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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正是清王朝进行洋务运动的时代。洋务派官僚认为，西方人长处无非是船坚炮利，只要把这学到手，就可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成立了总理衙门，经管外交、通商，训练新军，经营修路、开矿、制造等事务，掀起了富国强兵热潮，造船工业是重中之重。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尾造船厂崛起在马江之畔，占地600亩，设备、规模在远东首屈一指。此后直到1907年停产的30多年里，船厂为清王朝造出了44艘舰船，总吨位57550吨，占当时国内总量82%。1907年，在“造船不如买船”的喧嚣声中，惨淡经营的福建船政局停止造船。

福建船政学堂是由洋务派大臣所倡议创办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最先认识到西方有用的长技无非是“坚船利炮”，以及采矿、冶炼、铁路、邮电等“西艺”。当时各省纷纷开设机器局、造船厂，都是进口外国机器，雇请洋人制造。而福建船政局的创办方案，就明确提出必须通过制造轮船以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与驾驶人才，才能自立、自强。船政局是同时开办铁厂、船厂、学堂的。当铁厂、船厂还在盖厂房、购机器时，船政学堂就已经招生开学。当时主管其事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就说：“兹局之设，所重在学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计，非如雇买轮船之徒济于一时可比”；[5]“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须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6]因此，船政局在引进国外技术，雇用洋人造船时，订立合同，除规定完成造船任务外，还议定必须在雇用的5年期间，教会中国学生造船与驾驶。福建船政局开办之初，阻力甚大，内有顽固派的满汉大臣，外则总税务司赫德、福州税务司美理登之流的非议。他们所持理由，不外乎“造船不如买船之省费”、“试造之船，势必不及洋来惯造之坚”；招收不识外国语言文字的学生，“期于5年中能造机器，能驾驶轮船，徒糜巨款，终无成功”，不如聘请洋人当船主而雇用中国人当水手。[7]左宗棠顶住了压力。他的申辩，主要着眼于育才而不在乎造船。“幸而学有所成，纵局外议论纷纷，微臣尚有以处解。设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即能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曲尽驾驶之法，则费此5年之时日，二百数十万之帑金，仅得大小轮船16号……责以糜帑，咎何可辞”。[8]也就是说，育人比造船更重要，左宗棠等的远见卓识，比当时及后来那些见物不见人、重视产品不重视人才的急功近利者，高出一筹。由左宗棠推荐继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能秉承“不重在造而重在学”的“创始之意”；由左、沈遴选的正监督日意格，也认为“建造船厂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造船和驾驶”，“如果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严谨的、训练有素的学生，那么，全部的金钱都将被费掉”。[9]因此，船政学堂的课程、实习、奖励以及一切措施，可以说，都是围绕五年之内能按现成图纸或船样造船，能在不远离海岸驾驶轮船这一规格培养应用型的技术人才。应该说，这一规定的定位是恰当准确的。由于上下思想明确，培养规格定位准确，成绩显著。据载：

1873年，洋教习与技术人员尚未满期之前，试行让学制造专业的学生和艺童“放手自造”，“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学驾驶的学生，“当台风掀起巨浪如山之时，徐觇其胆识”，不但能沿海岸驾驶船舶，而且能在公海驾驶。第一届毕业生中，驾驶专业有14名已具远航能力，管轮专业有14 名担任轮机长，制造专业的26名接近工程师水平，超出原定的预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