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我读黄仁宇兼问大历史 -- 无忌

为说明这个问题，以下我想以已去世的历史学家黄仁宇为例子来加以论证。黄仁宇的父亲黄震白曾担任过国民党重要将领许崇智（蒋介石之前的国民党军总司令）的参谋长，黄仁宇本人毕业于黄埔军校，曾担任过郑洞国将军（在东北战场被共产党俘虏）的幕僚。国民党在大陆失败后，他到美国留学，最后选择学历史。由于家世的关系，他一直支持国民党，虽然他结交了一些令他佩服的共产党友人（如田汉、廖沫沙、范长江），但他不能接受共产党的路线。最后，共产党打赢了，只好漂泊到异国。他无法理解国民党为什么会失败，选择历史这一行，其实就是为自己寻找答案。黄仁宇整本自传的核心，其实就是对中国独特的历史命运的解读，特别是对现代中国史、内战以及共产党所领导的道路的解读。

　　黄仁宇是从研究明代财政入手，来了解中国历史的。经过漫长的思索，他终于承认，毛泽东所选择的道路，是中国唯一可走的道路。他说：

　　……至少我们可以接受这个明白的事实：透过土地改革，毛泽东和共产党赋予中国一个全新的下层结构。从此税可以征收，国家资源比较容易管理，国家行政的中间阶层比较容易和被管理者沟通，不像以前从清朝宫廷派来的大官。在这方面，革命让中国产生某种新力量和新个性，这是蒋介石政府无法做到的。下层结构还在原型阶段，显然未来需要修正。在此同时，这个惊天动地事件所激起的狂热──人类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财产重分配和集体化──似乎一直持续，直到“文化大革命”为止。这时历史学家提及上述事件时，可以持肯定的态度，不至于有情绪上的不确定。

　　与黄仁宇不同的是，由于我是佃农子弟，因此，在感情上很容易认同这一场以农民为主体的革命。我相信，国民党所以在台湾实行土地改革，也是为了抵消共产党的威胁。事实上，为了这一改革，它得罪了台湾所有的地主阶级，让它的统治更加艰难。前面已提到，台湾地主阶级出生的中小企业主及 “三师”集团是目前“台独”势力的核心。

　　对于共产党重建新中国以后的作为，黄仁宇是这样评论的：

　　我们必须承认，在毛泽东的时代，中国出现一些破天荒的大事，其中之一就是消除私人拥有农地的现象。但我在美国住了数年后，终于从历史角度了解这个运动的真实意义。考虑到中国人口过剩、土地稀少、农地不断分割、过去的农民负债累累等诸多因素后，我实在无法找出更好的解决之道。如果说我还有任何疑虑，我的明代税制专书和对宋朝的研究就可以让疑虑烟消云散。管理庞大的大陆型国家牵涉一些特定要素，并不能完全以西方经验发展出的标准加以衡量。如果没有这场改革，也许绝对无法从数字上管理中国。就是因为无法在数字上进行管理，中国一百多年来才会一错再错，连在大陆时期的国民党也不例外。我已经提过，毛泽东是历史的工具。即使接受土地改革已实施三分之一个世纪的事实，也并非向毛泽东低头，而是接受地理和历史的判决。

　　在其分析里，黄仁宇指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事实，即，“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仍然在累积资本的原始阶段”。我认为，新中国的重建，首先要解决的就是，中国现代化原始累积的资金与技术来源问题。由于西方帝国主义对中国革命的敌视和所采取的围困策略，中国不得不一切靠自己。刚开始还有苏联援助，等到中、苏闹翻，就真是孤军奋斗了。

　　从一九四九年到一九七六年，路线虽然几度翻覆，但最主要的现代化“奠基”工作从来没有间断过。要不然，实在无法解释，改革开放以后，中国的经济为什么发展得这么快。中国共产党，在一九四九年以后为中国重建所做的正面贡献，是无论怎么评价都不为过的。

　　黄仁宇的自传初稿于二十世纪八十年初，当时大陆已处于改革开放初期。如果他能活到现在，一定会更高兴，并且一定会继续发表他的看法。就我个人而言，在进入二十一世纪之后，特别是最近这两三年，我已完全确认，“中国道路”确实是走出来了。中国社会当然还有很多问题尚待解决，特别是政治体制如何变革尤其令人伤脑筋，但可以断言，“中国崩溃论”基本上已经没有人相信了。而且，我还敢断言，中国以后也不会完全循着西方的道路走，即使在政治体制上也是如此。

－－－－摘自“三十年后反思“乡土文学”运动－吕正惠(读书杂志200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