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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题:【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2) -- 老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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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马甲兄,老拙新年好!
家园 厉害,这考据的功夫弓虽!!
家园 【原创】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5)

毛岸英三兄弟与中央特科(下下)

那么,是谁通知特科,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的呢?

李云说:

我推测,董家发现孩子不见了就设法通知“特科”。

这就对了。

如果毛岸英带着毛岸青出走,董健吾知道他们是毛泽东的儿子,非同小可,肯定立即报告特科。

“几位高层领导知道那是毛泽东的儿子,发动了地下党员寻找。”李云说。

特科或是上海地下党怎么会得知毛泽东的儿子出走失踪,报告中央,再等中央下达任务,才去寻找呢?肯定不会呀。

所以,如果毛岸英兄弟俩离家出走,时间就在1935年秋。特科和上海地下党立即发动隐蔽的党员们四出寻找。连李云这样掌管电台的重要干部都被派到大街上去找孩子,按说这是很不应该的啊!李云管电台工作,意味着她掌握很多核心机密,一旦被捕,后果不堪设想!

可能有人会说,上大街找孩子会有什么危险?

所以,我们有必要回顾一下,当时特科和上海地下党处于一个什么样危险的景况。我把当年发生的事件列在下面,大家不难有所体会:

1934年,大名鼎鼎的“红队”,被“中统”派遣“细胞”打入破坏,一日之内全体队员在大街上全部被俘。反复劝降无效后,1935年2月,邝惠安、孟华庭、赵轩、陈杰明四人被执行绞刑处决,壮烈牺牲。邝惠安就是我们前面曾经提到的红队队长,枪决黄永华的龚昌荣。

几乎与此同时,1935年2月19日,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朱镜我、宣传部下属文委书记阳翰笙和社联党团书记许涤新等36名党员干部被捕。

1935年7月22日-27日,上海临时中央局遭到大破坏,被搜查的机关达四十处,被捕三十九人。

在如此严峻的情况下,为保存力量,1935年8月,上海临时中央局和特科负责人王世英根据王明、康生的来信,决定对本身机构进行缩编并分批撤离。500多党员干部,一部分转移到天津,一部分被派往湖南、四川、莫斯科;在上海只留下一个办事处,由丘吉夫负责。

这就是李云说的:“当时形势相当严峻,上海中央局屡遭破坏,‘特科’成员大部分撤离上海,留下我们这些未暴露的同志坚持战斗,总负责人是邱吉夫,我丈夫徐强主管情报工作,也是我的直接领导”。

可是过了两个多月,国民党特务又将办事处破获,定于1935年11月18日晚8时同时在18个地址抓捕特科最后隐蔽的人员。万幸的是,特科在法租界巡捕房联系的“关系”在下午4点半送来一份警告通知,通知上没有姓名,只有18个地址。情报科交通员老丁接到通知,立即找到特科的孟菲。而老丁和孟菲也不知道这18个地址都是谁,孟菲急忙取出原来组织上给的紧急应用的几块大洋。因没有手表,她带上一只小闹钟,放在手提包里,急忙上路,坐了出租车分别去通知撤离,见了人就说暗语“你母亲病了住医院,你快去看她!”最后,大约八点钟已经过了,孟菲急急忙忙回来,焦急地对老丁说:“剩下还有两个地方没有来得及通知,怎么办?”这时,躲在交通站布帘后面的吴兢走了出来。本来纪律规定她不能与老丁见面的,现在情况紧急,顾不了那么多了,她看了这两个地址说,一个是陈克寒的住处,另一个是邱吉夫的住处。她知道他们的电话,马上出去打电话通知。吴兢回来讲,陈克寒的电话接通了,已告诉他:“你母亲得了急病住进了医院,赶紧去看她。”另一个电话无人接,通知不到。孟菲当即要他们两人赶快离开,她留下来等邱吉夫,因为约定晚上八时到九时,邱要来了解情况的。老丁离开交通站,赶到徐强家汇报上述情况。徐强听后当机立断,要老丁九时后去通知孟菲,如邱未按时来会面,让她赶紧转移。后来得知,邱吉夫那天未接到通知,也未去交通站,而是在广东大埔同乡会被捕了。

由此可见,国民党特务已经掌握了特科留在上海几乎是全体隐蔽人员的姓名、职业、相貌和地址。

徐强和李云他们,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走上大街,四处寻找毛岸英兄弟二人的,而且“前前后后跑了半年多”!

前面我们已经看过李云的照片,可以想想,一个带着眼镜的文弱年轻女孩(当时李云只有21岁),在流浪儿聚集的街道边,半年里经常出没, 仔细观察,“一站就是半天”。而大街上,到处都是拿着他们照片的国民党侦探,是不是非常危险?算不算提着脑袋?

请记住,顾顺章是在武汉大街上被特务发现的,向忠发是从情妇家里出来,在路边上打车那么一会儿的功夫,被叛徒认出逮捕的。

所以,尽管有些历史真相存在争议,但是,当时的特科人员和他们的亲属,冒着生命危险,保护了毛岸英兄弟。这一点,是绝对不可以有争议的!

好,我们接着分析,如果毛岸英兄弟在1935年秋离家出走,特科是什么时候找到他们的?

前面李云的回忆说:“1936年夏天前后,徐强告诉我,孩子找到了,已经送到安全的地方,并解开了孩子真正的身份。”

1936年夏天,当时毛岸英兄弟已经于6月底离开了上海。显然,徐强为了防止万一李云被捕,是在毛岸英兄弟已经安全离开上海后,才把消息告诉妻子的。否则,徐强肯定不会告诉李云,他们是毛泽东的孩子。

那么,究竟特科可能是在什么时候找到毛岸英兄弟的呢?

为了分析这个问题,我们需要从如何联系上李杜将军说起。

对此,在毛新宇的书中只有短短的一句话:“后来,党组织联系到了李杜将军,在得知他将以考察为名,去苏联召集旧部时,就委托他把毛岸英和毛岸青带出国。”

我们还是采用董霞飞、董云飞一书的记载,简述并分析如下:

1936年1月,宋庆龄托董惠芳(董健吾的女儿、曾任中共与宋庆龄的交通员)给董健吾带来一封信,约他见面一谈。宋庆龄见到董健吾时,告诉他,有一封国民党上层给党中央的信,要他送到陕北。

原来,当时蒋介石通过四条线寻找与中共高层进行谈判的途径。其中一条,就是通过宋子文找宋庆龄,蒋介石知道宋庆龄与中共方面有联系。宋庆龄即向宋子文提出董健吾,他们二人是圣约翰大学的同学,董又是宋老太太最信任的牧师。宋老太太做礼拜,非董健吾不可。万万没有想到的是,董健吾接受任务后,临行前在宋老太太家做礼拜时,蒋介石亲自在密室里见他,当面对董健吾说了一段带给中共领导人的口信。

很显然,蒋介石这是通过董健吾告诉中共领导,这是他亲自安排的,来自国民党最高层的决策。

这时,与蒋介石另一条线曾养甫、谌小岑进行了初步谈判的特科成员、上海临时中央局组织部秘书张子华也要去陕北汇报,于是特科要董健吾带张子华同行。临走前,宋庆龄给了董健吾一个从孔祥熙那里要来的财政部委员的合法身份,并且交待董健吾,如果无法通过封锁线,可以去找张学良帮忙。

在西安,董健吾果真无法通过封锁线去陕北,于是他拿着宋庆龄的名片去见张学良。张学良通过向陕北、南京两边证实,董健吾确实是负有重任,两边都“认账”的人物。于是,张学良派自己的专机,把董健吾、张子华送到延安,并从延安送到瓦窑堡。

此前的1935年12月,张学良秘密到达上海。在上海他见了两个人,一个人是杜重远,另一个人就是李杜。杜重远劝张学良联共抗日,可是“共党”在那里?张学良就要李杜帮他寻找共产党。

董健吾启程去陕北之前,李杜打听到董健吾是个“红色牧师”,于是请董健吾帮忙寻找共产党。董健吾答应从陕北回来就设法解决。

1936年3月中旬,董健吾从陕北回到上海,向宋庆龄复命时,谈到张学良通过李杜寻找共产党做他的顾问,宋庆龄当时就推荐躲在艾黎家的刘鼎。

刘鼎是陈赓任特科情报科长时的副科长,1933年去中央苏区,路过闽浙赣时被方志敏“截留”。红军北上抗日先遣队失败后,方志敏、刘鼎均被俘,但刘鼎谎称自己是个“机修师傅”(这话也不假,刘鼎在闽浙赣根据地开办的兵工厂造出了我军第一门炮,在八路军黄崖洞兵工厂造出“八一”式步枪,是个绝对的传奇人物,不过在这儿就是跑题了),乘国民党对他放松警戒,在九江逃出,潜到上海,被宋庆龄通过艾黎保护起来。

李杜得到董健吾的回复,立即电张学良:朋友找到了!

此时,张学良已经与陕北建立了联系,但他也十分重视李杜这边找到的共党。刘鼎于是到了张学良的身边,名义上是张的副官,实际上是共产党的代表。

就这样,董健吾与张学良、李杜的关系密切起来。

董健吾回到上海,宋庆龄立即给了他第二个任务:再次去西安,护送斯诺、马海德进入陕北。

这样,董健吾在上海只待了几天,就再一次启程前往西安。时在1936年3月下旬。

原来约定,斯诺应在3月底到达西安,可是因故推迟,董健吾在西安等了2个多月。在这两个多月中,董健吾时常拜访张学良,除了谈时局、谈抗日救国外,还在一起打牌,鉴赏张学良的收藏。由于董健吾经营特科的一个古玩店联络点,因此他对古玩颇有研究,在鉴赏张学良的收藏时,验证出不少赝品,引起张学良对他的极大兴趣。一次,张学良对董健吾说,赵四小姐曾经打坏过他的一套精美宋瓷。说者无心,听着有意。董健吾在西安拜访一名他的老客户古玩商人时,看到一套精美的宋代彩瓷,于是花重金买下送给张学良。张学良要给钱,董健吾坚决不收。少帅于是提出:帮你去陕北,那是公事,不算数。你有什么私事,说出来一定帮你。

这时,董健吾想起了毛岸英兄弟俩。他对张学良说:有个革命朋友的两个孩子寄养在我这里,还有我自己的一个儿子,想让他们读点书,可是上海的时局太乱。如有可能,请张副总司令帮忙,送他们去苏联读书。

张学良一听,并不问这孩子的父亲是谁,一口答应下来。

注意,答案就在这里!这说明,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找回他们的时间应不晚于1936年3月底。

为什么这么说?因为,董健吾对张学良提起送毛岸英兄弟俩出国时,肯定已经找到了他们哥儿俩。否则,人都没有找到,而且不知道找得到找不到,怎么可能对张学良这样的大人物乱开口呢?这是其一。

其二,董健吾是1936年3月下旬离开上海,到达西安后不可能与上海特科联系。因此,他只能是在从陕北返回上海之后,再次离开上海之前得到的消息。

所以,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找回他们的时间应不晚于1936年3月底。

就此,我们基本可以得出结论:如果毛岸英兄弟离家出走,时间当在1935年秋,到1936年3月,大约半年时间。

好,心里的一块石头落了地,我们把这个故事讲完。

1936年6月初,斯诺和马海德到了西安,中央派保卫局长邓发来接,张学良安排了一辆军用卡车,把他们送到陕北。董健吾从西安直接返回上海。

回到上海不久,董健吾接到李杜将军的电话,告知张学良不久来沪,履行帮助他三个孩子去苏联的诺言。董健吾吃了一惊,他本以为张学良讲过就算了,并未当真,没想到张学良这么快就来办这件事。

而张学良当初答应董健吾,则是有把握帮这个忙。因为,李杜早在1935年底就跟他说过,要绕道苏联,进入东北,召集抗日联军旧部,重树抗日大旗,并准备在1936年6月成行。

张学良到了上海,秘密约见董健吾,董健吾则带着当时的上海党负责人刘仲华,在哥伦比亚路一家幽静的酒吧与张学良会面。见面后,张学良即告李杜准备去苏联进入东北,决定由他带三个孩子去苏联。张学良还交给董健吾一张10万法郎的支票,作为资助,并要董健吾马上与李杜联系,尽快把孩子送去。

几天后,董健吾将毛岸英、毛岸青和自己的儿子董寿琪送到宝庆路9弄3号李杜将军住所。

1936年6月底,李杜及其副官、秘书、翻译,张学良的东北军代表刘志清师长,护送毛岸英兄弟的上海地下党代表杨承芳,毛岸英、毛岸青、董寿琪,一行9人登上法国“康脱罗梭号”邮轮,离开了上海,向着法国港口城市马赛进发。

但是,在巴黎等待了几个月后,苏联驻法国大使馆只同意毛岸英、毛岸青入境,不准其他人入境。

最后,毛岸英、毛岸青被送到苏联大使馆。在那里他们见到了专程到巴黎迎接他们的康生。

1937年年初,董健吾的孩子董寿琪跟着李杜将军,回到上海。

全文完

关键词(Tags): #中共情报战#特科轶事
家园 给老拙拜年了,多谢多谢!
家园 先花再看
家园 董家贡献不可磨灭,多谢没挖深坑!
家园 拙总的这篇大概可以回答下面朋友的疑问了

蒋介石这样的人物尚需要亲自寻找和共产党的接触渠道,保留可以信赖的接触人员,可见政治之微妙。回想一下历史上何曾有过只打不谈的对手,潘汉年能游刃有余也就不奇怪了。

家园 辛苦了,考证可是磨人功夫!
家园 鲜花得宝

恭喜: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谢谢:作者意外获得【西西河通宝】一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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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我认为潘汉年的能干是建立在军事实力的基础上的

比方说,潘汉年要协调共产党高级干部过(伪军)境的安全,

凡是潘打了招呼,李肯定是要卖面子的。

那么,李有什么事要潘去协调,潘也必须办到,否则下次李就不干了。

说白了,在李的眼里,潘大概就是起一个“线人”的作用吧。

一旦李觉得潘没用了,立刻就会毫不犹豫地把潘抓起来。

所以,潘确实是在“提着脑袋干革命”。

家园 唉,这胖子也太不敬业了。信口开河啊。
家园 花顶拙兄好文——
家园 好多宝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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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记得中学(?)课本上有一篇董的文章《雨中登泰山》

献花

家园 雨中登 泰山是李健吾的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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