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文摘】“天京事变”的祸首是谁？ -- 司马水镜

天京广场上的大屠杀究竟是否存在，目下尚成争议，当然不能排除有人故意捏造诬蔑之嫌，但是也不排除很长时间里史学界存在替太平天国“掩恶”之倾向。无论如何，单以文中理由认定肯能捏造事实，证据恐怕不足。自徐彻先生的文章发表以来，史学界就肯能等爱尔兰水手口述的通讯真伪进行了热烈讨论，而绝大多数学者的意见应该还倾向于肯定这三份通讯的。具体说来

第一，徐彻等人文中提到天京广场大屠杀时认为并无其事，并指责是爱尔兰水手肯能的捏造诬蔑，所持最关键的理由无非是肯能在叙及天京事变时竟然一再提到事变前已死的胡以晃(第八位)，由此认定肯能对天平天国事一无所知，纯属捏造。

仅就事而言，太平天国如果不算已死去的将领，那么排名第八的应该是陈承容。而种种迹象都显示，这个在事变前十八天被杨秀清借天父之名指为“助妖”，事变后又被以“诬告”罪名处死的陈承容，很可能正是事变发动的幕后关键人物。由此看来，如果肯能所说的“第八位”是指在世的第八号人物的话，则刚好与以上情形相符，互为佐证。如果是这样，那么肯能口述的可信度是相当高的，因为太平天国官方文献，清军的文献中，都提到杨秀清人“诬陷”之事，三方之中，肯能的报告最早出现，所以不可能是后来的捏造，更不太可能是巧合。换言之，不能只凭胡以晃已死就断定肯能的报告是一派胡言，相反，外国通讯中能明确指出身居幕后的陈承容在事变中的地位，刚好在极大程度上提高了它们的可信度。

第二，徐彻等先生认为，以肯能等爱尔兰水手的地位，不可能有机会接连和东王，燕王，翼王接触。我认为这论述太武断了。英国人呤俐，在苏州谒见忠王李秀成的时候，他只是一位英国商人，而此前，忠王的军队刚好因为英国的背信弃义而在上海遭到攻击，失去了收复上海的最好时机。但是呤俐立刻成为忠王的坐上客，忠王对呤俐授予荣誉职务，并颁发路凭，要求太平所有关卡对呤俐一律放行。此后不长的时间里，呤俐便有机会与包括干王，英王，慕王，听王等大批太平军最高级将领接触。相较而言，肯能等人当时已经是太平军的战士，而且在战斗中立过功，东王接见并优待这几位杨兄弟，以及之后他们加入秦日纲的部队，有何稀奇？

第三 徐彻等先生认为肯能等人的口述前后矛盾，因此并不可信。但是，我们知道，几篇外国通讯中只有《麦高文自述》是依据肯能一个人的口述，而《镇江与南京》《东北王内讧纪实》两文 还有其他人的叙述，在自身被卷入天京事变那样的重大事件，人心煌煌，加之加入时间有限，语言不够熟练，对天国礼制不完全了解等因素，在叙述中出现与事实的少量与事实出入的情况是可以理解的。呤俐的中文水准远远高于肯能等人，在太平天国生活了数年时间，他的书中叙及太平天国的情况时尚且错误百出误，《李秀成自述》短短三万多字，其中与事实有出入之处，自相矛盾之处竟达几十处乃至百处之多，难道我们就能因此否认呤俐和李秀成所记述的是亲历之事吗？另外，三篇通讯中提到自身经历时矛盾较少，而提到推测的情况时矛盾较多，尤其是提到洪秀全和石达开的行踪时矛盾较多，这是不难理解的。因为他们在事变中并无机会与这二人接触，他们只是听说石达开也收到了一份急函，这分函件是否存在，以及是天王颁发的勤王诏书还是东王发出的救援诰谕，他们也只是猜测。同样，对于杨秀清逼封一事，他们也只是听了秦日纲的一面之词而已。在这些方面出现差异，都是很正常的。有考证指出，外国通讯中，明确提到了东王府被焚毁一事，而这件事是当时一切公私文件中都没有提到的，直到多年后才有文件提到重修东王府之事，可见东王府的确曾遭焚毁，这也在一定程度上证明，天京事变时，肯能等人的确可能身在天京。

第四，制造谣言的人总有某种动机，期望从中得到某种好处。肯能等人是否企图借此“诬蔑太平天国革命，向帝国主义请功”呢？我们都知道，“肯能”并非真名，口述此事的爱尔兰水手及其同伴，由于曾经参加太平军，又曾参加天京事变的大屠杀，害怕今后遭受某种牵连，因此强烈要求撰写和发表通讯的人对其身份严格保守秘密，也因此才在本应使用真名以加强可信度的通讯中使用“肯能”这个化名。连真实性命都不敢透露，说他们是为了诬蔑太平天国向帝国主义请功，恐怕难以令人信服。

纵上所述，对于三份外国通讯，否定的论据不足，支持的证据明显，因此其内容即便可信。至于杨秀清逼封一说，疑点甚多，已有众多史家加以考证。本人认为，天京事变就是陈承容点火，洪秀全利用韦昌辉秦日纲发动的夺权政变，在杀死杨秀清后洪秀全更想进一步除去韦昌辉和石达开，以达到独断专权的目的。至于韦昌辉，滥杀无辜的确有之，是否威胁了洪秀全的宝座，就只有天知道了。但把事变症结归于“大家都想当皇帝”证据明显不足，在整个事变中，能够确定想当“皇帝”的只有洪秀全，只有他是想废除太平天国的“军师负责制”，变“虚君制”为“实军制”。天京事变基本达到了目的，但天京军民推石达开主政，石达开虽无“军师”之职却有“军师”之望，他仍不能甘心，这就是他后来进一步逼走石达开的起因，亦即有史学家所称的不流血的“第二次天京事变”的缘由。

关于《石镇吉自述》，这份自述中并无提到“天京内讧”。石镇吉掩饰天京内讧的原因不明，有学者认为他是在为天国隐讳，我认为是有可能的，所谓“家丑不可外扬”，石达开在离京告示中对天京事变的前后自己的遭遇也只用了“去岁遭祸乱，狼狈赶回京。。。。诏旨降仍频。重重生疑忌，一笔难尽陈”这样含混的字眼来描述，告示初稿中的“疑多将图害，百喙难分清”一语在修改稿中还删了，恐怕也是出于类似的考虑。

石镇吉如果是想掩饰自己参与天京事变，就没有必要自称1856年时自率两万人在天京，这不是自相矛盾，不打自招吗？相反，如果石镇吉的目的是为了掩饰整个天京事变，那么将事变前后发生事件的时间都加以改动迁就是合理的。无论如何，我们既然已经知道石镇吉出于某种目的对天京事变加以掩饰，并对1856-1857年前后重大事件的时间全都有所更动，就没有理由单独采信其中“1856年居于天京”的说法。

《石镇吉自述》并非亲笔自述，而是石镇吉的口供。其中有不少夸大的成份，很可能是擒获石镇吉的清方将领为了邀功而加以篡改的。事实上，石镇吉在1858年随石达开进军浙江时，方始独当一面，天京事变之时，他还是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中级将领，甚至直到他独领一军在浙江捷报频传的时候，清军方面还弄不清楚他和石达开的关系及官爵。1856年时在年轻将领中表现最为突出的陈玉成最多时也不过独自统军几千而已，比陈玉成只大不到一岁，年仅20，职务，名气，战功都不及陈玉成的石镇吉，怎么可能统率两万人马！而且从情理上讲犹为不通。试想，天京事变时，韦昌辉不过几千人，倘若石镇吉拥兵两万就在天京城内，他就敢凭这几千人到翼王府做下灭门血案，而洪秀全就敢悬赏六百两黄金和丞相的高官取石达开首级？如果石镇吉当时真的带重兵在京，那么韦昌辉和石达开闹翻之后，就不应该是石达开缒城而逃，韦昌辉灭翼王府满门，而后派人追杀石达开，而应该是韦昌辉缒城而逃，石达开纠合石镇吉的部下，向韦昌辉兴师问罪了！石达开也完全没有必要舍近求远地逃到芜湖军营，再召集军队举兵靖难。由于外省军队全体归心于石达开，天京城内别说有两万支持他的军队，哪怕只有一万人，他也可以轻而易举地平息叛乱，则无论韦昌辉还是洪秀全既不可能血洗翼王府，也不可能对石达开通令缉拿。所以，所谓石镇吉在事变时拥兵两万于天京城的说法，不可轻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