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政治漩涡中的科学战——1830年的法国生物学大论战（一） -- 尼伯龙根·蜗藤

尾声：无论对错

三个月后，7月革命就爆发了。居维叶仿佛早就有预感，预先就安排到了英国讲学。7月革命后，查尔斯十世被废，类似英国光荣革命的结果，路易-菲利普被扶上王位，法国进入君主立宪时期，自由派重掌政权。居维叶出人意料地又再次平稳过渡，保留以前的一切职位，甚至被国王授予Peer of France的称号，甚至在他死去的之前还被提名为内务部部长。但是居维叶在科学界的权威已经不再，法国科学界进入了后居维叶时代。最后两年，居维叶都在写作和公开讲课中渡过，尽自己最后努力维护一个摇摇欲坠的生物学王国。他在1831年出版了全面批评拉马克大作《拉马克的悲歌》，终于把忍住多年的对拉马克的批判一次痛快地写出来。

1832年，居维叶去世。由于他身份极高，死后极尽哀荣。讽刺的是，在居维叶的丧礼上，代表科学院为他念悼词的，竟然是他一生的敌人杰弗莱。杰弗莱在这篇悼词中充满赞美洋溢之词，使人几乎意识不到了仅仅在两年前，两人还在法国科学院进行了这么一场充满火药味的论战。或许杰弗莱回忆起他们在几十年前初次通信时互为知己的喜悦，回忆起当年同一屋檐下同捞同煲的日子，回忆起大家的人生分叉点远征埃及之旅，回忆起大家合作的十几篇论文，回忆起大家在科学和政治的分野造成激烈对抗，当然还有少不免的在1830年的论战。这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和恩恩怨怨，在这一刻，在杰弗莱心中只剩下了回忆。在居维叶死后，杰弗莱就基本上再没有对居维叶有过批评了。在这一点上，杰弗莱远比居维叶做的好。

1840年，杰弗莱当年在埃及留下的后遗症终于全面爆发。他当年在埃及严重地伤害了眼睛，之后视力一直不好，这一年，他就彻底地双目失明了。作为一个博物学家，双目失明对他的打击是极大的，他再也不可以看到他毕生研究的动物、植物、化石和矿物了。终于，在1844年，他也跟随拉马克和居维叶，一起到另一个世界里。没有了名利，没有了政治，没有了争斗，这时不知道他们能不能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好好讨论一下这些化石？

法国博物三杰相继去世之后，博物学进入了一个沉寂期。在海峡对岸，英国博物三杰正进入自己的全盛期，放射出耀眼的光芒。而在英国还有一位未来的博物学超级巨星——达尔文，他当时还在默默的埋头于自己的旷世巨著。法国在博物学上的地位就转移到英国去了，英国成为世界博物学的中心。不过法国生物界也是人才辈出，十几年后，一个超级大牛就带领法国科学界开创一个新的世纪，他就是巴斯德。巴斯德和另一位德国大牛科赫之间恩恩怨怨，也是科学与政治纠缠的典型，以后我再详细写一下。

居维叶和杰弗莱的论战随着居维叶的去世已经终结，但是论战的影响并没有随着他的去世而终结。在科学家的眼中看来，论战的双方其实都是处于两个极端的观点，各自都有可取的成分，有着丰富的营养。于是如何摄取和糅合双方有益的观点就成了后居维叶时期法国生物学界的重点。

即便如果用现代的眼光来看，我的观点也是类似。拉马克虽然可以说成是进化论的先驱，但是他的理论除了物种是进化的这个观点之外，从论据到机制，用现代的眼光看来都无一可取。即便是后世重新包装过的拉马克主义，也不符合当代遗传学的原则。他主张渐变说，提出以几百万年作为动物进化的单位，这无疑是对的。但是在当时却没有办法确定地质年代，他也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合理的计算方法去说明这个几百万年的可靠性，无怪居维叶也说这个几百万年的时间尺度不过是他大笔一挥的结果。至于杰弗莱，他的同一体制论如果在脊椎动物身上还算有点道理，但是一旦应用到无脊椎动物上，正如居维叶所说的，纯粹是胡说八道。杰弗莱有着新鲜的想法，但是却不善于逻辑性的分析，其有关同源性的东西，要在日后到了英国的欧文手上，重新定义后才能真正体现出其真正的价值。而他提出的解剖哲学，即认为是动物先有发展好的形态，再根据形态寻找合适的环境的论断，更是本末倒置。杰弗莱和拉马克都是那种有着正确然而模糊的大方向，但是没有扎实而细致的论证的科学家。他们的科学见解，反而是符合居维叶提倡的目的论，即现有目的然后再找证据的那种方法。

反观居维叶，他毕生都反对进化，这在后世看来自然是保守而顽固的，但是居维叶一手创立古生物学，没有居维叶的比较解剖学和相关性原则，就没有办法复原出千姿百态的古生物世界，也就没有办法为进化生物学奠定坚实的基石。居维叶提倡目的论，他认为所有的生物之所以有现在的构造，完全是为了造物主要让他们适应他们的生活习性。为了证明这一点，他详细研究了各种动物各个器官的形态差异和它们的习性，找出它们互相配合的地方。而这些研究成果，最后也被达尔文和其他进化论者用作适者生存的论据。即便是他提倡的灾变说，其实也并非全无道理。比如他首先提出了以前存在一个爬行动物时代，由于一场灾难，使得它们全部灭绝，然后哺乳动物才全面取代之。这个观点和现在流行的恐龙因为小行星冲击而灭绝，然后哺乳动物才大规模占领因恐龙灭绝而空出的生态位的理论几乎完全一样（不一样的是他认为哺乳动物是重新创造出来的）。他毕生研究的心血，到头来都是为他毕生反对的东西做了嫁衣，真的很难说是悲剧还是喜剧。

居维叶和拉马克、杰弗莱处于的时代，是法国最动荡的时代，也是科学和政治结合无比紧密的年代。从科学对政治的依附程度来看，苏联和中国的某些年代或者可以与之相比。但是就杰出人物之多、派系之复杂、领域之广泛，以及科学家的参与程度，那一时代的法国绝对是首屈一指的。法国历史上瞩目的大科学家大半出自那个时代，而他们中的大多数，都深深地卷入了这个漩涡。除了生物学的大战之外，化学界和数学物理学界的勾心斗角和派系倾轧同样惊心动魄，这些，即便在这篇以讲述生物学界为主的文章中也可见一斑。这其中当然有客观的时代因素，但是科学家们本人内在因素恐怕也是重要的原因。在中国明朝晚期，众多本来应该有着崇高道德的一众士大夫，玩起了置国家利益、社会公义不顾的朋党之争。而法国大革命时期的科学家，不也是学术建树高不等于有道德的西方的实例吗？

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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