎韦执谊为相，自任翰林学士，又提拔了一大批青年官员如刘禹锡、柳宗元等，开始了有声有色的“永贞革新”。在改革中利益受损的宦官头子俱文珍勾结一批不服王叔文的老臣，先是罢免了王叔文的翰林学士一职，又拥戴太子李纯监国。不久，顺宗驾崩，太子李纯即位，是为宪宗。正在这个节骨眼上，王叔文母亲病逝，他不得不回家居丧，历时一年的“永贞革新”全面失败。在宦官的操纵下，朝廷将王伾、王叔文贬往外地（第二年更是将二人处死），参预改革的八名主将韩晔、韩泰、陈谏、柳宗元、刘禹锡、凌准、程异和韦执谊分别被贬往饶州、虔州、台州、永州、朗州、连州、郴州、崖州任司马，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刘禹锡、柳宗元这一批青年官员在改革中风光了一年，却换来了一辈子的霉运。据史书记载，刘、柳等人在改革中有点盛气凌人，因而树敌颇多。据说王叔文常常将刘、柳二人请入宫中议事，对他们的意见无不尊从。刘禹锡先后任屯田员外郎、判度支盐铁案，侍御史窦群弹劾刘禹锡人品不端，建议将其外放；奏疏一上，窦群当日就被免职。朝中素有直声的武元衡、韩皋等人，也因为不肯服从改革派而被贬往地方安置。其他官员见状人人自危，甚至到了“不敢指名、道路以目”的地步，把他们合称为“二王刘柳”。刘禹锡之“猛”，此时初见端倪。唉，都是少不更事惹的祸，早知有后来几十年的坎坷，当初何必要鼻孔朝天呢？“八司马”被贬蹿边远不说，某些吃过他们亏的人还在宪宗面前煽风点火，让宪宗追加了一道命令，说对这几个人“逢恩不原”，也就是一辈子都别想有翻身之日。几年以后，宰相怜惜刘、柳等人的才华，打算再把他们慢慢地提拔上来，拟好诏书准备将他们升任刺史，却又被中书省长官武元衡卡住了；十几位谏官集体上书，极陈“八司马”之不可用──他们被整怕了，所以绝不愿意再给刘、柳任何机会。
刘禹锡被贬为朗州司马，一呆就是十年。还好刘禹锡心态比较好，跟后世的苏东坡似的，在哪里都能找到乐子。常德这个地方古属楚地，从屈原以来就喜欢搞些迎神送鬼的事儿，“楚人信巫鬼，重淫祀”嘛。祀鬼要有祭歌，刘禹锡没事就创作《九歌》玩儿，写好了让当地人当成赛神曲唱。当地民歌很有特色，刘禹锡学习民歌，创作了十篇《竹枝词》，“杨柳青青江水平，闻郎江上踏歌声。东边日出西边雨，道是无晴却有晴。”这些诗很有民歌的味道，后来都成了当地的流行歌曲。据说那时沅湘间少数民族部落流传的民歌，有不少就出自刘郎的手笔。这落魄的十年中，刘郎还写了不少讥讽时政的诗歌，《聚蚊谣》即是其中之一，“沉沉夏夜闲堂开，飞蚊伺暗声如雷。嘈然欻起初骇听，殷殷若自南山来。”把对他们指三道四的朝廷官员们比作蚊子，“嗡嗡嗡”，蚊子有多讨厌，他们就有多讨厌。
元和十年，朝廷终于动了恻隐之心，将“八司马”召回京师，打算让他们在中直机关任职。大家以为十年恩怨就这么了结了的，可是猛男刘禹锡并不领情。在等待吏部下达任免文书的时候，他跑到玄都观里春游，写了一首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诗的玄机在后两句，“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意谓朝廷这么多大官小官，都是俺刘郎被贬出京城后提拔起来的，潜台词是：您就牛吧，其实你们在刘郎眼里都是后生小辈。盛唐以后的宰相几乎都是有功名的，文化水平高着呢，刘郎写诗发牢骚，他们一看就懂。得，朝廷本来体恤你们，想让你们在中央任职，你却如此讪谤朝政，不给你点厉害瞧瞧，你还不知道马王爷长三只眼了！于是，一纸令下，刘禹锡再被贬为播州（今贵州遵义）刺史，柳宗元任柳州刺史。跟以前任州司马相比，官职似乎是升了一级，但因为比他们原来任职的常德、永州更偏远，实际上跟贬官没有区别。柳宗元跟刘禹锡是好哥们，见刘禹锡被贬到交通极为不便的播州，心里很难受，于是向皇帝上书，说老刘有八十岁的老母，要求用自己条件稍微好一点的柳州换他更远的播州。这老柳真是难得的好人呐，不但不责怪刘哥为了呈口舌之欲写诗害了自己，反而百般回护他。人一辈子能交上这样一个朋友，值。跟刘禹锡交情深厚的御史中丞裴度也向皇帝上书说：“刘禹锡母亲八十多岁了，现在把他贬到遵义，因为路途遥远，他母亲肯定无法随行。这样，他们母子也许就再也没有见面的机会了，这恐怕有伤陛下以孝治国的宗旨呀。微臣请求陛下开恩，将刘禹锡安排在稍微近一些的地方。”宪宗驳斥裴度说：“做后辈的人，做什么事情本来就应该无比慎重，以免让长辈为自己担忧。刘禹锡如此不自重，见不到他妈是活该。”过了很久，宪宗才对裴度说：“我以前跟你说的话，是责怪刘禹锡，但还是不想因此让他老母亲心里难受。”于是命令改授刘禹锡连州（在今广东）刺史。
在连州任官六年，刘禹锡后来又调往夔州（今重庆奉节）、和州（今安徽和县）任职。其间与在柳州的柳宗元通信不绝。十四年以后的唐文宗太和二年，刘禹锡终于被调入京城，任主客郎中。可惜的是，他的老朋友柳宗元没能等到这一天，前一年已经在柳州郁郁而终。在外飘泊二十四年，刘郎仍然没有向命运低头，诗歌里充满着对政敌的嘲讽。回到京城，他又跑到玄都观游玩，十四年前的灿烂桃花，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只剩下满园兔葵、燕麦在春风中摇摆，满目凄凉。刘禹锡提笔濡墨，写下一首《再游玄都观》：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
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当年把老刘赶出京城的人去哪儿了？俺胡汉三又杀回来了！当年最看不得刘郎的武元衡和李逢吉，现在一个已经死去十多年、一个已经退休。有人戏言说，打败一个人的最好办法就是比他活得更久一些，这不，胜利者果然是刘郎。这刘郎真是个较真的人，用关汉卿的说法， 他是个“蒸不烂、煮不熟、捶不扁、炒不爆、响珰珰一粒铜豌豆”，跟这样的猛男为敌，想想都后背发凉啊。
这首诗很快就传遍京城，大家都佩服刘禹锡的诗才，却对他这种固执心有微辞。中书令裴度一直很欣赏刘郎，本来想推荐他给皇帝做私人秘书的，这首诗传出，宰相心里不高兴，这件事儿又黄了。还好这次没有再把他贬出京城，刘禹锡在长安慢慢地升到礼部郎中、集贤院学士。因为裴度入相，刘禹锡颇过了一段好日子。裴度罢相之后，刘禹锡也知道自己性格太直，不能久处朝中，于是主动请求分司东都，在洛阳跟白居易等老头子一起写诗喝酒，倒也逍遥自在。刘白二人本来也是旧时相识，在扬州时两人就颇为相得，《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便是物证，一联“沉舟侧畔千帆过，病树前头万木春”何其沉重，真是难以想象乐观豁达的刘郎还有如此意志消沉的时候。穆宗长庆年间，刘禹锡、元稹与韦楚客等人在白居易寓所谈诗，白居易提议大家各写怀古诗一首，刘禹锡诗先成，诗曰：
王浚楼船下益州，金陵王气黯然收。
千寻铁锁沉江底，一片降幡出石头。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
从今四海为家日，故垒萧萧芦荻秋。
白居易本来想呈才斗气在众人面前表现一下的，读了刘禹锡先写成的诗，长叹说：“四人探骊龙，子先获珠，所余鳞爪何用耶？”意思是刘禹锡的诗已经把精华写尽了，大家再写，也是白费力气。于是大家停笔，取刘诗吟咏终日，极欢而散。刘禹锡的怀古诗写得不是一般的好，能让白居易、元稹这样的高手拱手称臣。他的其它怀古诗也非常好，气韵沉雄，极有力度。也正因为如此，白居易将刘禹锡称为“诗豪”，在为他的诗集作的序中说：“彭城刘梦得，诗豪者也，其锋森然，少敢当者。”甚至说他的诗“在在处处，应有灵物护持，岂止两家子北秘藏而已”。《金陵五题•石头城》曰：“山围故国周遭在，潮打空城寂寞回。淮水东边旧时月，夜深还过女墙来。”相传白居易读这首诗爱不释手，说：“‘潮打空城寂寞回’，吾知後之诗人，不复措辞矣。”《乌衣巷》云：“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历史感慨不是一般的深沉，真不愧“诗豪”之名。
晚年的刘禹锡心态渐渐平和了一些，与许多诗坛名宿唱和。与白乐天唱和，有《刘白唱和集》；与裴度唱和，有《汝阳集》；与令狐楚唱和，有《彭阳唱和集》；与李德裕唱和，有《吴蜀集》。别以为他喜欢写唱和诗，就觉得他这时已经不再个性鲜明了。猛男毕竟是猛男，再老也有一肚皮不合时宜。《赠歌人米嘉荣》曰：“唱得《梁州》意外声，旧人唯有米嘉荣。近来年少轻前辈，好染髭须事後生。”因为时人“轻前辈”，米歌星不得不“染髭须”以投其所好，但他老刘无论如何是不会做这样没有性格的事儿的。分司东都之后，他还曾外放过一任苏州刺史，当时扬州大司马杜鸿渐设宴为他接风，他写诗道：“高髻云鬟宫样妆，春风一曲《杜韦娘》。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您看，主人如此好客，既有天仙般的女歌星陪侍，还有最时兴的流行歌曲佐酒，他却说“司空见惯寻常事，断尽苏州刺史肠”，好像杜鸿渐同志天天醉生梦死、审美官能严重退化一样，弄得後人一说起“司空见惯”就理所当然地想起老杜了。老哥们白居易从杭州刺史离任时，曾经带了几个歌伎回洛阳（其中会不会有樊素与小蛮？），后来又嫌人家年老色衰，将她们遣送回原籍。老刘写诗打趣道：“其那钱塘苏小小，忆君泪暗石榴裙。”您看，都年纪一大把了，还不肯忠厚些。还好他晚年的再没有经历那么多宦海风波，朝廷以其为太子宾客、检校礼部尚书。会昌二年七十二岁，卒，赠户部尚书。
最后回到文章的开头。刘禹锡是个性情桀傲的诗坛猛男，这与他的出身不无关系。其实刘禹锡不是中山人、也不是徐州人，而是洛阳人。他的七世祖刘亮随北魏孝文帝迁居洛阳，改姓为刘。也就是说，他其实是匈奴人的后裔，最后一个匈奴。哦卖糕的，刘郎为啥这么猛，蛀书似乎明白一点什么了。
（代表作）江雪
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
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
一首《江雪》，恐怕识得几个字的国人均能背诵。蛀书记得，小学课本里的《江雪》按照教学进度来说正好安排在隆冬时分学习，那时候跟着老师摇头晃脑地吟诵此诗，思想一溜号，兀然看到窗外白茫茫的一片，一下子就喜欢上了这几句。散了学，踏着深深浅浅的雪回家，看着长江风浪中隐没的渔舟，觉得自己对此诗的体会更深了一层。当然，那个时候我还不知道柳宗元；儿时懵懂，也未必真的懂它，单是觉得它好而已。成年后再读这首诗，渐渐从里面昧出一丝苍凉和无奈。
柳宗元（773～819），字子厚，河东解（今山西运城解城镇）人，亦是唐代著姓。唐之河东，如明清之苏州，的是人文荟萃之地。河东三姓，裴氏、薛氏、柳氏，再加上太原王氏的河东旁系，组成了河东的“四大家族”，声名煊赫。当然，最牛的是裴氏，历史上曾出过59位宰相和61位大将军，实在让人咋舌。柳氏在唐代虽然只贡献了3位宰相，但这个家族文化名人众多。它的初祖是坐怀不乱的柳下惠，后来在中国文化史上数得着的名人有柳公权、柳宗元、柳开、柳亚子等，据说“奉旨填词”的柳七郎也是这个家族的旁支。柳宗元的曾伯父柳奭是唐高宗时期的宰相，宗元之父柳镇曾为汾阳王幕僚，官终殿中侍御史。柳氏虽然势大，但遭受过武则天的打压之后，颇沉默了一段时间。所以，到柳宗元这个时候，就完全得靠自身的能力出人头地了。
柳宗元年少时就以聪慧闻名，善《诗》明《骚》，写诗作文，古意盎然，所以甫一登上文坛，就赢得了广泛的声誉，人称其文“精裁密致，璨若珠贝”。贞元九年，21岁的柳宗元参加了第四次科举考试后终于登第，几年后又举博学宏辞科，授秘书省校书郎、迁蓝田尉，至贞元十九年，升任监察御史。
顺宗处东宫时，柳宗元就与刘禹锡一起为王叔文慧眼所识。顺宗一即位，刘、柳即受重用，常被召入宫禁问对，超迁为礼部员外郎。顺宗在即位之前就已患偏瘫，无法亲理朝政，他的施政意见是通过牛美人告知宦官李忠言，再由李忠言传达给王叔文。王叔文与柳宗元、刘禹锡、韩日华、吕温等商议之后，再给中书省发文，最后让韦执谊付诸实行。这些小字辈们在官场上搅起了轩然大波，政治气象也为之一新。可惜轰轰烈烈的“永贞革新”仅进行了一年，便因顺宗驾崩、宪宗登基而归于失败，“二王”被杀，其他八名革新主将都被贬蹿远州。柳宗元被贬为邵州刺史，行至荆州，又被追贬为永州司马。您别看官员们一个个人模狗样的，其实搞起政治斗争来一点风度都不讲，非得分出个你死我活。很不幸，柳宗元属于官场上的失败者，他在政治舞台的风口浪尖上风光了一年，付出一辈子坎坷的代价。永贞元年年底，柳宗元携母亲卢氏、表弟卢遵和堂弟柳宗直等到达永州。
柳宗元这一贬，像一棵树一样被种在永州，十年未曾挪窝。古代的官场失意者，照例是要被送到边远地区监督改造的；以唐代为例，首都长安是圆心，罪行越大，被贬得就越远。柳宗元被贬到永州，距长安三千五百里左右；王勃的父亲王福畤教子不严，被撵到六千多里之外的交趾去跟野人为伍，柳宗元跟他相比，似乎要山呼万岁才对得起朝廷的恩典呢。但是不管怎么样，一个中央部委的司局级干部，一下子被发配到边远地区监督劳动，其中巨大的心理落差谁也承受不了──那个时候可没有下乡锻炼、支援老少边穷地区这样的说法。再说，自从三闾大夫客死此地之后，湖湘地区便带上了一丝哀怨和感伤的情调，迁客逐臣，过此无不下泪。柳宗元此时的官职全称叫“永州司马员外置同正员”，“员外置”，表明这个“永州司马”位置本来是有人坐的，他只是个编外人员；后面用括号加一个“同正员”，也就是说享受司马的待遇。至于事情嘛，你就啥都甭干，每天老老实实呆在家里反省就完了。在永州，柳宗元是个彻底的闲人。还好永州刺史比较厚道，虽说不愿意与这样一个罪人深交，却也不过多地干涉他的行动。老柳无事可做，天天游山玩水，成了中国旅游史上最早的旅游线路开发者，发现了不少值得一游的好地方。
湘南风景清幽，跟柳宗元生活的北方地区完全不一样。柳宗元的孤独寂清，只能在与自然景物的契合中得以暂时缓解。无事可做的柳宗元，天天拄着棍子钻山沟沟，发现了奇异的景点，便美美地欣赏一番，再写下一篇游记，权作到此一游的纪念。这样的作法跟阮步兵倒是有异曲同工之妙，只是阮籍喜欢“自驾车游”，驾车到了没路的地方，恸哭一场便回家洗洗睡，而柳宗元属于“背包客”一类，随遇而安。在永州十年，柳宗元“开发”了钴鉧潭、小石潭、西山、袁家渴、石涧等著名景点，为永州的旅游事业做出了巨大的贡献。当然，这只是他的副产品，他的游记《永州八记》彪炳史册，为他赢得了崇高声誉。张岱评曰：“古人记山水，太上郦道元，其次柳子厚，近则袁中郎。”其实在蛀书看来，柳宗元的山水游记成就绝不在郦道元之下，只是郦道元开风气之先，所以赢得了不少印象分而已。
没有政务的羁累，柳宗元在永州专心作文写诗，或者跟一些命运相同的官员如吴武陵等以及和尚道士们交游。他写下楚辞体的文章数十篇，哀哀切切，使读之者为之泪下。《三戒》、《捕蛇者说》之类，嬉笑怒骂皆成文章，让人哭完、笑完后不得不掩卷沉思。他试图忘怀官场的纷争，也写了少少澹泊简古的诗歌。《渔翁》云：“渔翁夜傍西岩宿，晓汲清湘燃楚竹。烟销日出不见人，欸乃一声山水绿。回看天际下中流，岩上无心云相逐。”把渔翁的生活写得多么有诗情画意，真让人恨不得挣脱了俗世的羁绊，去做个与世无争的渔翁。唐代的湖湘还属于文化沙漠，几乎没有人能考上进士。天上掉下来一个大才子柳宗元，简直让这里的读书人欣喜若狂。可以说，柳宗元在永州十年，使湘南的文化状况一下子进步了数百年，这里渐渐成了政府的人才输出地了，时不时会有一些人考上进士。史载“衡湘以南为进士者，皆以子厚为师”，子厚之不幸，乃我湖南之大幸也，永州今天仍有“柳子庙”、“柳子街”，人们恭敬地称他为“柳子菩萨”，这无不彰示着永州人民对这位名人的爱敬。
当然，柳宗元并没有完全忘怀政治，他仍然希望有一天能重新回到天子的身边，让自己经世治国的才能得到发挥之地。为此他曾向在朝官员们写了不少信求助，裴度等人也确实想帮他。可是他在永贞革新中曾经打击过武元衡，武氏秉政，自然不会放过他。更重要的是，朝士都怕他才华太高，要是把他弄回来，说不定哪天就对自己的位置构成威胁了，所以没有人愿意为他出头。就这样，别的地方官员都是三年一换，他却在这里呆了整整十年。
元和十年，朝廷将“八司马”召回京城，终于决定给他们挪挪窝了，但指导思想却仍是不让他们好过。这次，名义上是将“八司马”从司马提拔为刺史，可是他们新的任职地点，却离长安这个圆心更远。所以，名义上是升迁，实际上是贬谪、是进一步的打击报复。柳宗元被安排在柳州，他的好朋友刘禹锡被安排在更远的播州（今遵义）。柳宗元怕刘禹锡的老母经不起舟车劳顿，上疏请求用自己的柳州交换刘禹锡的播州。在裴度的斡旋下，刘禹锡被另外安置到连州。这对柳州人民来说是件幸事，不然后世的“柳柳州”就得改叫“柳播州”了。
在柳州，柳宗元唯一的好处是终于成了地方主官，可以放开手脚做点实事了。柳宗元之才本堪治国，但是朝廷只给了他一个小州，“治大国如烹小鲜”，现在是他烹好这盘“小鲜”来证明自己的时候了。柳宗元初至柳州，接下的是一个烂摊子，“到官数宿贼满野，缚壮杀老啼且号”，治安状况直追当今的广州。柳宗元下车伊始，便大刀阔斧地开始了他的改革。首先是兴文教。他到任后的第二个月即主持修复孔庙，提倡读书，大力发展文化教育。这时，除了湖湘和柳州子弟之外，岭南士人都不远千里负笈来学，史载“凡经其门，必为名士”，虽然有点夸张，却反映出了他在南方文化界巨大的影响力。第二是破迷信。柳州人信巫，跟练某某功的差不多，有病就跳大神，大神都救不了，他就躺在棺材里等死。是柳宗元渐渐地让柳州人开始相信医术。第三是革陋习。当时南方盛行债务奴隶，借了钱到期还不起的，他本人或者子女就得给债主做奴婢。柳宗元革除了这种陋习，有没为奴婢者，令以时间计算工钱，工钱跟债务冲抵后，奴婢即获得解放。解放奴婢之事在广西引起了很大的反响，上司命令各州推广柳州经验，每年得以解放奴婢数千人。第四是事生产。他组织人力种植柑桔、柳树、竹子，大大发展了柳州的经济生产。他自己“手种黄柑二百株”，使得柳州“香柑遍地，绿柳成行”。他还千方亲近柳州土人，《柳州峒氓》曰：
郡城南下接通津，异服殊音不可亲。
青箬裹盐归峒客，绿荷包饭趁圩人。
鹅毛御腊缝山罽，鸡骨占年拜水神。
愁向公庭问重译，欲投章甫作文身。
柳州土人“异服殊音”，连交流都很困难，只能“愁向公庭问重译”。不过，柳宗元对柳州土风十分好奇，在诗中比较详细地描绘了当地少数民族的生活习俗。“欲投章甫作文身”，是说意欲改换礼服，与土人一样剺面纹身，以便与他们融为一体。
柳宗元的治国之术，在小小的柳州终于得以施展。中国的老百姓其实是最好治理的，德国农民为了一点拆迁费，敢跟皇帝叫板，中国农民呢可没有这么大的胆子。中国百姓就像一群绵羊，任劳任怨，所以古代管理百姓的政治术语叫作“牧”，极其形象。从这个意义来说，如果在中国连一个直接管理老百姓的基层官员都做不好，那绝对是这位官员的人品问题。柳宗元在柳州能取得巨大的成功，如果说有秘诀的话，那就是把百姓的事情当成事情──其实用不着把老百姓的事情当成自己的事情，那太夸张了。柳宗元治柳州，是举重若轻、是用牛刀杀鸡。他的能力，不应该仅仅在这个边远小州得到施展，更应该植之庙堂、惠泽天下。
柳宗元将柳州的政务处理得漂漂亮亮之外，还有很多时间写诗作文、思乡念亲。《酬曹侍御过象县见寄》曰：“破额山前碧玉流，骚人遥驻木兰舟。春风无限潇湘意，欲采苹花不自由。”好个“欲采苹花不自由”！一条蟠龙蜷缩在小小池塘中，它当然心怀怨望；可是柳宗元是戴罪之身，他想做大事业而不得，甚至想弃官“采苹”自娱亦不可得。心中郁积已久的思乡念头，也只能通过“若为化得身千亿，散向峰头望故乡”的方式抒出。当年同时被贬出京城的几位同道，如今也和他一样在蛮夷之地苦熬日子。登高望远，他写下了《登柳州城楼寄漳汀封连四州》：
城上高楼接大荒，海天愁思正茫茫。
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
岭树重遮千里目，江流曲似九回肠。
共来百越文身地，犹自音书滞一乡。
每每读柳诗至此，我都会长吁释卷。“惊风乱飐芙蓉水，密雨斜侵薜荔墙”，这样秋雨凄凄的景象，如何能不拔动诗人敏感的神经啊。究竟是坎坷的人生造就了诗人的天才，还是诗人的天才遭致了上天的妒忌？数百年后，六一老人在小笺上题下“诗必穷而后工”的时候，体会到的可是柳侯式的伤感？
是的，伤感。宦海浮沉、命途多蹇，哀己之才、悼己之不遇，柳宗元无法不伤感。《旧唐书•柳宗元传》曰：“（宗元）既罹窜逐，涉履蛮瘴，崎岖堙厄，蕴骚人之郁悼。写情叙事，动必以文。为骚文十数篇，览之者为之凄恻。”他是蘸着自己的血泪写成的诗啊，使览者“凄恻”并非他的本意，只是他的生活中实在没有多少亮点可以抒写。即使是曾经带给他很多欢娱的纵情山水，也只是“暂得一笑，已复不乐”而已。幽愤、清高、简傲，他的身上带有太多的不合时宜，这使得他总是无法快乐起来。不同于刘禹锡性情的刚毅豪放，柳宗元执著、孤峭到了褊狭的地步，难以从政治悲剧中超拔出来。所以他的诗文总给人一种悲清冷峭的感觉。人们说“柳文似泉，韩文似潮，欧文似澜，苏文似海”，柳宗元的诗文的确是一掬清泉，泠然刺骨、甘冽逼人。“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我们虽然无法看清那位渔翁的表情，但那个淡定的背影，却让人感受到了一股从足底涌上来的的寒意，使人手足冰凉。
其实男人也有脆弱的一面，也可以像林妹妹一样敏感细心。您看柳宗元满纸伤感，林妹妹也不过如此啊。柳侯与黛玉，都是至情至性、敏感多思之人。长期的郁郁寡欢，极大地损害了柳宗元的身体健康──别忘了，林妹妹也是这么早夭的。元和十四年十月五日，柳宗元卒于柳州，时年47。这一年，朝廷本来是要重新叙用“八司马”的，可惜，柳宗元没有挺到这一天。其时，他的儿子柳周六、柳周七，都才三、四岁。孤儿寡母，仰赖他的好心上司裴行立为之治丧。次年，客死远方的诗人的灵柩被运送回京，葬于万年县栖凤原柳氏祖茔。柳州父老思念不已，特意为之立衣冠冢。又，柳州士民说，柳侯殁后，其灵曾降临州堂，“人有慢之者辄死”。这明显是个不实的传闻，柳侯爱民如子，怎么会随意责人以死呢？但是这个故事迎合了柳州百姓对柳宗元的思念，人们便在罗池立柳侯祠，请文豪韩愈撰写碑文。北宋时，石碑仆踣，东坡先生应柳州父老之请，重新为柳侯祠碑书丹，“柳事、韩文、苏书”，此碑因而被誉为“三绝碑”，被列为国家一级保护文物。
柳宗元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在散文上与韩愈并称“韩柳”，其文峻洁纡徐，大异于韩之奔放。在诗歌上他与刘禹锡合称“刘柳”，东坡先生誉其诗“发纤秾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确是的评。唐末司空图论柳诗曰：“梅止于酸，盐止于咸，饮食不可无，而其美常在酸咸之外，可以一唱而三叹也。子厚诗在陶渊明下，韦应物上。退之豪放奇险则过之，而温厉靖深不及也。”
“一唱三叹”，信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