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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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再补充一点,就造船买还是造,从洋务运动就分为两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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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60年代,正是清王朝进行洋务运动的时代。洋务派官僚认为,西方人长处无非是船坚炮利,只要把这学到手,就可以“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于是,成立了总理衙门,经管外交、通商,训练新军,经营修路、开矿、制造等事务,掀起了富国强兵热潮,造船工业是重中之重。在这样的背景下,马尾造船厂崛起在马江之畔,占地600亩,设备、规模在远东首屈一指。此后直到1907年停产的30多年里,船厂为清王朝造出了44艘舰船,总吨位57550吨,占当时国内总量82%。1907年,在“造船不如买船”的喧嚣声中,惨淡经营的福建船政局停止造船。

造船派:左宗棠

福建船政学堂是由洋务派大臣所倡议创办的。洋务运动的指导思想是“师夷之长技以制夷”,是“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洋务派最先认识到西方有用的长技无非是“坚船利炮”,以及采矿、冶炼、铁路、邮电等“西艺”。当时各省纷纷开设机器局、造船厂,都是进口外国机器,雇请洋人制造。而福建船政局的创办方案,就明确提出必须通过制造轮船以培养中国自己的造船与驾驶人才,才能自立、自强。船政局是同时开办铁厂、船厂、学堂的。当铁厂、船厂还在盖厂房、购机器时,船政学堂就已经招生开学。当时主管其事的闽浙总督左宗棠就说:“兹局之设,所重在学西洋机器以成轮船,俾中国得转相授受,为永远之计,非如雇买轮船之徒济于一时可比”;[5]“夫习造轮船,非为造船也,欲尽其制造驾驶之术耳;非徒求一二人能制造驾驶也,欲广其传使中国才艺日进,制造驾驶辗转授受,传习无穷耳。故必须开艺局,选少年颖悟子弟习其语言文字,诵其书,通其算学,而后西法可衍于中国”。[6]因此,船政局在引进国外技术,雇用洋人造船时,订立合同,除规定完成造船任务外,还议定必须在雇用的5年期间,教会中国学生造船与驾驶。福建船政局开办之初,阻力甚大,内有顽固派的满汉大臣,外则总税务司赫德、福州税务司美理登之流的非议。他们所持理由,不外乎“造船不如买船之省费”、“试造之船,势必不及洋来惯造之坚”;招收不识外国语言文字的学生,“期于5年中能造机器,能驾驶轮船,徒糜巨款,终无成功”,不如聘请洋人当船主而雇用中国人当水手。[7]左宗棠顶住了压力。他的申辩,主要着眼于育才而不在乎造船。“幸而学有所成,纵局外议论纷纷,微臣尚有以处解。设学造未能尽洋技之奇,即能造轮船不能自作船主,曲尽驾驶之法,则费此5年之时日,二百数十万之帑金,仅得大小轮船16号……责以糜帑,咎何可辞”。[8]也就是说,育人比造船更重要,左宗棠等的远见卓识,比当时及后来那些见物不见人、重视产品不重视人才的急功近利者,高出一筹。由左宗棠推荐继任船政大臣的沈葆桢,能秉承“不重在造而重在学”的“创始之意”;由左、沈遴选的正监督日意格,也认为“建造船厂并不十分重要,重要的是教会学生如何造船和驾驶”,“如果没有培养出合格的、严谨的、训练有素的学生,那么,全部的金钱都将被费掉”。[9]因此,船政学堂的课程、实习、奖励以及一切措施,可以说,都是围绕五年之内能按现成图纸或船样造船,能在不远离海岸驾驶轮船这一规格培养应用型的技术人才。应该说,这一规定的定位是恰当准确的。由于上下思想明确,培养规格定位准确,成绩显著。据载:

1873年,洋教习与技术人员尚未满期之前,试行让学制造专业的学生和艺童“放手自造”,“验其工程均能一一吻合”;学驾驶的学生,“当台风掀起巨浪如山之时,徐觇其胆识”,不但能沿海岸驾驶船舶,而且能在公海驾驶。第一届毕业生中,驾驶专业有14名已具远航能力,管轮专业有14 名担任轮机长,制造专业的26名接近工程师水平,超出原定的预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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倘若刘少奇思想真受《东隅琐记》影响的话,

左宗棠的思想可拿来参照一二。

左宗棠可和四人帮不一样,是干事的人。

毛泽东也是做事的人。

100多年的老问题了——中国现代化的“试错”过程,我们需深思一二。

关键词(Tags): #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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