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士兵系列1——空军中士的军旅回忆0 -- 吴栋

军旅回忆之二十九：首次预任军官授衔追忆（下）

授衔办公室当时的工作完全可以用清苦来形容。

为了便于集中工作，师里在新建的综合楼给我们腾了间会议室，摆上办公家具，配齐电脑、打字机，专门用作办公场所。

已经记不清当年在那间会议室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了。

在科长的带领下，我们常常熬更守夜，通宵达旦的工作。两千多份预任干部的军衔评定登记表，全部出自我一人之手。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履历经历、评定鉴定等等，数百万字的材料，全部按照规定时限完成。

那时条件不比现在，西安天气炎热，营区内没有配备空调，酷热难当时，我们几个也顾不得什么军容风纪，赤膊上阵，脖子上耷拉上一条湿毛巾，脚下踩着盆凉水，用最原始的办法降温解暑。

工作最繁忙时，科长连续在办公室和我一起赶资料，营区内仅数步之遥，却4天没有回过家。困了，在沙发上躺躺，乏了，用冷水冲个脸洗个头，累了，一支接一支的猛抽烟，饿了，整上一碗方便面充饥。

原本就只有不到110斤的我，一个多月的授衔工作结束时，瘦得连100斤都不到。

按照安排，所有军衔评定授予的准备工作在7月底前必须完成，8月1日，庆祝建军69周年之际，将举行隆重的授衔仪式，为全师预任军官授衔。

我们授衔办的全部工作，自然依照此时间倒排。

当时我已打定主意，于96年底提前退役。应该说操作起来其实并不复杂，本来预备役师就是超编单位，加之我的问题，毕竟可以直接通到军区空军相关部门，因此，在履行了一些手续和过程后，我知道，年底即可复退返乡。

不过，这似乎并不影响我站好最后一班岗，为预备役部队的建设尽上自己最后的一点儿绵薄之力。

因此，在授衔办工作期间，我非常认真负责。

师里当时出了些问题，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之间的不团结暴露在方方面面，就连我这个天天埋头忙授衔的小战士都略有耳闻。从能够看到的正式批件上，我看到了军区空军政委对预备役师的几句批示，措词十分强烈。

不少人谣传，要换领导了。

等来等去等来了命令，具体时间我记不大清了。反正现任班子成员没有变化，新调空军第16飞行学院地面领航系政委赵秉森（副师职）任预备役师副政委。

副政委是个很厚道的人，对人和善，曾任延安场站政委、西指干部处处长、机场干休所政委等职务。据说他是烈士子弟，在军队上层具有颇为深厚的人脉，任机干政委时本已转业地方工作，后来不知是何缘故，又返回部队，调任16飞院地领系政委。

传闻是否准确不得而知，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整理全师干部档案时，我发现49年出生的赵副政委1959年即参军入伍，而那年，他应该刚满10周岁。

“八一”授衔的地点订在西安市委礼堂。正式授衔前，我们一干人等最费周折，且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布置会场时安排主席台的座次。

毋庸讳言，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讲究，完全可以写本书专门予以阐述，传统思想、等级观念以及官本位意识，表现在座次排列上，是很让具体办事人员头疼的一件大事。单位无论大小，皆如此。

确定要前来参加授衔仪式的领导级别不算低，军区空军政委臧穗中将，空军西安基地政委刘振来少将，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副政委都要亲自到场，理论上讲，几位将军是无疑的主角。

当然，市委崔林涛书记、冯煦初市长以及市五套班子成员，也毫无疑问是重点人物。

然而，最让人头疼不已的，是总部来得领导。总参动员部预备役部队局局长，总政干部部分管预备役干部的一个处长，虽然不过大校、上校而，可所在的衙门，那可是军委总部领率机关，安排他们靠边或者靠后，明显都不合适。

还不能忽视的，是空军、军区空军两级机关相关部门的领导，如何安排，让我们绞尽脑汁。

记得7月31日下午，我随组干科长、军务科长等人到会场，来回反复的将写有领导姓名的座牌在主席台上摆来摆去，换来换去，似乎怎么着都总觉得顾此失彼，不容易找不到个妥善的摆法，我当时那种无奈，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举行授衔仪式那天，我一直都在幕后，帮忙张罗着为莅临指导的各位领导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数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人才济济。除了各级领导、预任军官代表外，西安基地还从后勤训练2团、雷训5团调来了不少学兵，整整齐齐的正襟危坐，为预备役部队的大喜事扎场助威。

被授予校尉军衔的预任军官们，那天脸上普遍洋溢着自豪和激动。

身心已极度疲惫的我在坚持完授衔仪式后，第二天便爬上了南下的列车，此行休假的目的地，自然还是重庆，去探望已退役返家的“她”。

1996年8月，因在预备役师首次组织的实弹打靶和预备役军官授衔期间表现突出，西安空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政治部为我记个人三等功1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