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萨评版】菊与刀 1.1 -- 萨苏

[《菊与刀》是美国人本尼迪克特的著名作品，也被称作西方了解日本的一扇窗，影响深远。最近，萨受一家出版公司委托为该书加些注解，聊以成篇。这个工作萨已经作了一个多月，结果对自己的水平是越来越不自信。因此，把完成的章节陆续放上来，一方面是整理，一方面也是希望得到大家的指正，以减少错误，使其中的注解更有价值。基本的速度应该是每天放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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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萨苏 ]

第二部分 “义理最难堪” 第二节 报恩于万一 （1）

日本把道德细化到行为准则，就构成了刚性的东西。7世纪以来，日本从中国引进了一些伦理概念，“忠”、“孝”原是汉语。但是，中国人从来不把这些道德看成是无条件的。中国的忠诚和孝道之上还有更高的道德，那就是“仁” [萨评：孔子曾经解释过“仁”的概念 – “仁者爱人”，认为君主行仁政是他的责任。这也符合中国社会当时的状况，因为古代中国更依靠人治而不是法治，因此作为最高统治者的君主是否“仁”就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安危了。这个观念被后世儒家发展为君主必须是道德典范，生生在大明朝逼疯了好几个道德上不那么理想的皇上。美国人对这几个倒霉的皇帝一定十分同情，因为换到美国社会，美国总统的个人品质如何，对美国是否发展得好并不重要。根据这个观念，如果君主不仁，则臣下选择仁君辅佐是可以原谅的。这一信条被后来许多造反者所扩展利用，以“不仁”的理由推翻君主，甚至干脆杀掉暴君。虽然，孔子实际上没有说过君主不仁就可以推翻和杀掉的说法。。。但是他也没说君主不仁也要效忠到底 – 我想这个问题上孔子也很矛盾，所以干脆不说话了。]英文相应的表达一般是 “慈善”、“博爱”，但它含义更广，几乎包揽了一切最美好的人际关系状况。父母必须有“仁”；统治者不“仁”就会遭受叛乱和起义。人们是否对皇帝尽 “忠”，其前提总是看这位皇帝是否行的是“仁”政。地方官员和其他领袖也都把“仁”放在第一位。它是整个中国伦理体系中，对人的品德和行为的最高判决标准。

　　中国伦理的这一制高点，日本从未接受。日本学者朝河贯一在论及两个国家的差异时写道：“在日本，这些观点与制度不容，即使在学术领域也不曾全盘接受过。”“仁”被排斥在日本式道德之外，对中国的领袖，至少在表面上“仁”是必须拥有的素质；在日本绝对是份外之事。[萨评：这是不正确的，日本官方并没有排斥“仁”的观念，实际上，日本历代天皇的名字，都带有“仁”字，比如现任天皇的名字是明仁，其父为裕仁，其子为悠仁。这都表明了日本天皇家族对这个观念的重视，只是日本社会并没有以这个标准约束天皇的理论而已。理由呢？日本人的观念是天皇本身就是完美的化身，“仁”如果是美德，那么天皇一定已经具有了，没有必要再提出要求。至于天皇也可能做出不仁的事情，那么怎么解释呢？也很好解释 – 你把天皇的行为看作不仁，肯定是你错了或者别有用心。。。]

　　“仁义”缺乏地位，这个词就逐渐被用于描述地痞流氓之间的感情。德川时代有许多杀人越货为生的单刀歹人[萨评：正规武士是佩带双刀的，样子很好看，只有无赖才会佩单刀]，彼此之间会互道“仁义”。一个恶棍遭到追捕，如果请求另一个恶棍窝藏他，对方为害怕报复也确实伸出了援手，这就叫“行仁义”。到现代社会，仁义与违法行为的关联变得更加紧密。比如报纸上说：“下层劳工至今仍然在行仁义，对此，必须加以严惩。警察应该禁止那些至今仍盛行于日本各个角落里的仁义。”显然这里的“仁义”已经与中国仁义全不相干了。它单指强盗的荣誉。日本有些小工头与非熟练工人签定契约，从中牟利，如同美国码头上那些意大利人一样，这种做法也叫“行仁义”。到这个地步日本文化彻底践踏了中国伦理中最高价值的“仁”，使原本在其下的“义”成为伦理体系的制高点，造成了极其严重的后果。[萨评：其实，这更像中国古代“侠”的概念。只是两国文化中对同样概念使用不同汉字的区别而已。中国古代也强调“侠以武犯禁”，因此历代都加以沉重打击。日本的浪人，就以“侠”著称，不过，从对他们的记录来看，他们的道德，实在和金庸小说中的“侠”相去甚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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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武士照片 -- 照片上这位叫陆奥宗光，后来当了日本外交部长

　　孝道是“义”，因为没有仁作为前提，结果包容礼让父母的恶行也成了孝道。能破除孝道的只有更高等级的义务，比如对天皇这个等级制度的至尊所需要尽到的义务。父母是否值得尊敬，是否在故意破坏自己的幸福，在孝道的大义之下，当事人只有在所不惜。[萨评：日本的观念对“孝”远没有和“忠”同样的地位。相反，日本的老人一旦因为健康，年龄等原因离开对家庭的主导地位，子女对其的尊敬十分有限。相反，在中国，“孝”受到甚至高于“忠”的推崇。在封建社会，即便是父母已经死了，在守孝期间如果还去为皇帝工作也会惹出大麻烦。明朝张居正就因此发生了“夺情”案。忠于一个暴君虽然可以被接受，但不会被提倡，而在父母作了坏事的时候“包容礼让父母的行为”，简直是天经地义的事情。直到今天，如果孩子犯罪父母去告发，可以有“大义灭亲”的美名，而如果父母犯罪孩子去告发，即便父母对社会而言罪有应得，孩子的这种行为也很难为大众接受。]

　　日本电影中有这样一个故事：一个农村女学生因为天灾，被自己的父母卖到妓院里去。她的老师发动村民凑了一笔款子为她赎身。然后，这位教师的母亲把这笔钱偷了。儿子知道钱是母亲偷的，却不得不自己承担指责和惩罚。他的妻子发现了真相，为保全丈夫的名誉，就留下遗书称丢钱的责任全在自己，然后抱着婴儿投河自尽。事件宣扬出去后，母亲的责任居然无人过问。儿子尽了孝道之后只身前往北海道，磨练自己人格，以求今后能坚强地经受同类的考验。电影里这个儿子全然是正面形象，是品德完美的英雄。[萨评：没有找到这个电影的出处。应该说这种儿子为母亲担负责任的情况在在中国古代更常见。在日本，这种事倒也是有的，不过，其间有着微妙的差别。中国的儿子这样做，是因为道德的要求，而日本的道德并不要求儿子对母亲有这样的义务。那么，在日本为何还会存在这种现象呢？这个电影所说的教师在日本堪称“圣人”，而下面那个例子显示了一种更加世俗的理由，不过美国人没有理解，而把它简单地归之于“孝”，这不怪她，东方的东西对一个美国人来说，能分析到这种地步，已经很了不起了，加入她还能分清中国和日本哲学的微妙区别，那就是神仙了。]

　　我这个美国人认为，悲剧的全部责任就是那个小偷。但我的日本朋友强烈反对我这种美国式判断。他说孝道是经常与其他道德发生冲突，但无论怎样，如果主人公把矛头指向母亲，那他会毁坏自己的名誉和自尊心。

　　还有一个例子，有位比较现代的日本妇女，住在美国，曾经在东京收留过一个被婆婆赶出来的年轻孕妇。这个女孩子的丈夫很爱她，但只能悲伤地与之断绝关系。当时她没有责怪丈夫，把感情逐渐倾注到即将出生的婴儿身上。但孩子刚生下来，婆婆就带着那个孝顺的儿子来索要婴儿。当然婴儿是属于婆家的。婆婆把孩子带走后立刻送进了孤儿院。[萨评：这里，标示了日本不良家庭中一种典型的矛盾状态。日本的母子关系颇有些特别，由于日本男尊女卑的社会结构，其实大多数日本母亲都是典型的“贤妻良母”，在家中地位远不如丈夫，也远不如儿子。在今天日本社会中，经济独立的儿子多半不和母亲住在一起，住在一起母亲也更像是保姆而不是家长。这方面相对于中国，日本对长辈的感情是比较淡薄的，正常的日本男人在家中多惟我独尊，“孝”到如此地步难以想象。说起来也许是长期处于家庭底层的原因，日本的婆婆对儿媳妇一向比较苛刻。上面这位婆婆对儿媳的欺压甚至逼儿子休妻如果还能用发婆婆威风解释，把婴儿索回再送进孤儿院，其含义就无法这样解释了。由于日本母亲全心放在丈夫儿子身上，一些性格软弱的日本男孩儿“恋母情节”就会特别严重。说起来日本学习了大量中国文化，“中庸”的概念却完全放弃了。日本的文化传统非死即荣之类极端的东西比较多。那么，“恋母情节”严重的结果就是日本社会乱伦案件中母子之间的占了很大比例，这无论在中国还是在美国都是无法想象的。因为这毕竟是她儿子的骨肉。然而，如果换一下理解的方法，设想这个母亲和儿子还有另一种微妙的感情的话，一切的解释就顺理成章！这在日本是一个完全可以解释通的理由。这，和“孝”可就没有半点关系了。]

　　在美国，这些都被看作个人幸福遭到外来干涉的事件，但日本人不能把干涉看成“外来的”。恩，孝道，这比个人幸福更加高级。好像在说，你可以去追求好日子，但得先还清欠债。当然了，道德的这种不公平的重压也会产生反弹。询问亚洲人什么是最可恨的，缅甸人说是火灾、盗贼、官府、歹人；日本人说是地震、打雷和老家伙。

　　日本人不会对记忆以外的祖先尽孝道，三代以前的长辈，墓碑都无人过问。许多专著都提到，日本人缺乏抽象思维，对构思非现实形象没有兴趣[萨评：这能够比较好地解释日本传统上为何没有伟大的诗人和艺术家 – 小泽征尔是不是艺术家？他当然是，但是如果他生在命治维新以前，世界上大概也就没有小泽征尔了。]。与中国人相比，日本的孝道印证了这一点：孝道义务仅限于生存者。

　　热爱自己的孩子，西方人的看法是处于母亲的本能和父亲的责任感，东方人认为是出自对祖先的孝道。日本人非常明确地说，回报祖先恩情的方法就是将自己受到的照顾加倍地转向下一代。帮助贫困的直系亲属后代也属于孝道范围，但不要求必须出自慈爱之心。比如某个家庭收养了丧偶的外甥女，那个年轻寡妇就被称为“冷饭亲属”，因为她只能吃冷饭剩菜。家里谁都可以指使她，而且，对于有关她的任何决定，她只有无条件地服从。在特殊情况下她也可能受到比较好的待遇，但这样做可不出自“义务”。

　　日本因为等级制度，兄弟之间时常产生冲突。但家中婆媳冲突可能是最剧烈的。到现代，日本的姑娘们公开谈论要嫁给一个没有继承权的男子，因为他可以外出谋生，媳妇不必与霸道的婆婆一起生活了。[萨评：这种现象只限于日本传统家庭，现在很多日本人已经很西方化了，这种生活于他们也不再典型。但是，传统的日本家庭还是不少的，即便在今天，嫁给这样家庭有继承权的男子，儿媳妇依然要吃不少苦头，遭受婆婆的挑剔和压迫。不过不要忘了，日本的文化中只有胜者和负者，强者和弱者，所以，作为弱者的媳妇，一旦丈夫继承了家业，就往往会反过来把婆婆打回保姆状。每当我看到日本人家庭中劳碌而在狭隘的小房间里栖身的白发母亲时，总是不禁产生同情，而看到被恶婆婆欺压的儿媳妇，也会产生同情 – 最后的结论是中国人的同情心太滥，她们不过是胜者为王罢了，已经这样过了上千年。]

　　在沉重的“义务”的重压下，日本偶尔可以看到家族成员中相当露骨的怨恨。不过，这种现象在与孝道接近但更高级的义务———对天皇尽忠———中就不存在了。日本政治家把天皇奉为神圣，与人间的生活完全隔离。日本国民对天皇的孝道也就成了一种幻想出来的、纤尘不染的虔诚仰慕。明治初期的政治家写道：“西方国家的历史都是统治者与其人民之间冲突的历史，这不符合日本精神。”过去700年来天皇始终是国家的象征，孤立而神圣，对国家大臣的任何行为不负有责任。政治家正需要这种精神上的统一。过去人们强调对将军尽忠，尽管日本人是这样做了，但阴谋推翻乃至暗杀的情况也屡见不鲜。大名和将军与百姓靠得更近，人们容易看清他是谁，这时候产生的忠诚自然淡薄一些。而天皇深居九重，每个人都可以按自己的意志去塑造天皇的形象[萨评：更可怕的是直到二次大战结束，天皇才首次被承认是一个“人”，这之前，天皇在日本始终是生物学的禁区，没有人知道他到底是什么，虽然他的御医肯定知道天皇属于人类，但这个观点如果传播给老百姓，基本上他的命运就是被乱石砸死或一刀砍掉脑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