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为什么"达赖集团"的阴谋又得逞了? -- 朴成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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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4﹑达赖喇嘛的骗局

4﹑达赖喇嘛的骗局

达赖喇嘛自从1959年逃亡印度后﹐一直要求“大西藏”独立。1972年后﹐由于美国联中反苏﹐达赖喇嘛不得不改变策略﹐采取指鹿为马的办法﹐把变相独立说成是自治。1987年他的“五点和平计划”连美国国务院的官员都说是“隐蔽的独立计划”﹐1988年的“斯特拉斯堡方案”也是换汤不换药﹐达赖喇嘛却声称他已作了最大的让步﹐放弃了独立诉求。“西藏流亡政府”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说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邓小平1979年3月12日对嘉乐顿珠说的“除了西藏独立不能谈﹐其它问题都可以谈”的精神(27)。中国政府回答说﹐达赖喇嘛的“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没有从根本上放弃西藏独立的主张﹐不能作为谈判的基础(28)。达赖喇嘛就说中国政府对谈判预设先决条件﹐而他们要求无条件谈判(29)。其实他们自己向中国驻印度大使说明“斯特拉斯堡方案”符合邓小平的意思﹐就等于承认他们接受邓的意思是谈判的先决条件。

苏联的崩溃给了达赖喇嘛极大鼓舞﹐他的调门不断升高。1991年3月10日﹐他在“抗暴纪念日”的讲话中说﹕如在不长的时间内﹐中国政府对他提出的谈判建议仍不做出积极反应﹐他将认为他不再受“斯特拉斯堡方案”的约束(30)。

同月22日﹐达赖喇嘛在伦敦提出“亚洲民主共同体”﹐把西藏﹑内蒙古与新疆当作独立会员﹐与中国平等(31)。

4月16日﹐美国总统布什接见达赖喇嘛﹐他的腰杆更硬了。

8月19日﹐达赖喇嘛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坚决要求西藏完全独立(32)。

12月1日﹐乌克兰举行公民投票﹐90%的投票者要求独立。达赖喇嘛正在英国﹐第二天他被英国首相梅杰接见后对记者预言﹕西藏将在五到十年内完全独立(33)。

1992年3月10日﹐达赖喇嘛在“抗暴纪念日”讲话中说﹕“我相信在不远的一天﹐我们的人民和内蒙古﹑东土耳其斯坦(现称新疆)都要完全自由地回到各自的国家。(34)”显然他认为中共很快就会像苏共那样垮台﹐中国也很快会像苏联那样崩溃。尽管如此﹐中国政府一直与他的代表联系﹐商讨谈判事宜。

1993年8月11日与10月3日﹐达赖喇嘛突然在印度发表令西方大吃一惊的谈话。下面是这两个谈话的全文﹕

合众国际社与路透社1993年8月11日印度新德里电----达赖喇嘛星期四说他只要求在喜马拉雅地区实行政治自治﹐不要求脱离中国完全独立。他在新德里的一个记者招待会上说﹐他认为现实的解决办法是西藏实行自治﹐其外交国防事务仍然由中国掌管。“我们要的是中间道路----一国两制。”达赖喇嘛说﹐“自治对我已经足够了----让西藏人民去决定独立问题。”

北京一直拒绝与达赖喇嘛谈判﹐除非他放弃独立诉求。达赖喇嘛说中国驻印度大使愿意会见他。“这是一个进步﹐”他说﹐“我非常非常乐观。我们期望在我的代表与这位大使之间会有认真的谈判。”但他说﹐“我只有在取得了确实的进展后才会会见他。”达赖喇嘛说中国希望他帮助寻找班禅的转世灵童﹐班禅是西藏第二号重要的精神领袖﹐死于1989年。“这对我们要做的事来说可能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以前中国人一直说寻找班禅灵童是他们的内政﹐我们没有资格过问。”

在过去14年里有11个西藏代表团访问过中国。达赖喇嘛说﹐上个月在北京举行的中国官员与达赖喇嘛的哥哥嘉乐顿珠之间的会谈是好的。他请求印度总理拉奥在下个月访问中国时提起西藏自治问题。新德里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个自治区﹐禁止在印度的十万流亡藏人从事反华活动。1991年印度逮捕了几百名藏人﹐因为他们向访问新德里的中国总理李鹏示威。

合众国际社1993年10月3日加尔各答电----西藏流亡精神领袖达赖喇嘛星期天说﹐以色列与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最近达成的协议可以作为解决西藏自治问题的榜样。

“过去的已经过去了﹐我朝前看。”他说﹐“甚至以色列人与巴勒斯坦人都摆脱了几十年的仇恨与暴力﹐在和解的精神下谋求和平。我坚信如果西藏人与中国人双方都采取理性态度﹐我们将会发现和谐的解决办法。”

这位西藏神王把他的方案叫做“中间道路”﹐他说他愿意接受在中国内部实行有限自治﹐而不是脱离中国完全独立。

达赖喇嘛这两个谈话比起“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来﹐似乎是作了大幅度的让步。那两个计划都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这两个谈话却允许中国掌管西藏的外交国防大权。他甚至引用了中国政府许诺给香港台湾的政策“一国两制”﹐似乎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尤其重要的是他明确宣布放弃独立诉求﹐只要自治﹐这同他在两年前宣布撤消“斯特拉斯堡方案”﹑坚决要求完全独立﹐简直判若两人。

他为什幺(至少是在口头上)要作180度的转弯呢﹖因为中国的形势并未按照他预计的那样发展。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中国经济高速增长﹐曾经预言中共与中国很快将垮台与崩溃的西方观察家们纷纷改变腔调﹐预言中国将在21世纪上半叶赶上美国﹐成为世界新超强。为了从高速发展的中国市场捞取实惠﹐西方各国争先恐后地向中国示好。达赖喇嘛极其被动﹐不得不也改变腔调。他在改变腔调之前大概没有通知他的部下﹐所以我在1993年9月27日至28日美国和平研究所于华盛顿召开的西藏问题讨论会上引用并散发达赖喇嘛1993年8月11日的谈话时﹐达赖喇嘛驻美国与联合国首席代表洛地甲日(Lodi Gyari)竟然说那个谈话是媒体捏造的﹐达赖喇嘛根本不可能说出那样的话(指不要独立)。而与会的美国教授们(都是赫赫有名的西藏问题专家或中国问题专家)虽然并不否认这一谈话的真实性﹐却继续大谈西藏独立﹐根本不理睬达赖喇嘛的新意图。看他们的口气﹐似乎西藏问题应该如何解决(独立还是自治)并不由达赖喇嘛或中国政府决定﹐而要由他们决定。

中国政府对达赖喇嘛的政策与达赖喇嘛的要求大相径庭。1981年7月28日胡耀邦接见嘉乐顿珠时宣布了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一﹑我们的国家﹐已经走上政治上能够长期安定﹐经济上能够不断繁荣﹐各民族能够更好地团结互助这样一个新时期。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都是聪明的﹐应该相信这一条。如果不相信﹐要多看几年也可以。二﹑达赖喇嘛和他派来和我们接触的人﹐应该是开诚布公﹐不要采取捉迷藏或者是做买卖的办法。对过去的历史可以不再纠缠。即1959年那段历史﹐大家忘掉它算了。三﹑我们诚心诚意欢迎达赖喇嘛和跟随他的人回来定居﹐目的是欢迎他能维护我们国家的统一﹐增进藏汉民族和各民族的团结﹐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做贡献。四﹑达赖喇嘛回来定居后的政治待遇和生活待遇﹐照1959年以前的待遇不变﹐党中央可以向人大建议﹐还当副委员长。至于西藏就不要回去了﹐西藏的职务就不要兼了。当然也可以经常回西藏去看看。五﹑达赖喇嘛什么时候回来﹐他可以向报界发表一个简单声明﹐声明怎么说﹐由他自己定(35)。

胡的讲话是对外的﹐1984年10月2日﹐西藏自治区党委印发了中央对达赖喇嘛的方针政策﹐供内部掌握。其主要内容是﹕一﹑达赖出走外逃﹐在国外搞“西藏独立”并散布了许多错误言论﹐这两件事干得不好﹐他对不起国家﹐对不起西藏人民﹐也败坏了他自己的名誉。二﹑我们对达赖仍然是继续做工作﹐争取他向好的方向转化﹐跟着达赖外逃的一批人﹐愿意回祖国的﹐我们一律欢迎﹔回来不走的﹐妥善安排﹔回来有要走的﹐礼送出境﹔早回来﹐我们欢迎﹔迟回来﹐我们等待﹔不回来﹐我们争取﹔搞分裂﹐我们反对。三﹑中央对达赖喇嘛的五条方针不变。四﹑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不能搞独立﹐也不能搞半独立。对台湾的“九条”(即“一国两制”----引者)不适用于西藏﹐西藏和台湾都是中国不可分割的的一部分﹐但区别很大﹐西藏解放30多年﹐已实行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改造﹐废除了旧制度﹐是中央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地方﹐因此西藏和台湾是两个性质完全不同的问题﹐根本不能相提并论。美国在搞“一中一台”﹐还有人想搞“一中一台一藏”﹐这是绝对不能允许的。要搞什么“大藏族自治区”也是不现实﹐不可能的。五﹑达赖集团一再提出要派国外藏胞中的青年知识分子回藏教学(教藏文----引者)﹐有他们的目的。我们的答复﹕愿意回国工作﹐我们欢迎﹐但必须承认是中国公民﹐服从分配﹐有长期打算(达赖方面听说要他们的藏文教师承认自己是中国公民﹐就打退堂鼓了----引者)。六﹑中央和达赖之间不存在谈判问题(36)。

也许是意识到胡耀邦的“五条方针”不准达赖喇嘛回藏居住太过分﹐赵紫阳作了修改。1988年4月4日班禅在人大记者会上说﹕“对达赖喇嘛的方针﹐中央已明确阐述过五条方针﹐是没有变动的。达赖喇嘛回到祖国﹑回到西藏有什么条件﹖唯一的条件就是要他放弃搞西藏独立﹐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并且同全国各兄弟民族一道为维护祖国统一﹑增强民族团结﹑建设社会主义祖国和社会主义的西藏共同努力﹐这是唯一的条件。有了这样一个条件﹐回到祖国﹐对他的政治地位﹐中央已经明确宣布﹕仍然可以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至于他住在哪里﹐按照我们国家的宪法﹐任何一个公民都有自己的居住自由。他想住北京可以住北京﹐想住西藏可以住西藏。但是必须有一个前面讲到的必要的条件﹐如果他在那儿说可以接受这些条件﹐而回来以后在内部继续从事分裂活动﹐那我们是不能答应的。因此﹐如果他坚持独立﹐坚持搞分裂﹐那么上面所说的也不存在﹐谈判没有基础﹐也就没有什么好谈的。(37)”

中共一贯声称﹕“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西藏”。如果允许达赖喇嘛回藏搞“一国两制”﹐岂非意味着社会主义救不了西藏﹑进而危及“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吗﹖(香港本来是资本主义﹐中共允许它再搞50年资本主义也无妨)中共拒绝让达赖喇嘛回西藏搞“一国两制”﹐只许诺一个有名无实的人大副委员长﹐达赖喇嘛有洋大人撑腰﹐怎么会接受﹖中共却还要“争取”他﹐真是痴心妄想﹑异想天开﹐天真得可爱。其实际效果只能是向达赖喇嘛示弱﹐使他更加趾高气扬﹑狂妄自大。同时也给本土藏人“中共怕达赖”的感觉﹐使他们更加崇拜达赖喇嘛。达赖喇嘛本来一无所有﹐他在谈判中只能得到﹐不会失去﹔中共本来控制着西藏﹐却要与达赖喇嘛谈判﹐它在谈判中只能失去﹐不会得到。这样简单的道理﹐中共居然也不懂得。

奇怪的是﹐正当达赖喇嘛1993年8月11日谈话从“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作了大幅度后退﹐中国驻印度大使也愿意会见达赖喇嘛﹐达赖喇嘛表示他“非常非常乐观”时﹐达赖方面突然就在这个月单方面中止了与中国政府的联系﹐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38)。个中的奥秘至今无人知晓。我想是因为“西藏流亡政府”听到了达赖喇嘛的上述谈话后﹐害怕他真的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与中共达成妥协﹐干脆中断与中国政府的联系。“西藏流亡政府”已经被“少壮派”控制﹐他们不是出生在印度﹐就是在十岁以前就离开了西藏﹐对西藏的自然与社会没有切身体验﹐不明白西藏在政治与经济上都无法自立﹐却自小接受达赖喇嘛关于“西藏自古以来是个独立国家”﹑“中国消灭了120万藏人”的教导﹐满脑袋自由﹑民主﹑自决﹑独立的口号与仇恨中国的思想﹐当然不会允许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达赖喇嘛正在收获他自己播下的仇恨的种子所结出的苦果﹐变成他自己教育出来的流亡藏人的人质。还可能是西方人权卫士害怕达赖喇嘛与中国政府达成妥协﹐指示“西藏流亡政府”切断与中国政府的联系﹐教达赖喇嘛谈不成﹐达赖喇嘛也已变成他投靠的洋主子的人质。由此可见﹐阻碍谈判的不是中国政府﹐而是达赖喇嘛自己手下或背后的人。

尤其奇怪的是﹐尽管达赖方面自己关上了谈判的大门﹐达赖喇嘛却继续不知疲倦地呼吁中国政府与他谈判﹐并反复声称他不要独立﹑只要自治﹐他愿走“中间道路”﹑搞“一国两制”。例如﹐1994年6月6日﹐他告诉《中央日报》记者陈王慧﹐他愿意接受“一国两制”﹐由北京负责西藏的国防外交(39)。1997年3月他访问台湾时也说他不要独立(40)。1997年7月1日香港回归中国后﹐他又说﹐他从“一国两制”看到了解决西藏问题的道路(41)。与此同时﹐他继续在世界各地演讲﹐不遗余力地宣传西藏自古以来是独立国家﹐谴责中国移民西藏﹑毁灭西藏文化﹑消灭120万藏人等﹐还要求由藏族举行公民投票﹐决定西藏前途(42)。----他所说的西藏当然是“大西藏”﹐撇开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17个非藏民族﹐单单由藏族投票决定西藏前途﹐可谓居心险恶。如果北爱尔兰的天主教徒能单独投票决定北爱尔兰的前途﹐北爱尔兰早就独立了或与爱尔兰合并了。如果魁北克的法裔能单独投票决定魁北克的前途﹐魁北克也早就独立了。可惜国际公法与国际舆论都不允许。达赖喇嘛要剥夺占“大西藏”总人口一半以上的﹑自古以来就生活在那里的17个非藏民族的投票权﹐这是骇人听闻的独裁专制与侵犯人权。

达赖喇嘛还不时漏出独立的言论。他告诉台湾记者﹐他对台湾有人支持藏独深受感动﹐但不能明说(43)。他还对民进党省议员余政道说﹕“西藏独立永远有希望。(44)”与此同时﹐“西藏流亡政府”的出版物与“官员”的言论继续大肆宣传西藏独立﹐好象达赖喇嘛从来没有说过不要独立似的﹐又好象“西藏流亡政府”已经不再受达赖喇嘛的领导。

例如在1996年6月21日至22日于波恩与1997年10月11日至12日于伦敦举行的“汉藏对话会”上﹐尽管我的报告及散发的论文都引用与附录了前引达赖喇嘛1993年的两个谈话的英文文本。“西藏流亡政府外交与新闻部负责人”索南达波仍然只提“五点和平计划”与“斯特拉斯堡方案”(如前所述﹐这两个计划要求中国从西藏撤军﹐所以是独立计划﹐美国国务院也这样认为)﹐却闭口不提达赖喇嘛后来发表的不要独立只要自治﹑允许中国政府掌管西藏国防外交的言论(见其在会上的报告与散发的论文)。“西藏流亡政府安全部研究中心主任”才嘉则在后一个会上说﹕“由于一国两制这一词组包含着西藏原本则为中国之一部分的含义……这样的自治难以为西藏所认同。如前所述历史上西藏与中国是两个不同的国家﹐未来西藏自治的法律也必须有西藏人民自己制定﹐所以西藏问题的解决无法直接套用一国两制模式﹐但可将一国两制作为参考和先例﹐通过谈判﹐以中庸之道解决中藏间的纠纷。(45)”可见他连达赖喇嘛向中国政府乞求的“一国两制”都不接受。其它与会的“流亡政府官员”也无不高谈自由﹑自决﹑独立﹐根本不理睬达赖喇嘛放弃独立的言论。

流亡藏人中的“少壮派”显然越来越不把达赖喇嘛放在眼里﹐曾任达赖喇嘛驻英国代表的平措旺杰说﹕“他们相信达赖喇嘛什么都知道。过去的﹐现在的﹐未来的。他是神﹐所以他不会犯错。我可不信这一套。我是佛教徒﹐没错。然而就我而言﹐他也只是个普普通通的人。因此﹐他有他的优点﹐也有他的缺点。我常常对我的同胞说﹐达赖喇嘛变老了﹐我们必须要问这个问题﹕他到底是不是菩萨的化身﹖不过他现在身体状况不是很好﹐没有人去想这个问题。同样的﹐当他做错事的时候﹐我们也应该问这些问题。当他犯错的时候﹐我们有义务提醒他。(46)”----他所谓的达赖喇嘛的错事﹐就是指口头上放弃独立。

戈茨坦曾批评流亡藏人的领导人过高估计自己的力量﹐非常幼稚(47)。其实从利益的角度看﹐流亡藏人继续高喊独立也有其现实意义。他们把独立叫得越响﹐西方人权卫士给他们的钱就越多﹐他们的日子就越好过。如果他们停止叫喊独立﹐洋大人就不给钱了﹐他们就会饿死。

达赖喇嘛的两面派言行当然无法叫中国政府相信他真的不要独立了﹐所以中国政府一贯把达赖喇嘛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停止分裂活动作为与他谈判的前提﹐而达赖喇嘛坚决拒绝作此承认。1992年12月27日达赖喇嘛在巴黎告诉法新社记者﹕“假如他们(指中国政府----引者)愿意会见我的代表团﹐那就让谈判从此开始。不过﹐他们如果还是坚持我必须首先发表声明﹐宣布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那我是不会同意的。”1997年11月1日江泽民在哈佛大学演讲时﹐有人问他为何不与达赖喇嘛对话﹐他说﹕“我想我们对达赖的方针非常明确﹐他必须公开承认西藏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公开放弃西藏独立﹐同时停止一切分裂祖国的活动。但我感到十分遗憾的是﹐达赖并没有这样做﹐他从来没有停止过分裂祖国的活动。(48)”两天以后﹐达赖喇嘛的首席代表才旺单东(“西藏流亡政府”的“外交部长”)发表谈话说﹕“江泽民主席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这等于要求达赖喇嘛重写西藏历史﹐接受西藏在历史上是中国一部分这一种说法。达赖喇嘛永远不可能这样做﹐他一贯说这样做是撒谎﹐而他作为一个佛教徒是不可以撒谎的。(49)”

联合国与世界上所有国家都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谁也无法否认的法律事实。《联合国宪章》规定﹐必须尊重主权国家的领土完整。中国政府要求达赖喇嘛承认西藏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完全符合国际公法与《联合国宪章》。1998年6月27日﹐江泽民在北京与克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重申了上述条件并增加了要达赖喇嘛承认台湾是中国的一个省后﹐克林顿马上说﹕“我同意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为中国的自治区之一。我能理解为什幺承认这一点必须是与达赖喇嘛展开对话的先决条件。”(50)6月29日“西藏流亡政府”一方面承认达赖“不寻求独立”﹐另一方面又坚持要求和中国政府“无条件谈判”(51)。他们连克林顿都赞同的先决条件都不承认﹐说明他们蔑视国际公法与克林顿总统﹐根本没有谈判的诚意。

达赖方面既说不要独立只要自治﹐又拒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这是自相矛盾的。美国所有的政治学教科书都指出﹐自治的前提是承认中央政府对自治区的主权﹔《美国政府与政治学词典》则说﹕自治低于独立﹐自治是在一个主权国家内部的某个地区拥有某种程度的管理内政的权利(52)。达赖喇嘛既然拒不承认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说明他们所谓的自治不过是变相独立﹐是他精心设计的骗局与暗藏杀机的陷阱。达赖喇嘛的弟弟丹增曲加在接受董尼德采访时一语道破了达赖喇嘛的策略﹕“我们先求自治﹐然后再把中国人赶走﹗……就像英国人被赶出印度一样﹗……自治将是个起步。”(53)达赖喇嘛的如意算盘是﹐先在不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的前提下回“大西藏”“自治”﹐等站稳脚跟后再宣布独立﹐重演1959年的事件。他把江泽民与克林顿都当成傻瓜﹐这是中国政府与达赖喇嘛谈不起来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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