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从安顺场到泸定桥(一) -- 双石

　　其实刘伯承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

　　从某种意义上说，石达开是亡于彝人之手。达开虽有“与彝人相安不犯”的正确政策，却无“各民族大团结”的鲜明旗帜和一贯宗旨，更乏审时度势正确实施政策的具体办法。石达开金银开路，换得土司头人的轻然一诺，顺利通过彝族区，是得其路；然而却无民族解放民族团结的鲜明宗旨和具体行动，并未真正赢得彝人之心，因而未能得其倾力相助。待到兵困紫打地而欲临时抱佛脚之时，却大势去矣，彝人土司头人谁也不愿冒身家性命之危险而跟石达开这个草头翼王淌浑水，反而趁火打劫，助纣为虐，行落井下石之能事。

　　前川军名将刘伯承对此很有些担忧：“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得好好做工作才能通过。”。

　　聂荣臻很有信心：“我们用党的民族政策感动他们，总比刘文辉好说话。”

　　于是，由朱德总司令署名的一纸布告开始先行：

　　文字通俗易懂，不光针对上层，对下层百姓，更具穿透力。

　　当然光靠这个不行。

　　刘伯承亲自对红一团进行动员：“今天我们到冕宁。冕宁过去是彝人的城市，后来彝人被反动政府赶到山上去了。过了冕宁，就是彝族区了。有一种传说，《三国演义》上诸葛亮七擒孟获，就是在这个地区，至今有孔明寨、盂获城等遗址。彝人对汉人疑忌很深，语言又不通，他们会射箭打枪，但他们不是奉蒋介石的命令，他们和国民党军队不是一回事。我们要严格执行党的政策，广泛宣传朱总司令的布告，争取和平通过彝族区。没有聂政委和我的命令，谁也不许开枪！”

　　红军总参谋长还再三强调，不仅要通过彝族区，还要在彝民中留下良好的影响。

　　后边的毛泽东也亲自向跟进的红军主力作动员，要求尊重彝族同胞，“把他们看成我们的兄弟，团结起来，共同反对军阀的压迫”。

　　这不是临时抱佛脚的权宜之计，这是缘自于红军的性质和其一贯的方针政策。

　　早在从会理北上的途中，红军总政治部就发出过《关于争取少数民族工作的训令》，要求各部政治工作者将此问题“提到最重要的地位”。除严守纪律外，每个红军战士都要　　“宣传红军的主张”，“根据实际情况，提出具体的口号，动员他们帮助红军”，并“努力争取少数民族加入红军”。

　　红军不光要得其路，还要得其助！

　　这就是朱毛与翼王的区别。

　　当然最重要的还是用事实来说话。

　　5月21日，第一先遣队主力红一团占领冕宁，县长和守军已押送“换班坐质”的彝民逃之夭夭。

　　5月22日，第二先遣队主力红五团消灭扼守小相岭隘口川军一个排后，进占越嶲。

　　两路红军，一样做法。

　　先开监，放出坐监的彝民首领和群众，款酒以待，废除延续多年的“换班做质”制度。红一团在大桥镇截住十来个正在劫掠汉族群众财物和“抢娃子”的彝民，一样好酒好肉款待，晓以“汉彝一家，共同反对军阀政府”的道理后放回。

　　然后“打土豪”——政策界限分明，只打汉家土豪，开仓放粮。

　　然后“扩红”。

　　这个就顺理成章了，光是后来跟第二先遣队到达越嶲的红十一团，一下子就扩了600多人。

　　其中有100多彝民群众——他们中有几位走完了万里长征，建国后成为宝贵的少数民族干部。

　　至于主动帮忙带路的，联络各处彝族村寨的，配合红军给川军制造麻烦的，那就更多了。

　　红五团就是在彝民群众帮助下，神速通过彝族区，轻取海棠，直抵大树堡，击溃守军王泽浚部一个连，造成了红军主力将从大树堡渡河的声势，直接影响了敌渡河总指挥杨森的判断。从而将王泽浚一个旅，杨学瑞旅一个团和地主武装羊仁安部牵制在富林地域，麻庳了上游守敌，为主力从上游渡河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红五团和后来赶到的红十一团天天在大树堡征船造筏构筑工事，嚷嚷着要从此过河。

　　结果不光是糊弄了杨森，就连红军自己的干部战士都以为主力真要在此渡河了。

　　走“翼王故径”的刘、聂，遇到的麻烦比左、刘多。

　　虽然作了诸多铺垫，然而千百年结下的汉彝隔阂，也不是一夜之间就能轻松化解的。

　　这条道上，彝族家支众多，除了彝汉矛盾外，他们自己之间也常常打得冤冤不解。家支的头人们，对这支过路的汉家军，怀里也揣着许多小九九，要讨便宜，捞油水，打秋风的心态，毕露无遗。

　　当然也有想找靠山的。

　　5月22日，从大桥出发的第一先遣队进入彝族区，就发现溪流的石头被搬开，山涧的木桥被拆去。路旁时常都聚集着手执刀矛棍棒土枪弓箭的彝民，成群结队，拦路挡道，伸手就要买路钱，给完一批又一批，这个说是罗洪家的，那个说是沽基家，没完没了。

　　好好歹歹一路往前挪，没走几步，又出大麻烦了。

　　工兵连一路铺路架桥，逐渐落在后边，结果让一群彝民扑上来按倒在地，抢走了装备器材。

　　衣服也被人扒了个精光。

　　因为有不能开枪的严令，工兵连被扒了个赤条条，却骂不还口，打不还手，生让人给欺负了一把。

　　连长王耀南等一帮血气方刚的大小伙子只得捂着羞处，面红耳赤连滚带爬地退回了大桥。

　　刚进至大桥的毛泽东见此，不仅不怒，反而哈哈一笑：

　　“好样的！你们模范执行了党的政策，任务完成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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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还不算最麻烦的，还有眼馋红军辎重装备，想动武找点便宜的。

　　先遣队走到喇嘛房，三面喧哗骤起，枪声不断，而大家却依然 “头不抬，眼不眨，只是前进”。

　　多年后，当地尚有老者称：“红军硬是枪子不进”。

　　向导害怕，请求红军还击，红军却称“没有命令，不能打！”

　　有家支头人以为红军窝囊，不堪一击，胆壮了不少。加上日前为了截回在冕宁“轮班作质”的各家“人质”，各家支曾联手设伏，把奉邓秀廷命正押送人质逃往擦罗的邓部团长李德吾所部和冕宁县长钟伯琴、团练局长邱为岗的民团打了个落花流水，缴下了枪，夺回了人，还添了“娃子”，头人们心正高，气亦盛，以为红军也必定如彼般好欺负，反而逼迫益甚。

　　刘、聂二人赶上来登高一望：先遣队三面被围，态势不利。

　　二人决定：示“威”促和，机枪、迫击炮占领阵地，准备自卫，同时向彝民喊话，宣讲政策。

　　无奈头人们利欲熏心，又没吃过红军苦头，不为所动，依然高声喧哗，步步进逼。

　　刘、聂万不得已，即令在“尽可能不伤人”的前提下，作有限度的“还击”——迫击炮上来向山后放了两炮，轻重机枪朝人前空地上齐射，几名手持“花机关”的红军战士则泅过袁居海子（今彝海，当时亦称鱼海），一路鸣枪，驱散人群，冲上坡顶，占领制高点。

　　这印象刻在了许多老者心中，“龙门阵”也越摆越玄，成了“红军过海如履平地，是下凡的神兵”。

　　彝民们没见过可以翻山的“找人炮”，也没见过一大堆连着响的“水机关”和“花机关”，更没见过打起仗来这么不要命且“枪子不入”汉家兵，当下就四散奔逃。

　　有头人逃过海子，“裤子都顾不得搂起”。

　　这下知道厉害了，红军可不是“不堪一击”的“窝囊废”。

　　红一军团青年部部长肖华、工作团团长冯文彬赶紧赶上前去，一路口干舌躁地喊话，宣讲政策。

　　这个时候，一位关键人物出场了。

　　沽基家支头人小叶丹。

　　小叶丹属于想给自己找靠山的那一类家支头人。

　　沽基家支当时正和罗洪家支打冤家，小叶丹很想找个硬靠山。

　　加上红军“开火自卫”发生在他的地盘上，其它家支的头人可以一逃了之，沽基家可是没法跑。而按过去经验，冒犯了官军“天威”，家支会被“烧杀一空”，看见红军打仗那个气派，小叶丹心中也七上八下，知道手下得不是地方，这便宜是讨不得也是讨不了的。

　　思来想去，觉得这或许是个“硬靠山”，所以就派其贴身娃子沙马尔各找上了门来。

　　那时的肖华和冯文彬虽然还是毛头小伙，却是老资格的红军政治工作者。当下就觉得是机会来了，很热情地就跟沙马尔各套起了近乎，言来语去，酒酣耳热，大家都拍起了胸脯。肖华称我们刘司令率大队人马要从此过路，到前边去打刘家军，大家结成兄弟一起干可好？

　　沙马尔各求之不得，当下金口一诺，愿与红军结盟，大家“讲和不打”。

　　两边挺正式的交换了信物：沙马尔各将座骑送与肖华，肖华以佩枪和几支步枪回赠。

　　刘、聂二人得知这个消息，连称肖华干得好干得好干得漂亮。

　　一会儿功夫，小叶丹驾到。

　　刘、聂二人陪同小叶丹到达袁居海子，斩鸡公，摆血酒。

　　刘伯承、小叶丹二人双双跪地，共发誓言：

　　“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

　　“小叶丹今日与刘司令结为兄弟，倘有三心二意，有如此鸡！”

　　刘伯承年长为兄，小叶丹年轻为弟。

　　……

　　由于天色已晚，且前方其它家支的头人尚未疏通，部队当天已走不出百余里的彝族区，聂荣臻与刘伯承商量，当晚退回大桥宿营，邀小叶丹共饮晚宴。小叶丹约请大小头领十八人欣然赴宴，喝得是一团高兴。

　　刘伯承送小叶丹红旗一面，上书“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并发给红军总部的委任状，辅以10条“汉阳造”相赠。

　　小叶丹趁机提出与红军一道踏平罗洪家山寨的要求。

　　这个刘伯承当然不会同意了。

　　刘伯承一派大哥哥气度，跟小兄弟讲起了革命道理。

　　“刘文辉和罗洪家哪个坏？”

　　“当然是刘文辉啦！”

　　“刘文辉和罗洪家那个势力大？”

　　“当然是刘文辉啦！”

　　“那你一个家支，斗得过刘文辉么？”

　　“……”

　　“你和罗洪家都是彝家，自己人打自已人，刘文辉不是就可以坏得更厉害了么？”

　　“……”

　　“要和刘文辉这种反动军阀斗，彝家自己要团结。一个指头没有劲，十指攥拳才有力。我们共同的敌人应该是反动军阀政府。你说是不是呀，小叶丹兄弟？”

　　“好，兄弟听哥哥的。”小叶丹也是一条汉子，当下拍了胸脯。

　　当夜，刘伯承与小叶丹同榻而眠。

　　次日，由彝民群众一路联络护送，第一先遣队顺利通过彝族区。

　　红一军团主力和军委纵队随即跟进，向安顺场方向疾速奔去。

　　红军替天行道，得路又得助。

　　必须承认，石达开的文告与刘伯承小叶丹的结盟，都具有勿可置疑的功利色彩——借路北上。但是，后者因其民族解放民族团结的鲜明宗旨，以及由此产生的对民族政策贯彻的彻底性和一贯性，使之无论是对其当时战略目的的最后实现，还是对中华民族各民族大团结长远而积极的影响，都远远为前者所不能企及。原刘文辉部将领张伯言、杨学瑞、张怀猷等在多年后回忆，由于彝汉同胞的帮助，“……从战后拾得的红军行进路线略图来看，沿途大小路径里程多少，村落所在，居民多少，注解得非常准确，好像未来之前，即派有人实地勘察过一样。”同时红军一到，即得到汉、彝人民热情支援，担任向导，尤其是历来治蜀者一贯认为‘不可理喻’的彝族人，竟然都能和红军成为朋友，更为川军将领之预料所不及。

　　就在红军通过冕宁彝族区的前几天，赶赴大渡河下游设防的川军杨森部主力也拟按蒋公“克日取捷径”的命令通过雷波马边一带的彝族区直奔富林，不料却被舞刀弄杖踞险拦路的彝民武装挡了道，装备精良的正规军横竖就是迈不过这道坎。刘湘派了一架飞机低飞示威也没用，过不去就是过不去。杨部无奈，只得转道屏山、叙府（今宜宾），经五指山、孟获城、犍为县西、峨眉北、金口河，兜了一个大圈子朝富林地域“转进”。而当他们距富林尚有两日行程时，朱毛红军主力却早已在安顺场渡过大渡河，两路夹河而上抢泸定桥去了。

　　结果是，“大渡河守备总指挥”部署的大渡河下游防务，全无用场。

　　说实话，刘聂也好，朱毛也好，都有点高瞧了杨森这个架子摆得挺足的“下游防务”。

　　后来国民党中央军薜岳部踩着中央红军的脚后跟撵了上来，也从冕宁彝民区通过。

　　因知道彝民对“刘家军”十分仇恨，薜岳下令所部多多宣传自己是正牌中央军，以求得彝民支持。孰不料部属们却惊异地发现，沿途彝民不仅不怕红军，而且还帮助红军。而　　薜岳虽对彝族头人羊仁安、张金波等赠银送弹，多方拉拢，却仍然无法象红军一样得到彝民群众的真心帮助。

　　这大既也是薜岳部进展迟迟的原因之一。

　　得路而不得助，与既得路又得助，当然也从某种意义上决定了这两支队伍不同的前途。

　　毕竟“被动让路”与“积极帮助”，还是有着本质的不同。

　　红军从此过，子孙不断头！

•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篇首语所述，当然是历史事实。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冕宁彝族区，及时赶到安顺场渡口，强渡大渡河，而后昼夜飞兵，袭取泸定桥，打开了北上的通路，其意义对于任何一个粗知这段历史的人来说，都是不言而喻的，而“彝海结盟”作为民族团结的象征因此而名扬史册，当然也是理所当然。

　　然而，真实的历史，却远没有这么简单，这么纯粹，其背后蕴藏着历史多元性和复杂性的故事，也并不那么轻松。

　　这是在很多史书中回避的一段历史，理由是“会影响党的民族政策”。

　　其实这不是理由，甭管是谁的“民族政策”，在谁也不知道谁谁也不了解谁的情况下狭路相逢，出一把手切蹉一把掂量出各自的份量后再认识一把成为朋友，大概也属一种“理所当然”。

　　况且，既或是彼此成为了朋友，也并不意味着就一定永远是朋友，在什么事情上都是朋友。

　　再况且，彼此的认识，不还要不断深化么？

　　这样建立在“深化”认识上的团结，不是更牢靠么？

　　现在而今眼目下的凉山彝族自治州，大致为清代宁远府辖地，地域南抵金沙江，北迄大渡河。民国年间建制多变，习惯上称作“宁属”。就地名来说，大凉山泛指小相岭以东地区。中央红军渡金沙江后的行军路线主要有3条。

　　⑴主力红军经会理到永郎沿安宁河北上。过菩萨岗到安顺场，行程503公里；

　　⑵红九军团经会东翻大箐梁子至西昌与主力红军会合；

　　⑶主力红军到泸沽时分一支佯动部队经越西至大树堡佯攻，后去安顺场。

　　这3条路线均为谷地，主要是汉族聚居区，各有约100余华里的彝族聚居区。

　　“彝海结盟”之地在大凉山彝族聚居区西北边缘地带。

　　这里的彝族聚居区，都还处在奴隶社会形态——这个形态一直延续到上个世纪50年代中后期。

　　什么叫奴隶社会形态？

　　奴隶社会形态有一个最本质、也是最显著的特征，那就是“抢”——什么都靠“抢”！

　　吃靠“抢”，穿靠“抢”，生产工具靠“抢”，劳动力靠“抢”，生劳动力的妇女靠“抢”，取之于 “抢”用之于“抢”的武器靠“抢”……

　　这一片儿的彝民，没有统一的领袖，各自按血缘关系分为大大小小的家支，互不统属，互不相让，彼此间时常合作去“抢”他人，也时常互相“抢”一把，当然也为“抢”结果而争来斗去。有外族来犯或奴隶造反，大家就合作对付；天下太平了，就互相浴血相“抢”。

　　不过，当时刘文辉的24军管着这片地儿，为了自己的利益，当然就得弹压这些抢来抢去“倮倮”。办法嘛，还是清同治年间传下来的规矩，让各家支头人到县城“换班坐质”，弹压的结果，是把宁雅正道也就是红军佯动部队走的那条道——宁雅正道，打扫得比较干净，比较安全，也使那里彝族家支势力，相对来说比较薄弱。所以红军第二先遣队（左权、刘亚楼率领的红五团）走这条道，麻烦很少。他们一打开越西县监狱放出“换班坐质”的头人，很快就得到了彝民头人和群众的拥护，纷纷主动给红军带路、筹粮，还积极参军。红军在越西县“扩红”，一天就扩了600多人，其中就有不少彝民。

　　后来曾任成都军区彝民团团长的王海民（彝名阿尔木呷）上校，就是在这里参军的。

　　但红军主力走的那条道，还是很不安生，一般商旅视为“畏途”，24军团以下部队，也不大敢往这条道上走——怕被缴械给掳去当娃子。一般商旅过境，都要向邓秀廷部交纳数额不菲的“保费”。

　　按理，红军主力从此过，“倮倮”们是不太敢来放“抢”的，最多也就是藏在山上打打冷枪，然后瞅空子打点掉队人员的主意，捡点便宜——这里的黑彝家支势力，远不似大凉山腹地那般强大。在大凉山腹地，就有国民党正规军去禁烟的部队整团被缴械的事情；而杨森部驰援大渡河防线拦阻红军的主力部队，在雷（波）马（边）屏（山）即被彝支武装拦截，刘湘派飞机助阵，也未能过境，最后还不得不绕道而行。

　　问题是，恰好在红军到这里的前两天，出了一件看似偶发却绝非偶发的事件。

　　红军渡过金沙江经会理、西昌北上后，24军驻这条道上的冕宁县城的邓秀廷部一个连就慌了神儿，马上想到的事情，就是赶紧撒丫子开溜。

　　开溜你就开溜，逃命要紧，红军主力此时还远在西昌、泸沽，跑得快，找个地儿躲起来，别出来招事儿惹事儿，一般来说，不会有啥过筋过脉的背时事儿找上门儿来。

　　可要命的是，带着这个连的邓部团长李德吾是个半路从戎的书生，对彝务很些非凡的责任心，一定要押着“换班坐质”的头人们一起走——据说是邓秀廷带话过来，说要是“红脑壳”来了放了这些“倮倮”，等二天“红脑壳”一走，龟儿又出来抢人整人，不是难毬得管？还是把他们押到察罗的山洞洞头关起来，等“红脑壳”过了，再弄回来关起，少点子麻烦。

　　于是李德吾和24军那个连，带着县长钟伯琴、团练局长邱为岗的一些团丁，押着这些坐质的头人，奔察罗而去。

　　5月19日，到了大桥镇，却瞅见一街筒子都是“倮倮”，嚷嚷着要李德吾放人，说是等“红脑壳”过了，再把人送回来。倮伍家支头人还称，我们这个家支，从来不抢汉人，没做过啥子对不起人的事，你把人放了，二天你老人家啥子时候喊一声，我们啥子时候就把人送回来。

　　其实甭管这些“倮倮”们说的是真是假，李德吾要是瞅瞅这个阵仗，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把人放了得啦——你自己逃命要紧，管那么多为嘛？

　　李德吾不，他一口回绝，不放就是不放。

　　“倮倮”们一下子就火了，妈那个×，你不放是不是？你不放老子们就“抢”！

　　各个家支相互串联，分头通知，所有男丁拉出来，路上抢！

　　结果李德吾一出大桥，一路就被四面八方的冷枪打得找不着北。县长钟伯琴大腿被打断，在后边儿走着的24军那个连也被缴了械，官太太们被脱得一丝不挂，屁滚尿流地跑回大桥。

　　几十年后，尚有参与此“抢”的老者吹嘘：“那回老子打死了12个人。”

　　这时“倮倮们”又传话过来，把人放了行不行，送你们过境？

　　李德吾钟伯琴仍然不干，还口称：“是对的明天又来打嘛！”

　　第二天，人家真是来打了——打得李德吾的队伍狠狈不堪，一会儿滚木砸下来，一会儿弓箭射过来，一会儿马匹被抢走，一会儿士兵被扒了衣服……

　　李部陷入了“彝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又有“倮倮”传话过来：要么不走，要么进我家碉楼躲起来，等“红脑壳”走喽，送你们回去。

　　李钟二人仍不允。

　　“倮倮”们火起，乱枪齐发，呐喊冲来，掠走人质，劫去枪支，钟伯琴邱为岗和团丁们被赶进河中溺毙。李德吾奔逃进森林，被一彝人抓获，活活灼烤数日后，被人分而食之。

　　数百人枪，仅30余人脱逃——他们多是彝兵，人熟地熟。

　　各家支得枪数百，财物亦丰。利欲熏心，胆也壮了一把：

　　今天回去抢大桥，明天一早，把“红脑壳”一哈打整了！

　　红一团一进大桥，刚好和罗洪家进大桥抢掠汉民的娃子们撞了个对头。

　　娃子们一看“红脑壳”那个阵势，立马就作鸟兽散。

　　红一团侦察排手快，逮住十来个。

　　大桥的汉族群众觉得很解气，纷纷出来欢迎红军：

　　“你们要是不来，狗日的‘倮倮’就要把大桥烧毬喽！大家都活不成，赶紧杀猪，请红军先生吃‘九碗’！”

　　“九碗”者，宴席是也！

　　红一团早奉有命令，朱总司令的布告背得是滚瓜烂熟，自然来了一番“政策宣传”，把逮住的娃子们请入席间，一通猛灌，辅以“汉彝一家”的招呼，当晚放回。

　　次日一大早，红一团上路。正遇上李德吾部被扒了衣服放回的官太太们，鼻涕口水，哭天抢地。

　　红军战士扔几件衣服过去，继续走。

　　红一团主力过去后，一路在架桥修路的工兵连落在后边。

　　彝民们一拥而上，象扒官太太们一样，把工兵连也扒了个精光。

　　工兵连那个窝囊哟！有枪不敢开，有刀不敢砍，工兵连指导员罗荣被扒了后还挣扎着喊：

　　“总部有令，不准开枪！”

　　光着屁股的工兵连狼狈退回大桥。

　　前头也麻烦。

　　“彝民战争”的“汪洋大海”给红一团造成了伤亡，不断有战士被击倒，然而大家仍然“头不抬，眼不眨，只管向前”，以致于数十年后当地仍有老者称“那些先锋队红军硬是枪子不进”。

　　向导请求还击，红军战士称：

　　“上级没有命令不能打！”

　　“我们不打小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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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遣队进至喇嘛房，三面山上喊声不断，枪声骤密，伤亡亦增。

　　刘、聂登高一望，不得了的个不得了，到处都是彝民。向导介绍，前为沽基家支，东是倮伍家支，后为罗洪家支，……

　　红一团三面被围。

　　刘伯承命号兵吹号：部队停止前进。老聂，你让宣传队喊话，我来布置阵地，准备自卫。

　　僵持几小时，天色渐晚，喊话无效果。进也进不得，退也退不回。

　　刘聂二人一商量，妈那个×，打！不打一哈，看来是走不了喽！

　　得，让头人们见识见识红军的厉害。

　　红一团团长杨得志正不是心思，听到这个当然高兴啦。神炮手赵章成的迫击炮先砰砰两炮放过山后——故意的，尽量不伤人嘛！三挺机枪朝着东南方向一通招呼，6个红军战士抱着“花机关”泅过海子，一口气冲到山顶，哗哗哗一通连珠声儿响，把一山的正在吆喝的彝民撵得乱跑。

　　头人们哪见过这个，手忙脚乱，裤子都不提就扑下河，跑得上气不接下气，再不敢来生事儿。

　　家就在这里的小叶丹没地儿跑，也着了慌，心想这官军看来是非把寨子烧了不可。

　　不过这家伙汉语很精通，听明白了“红脑壳”喊的东东，于是叫来随身娃子沙马尔各（有资料称其为小叶丹四叔，其实不是，而是为了抬身份临是赠了个老辈子的名份）前去跟红军套近乎。

　　沙马尔各战战兢兢来了，见到两个红军（肖华？冯文彬？）。

　　红军问：“你们这里哪个管事？”

　　“小……小叶丹。”

　　“不要怕，把他喊来嘛，我们是打蒋家，刘家的！”

　　“好……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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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叶丹为了家支不被烧杀，也战战兢兢带了15个随从下山来。

　　还没到海子边，看到几个端着雪亮刺刀的红军战士，吓得随从们纷纷后退，小叶丹也不敢走了。

　　对面来了个戴眼镜的红军，笑盈盈地迎上前来。

　　小叶丹腿一软，扑通一声就往下跪，赶紧洗清自己的罪责：“打红军的是罗洪家，他是我的冤家”。

　　眼镜红军赶紧上来扶一把：“不要跪嘛，汉彝一家，刘家才是我们的死对头嘛！红军北上抗日，借你一条路，帮个忙嘛！”

　　“海子那头是罗洪家管，这边我们管，你们过路，我们保！我们吃个血酒，大家讲和不打？”

　　“要得嘛，要得嘛！”

　　没有酒，从海子舀得两碗清水；抓只鸡来，一刀跺下脑袋。

　　眼镜红军——噢，红军称他刘司令，军神刘伯承是也——端起一碗清水：

　　“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结为兄弟，红军永远保卫彝民。”

　　“我小叶丹愿与刘司令结为兄弟，我的地方永远保护红军，如果打了红军，象这只鸡一样地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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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司令，海子那边是罗洪家的，他是我的对头……”小叶丹还是放不下要红军踏平罗洪家的念头。

　　“罗洪家有啥子了不起嘛，要打，一个下午就把他龟儿踏平罗。不过他们跟你一样，是穷人嘛，不能打噻！”刘伯承当然不会上这个套子，借着这个由头，就讲开了革命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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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手拉手，回到大桥头，喝酒，授旗，送枪。

　　次日，先遣队和红军主力顺利通过彝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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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刘伯承陪小叶丹到大桥时，当面向毛泽东汇报说：“这里的民族斗争很复杂，彝民与我们硬打是不可能的，但在山上藏起来向我们打枪则是可能的，也可能杀害我们的同志。”

　　毛泽东称：“还是要讲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党的民族政策是早就规定下来了的，不能歧视他们！”

　　当然不能歧视，不但不能歧视，还要重视。

　　刘伯承除了给小叶丹送枪送银元外，还授了一面旗“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

　　同时还决定，留下王首道、李井泉等一部分部队、干部，成立冕宁特委，在这里与彝民合作，成立地方武装抗捐军，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毛泽东还亲自给留下的干部和部队上课，讲“如何开展游击战争”。

　　按红军的章法，不管到哪儿，都要搞个“苏维埃”，还要“扩红”。

　　当然冕宁也不例外，也成立了“革命委员会”，也“扩红”。

　　“扩红”很成功。红军过境前后九天，据不完全统计，冕宁县城和大桥一线，有190多人参加了红军（其中21人中途跑回，数人在甘南掉队落户，152人失踪，12人走完长征到达陕北。走完长征的12人中，有3人在抗战中牺牲，其余9人幸存至解放后）。“革命委员会”还向红军输送了200多匹骡马和大批粮食。

　　建立地方武装也很容易，除了“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外，几乎在一夜之间，冕宁县就建立了有五百人枪的“抗捐军”。彭德怀红三军团还抽出一个营，配备电台，成立游击队。那架势，就是要在这儿大搞一番了。

　　这些个事儿，被有些文人儿们给狠狠铺排了一把，特别是那个“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成了“一直坚持与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

　　其实，抗捐军也好，游击队也好，苏维埃也好，乃至“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好，其生命期也就一个多星期。而且，情况还朝着相反的方向发展。

　　这“建立根据地，开展游击战争”的任务，也就是一个多星期，就不得不“流产”了。

　　首先是王首道、李井泉那批干部和游击队，立马就瞅出来形势不妙。

　　小叶丹是沽基家支的头人，也仅仅是沽基家支的头人。这种家支，在大凉山地区，有数十上百之多，谁也管不了谁。小叶丹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并不等于所有家支头人都交了红军这个大朋友，嫉妒者有之，眼红者有之，忿恨者亦有之。你能从红军那里找便宜，为啥我就不能找？红军大队过了，不是还有零散人员么？不是还有后面的小部队么？

　　打他们一秋风！

　　前头的一三军团过境后，五军团的部队就常常被彝民们拦住，要钱，要东西。

　　其中也有小叶丹沽基家支的人，而且还打着刘伯承送的那面旗。

　　给给给，要借路嘛，当然就给。

　　给了，仍然不太平，五军团掉队人员常常就被抢，被扒光衣服。

　　至于游击队抗捐军什么的，头人们压根儿就不感兴趣甚至反感，你汉人都有武装喽，二天我们又抢啥子哩？找哪个抢哩？听说他们还要“打土豪”？会不会哪天就打到老子们头上来了？会不会有一天娃子们都跟毬到他们跑喽？老子们又吃啥子喝啥子抢啥子哩？

　　头人们还眼红游击队抗捐军的那几百条枪。

　　最后来的红九军团军团长罗炳辉是在云南彝区泡大的，一鼻子就嗅出了这里面的火药味儿。九军团部队过境的时候，大队全部抱成团儿走，医院机关后勤裹在其中，机关枪张着口，刺刀亮晃晃，前头一色儿的“花机关”。

　　妈那个×，谁来讨便宜，看老子杀你个片甲不留。

　　王首道李井泉也看出形势不对，当即电告中央军委：此地不宜建立根据地。

　　军委回电，游击队撤出冕宁，随九军团迅速北上追上部队。

　　王首道李井泉留下一个连队掩护留下的地方干部，而后随九军团一起，迅速北上追赶部队。

　　5月28日下午，红军主力全部过境。

　　这一下，“汉彝一家”的气氛，就彻底变味儿了。

同样是喝血酒，此时彼时，此地彼地，此人彼人，不一样就是不一样！

　　红军游击队留下的那个连队与抗捐军合编后，跟在九军团后边，准备到冕宁北部山区打游击。

　　28日下午，九军团后卫刚一出大桥，跟在后边进大桥的抗捐军就被一街筒子的彝民武装给堵住了。

　　要枪！

　　抗捐军领导人陈野苹黄应龙一看味儿不对，合计一把，认定不能在这儿打游击了，得赶紧跟上大队北上。但要贯彻民族政策，又不能与彝民们硬打，决定学一学刘司令，跟头人们喝一把血酒。

　　当晚，抗捐军领导人与罗洪、沽基、倮伍三个主要家支头人，在川主庙（今大桥小学）内喝血酒，大家盟誓保抗捐军过境。据目击者称，酒喝得极其热闹、排场（比刘伯承小叶丹那以水代酒的结盟堂皇多啦！），拍胸脯打保票，称兄道弟，大家都是义薄云天，豪情万丈。

　　29日晨，抗捐军一上路，一路上就有彝民们“热情相送”，三三两两插进队伍，共话“汉彝一家”。

　　队伍行至峨瓦村后的元宝山下，枪声骤起，队伍有红军战士倒下，队长刘彬当场牺牲。

　　红军干部黄应龙（也任抗捐军司令）大喊：“不要开枪，有话我们慢慢说……”

　　抗捐军和红军战士们严守纪律和民族政策，不发一枪。

　　插在队伍中的彝民们马上变脸，扑上去就下枪扒衣服。

　　战士们无奈，只得光着身子退回大桥。后来仅数人逃脱，辗转在泸定追上部队。

　　据额理、峨瓦村的一些老人讲：那时大路就在堡子巷口中，最伤看（最不愿看）光屁股。前头是李参军（李德吾）和刘家兵的，后头又是红军先锋队，尾后又是土红军，要数土红军多，还有官太太……

　　前头的抗捐军好容易冲过北山垭口，大部被迫佛村的北路区长李绍周带团丁和樟木沟的彝人拦截住，只有少数路熟或有亲人掩护的在晚间逃脱，其余不是被杀，就是被劫去当了娃子。

　　抗捐军领导人陈野苹脱险后在同学帮助下辗转去昆明（建国后曾任过中共中央组织部长）。

　　抗捐军和红军游击队，出生一个多星期，就解体了。

　　根据地和游击战争，当然也就流产了。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撰写的《红军长征过彝区的探讨》中曾这样解释为什么同样喝血酒，结果却不一样：

　　关于沽基小叶丹是否参与了这次事件的策划，他们是这样分析的：

　　笔者对这个分析，大部同意，小部分持保留态度。

　　保留部分为：小叶丹参与策划或默认这个策划的可能性，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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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彝族头人们得了李德吾的枪，又得了红军抗捐军的枪，也只在手中玩儿了几天。

　　5月30日后，国民党军队打来了，邓秀廷也回来了。

　　国民党军队一打回来，首先就是搜捕红军掉队人员和抗捐军人员、苏维埃干部，天天设杀场杀人。

　　抗捐军中，仅在解放后被追认为烈士的，就有24人之多。

　　冕宁、大桥一带的老百姓都说，这些人，都是汉子，宁死不屈，就义前高呼口号，慷慨赴死。其中有的烈士是红军过境时才发展的新党员，党龄不过几天，还有一些帮红军办过事带过路的群众。

　　当地袍哥佩服这些汉子，卖通行刑人，给他们扎上英雄结，披红挂彩，让他们死得热热闹闹轰轰烈烈。

　　他们都表现得大义凛然，临刑前高呼口号：

　　“红军万岁！”

　　“红军二天要回来的！龟儿子等到起！”

　　“你们不要楞格凶，老子要拉你来作伴！”

　　“过二十年，老子又是一个小伙子，再来干！”

　　……

　　据说，有“勘乱善后委员会”的头目，硬是被这些人吓得卧病在床，整夜梦见“索命鬼”，最后吓断了气儿。

　　国民党薜岳部队其实没什么可怕，他们人生地不熟，两眼一抹黑，又被红军拖得很苦，打不起什么精神头来。彝民们对他们的散兵游勇照抢不误，对部队也多有骚扰——彝民们把他们也当“刘家军”。说实话，如果不是蒋公严令，他们自己根本没那个勇气和力气跟着红军撵。

　　可怕的是邓秀廷，这家伙是个彝人，刘文辉“以彝治彝”的活标本。

　　此公本来也不是什么大角色。刘文辉兵出康巴寻找生存之地之时，曾被由英军顾问指导的西藏藏军阻击于甘孜，相持数年毫无进展。1932年，这邓秀廷指挥一支彝兵参战，他们爬上甘孜城东之鸭盖山，附敌侧背，打开僵局，解决了刘文辉数年未决之问题，是以功耀升，官做到了团长。后来，又被刘委以旅长重任，称“彝务指挥官”。这家伙，对彝家那些东东的根根梢梢，一清二楚，以离间之法打拉之策胡萝卜加大棒整治之，比较奏效而又得心应手。这里的大大小小的家支头人，对其是又恨又怕。

　　邓被薜岳委以冕宁县代县长之职，邓部参谋谢如东代其行事。

　　这谢如东人称“谢屠夫”，杀人不眨眼，冕宁县城牢房都塞满了被俘红军、抗捐军战士和被株连九族的百姓、彝民。

　　谢勒令各彝支将掠去的李德吾部和红军、抗捐军的枪支和财物缴出，否则灭村毁寨，杀无赦。

　　各彝支大多不敢抗拒，交回了枪支和财物。

　　应该说小叶丹还是有几分血性的——也许刘伯承播的那点雨露还滋润着他。

　　沽基家支武装——也就是“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占据着峨瓦山垭，举旗不缴枪。

　　邓部两个连进驻峨瓦村，整日攻击，你来我往打了好几天。最后还是小叶丹不支投降，缴回了枪支，为保家支平安，还给邓部缴纳了一大堆银元。

　　就是小叶丹本人，还被拉到邓部当了一年多的大头兵。

　　就这么着，“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也消亡了。

　　老红军陈靖重走长征路后撰文所说：“如果说彝民生来就和红军有骨肉之情，红军一到，作为奴隶社会的头人小叶丹就晓明大义，那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天方夜谭。”（《解放军报》1987年9月12日）

　　的确如此！

　　中共冕宁县委党史办公室的文章《红军长征过彝区探讨》认为：“红军以‘统战政策’‘收编’的这支‘游击队’，就当时红军匆匆北上和彝族自身奴隶制度特点而论，这仅是一个封号而已。”

　　不过有一点还是值得一提：小叶丹没把刘伯承所赠“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那面旗帜交出来。而这面旗帜，当时知道的人很多，沽基家支的人也雄纠纠气昂昂地扛着到处显摆过，邓秀廷没有理由不追这面旗帜的下落——这是邀功请赏的资本。

　　再者说啦，对小叶丹们来说，那年头，这沾“红”的东西，就是杀头灭九族的罪。

　　个中缘由，既有前川军名将刘伯承个人声威的作用——川人呼之为“神龙”，也有彝家“歃血习俗留下的信物必须保存”的传统习俗的作用，当然是不是也有在事过境迁祸事落在自己身上之时所产生的对那支真正平等对待彝民的队伍的感念和愧疚之情，也未可知。向邓秀廷认输缴枪之际，小叶丹未必在心中就没有如此思衬或推理过：如果几百人枪的红军游击队和抗捐军存在且自己能够与之联手，互为犄角，彼此呼应，邓秀廷两个连就能缴我的枪？

　　彝族头人小叶丹与后来那位为汉藏民族团结和祖国统一牺牲在昌都的格达活佛还不太一样，格达在藏民族中算“高级知识分子”，出家人又没有头人领主那么多的利益牵挂，在与朱总司令等亲密相处的好几个月中，耳濡目染，不能不为这些盖世英杰的磊落风范以及他们那支队伍奉行的“民族政策”和对藏民族平等相待的真诚所熔化。而且，格达对中国共产党和红军这种感性认识，后来已经升华到对中国革命事业的一种理性的投入——十多年后为了祖国统一民族团结，活佛甘冒斧钺而慨然请命赴昌都为使，不正是这种由“士为知已者死”的心态和“各民族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团结起来完成祖国统一是藏族人民的福祉”的认识驱使下所产生的当然行为么？

　　而小叶丹作为一个奴隶主，能象他已经表现出来的这么着一把，好象那意思也就算差不离儿了——我们总不能用“革命战士”的要求，去苛求一个与红军领袖接触不过几小时的奴隶主吧？同理，我们当然也不能随随便便潇潇洒洒地就赋予这位奴隶主以“革命战士”的身份、地位和荣誉吧？

　　参照后来中央红军与张国焘会师后“北上”与“南下”之争，除了政治军事战略方面的高下优劣之分外（这是最重要的），不能不说，毛泽东等之所以坚持北上方针，反对南下在少数民族地区“建立根据地”，还含有从这些在少数民族地区开辟根据地的切身经验教训中得出的警示！“民族政策”，必须在有彻底贯彻实施并使各方充分认识和理解的时间和空间的前提下，才具有真正解决历史千百年来遗留下来的“民族问题”之可能性。笔者曾在大凉山区插队落户数年，据老人们讲，这里的真正“解放”，是在1959年，而不是1949年，解放后，这里还整整打了10年仗。头二年稳定局势，然后三年进剿国民党残匪、然后五年民主改革剿灭叛乱奴隶主，完成彝区土改，人民公社化，调整和解决汉彝关系……

　　笔者乡里许多彝族群众，改革开放以后，就长期不能理解为什么要对毛泽东“一分为二”——没有毛主席，哪儿来娃子们的今天？娃子们哪有地种有衣穿？哪儿来彝汉团结和眭相处的太平盛世（汉族群众说，没有毛主席，谁敢大摇大摆在大路上走而不怕被“倮倮们”抢？——笔者乡里有老人逾60而未到过20里外的县城）？县里那位“娃子县太爷”每逢节日，就要穿上当年参加“西南少数民族进京致敬团”时毛主席亲手相赠的一套毛料人民装（他也亲手献给毛泽东一件“察耳瓦”），进京拜谒“毛主席纪念堂”，见着毛泽东的遗体就下跪，谁也拦不住——有一次，“娃子县太爷”与人喝酒吵架，喝着喝着俩老头就摔酒杯，为的就是能不能对毛泽东“一分为二”。

　　既或是抽去“毛泽东”这个符号的“个人崇拜”部分，这个符号的本质内涵会有什么改变么？

　　不会的，因为至少在这个符号存活的时代，它代表着中华民族各民族团结统一的新国家！

　　这一切，不经过长期艰苦的工作，是不能想象的——这不正是从“彝海结盟”这种粗浅形式的雏形发祥，从而逐步完整完善的么？

　　而在红军自己生存都成问题的情况下，根本不可能有这个时间和空间来耐心细致地解决“民族问题”。再好的“民族政策”，不也要给人以认识和理解的时间和空间么？

　　然而，“彝海结盟”仍然不失为民族团结的一面旗帜。在彼时彼地的历史环境和历史条件下，这毕竟是真正实现彝汉民族和解民族团结的一个范例和始端。而且，也的确是中国工农红军认真贯彻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的一大胜利。我们以多视角去观察历史现象的多元性的目的之一，不也正是为了深化对多元历史现象的最本质属性和特征的把握，从而加深对中国革命和建设道路的艰巨性、曲折性和复杂性的认识和理解么？

　　小叶丹本人于1942年5月18日死于一次家支间的械斗，时年49岁。

　　1950年3月冕宁解放之时，“中国夷民红军沽基支队”的旗帜，由其夫人交给了解放大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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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达开的兵败，当初是怎样也想不明白的事情，而飞夺泸定桥，实在是战争史上神来一笔。惠通桥可以挡住日军的攻击再无法前进一步，同样险峻的泸定桥为何挡不住红军呢？且继续看双石兄的作品。

　　5月24日清晨，第一先遣队一路疾行，到达了擦罗镇。

　　刘伯承在山头上用单筒望远镜一瞅，没发现几个兵，便派了几个便衣和一个连大摇大摆进了镇。

　　镇上有一帮民团，守着刘文辉部的一个兵站。

　　迎面上来几个挎盒子炮的，其中一位自称是区长。

　　“贵军路过贱地，本区长啷个事先不晓得哩？招待不周，长官莫要见怪。二天得空，欢迎来耍。”

　　这帮土老肥从没见过红军，更没想到红军能如此迅速地通过彝民区，只当这些挎着“花机关”提着盒子炮的大兵是“中央大军”，赶紧点头哈腰端茶倒水上来伺候，还吩咐摆酒设宴，要招待“中央军弟兄”。

　　杨得志团长将错就错，摆足长官架子，一屁股坐下来就大吃大喝。

　　边吃边“检查”防务，既严格又仔细。

　　区长很饶舌，一五一十细细道来，杨得志听得眉开眼笑，连声赞“好”！

　　饶舌区长说来说去，说到安顺场的船都被拖到了东岸，只有一只小船，白天在东岸，晚上在西岸。

　　杨得志一听“船”字就两眼放光，也着了急，一抹嘴站起身来，“叭”地一声酒杯掷地。

　　每位土老肥的腰眼上都被顶上了一支上了红槽的驳壳枪。

　　“老子是朱毛红军！”

　　土老肥们纷纷瘫倒在地。

　　杨得志留下一些人砸开兵站，开仓放粮，然后心急火燎地带着队伍就上了路。

　　刘伯承骑着一匹老白马，紧随红一团后边，口中不停念念叨叨：

　　“有船我就有办法，有船我就有办法。”

　　并辔而行的聂荣臻摇头苦笑。

　　那个当口，全军上下，上自毛泽东，下到一个兵，一脑门子的官司就是一个字。

　　——船。

　　这里有一个长期被人忽略的细节。

　　本来按军委部署，第一先遣队准备夺取的渡口有两个：纳耳坝、安顺场。

　　请注意，这个部署里，纳耳坝是渡河点的第一选择。

　　但由于在察罗获得的安顺场有船的信息，刘、聂根据情况适时对原部署作出了改变：连夜奔袭安顺场。于是先遣队直接去了安顺场。

　　这个改变，也很关键。

　　据大渡河守军将领和当地老乡的回忆，就在中央红军第一先遣队奔袭安顺场的当夜，下游的纳耳坝场镇（今石棉县永和乡，亦称“大堡”）的船只已被川军焚之一矩，而且这个渡口的对面，正是川军杨学瑞旅防线的中间地带。

　　玄不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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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晚22时左右，红一团到达离安顺场十多里路的一个小村。

　　杨得志停下来，找来几个老乡问清了安顺场的情况。

　　安顺场渡口两岸各有一个营的敌人，东岸安顺场下游方向是刘文辉部第五旅第七团（团长余味儒），团主力位于安庆坝作为机动；上游方向有第五旅第二十一团（团长肖绍成），在挖角坝（安顺场上游）——汉源场翻王岗坪高地（安顺场上游）一线游弋，作为机动部队，负责第五旅与第四旅之间的联系。

　　余味儒团之韩槐堦营防守安顺场对面桃子湾渡口。

　　南岸安顺场则由彝务总指挥部赖执中营驻守。

　　而这两个营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都是袍哥队伍。

　　韩槐堦原是名山百丈场哥老会的头子，生性好赌，曾在安顺场浪迹多年，与当地豪绅混得很熟，其队伍本身就是打家劫舍的绿林所改编，渔肉百姓个个都是把好手。

　　赖执中则是安顺场的地头蛇，手下一帮地痞混混，把住安顺场至七场河段，对当地百姓，生杀予夺，为所欲为。大渡河每年雨季冲刷出来的千年香杉（俗称“建板”，永不腐朽，是制作寿材之上等材料），唯有他与下游河段的羊仁安可以享有，无论这东西在其地域里被谁发现，必须报缴，而且在未被运走之前，要负看守责任，否则性命难保——霸道得连刘文辉部下游守将第五旅旅长杨学瑞都瞠目结舌。

　　当然，为保住各自立身之根基，两位袍哥对杨学瑞的正规军也巴结得紧。

　　办差征粮，拉伕设卡，十分卖力。

　　不过，这种“卖力”，也不是一点没有折扣打——袍哥队伍毕竟是袍哥队伍。

　　当时蒋介石对大渡河沿岸守军有严令：

　　如果这几条都象在纳耳坝那般被得以认真贯彻执行，红军要想抢过大渡河，的确万分困难，困难万分。

　　后来的事实表明，这两位不那么认真贯彻蒋公指示的袍哥，的确给红军帮了一个大忙。

　　杨得志刚把情况了解清楚，中革军委的电报就到了。

　　要求红一团连夜偷袭安顺场，伺机夺取和掌握船只和架桥材料。

　　这正合刘、聂二人和杨得志的心意。

　　当即敲定：夜袭安顺场。

　　杨得志作出部署：由团长杨得志带领孙继先的一营夺取安顺场；由团政治委员黎林带领陈正湘的二营到安顺场渡口下游佯攻，以吸引和牵制敌人主力，以三营长尹国赤率三营担任后卫，留在原地掩护指挥机关和保证刘、聂首长的安全。

　　事关重大，刘、聂二人亲自找来一营营长孙继先交代任务：

　　“孙继先，你知道石达开么？”

　　“不知道。”孙继先，宁都兵暴过来的老行伍，没啃过什么历史书。

　　前留法学生聂荣臻给他扼要讲了讲古。

　　“蒋介石说，朱毛红军插翅难逃，要做第二个石达开咧！”聂荣臻捎带着激了一将。

　　“嗤——”孙继先瘪了瘪嘴，鼻子里轻轻哼出一声。

　　“我们会不会成为石达开，就看你们的了！”刘伯承一只独眼瞪住了孙继先。

　　孙继先本能地把腰一直，胸脯一挺。

　　“安顺场守敌不多，也就一个营，不是刘文辉的正规军，是当地的地头蛇、民团一类的武装。你马上率领一营去完成三个任务：第一，歼灭安顺场的全部敌人，歼灭后，点一堆火，作为信号；第二，部队占领安顺场后，迅速找船，找到船，再点一堆火；第三，要在黎明时开始渡河，把一切渡河工作准备好后，再点一堆火，我们后续部队马上就到。明白了么？”

　　“明白！”

　　孙继先回到一营，一番简短动员，作出具体安排：一连从安顺场南边进攻；三连从西南边进攻；二连和营部从东南沿河边进攻，兼负找船任务。

　　一营战士们象打足了气的皮球，一蹦就窜出老远，扑向安顺场。

　　小小安顺场，一片花酒天。

　　本来，按蒋公的“最高指示”，赖执中的袍哥，应该与韩槐堦的袍哥一起撤向东岸渡口布防。

　　韩槐堦也是这样准备的，白天，他已经将最后一批粮食和重要物资送到东岸；除留—只船外，其余的船已全部毁坏或拉到北岸；安顺场满街也堆积了柴草，老百姓的家具等等也已经搬出了屋，只准备一把火点着，焚之一炬。

　　“最高指示”贯彻到这最后一步时，两位袍哥拧了脖子。

　　这街上的房子有一大半是赖执中的财产。

　　赖执中舍不得这些坛坛罐罐。

　　说出口的理由也头头是道：

　　“韩大爷，你想哈子嘛，龟儿子红脑壳得不得走这跟前嘛。宁雅正道嘛啷个也比这边挡鼻子遮眼睛的条子（注：绿林黑话，路的意思）好走噻！这边山卡卡头那些倮倮硬是就楞格好打整嗦？龟儿子红脑壳些未必然硬是要伸起脑壳来挨波罗嗦？红脑壳万一不来，哥子的这些房子就一把火烧毬罗，可惜罗嘛！二天满街都成了光腔腔，你我哥子吃啥子喝啥子呢？还操个棰子哟！”

　　“赖哥子，万一这红脑壳硬是要走这个条子，你我挡毬不到，啷个对上峰扯回票呢？”

　　“毬噢，老子在这个条子上放了十多个哨卡，红脑壳一来，娃儿些飞叉叉地就要跑来给老子报消息，到时候再烧房子，也搞得赢噻。再说罗，龟儿子红脑壳都是些外省人，条子都认毬不到，啷个跑得到椤格快嘛，未必然红脑壳的腿杆子就不是肉长的嗦，我肯信！”

　　“算毬罗算毬罗，老子晓得你龟儿是舍不得你屋头那个粉嘟嘟的姨太太，不想走就不想走，睡你龟儿的辇瞌睡去。船给你龟儿留倒起，红脑壳来罗，记到把火点起，谨防二天在杨旅长那跟前脱毬不到爪爪。”

　　房子没有烧，船也靠了岸，赖执中硬是就回家搂着姨太太，睡起了“辇瞌睡”。

　　袍哥赖执中眼里头认得的是家产和快活，认不得蒋委员长的啥子“最高指示”。

　　孙继先没怎么费手脚就把安顺场的袍哥们给打发了。

　　尖兵排冲进安顺场时，袍哥们正在喝五吆六地摆赌局，撒酒疯，等“举起手来”的吼声响彻耳边，黑洞洞的“花机关”凑到眼前时，有人还不满地嘟囔：

　　“哥子不落教嗦，闹个毬哟！完了这一局再撒你龟儿的酒疯要得不嘛！”

　　“歇哈哈儿，歇哈哈儿，我们是朱毛红军。”尖兵排的川籍战士嘿嘿一脸怪笑。

　　“噢哟，红脑壳来……”有人跳起来就想跑。

　　“哗……”，一排“花机关”响过，袍哥们谁也不敢动了——都怕炮子穿个对红心。

　　赖执中听到枪声，一跃下床，满耳朵灌的都是“红脑壳来罗！”

　　袍哥营长也顾不得粉嘟嘟的姨太太，提起裤子开跑。

　　几个贴心袍哥七手八脚架起他翻过院墙，却因连惊带吓，摔坏了脚。

　　好在赖袍哥路熟，踉踉跄跄好容易跑进了山里躲了起来，再也不敢露面。

　　一营袍哥，即作鸟兽散。

　　历史有时也是个很怪的东西。

　　这位赖执中，后来据说变得很“亲共”，长子赖华，还参加了新四军，成了“共党干部”。

　　赖本人还“热心公益”，“兴资办学”，掩护共产党地下工作人员，解放初参加了西康起义。

　　是不是有那么点“不打不成交”的意思？

　　杨得志敲开路边一座小屋，向一位老者打听渡船。

　　正说着，听见背后一声川腔：“啥子人？”

　　通讯员很机灵，快慢机哗啦一声顶上火：“不准动，缴枪不杀！老子是红军！”

　　几个袍哥双手把枪举过头顶，一跪不起。

　　一问，是管船的几个袍哥。

　　“通讯员，把这几个货给孙营长送去，要他赶紧找船。”

　　孙继先一脑门子大汗，正急着找船。

　　仗一打完，二连连长熊尚林、政治指导员黄守义就被他吼了一嗓子：“别去捡洋落抓俘虏，先找船！只要船在这边，挖地三尺，也要给我刨出来！”

　　二人不敢怠慢，赶紧各带着一班人马沿河找船。

　　也是巧了，黄守义瞅来瞅去，瞅到河面上有个黑团在动。

　　再仔细一瞧，是只船，已经漂出了十来米。

　　原来是几个袍哥，听见镇上打起来了，正想往北岸逃跑。

　　“给我摇回来！”黄守义抓过一挺机枪，朝着船头就是一梭子。

　　袍哥们乖乖地把船摇了回来。

　　船到手了，孙继先仍然一脑门子的汗。

　　是不是马上渡河？

　　渡吧，没有船工，没有水手，水情不熟，敌情不知，太冒险；不渡吧，要是真能扑上去打敌人一个措手不及，机会错过也太可惜了。

　　一脑门子官司，把刘伯承那点三堆火的指示就给忘到脑后去了。

　　正胡思乱想，耳旁响起一声吼：

　　“孙继先，你该死！你搞啥子名堂！为啥子不点火？”

　　一只眼的刘伯承一脸怒气，站在他面前。

　　孙继先赶紧立正，检讨。

　　听过孙继先汇报，刘伯承怒气也褪去了。他在来的路上也找老乡了解过了，当晚渡河是不现实的。要渡河，须在晴朗的白天，把船拉到上游一里多路的渡口，由当地熟知水性的船夫摆渡，才能斜划到对岸去。如果半夜由红军战土自己划船，即使不被暗礁碰环，到了对岸也难以停靠渡口，还可能白白损失这条至为宝贵的船。

　　刘伯承决定改变原订计划：

　　“好，一营睡觉，明天一大早，把全街能买来的最好吃的东西都给你们买来，早饭后，强渡！”

　　一脸倦容的刘伯承一面着人去找船工，一面开始思衬渡河方案。

　　孙继先满脸内疚一旁看着：总参谋长操的心太大了，真是全军的命运，系于一身哟。

　　刘伯承的确是操碎了心。

　　船到手了，可只有一只，能否系牢全军之希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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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

真地道。双石果然是四川人

与兄弟在文史资料中了解的赖执中好象有点距离。据说赖本人还有些文化，一般来说说话没那么粗。

双石兄啊,莫非这位瓢把子是重庆崽儿嘛.

跟川东那边不太一样，具体咋的，没法找代字儿呀！

　　1935年5月24日深夜，中央红军前锋抵达安顺场。

　　这个日子，与七十二年前太平军占领安顺场的时间，在同一个月。

　　差一点还是同一天——相差仅仅十天。

　　还有一样与翼王一样——同逢涨水天。

　　前面横着一条大渡河。

　　大渡河此时正值涨水，河宽近300米，流速每秒4米，水流湍急，暗礁丛生，惊涛咆哮，声震如雷。

　　年纪虽轻却已身经百战的杨得志认为，这是中央红军长征以来遇到的第三道江河天堑，比乌江急，比金沙险，彼岸高山连绵，地势居高临下，是个易守难攻之所在。

　　一夜不眠，杨得志思衬了几个方案。

　　泅渡：水急浪高漩涡多，人一下水，肯定被急流卷走。

　　此议被否定。

　　架桥：正值洪水季节，水深无法打桩，又无船可以连接。

　　此案亦被否定。

　　船渡：这是唯一具有现实可行性的方案。组织一支极其精悍的奋勇队，乘坐那只小船穿过激流，冲上岸去夺取敌人的工事。同时，在南岸组织强大的火力支援，掩护奋勇队的行动，严密封锁河对岸下游安庆坝川军第五旅余味儒团主力向东岸渡口增援。

　　刘伯承熟虑良久，同意杨得志的方案：

　　“火力必须强大，轻重机枪要集中使用，三挺机枪封锁一个枪眼。各营连在沿渡口河岸二里开外排开，组织特等射手，专打露头之敌，一定要打得他们抬不起头来！军团炮兵营组织炮火掩护。”

　　好！火力强大，又有船在手，这仗有点把握了。

　　可船工呢？

　　这个问题刘伯承已有考虑：船工在安顺场的老百姓中，安顺场的老百姓中肯定有船工。

　　一到安顺场当晚，他就让宣传队找来一个船工，了解渡船和渡口情况。

　　这位船工名叫帅士高，穷得叮当响的撑船汉。

　　“船都被龟儿刘家军抢走了，没得吃的，还要被撵出老屋，把安顺场烧光，哪个王八蛋才不恨这些龟儿挨炮子的刘家军！红军要打刘家军，龟儿子才不想帮忙，可没得船，也没得法噻！官长，你说啷个办？”

　　“这个我们想办法，你去联络些同伴来，红军给大家发米，发烟土。”

　　光是精神感召不够，还是要有点物质刺激——还有毒品刺激。

　　也难怪，那时候的那些地方，十个男人九个抽，越抽越穷，越穷越抽。

　　另外，那时候的那些地方，烟土也是一种货币。

　　帅士高跟着宣传队扛着米袋烟土四处招呼，招呼来了20多个船工。

　　杨得志一大早又在望远镜里仔细观察了对岸的情况。

　　桃子湾渡口是峭壁悬崖中的一条缝，地势稍缓，一里处有个几户人家的小村庄，有围墙，渡口附近有几个碉堡，周围都是黑岩石，韩槐堦营的主力可能就隐蔽在村庄中，准备伺机向渡口发起反冲击，击退登岸红军。从动静上看，敌人似乎并没有查觉安顺场已被我占领。

　　看来是大渡河水的咆哮淹没了昨晚战斗的枪声。

　　“兵贵神速，先下手为强！”

　　杨得志下定了决心。

　　相较于韩槐堦的袍哥队伍，杨得志的本钱还是很足的。

　　火力非常强大。

　　红一军团炮兵营的三门八二迫击炮进入阵地，由神炮手赵章成亲自掌炮。

　　红一团6挺重机枪和一营的数十挺轻机枪一字排开，操家伙清一色都是身经百战的特等射手。

　　他们的任务是：封锁敌人的碉堡、阻击韩槐堦营主力向渡口发起的反冲击，以及可能从安庆坝方向增援的余味儒团主力，掩护渡河奋勇队抢占桃子湾渡口。

　　现在的影视也好，文字也好，总是把红军描绘成一支装备低劣，只有大刀长矛土枪土炮的队伍。

　　其实这是一种误解，红军主力，尤其是象红一、三、五军团这样的主力兵团，都是百战劲旅，胜仗多多，缴获多多，当然装备的好玩艺儿也就多多。红三军团炮兵营甚至还有几门很象样的山炮，以及当时连国民党军中都不多见的高射机枪（当时称作“机关炮”）。长征中四渡赤水，为了便于机动，山炮被沉了，重机枪也被拆埋了一些，但装备仍然还是很精良的——你可以想想看，老打胜仗缴别人枪的红军总是扛着梭标土枪这合不合情理？

　　还有陈赓的干部团，脑袋上一色的钢盔——连刘湘精锐郭勋祺部都没这么排场的行头。土城战斗干部团登场亮相之时，川军弟兄们看花了眼，还以为是“中央大军”上来增援了哩！

　　也别怪川军弟兄们土包子，就是现在，谁在反映长征的影视作品上见过一色戴钢盔的红军？

　　四渡赤水时，红军缴了黔军这类部队的枪，除了武装游击队和老百姓，一般都一把火烧了——档次太低，瞧不上。

　　边烧还边瘪嘴：

　　“嗤，嗤，九响炮，烧火棍一根，王家军，侯家兵，都没啥出息，这号货色也敢背！”

　　最多的一次，一烧就是上千支。

　　从红军与国军装备的整体对比——特别嫡系中央军——来说，当然是敌强我弱。

　　这是一个铁的事实。

　　但与某些地方的某个国军个体单位——尤其是韩赖袍哥这类队伍相比，又是我强敌弱。

　　这也是一个铁的事实。

　　当然在这当口，火力部署也必需强大。

　　小船从西岸上游启渡，将奋勇队送上渡口后，船工们必须把船顺流放回西岸，尔后从西岸——也就是守军火力控制范围内——拉纤至西岸渡口。而这个过程，北岸守敌的机枪步枪就可能“光顾”这些船工，而这当口的这些船工，又是身系红军命运的金疙瘩，一个也伤不得。

　　所以必须有强大的火力为他们的生命——也为红军的生存——提供保障。

　　当然了，最重要的角色还不是他们，是那些操家伙抢渡口的人。

　　——敢登这条拼命船的渡河奋勇队！

　　杨得志团长指定：渡河奋勇队由一营营长孙继先负责组织。

　　孙继先来到宿营地，张口就是一嗓子：“谁愿参加奋勇队？”

　　“我参加！”

　　“算我一个！”

　　“我是共产党员！”

　　“我是少共！”

　　“我是战斗模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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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家一拥而上，把个孙继先围了个严严实实。

　　“用不了那么多，用不了那么多！船太小，船太小！”又把孙继先憋出一头汗。

　　看着人太多，孙继先觉得这么着不行，选谁不选谁，最后都要生出一大堆矛盾，惹出一大堆牢骚，自己好人也做不成，最后还要弄得鼻子不是鼻子脸不是脸的，还不如矛盾下放，把任务放到一个建制连队内让他们自己解决。

　　杨得志同意这个办法。

　　于是任务交给了二连，二连连长熊尚林决定奋勇队由一排三班和二排四班组成。

　　熊尚林和二排长罗会明挑来选去，挑出来14个人——都是共产党员、少共或战斗骨干。

　　连同他们自己在内，一共挑出了16个人。

　　奋勇队雄纠纠气昂昂地站成两排，人人都是一脸的庄严和得意。

　　人人身上捆满了手榴弹，人人手中操着一支“花机关”，人人背后插着一把红缨大刀。

　　船头上架上了一挺轻机枪。

　　就在大家伙都非常严肃非常庄重的当口，凭空却传来一声长长的呜咽：

　　“哇——，呜——，我要去嘛，我就是要去嘛！”

　　一个半桩孩子冲到正准备作动员的刘、聂首长面前，一边哭天抹泪，一边跺脚捶胸。

　　这是二连连长熊尚林的通讯员陈万清，遵义参军的新战士，才十六七岁。

　　刘伯承聂荣臻看着杨得志，杨得志看着孙继先，孙继先看着熊尚林，熊尚林两眼望着天。

　　都是一副矛盾下放的派头。

　　熊尚林觉得让这孩子参加这种大家都可能有去无回的战斗，太不落忍。

　　“得得，孙继先，这事儿你说了算，你说谁去谁就去！”杨得志最后把矛盾锁定给了孙继先，

　　孙继先被逼到夹缝里，只好点了头。

　　陈万清破涕为笑，得意洋洋地站进了奋勇队的行列。

　　船太小，除了8个船工，每船只能载9名奋勇队员。

　　杨得志和孙继先决定：奋勇队分两批强渡，二连连长熊尚林等9人第一批强渡，一营营长孙继先等9人乘第二船强渡。

　　这两船十七个奋勇队员再加营长孙继先，就是后来名垂史册的“十八勇士”。

　　说“十八勇士”名垂史册，实际上不太准确，因为现在的正史，都称“十七勇士”。

　　刨纸堆的书生们的依据，是后来登在红一军团政治部《战士报》上的那个立功授奖名单。

　　那名单上，没有孙继先。

　　于是书生们继续演绎，将分两船强渡的“十八勇士”，变成了一船强渡的“十七勇士”。

　　笔者很不明白，除了《战士报》第184期那个立功授奖名单，为什么对这场战斗的两位直接指挥员杨得志和孙继先的证言，就完全不予重视？难道这不是最具权威性的证言？

　　殊不知真的追根溯源，这些文章的依据，都出自《战士报》那个立功授奖名单。

　　还有一个可能造成误会的地方：为了保证这唯一的一条船能顺利且迅速地划到桃子湾渡口上方的“尖包石”——敌人火力死角处——登岸，又不致增加伤亡和翻船的可能，船工人数要足够，奋勇队员却不能多上。所以临时决定奋勇队分乘两船强渡。一船8个船工加上9名奋勇队员，正好是17个人。

　　而后人们采访或询问当年船工时，一般来说，他们就可能简而言之：一船装了17个人。

　　当然广义地说起来，船工也是“勇士”——当年船工在后来送红军渡河曾发生翻船事故，就有王有能、陈一金、余正能、刘元清、郑金安、万清易、姚贵友、朱明清、刘老七等9名船工牺牲，红军落水牺牲的也有20多人。

　　笔者在安顺场看到过当地按原样复制的渡船，如果是17个勇士是同乘一船抢渡，加上8位船工，这一船就要乘25个人——有关回忆资料中还称他们都携有作业工具和弹药装备。如此，这条船就可能严重“超载”了，肯定不符合这关键的一船要绝对保险的要求。

　　其实孙继先没上这个名单也极好解释：在红军中，干部带头冲锋陷阵属天经地义之事，没什么好拿来特意说道的，孙继先上报名单很可能就没有算自己。不象现在，报上动不动就是“某局长亮节高风，拒受贿赂”，“某省长带头植树，带头……”——笔者时常纳闷儿，那不都是你的本份么？有什么好说道的？人家红军那时候，干部当得越大，立功授奖就越难。不信你就是翻翻今天的《中国人民解放军立功授奖条例》，那上面对各级干部的立功授奖的审批权限是怎么个规定的？

　　不立功授奖没关系，可凭什么就认为同是一船拼命，人家孙继先就不是“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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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话说远了，还是回到安顺场这场战斗上来吧！

　　1935年5月25日上午9时，在安顺场街指挥楼上的刘伯承一脸严峻，发出“开始”的命令。

　　“轻重机枪掩护，强渡开始！”杨得志一声断喝。

　　红一团十余名司号员一起举起扎着红缨的军号，奏响了冲锋曲。

　　沿岸的红军战士们，一起呐喊，为奋勇队助威。

　　数十挺轻重机枪，发出骤雨般的啸叫。

　　小船象离弦之箭，离岸而去。

　　韩槐堦的袍哥队伍显然对这个没有什么思想准备。半晌，碉堡中的机枪才打响。

　　子弹在小船周围溅起团团浪花，小船冒着弹雨，奋勇前进。

　　“轰！”一发炮弹在船边炸响，小船剧烈地晃荡起来。

　　袍哥韩槐堦手中可能有门六０小炮。

　　当年的老船工何玉轩回忆：“两边的枪象火炮子一样打开了，看见那只船的周围团转被大炮打起的水花子都有十几丈高”。

　　小地方老百姓没见过真正的“大炮”，什么炮都是“大炮”。

　　“哗……”，一串子弹落到了船上，一名奋勇队员捂住了胳膊。

　　“赵章成，开炮！”杨得志命令。

　　红一军团炮兵营营长赵章成是个宁都兵暴过来的老行伍，红一方面军著名的“神炮手”，参加红军后还笃信佛教——这和他“神炮手”的大名一样，是红一方面军干部中的一个谈资笑料。此人一手绝活就是持炮射击，根本不用瞄准具，全凭手感和眼睛测距操炮，还一炮一个准儿——常常连试射都给省略了。

　　关于这个当口究竟有多少炮弹也有多种说法。

　　一说是只有3发炮弹，赵章成就靠这3发炮弹把奋勇队送过了河。

　　一说是炮兵营还有31发炮弹，但只用3炮就把奋勇队送过了河。

　　笔者在安顺场的老乡们中还听到4发、6发、8发等等说法。

　　笔者经过多方研判后认为，31发炮弹的说法似乎更为合理。红军自围攻会理后就没怎么用炮，沿途打仗多是奇袭，占领过几个县城或兵站，或有缴获的炮弹也未可知。加上几天后赵章成率炮兵营参加过泸定桥战斗，也用八二迫击炮掩护过夺桥战斗。而红四团沿途战斗遇到的多是川军刘文辉收编的土著部队，顶破天也就有几门六０炮，红军缴获炮弹的机会当然相对也就较少。

　　还有，当时干部团特科营也有6门迫击炮，或有炮弹集中给了红一军团炮兵营使用也未可知。

　　不管有多少炮弹，反正赵章成第一炮就露了个大脸。

　　赵章成听到命令照例双手合十祈祷一把，然后持炮塞进一发炮弹。

　　炮弹象只鸽子一样飞了出去，不偏不倚就落在机枪火力最凶的那个碉堡上。

　　碉堡顿作飞散状。

　　小船行至中流，突然撞上了一块礁石。

　　“加油，撑住！加油，撑住！”岸上的人一齐呐喊。

　　“冲锋号吹响一点！”刘、聂二人按捺不住，走出小楼。

　　红一军团青年部长肖华夺过一支军号，拼命地吹。

　　号声激越，吼声震天。

　　估计袍哥韩槐堦绝对没有见过这种阵仗。

　　船工们跳下船来，用背顶着船，用篙撑着船，把小船撑开了。

　　船工帅士高称：“本来我们是想把船靠在对面尖包石，好躲过敌人的火力，但是水急，船靠不拢，刚一进去就被挤了出来冲下去，船边边被礁石擦了一下，咔的一声，都担心船烂，经检查船还未烂。船已打到桃子湾。”

　　船抵彼岸。

　　奋勇队员一齐站起，操起家伙就往岸上扑。

　　这个时候，桃子湾渡口旁的小村里冲出200多敌人，冲向渡口。

　　“给我轰！”杨得志两眼发红，恶狠狠地吼了一声。

　　“轰！轰！”又是两声炮响，赵章成象机枪打短点射一样，把两发炮弹不偏不倚地送到了韩槐堦的袍哥们中间。

　　“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哒……”重机枪也一阵欢叫，瞅着人堆下家伙。

　　“土佬，打得好！土佬，打得好！再来一个，再来一个！”又是一阵吹呼。

　　“土佬”是一营机枪排长李德才的绰号，此人把着一挺重机枪就象握着一支玩具水枪那么自如。

　　后来红一军团政治部的《战士报》这样表扬他们：“南岸猛烈火力掩护。‘牲’部（注：红一团代号）机枪连三个特等射手，一营机枪排一个特等射手，以及炮兵连的炮手表现了他们百发百中的准确，机关枪打得敌人不敢抬头。”

　　《战士报》的笔杆子们可是一点没掺假——袍哥们的确是趴在地下不敢抬头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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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从安顺场到泸定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