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士兵系列1——空军中士的军旅回忆0 -- 吴栋

军旅回忆之三十：写在最后的话

1996年11月25日，在西安空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服现役3年的我，拿到了退伍命令。

在古城西安战斗生活了3年以后，我返回了天府之国的家乡。

3年军营生活留给我的，不仅是革命军人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优良作风，更重要的，是留给了我一种宝贵的军事遗产，那就是----荣誉和自我牺牲精神。

从一个懵懂少年到一个成熟青年，这段军旅经历对于我的人生，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和十分深远的影响。

在部队期间，因为工作表现优秀，我曾荣立个人三等功一次，获师、团嘉奖各一次，并被评为优秀士兵。1996年4月，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十分感谢那些在我军旅生活中给予我极大帮助和教育的长辈、老领导和老战友，他们是：

兰州军区空军政治部原副主任韩铁良爷爷及奶奶；

原空军第16飞行学院副院长兼参谋长、空9军原副参谋长，现任兰州军区空军副参谋长栾连续空军少将及夫人、原预备役师卫生队军医韩京生妈妈；

原空军电讯工程学院二系副主任韩塞生空军中校；

原空军电讯工程学院教保处副处长车育飞空军中校；

原西安空军预备役师副政委赵秉森空军大校；

原西安空军预备役师常务副师长兼西安军分区副司令员、现任西安市国土局副局长刘国元空军大校；

原西安空军预备役师参谋长、现任西安市城市综合执法局副局长孙智书空军大校；

原西安空军预备役师政治部主任、商洛军分区副政委刘西林大校；

原西安空军预备役师政治部副主任王俭平空军上校及夫人；

原西安空军预备役师第二团团长冯惟新空军上校及夫人，以及他们的儿子冯谦；

原西安空军预备役师第二团后勤处处长沈新岭空军少校及夫人；

原西安空军预备役师司令部军务装备科参谋，现任空军司令部军务部动员办公室主任巴建敏空军上校；

原西安空军预备役师军务装备科科长惠争让空军中校；

原西安空军预备役师司令部作训科科长、第一团团长张燕北，作训科参谋楚发亮、安卫东；军务装备科参谋姜天平、崔伟；第二团参谋长、团长范志岐，政治处主任张忠，政治处干事张春满。师政治部组干科干事张晖。

以及我的战友高美九、段波、杜江、庞坤博、孟晓华、余嘉、郭巍、滑栋、孙伟国、尚惠安、陈煜、张家伟、管伟理、刘志海、祖建新、杨红梅、孟敏。

祝愿老首长们身体健康，祝愿老战友们工作顺利！

祝愿英雄的人民空军更加强大！

军旅回忆之二十九：首次预任军官授衔追忆（下）

授衔办公室当时的工作完全可以用清苦来形容。

为了便于集中工作，师里在新建的综合楼给我们腾了间会议室，摆上办公家具，配齐电脑、打字机，专门用作办公场所。

已经记不清当年在那间会议室里度过了多少个不眠之夜了。

在科长的带领下，我们常常熬更守夜，通宵达旦的工作。两千多份预任干部的军衔评定登记表，全部出自我一人之手。每个人的基本情况、履历经历、评定鉴定等等，数百万字的材料，全部按照规定时限完成。

那时条件不比现在，西安天气炎热，营区内没有配备空调，酷热难当时，我们几个也顾不得什么军容风纪，赤膊上阵，脖子上耷拉上一条湿毛巾，脚下踩着盆凉水，用最原始的办法降温解暑。

工作最繁忙时，科长连续在办公室和我一起赶资料，营区内仅数步之遥，却4天没有回过家。困了，在沙发上躺躺，乏了，用冷水冲个脸洗个头，累了，一支接一支的猛抽烟，饿了，整上一碗方便面充饥。

原本就只有不到110斤的我，一个多月的授衔工作结束时，瘦得连100斤都不到。

按照安排，所有军衔评定授予的准备工作在7月底前必须完成，8月1日，庆祝建军69周年之际，将举行隆重的授衔仪式，为全师预任军官授衔。

我们授衔办的全部工作，自然依照此时间倒排。

当时我已打定主意，于96年底提前退役。应该说操作起来其实并不复杂，本来预备役师就是超编单位，加之我的问题，毕竟可以直接通到军区空军相关部门，因此，在履行了一些手续和过程后，我知道，年底即可复退返乡。

不过，这似乎并不影响我站好最后一班岗，为预备役部队的建设尽上自己最后的一点儿绵薄之力。

因此，在授衔办工作期间，我非常认真负责。

师里当时出了些问题，领导班子主要成员之间的不团结暴露在方方面面，就连我这个天天埋头忙授衔的小战士都略有耳闻。从能够看到的正式批件上，我看到了军区空军政委对预备役师的几句批示，措词十分强烈。

不少人谣传，要换领导了。

等来等去等来了命令，具体时间我记不大清了。反正现任班子成员没有变化，新调空军第16飞行学院地面领航系政委赵秉森（副师职）任预备役师副政委。

副政委是个很厚道的人，对人和善，曾任延安场站政委、西指干部处处长、机场干休所政委等职务。据说他是烈士子弟，在军队上层具有颇为深厚的人脉，任机干政委时本已转业地方工作，后来不知是何缘故，又返回部队，调任16飞院地领系政委。

传闻是否准确不得而知，只有一点可以肯定，在整理全师干部档案时，我发现49年出生的赵副政委1959年即参军入伍，而那年，他应该刚满10周岁。

“八一”授衔的地点订在西安市委礼堂。正式授衔前，我们一干人等最费周折，且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是布置会场时安排主席台的座次。

毋庸讳言，中国人在这方面的讲究，完全可以写本书专门予以阐述，传统思想、等级观念以及官本位意识，表现在座次排列上，是很让具体办事人员头疼的一件大事。单位无论大小，皆如此。

确定要前来参加授衔仪式的领导级别不算低，军区空军政委臧穗中将，空军西安基地政委刘振来少将，陕西省军区副司令、副政委都要亲自到场，理论上讲，几位将军是无疑的主角。

当然，市委崔林涛书记、冯煦初市长以及市五套班子成员，也毫无疑问是重点人物。

然而，最让人头疼不已的，是总部来得领导。总参动员部预备役部队局局长，总政干部部分管预备役干部的一个处长，虽然不过大校、上校而，可所在的衙门，那可是军委总部领率机关，安排他们靠边或者靠后，明显都不合适。

还不能忽视的，是空军、军区空军两级机关相关部门的领导，如何安排，让我们绞尽脑汁。

记得7月31日下午，我随组干科长、军务科长等人到会场，来回反复的将写有领导姓名的座牌在主席台上摆来摆去，换来换去，似乎怎么着都总觉得顾此失彼，不容易找不到个妥善的摆法，我当时那种无奈，至今都还记忆犹新。

举行授衔仪式那天，我一直都在幕后，帮忙张罗着为莅临指导的各位领导做好服务保障工作。数百人的礼堂座无虚席，人才济济。除了各级领导、预任军官代表外，西安基地还从后勤训练2团、雷训5团调来了不少学兵，整整齐齐的正襟危坐，为预备役部队的大喜事扎场助威。

被授予校尉军衔的预任军官们，那天脸上普遍洋溢着自豪和激动。

身心已极度疲惫的我在坚持完授衔仪式后，第二天便爬上了南下的列车，此行休假的目的地，自然还是重庆，去探望已退役返家的“她”。

1996年8月，因在预备役师首次组织的实弹打靶和预备役军官授衔期间表现突出，西安空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政治部为我记个人三等功1次。

军旅回忆之二十八：首次预任军官授衔追忆（上）

从靶场风尘仆仆的撤回西安后没有几天，原本准备告假回家休假的我接受了新的任务。

1995年5月10日，第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审议并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预备役军官法》，并从199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从此，我军预备役军官队伍建设开始步入法制化、正规化的发展轨道。

作为见证者和亲历者，我参与了西安空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首批预备役军官的军衔评定和授予工作。

为做好此项工作，师里成立了以政治部组织干部科为主体的授衔领导小组办公室，由组干科长王俭平同志牵头负责，成员包括组干科1名干事、司令部作训科抽调的1名参谋和我，具体承办相关事宜。

王科长是湖南醴陵人，94年从兰空机关调入，平素由于所属部门不同，交道应该不算太多。记得初到组干科报到那天，科长十分热情，后来的日子朝夕相处，对我也非常关照。在他的领导下，我感觉工作十分顺心。

02年重返西安时，已任预备役师政治部副主任的他携全家设宴款待了我，作陪的还有政治部以前几个“老人”，最让人感动的是，当天晚上，他还要乘火车赶到延安参加一个会议。陪我吃饭喝酒到临近开车时间，才匆匆动身赶往车站，而且临行前一再交待其妻，要好好招待我，绝不能让我掏钱买单。

授衔办刚成立时，应该说摆在我们几个人面前的任务相当艰巨，当时已近6月中旬，按照上级规定的时限，我们必须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内，完成全师两千余名军官的任职资格确认、军衔等级评定以及授衔组织实施工作，工作量之浩瀚巨大，令人很难置信。

众所周知，预备役军官军衔评定和授予是项政策性极强的基础工作，它同现役军官的军衔评定、授予和晋升相比，更为复杂。自87年全军恢复实行军衔制以来，经过几年的实践，以军官职务等级编制军衔为主体和标准的现役军官军衔制度已逐步规范并完善。

而较之现役军官军衔制度，预备役军官军衔的评定又具有其特殊性。纳入授衔范围的预任军官大多年龄偏大，资历偏老，相当部分担任营以上领导或技术职务的预任军官在地方多担任一定的领导职务，且不少还是转业干部出身。这就决定了授衔工作在比照职务等级编制的基础上，要充分考虑了照顾广大预任军官的现实情况，坚持依法评定的原则，适当放宽标准，军衔评定宜高不宜低，宜靠上限而不宜就底线。

比如全师预编的9个炮营正副营长，基本均为大型企业的武装部长、街道、乡镇党政领导，按照评定标准，正营职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可跨少校、中校两级，副营职的职务等级编制军衔可跨上尉、少校两级。在具体评定过程中，我们充分考虑到了预任干部的具体情况，对于那些年龄较大的同志，特别是40岁以上的，基本按照上限进行了评定，亦即正营评预备役中校，副营评预备役少校。

对于担任师、团领导职务的地方党政领导干部，军衔评定工作则更加棘手。按照《预备役军官法》的规定，预备役军官军衔设三等八级，最高军衔为预备役少将。这样规定，首先是因为预备役军官的最高职务等级为正师职，没有设军职以上职务等级。根据《现役军官服役条例》规定，军职以上军官退出现役时，一般都已经达到了退（离）休年龄，不宜再服预备役。而且根据我国我军的实际情况，战时若组（扩）建部队需配备军职以上军官时，能够从现役干部中予以调整解决。其次，预备役军官设少将军衔，这是同我军现役正师职军官军衔相适应的，按照《军官军衔条例》规定，现役正师职最高可授予少将军衔。

在具体操作中，让我们感觉难以把握的问题在于，兼任师党委第一书记的市委书记如何评定？当时预备役部队明确不设第一政委职务，而为了贯彻落实党管武装原则，时任中共陕西省委常委、西安市委书记的崔林涛同志不仅兼任西安军分区党委第一书记，而且兼任预备役师党委第一书记。在分区兼职，不涉及评授军衔问题，但在预备役部队兼职，则明显存在这个问题。

究竟党委第一书记评不评？如果评，究竟该评定什么样的军衔?这是当时困扰我们的一个问题。当然，全军50余个预备役师、独立团当时大概都存在这样的问题。根据各部队普遍反映的这个问题，后来总部有个指示：兼职党委第一书记不纳入评定授衔范围。总部还明确规定，首次评定授予预备役军官军衔，最高只授预备役大校，不评将官军衔。

据我所知，时至今日，尽管预备役部队编制体制发生了调整变化，但尚没有评定预备役少将的先例。

西安市委、市政府对于我师的军衔评定工作相当支持，我曾多次随政治部领导到市委、政府，向相关领导汇报军衔实施的有关进展情况，得到了他们的充分理解和信任。

经过反复研究确定，我师最后上报了3名符合评定预备役大校军衔的人员名单。其中两名为预备役军事、政治干部，分别为西安市委常务副书记兼西安空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副政委傅继德同志和西安市委常委、市政府常务副市长兼西安空军预备役高射炮兵师副市长才玮辉同志。另有1名符合评定预备役专业技术大校的同志由于时间久远，我已回忆不起他的名字了。

后经江泽民主席批准，这3名同志均被授予了空军预备役大校军衔。

对于兼任师、团其他领导职务的，按照规定，师司令部、政治部副职，后勤部、装备技术部正副职以及各团兼职政委、军政副职，符合评定预备役上校标准的，一律按规定进行了评定。

唯一的例外是兼任某团政委的某县县委书记，我印象当中似乎本身就是海军某后勤训练团的转业干部，按照评定标准，由于其任现职时间较短，综合考虑各方面因素，只授予了其空军预备役中校军衔。这位领导对此很不满意，授衔仪式那天，表现得有些冒火。

当然，要想做到面面俱到，人人满意显然是件不大可能，也不现实的事情。55年全军首次实现军衔制，论功行赏，英雄排座次般也没有能够皆大欢喜。毛主席他老人家不是还留下句“男儿有泪不轻弹，只缘未到评衔时”的感叹么？

军旅回忆之二十七：靶场点兵（下）

记得有一天下午进入阵地，当时请示的射击时间是从下午15时至18时，我随机关人员到场后，闲来无事，抱着电台和留守师部的收发员聊天。

那天冰雹来得非常猛烈，上阵地时还是晴空碧日、万里无云，按计划射击了一个多小时以后，突然就“噼噼啪啪”落下了弹珠大小的冰雹。部队不得不停止射击，全部撤出阵地，返回村中休息待命。

冰雹打得人生疼，部队又未携带钢盔，干部战士头顶的87式迷彩作训帽哪里抵得住冰雹的袭击，用抱头鼠窜来形容似乎并不过份。

我随刘副师长、参谋长一干人等在阵地指挥所稍作逗留后，见天气状况不大理想，短时间内无法恢复正常射击，指挥员遂决心结束下午的射击科目，之后我们沿着下山的机耕道开始往村里撤。

刚走出不到几十米，我们都分明听到天空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大家几乎共同的第一反应，就是抬腕看表，当时的时间是下午16时20分左右，远没有到达我们申请的射击结束时间。

这个时候居然有飞机临空，让在场的所有人都感到不寒而傈。

扭头看天时，一架苏制图-154民航客机呼啸着从阵地前方上空掠过，“中国西北航空”几个斗大的标示清晰可见。

大家基本当时都呆了。

试想，若不是这场突如其来的冰雹，部队此时正在进行射击训练，此时临空的民航班机极有可能被误击。那后果，完全是不堪设想啊！

同师基本指挥所联系后发现，上报基地指挥所的射击时间出现错误，我们要求射击时间为15时至18时，不知抄发报的错误到底出在哪个环节，反正西基指挥所航管下达的禁空时间是15时至16时，16时过后，开始有民航航班进入。

所有人都为此惊出了一身冷汗。

正式汇报表演那天天气相当不错。由于这是全军预备役高炮部队首次单独组织的实弹射击演练，因此很受重视。总参动员部姜诗坤副部长、陕西省军区杜东海司令员以及军委空军、军区空军相关部门和西安市委政府的领导都赶到现场观摩。

那天我依旧负责靶场警戒，后来电视上、照片上出现的画面，临时主席台后面孤零零的站着的那个，就是我。

部队当天很早就进入阵地待命。应该说经过了几天的强化训练，大家信心百倍，精神抖擞，都很想一展预备役部队的雄风。

当然，为了稳妥起见，在3个炮连中，各安排了一个由高炮1团现役士兵组成的炮班，摘掉肩上的军衔，混杂在预编官兵中，倒也根本不会引人注目。

遗憾的是，那天的汇报表演进展得不太顺利。

问题出在靶机上。不知究竟是何缘故，平常天天训练都表现不错的红2靶机那天摆弄了几个钟头都不能正常放飞，靶机排一群人围着折腾过来捣鼓过去，始终没有动静。

烈日下暴晒的将校和地方官员们耐着性子直等到接近晌午时分，“轰”一声如平地炸雷的声响后，红2靶机终于在火箭助推器的强大推力下拔地而起。

似乎到了大家都该松口气的时候了。

然后似乎事情并非如此，靶机起飞的瞬间，我们都观察到后面掉下了一大块东西。而这，正是靶机后面牵引的拖靶袋。大概是固定发射装置时出现了问题，起飞时拖靶用的缆绳被扯断，腾空而起扶摇直上的，直是靶机。

按照规定，高炮部队进行遥控靶机射击时，目标为遥控航模靶机拖拽的靶袋，通过绳索同靶机相联。射击时，只准瞄准射击靶袋，而严禁直接射击靶机。

一架红2靶机那可是上万元啊！

记不大清当时是因为携带的红2靶机数量不够还是因为仅有这架靶机能够放飞，反正当时那种状况下，基本也没啥退路了，副师长咬了咬牙，向持观望态度的各团指挥员和连队指挥员下达了直接瞄准靶机开火的命令。

那一通集火射击确实打得十分热闹，只是靶机安然无恙，幸免于难，没有一发命中。

预备役师的首次实弹演练就在这热热闹闹的炮声中划上了句号。

虽然并不大圆满。

发贴到现在，大家一直一如既往的支持，关注。

没想到一个普通的预备役士兵的流水帐，也能够受到河友们如此厚爱。

我们的军事新闻节目，对部队建设语焉不详，往往连篇累牍报道“军民双拥城市领导妥善安排随军家属工作生活”、“消防战士春节期间坚守岗位”“南京路上好八连参加义务劳动”……

但是一个普通战士在基层分队、单位，每天都干了些什么？服役期是如何度过的？没当过兵的倒真是说不上来，从这些节目里，也实在是看不出所以然来。

因此我想到了士兵系列。

大家的花花，是对我们战士们的肯定，不合却让我生受，实在受之有愧。没说的，一鼓作气贴完它，最后几节的内容也很精彩——

军旅回忆之二十六：靶场点兵（上）

从16校返回预备役师，正遇到师里准备组织预编高炮连赴咸阳淳化县的临时靶场进行实弹射击演练，作为指挥所成员，我有幸参与了此次演练的全过程。

这是预备役师组建10余来年最大的一次军事行动，抽调了所属3个团的各1个预编57高炮连参与演练，为确保实弹射击的万无一失和稳妥安全，同时从空军高炮1团借调了不少现役官兵，编为数个专业的教练示范班，全程跟班作业。

出动那天动静挺大，我随机关参演人员提前一天赶到出发地点----户县教导队时，部队已集结完毕。西安市公安局专门派出了开道警车和几名警卫干部，负责为车队开道护卫。我们则按提前拟制的摩托化行军序列，百十来台大小车辆、火炮、雷达、油机、指挥仪于拂晓时分浩浩荡荡的向陕北高原开进。

临时靶场的确切位置位于咸阳市淳化县卜家乡蒋家山村，这里是典型的陕北塬上，满目黄土，靶场选址的那块平地是六、七十年代飞播造林留下的一个临时土跑道，据我目测观察，起降运五之类的轻型飞机应该没有多大问题，该跑道已荒废多年，陕西省军区曾多次组织民兵高炮分队在此驻训。

部队进入后，迅速完成了阵地的构筑，而部队宿营，就在蒋家山村里，各团指挥班子和炮连自行搭建帐篷，而师机关指挥、保障人员则以科为单位，分散居住在老乡空余的窑洞当中。

我们军务装备科同后勤部军械雷达科一道，5、6个人住进了村东头一家老乡守护苹果园的土坯房中，土炕上挤上几个人，另外搭上几张钢丝床，条件倒也不算太糟糕。

塬上的群众当时的生活的确也还比较艰苦，交通不便制约了经济的发展，每年冬天大雪过后，村上的百姓出入都很困难。也正因为这个原因，全村百余户人家，绝大多数都还栖身窑洞。村里仅有的两户砖瓦住房，一栋属于村支书，另一栋，属于村长。

由于地势的原因，蒋家山村的窑洞和平日里在电视上看到的整齐排列在山梁或山脊上的陕北窑洞略有差别，由于地处塬上，地势相对平坦，多数窑洞的挖掘都由地面向下开凿数十尺见方，而后挖出坡道，在黄土壁上凿出洞穴，作为房屋居住。因此，进村时我甚感诧异，举目往去，居然难见人家。直到走到近前，方才发现别有洞天。

村里的电灯也几如摆设，我记忆当中基本天天晚上漆黑一片，照明大多依靠蜡烛和油灯。有时夜间需拟制作战文书，使用电脑或打字机，也多只能依靠部队携带的油机发电。

晚上天黑以后，我们一群人多龟缩在屋内，或倒或卧或坐，用陕西话讲“谝闲传”，也就是聊天摆龙门阵的意思。间或能听到山谷塬上传来的阵阵狼嚎。而那时我印象最深的，便是军务科长躺在钢丝床上给我们讲关于狼的故事。记得当时军械科有一工程师，30余岁，属于天生胆小，听完种种关于狼的故事以及传说后，连晚上外出方便都横竖要拉上人同路，其恐惧胆怯的表情至今我都记忆犹新。

村里群众生产生活条件较差，比如饮水，多为各家自己打井取水，都是地下4-50米的深井，且水质很差，浑浊的黄水让人很难食用。我们住在百姓家中，人民子弟兵的优良传统自然不能丢，每天早起帮助房东老乡打扫院落，把两口大水缸给灌得满满的。而一到夜间，几个好汉常在房间中打赌猜拳，确定输家负责次日打水。

地下40多米，要灌满两大水缸，可真不是件轻松的事情。

部队进驻以后，按训练计划先后组织了对改I型拖靶的枪代炮射击以及对红2拖靶的实弹射击。我除了负责各种军用文书起草拟制外（多在下午或晚间射击结束后），白天的工作，主要是跟随副参谋长、军务参谋负责靶场警戒和安全。

为确保绝对安全，在部队进驻靶场以前，当地县政府和公安机关便已提前广为张贴告示，提醒广大老乡，不要进入落弹区砍柴或是企图捡拾弹片。每日清早，乡政府都会组织公安民警、基干民兵把守住进山的各条道路，防止群众贸然闯入，造成不必要的伤亡。

每天部队进入阵地前，我都会随当地派出所干警一道开车上山，进入落弹区巡视，确认万无一失。

记得有天部队按计划进入阵地，靶机排放出靶机，准备组织各连依次进行单炮指挥仪诸元射击。我巡山归来，站在指挥所帐篷前，叼着烟卷正闲适中，突然观察员报告，从望远镜中发现对面落弹区山中有人员活动，指挥员大惊，下令中断射击准备。我立马拿出百米冲刺的速度，撒腿直冲山坡而去，一路狂奔，将拖着板车拉着柴禾慢条斯理下乡的两个老乡挡个正着，一通狂吼之后，拖着他们赶紧跑到安全地域。

高炮打靶不比步兵轻武器射击，我们阵地的上方，有西安咸阳国际机场的起落航线，每日均有数十架次航班通过。为确保安全，射击计划确定后，需提前一天通过电台发回师基本指挥所，由师指挥所值班指挥员上报空军西安基地指挥所，由他们确定我们的射击时间、射击安全高度，并且通报民航，安排客机规避。

如此繁琐的请示汇报程序，常常让我们确定的射击计划不能兑现。有时申请空域得不到批准，有时批准的时间不能完全满足射击要求，反正天天打打停停，停停打打。

陕北山区多冰雹，为防雹袭击，各村皆配备有专门用于发射防雹弹的高炮，多为部队早已淘汰的单管37毫米高炮。他们射击那就简单多了，发现天象不对，乌云密布，村长领着民兵连长等人跳上炮位，压上弹药就开始一通猛打，有时一天重复数次。

同样都是对空射击，军队和老百姓，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当然，一切都必须在确保绝对安全的前提下进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