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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芮传明--论古代民间教团之变(一)ZT

本文所谓的“民间教团”或“教团”,大体上是指古代中国社会中,那些不被视作“正统”或“官方”宗教的宗教性群体。它们通常并无严密的组织形式,信徒多为下层民众,信仰较为纷杂。

综观古代中国二千多年的专制社会,民间教团此起彼伏,层出不穷;它们与官方的冲突也不时发生,有时则演变为暴力对抗,更为严重者,则推翻原有政权,取而代之。这种情况随着时间的推移,呈愈演愈烈之势。当代史家称之为“农民起义”的许多民众暴动事件,都是以某一教团为基础而发展起来的。它们破坏了现有的社会秩序,动摇乃至摧毁了现有的政权,因此令统治者惊恐万状、恨之入骨,每欲置之死地而后快。

笔者认为,专制体制以及统治者们的思想和作为,是民间教团产生的真正根源,并且往往是促成民变的原动力。本文即环绕这一论点展开探讨。

为了便于下文的论述,在此先简单地罗列一下专制帝君时代,由教团引起的主要民变及其影响,从中可以悟出不少历史真相。

中国的专制王朝虽然始建于公元前221年,但是由教团导致的灾难性社会动荡,却直至四百年以后的东汉晚期才出现,这即是灵帝中平元年(184)以张角为首的“黄巾”的武装暴动。

张角起初是“太平道”的魁首:“(张)角为太平道,……太平道者,师持九节杖为符祝,教病人叩头思过,因以符水饮之。得病或日浅而愈者,则云此人信道;或其不愈,则为不信道。” [①] 《后汉书》对于他利用布道而聚集徒众的情况描绘得更具体:“初,钜鹿张角自称‘大贤良师’,奉事黄老道,畜养弟子,跪拜首过,符水咒说以疗病。病者颇愈,百姓信向之。角因遣弟子八人使于四方,以善道教化天下,转相诳惑。十馀年间,众徒数十万。连结郡国,自青、徐、幽、冀、荆、杨、兖、豫八州之人,莫不毕听。” [②]

对于祖师爷“大贤良师”万分崇拜的这数十万徒众,不久后就成为张角举行武装暴动的实力基础:

(张角)遂置三十六方。方犹将军号也。大方万馀人,小方六七千,各立渠帅。讹言“苍天已死,黄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以白土书京城寺门及州郡官府,皆作“甲子”字。中平元年,大方马元义等先收荆、扬数万人,期会发于邺。元义数往来京师,以中常侍封??、徐奉等为内应,约以三月五日内外俱起。……皆著黄巾为?恐模?时人谓之“黄巾”,亦名“蛾贼”。杀人以祠天。角称“天公将军”,角弟宝称“地公将军”,宝弟梁称“人公将军”。所在燔烧官府,劫掠聚邑,州郡失据,长吏多逃亡。旬日之间,天下响应,京师震动。 [③]

“黄巾”能够在“旬日之间”令“天下响应,京师震动”,对于当时政权打击之沉重可见一斑。张角兄弟们等主帅虽然未能坚持多久,但是以“黄巾”为号的奉行“太平道”的其他教团武装则持续活动了二十余年,东汉政权的最终覆灭,当与这次民变关系密切。

孙恩(?-402)为东晋时人,他的家族有着信奉五斗米道的传统,而他本人后来也成了这一教团的首领:“孙恩,字灵秀,琅邪人,孙秀之族也。世奉五斗米道。恩叔父泰,字敬远,师事钱唐杜子恭。……子恭死,泰传其术。然浮狡有小才,诳诱百姓,愚者敬之如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泰见天下兵起,以为晋祚将终,乃扇动百姓,私集徒众,三吴士庶多从之。于时朝士皆惧泰为乱,以其与元显交厚,咸莫敢言。会稽内史谢??发其谋,道子诛之。恩逃于海。” [④]

孙恩嗣后便以海岛为基地,以五斗米道徒众为核心,登陆而攻上虞,未几即拥众数十万,势力遍及八个郡,占领了今浙江省的大部分和江苏省的东南部。在与东晋政府交战四年之后,虽然赴海而死,但是其妹夫卢循却继承其事业,继续与政府军周旋,搅得东南沿海地区天翻地覆,在将近十年之后才被最终镇压下去。

北魏时(515年),法庆的“大乘教”作乱于冀州(辖境相当于今河北中南部、山东西端及河南北端等地)境内,历时三月。《魏书?元遥传》载其事云:“时冀州沙门法庆既为殿幻,遂说勃海人李归伯,归伯合家从之,招率乡人,推法庆为主。法庆以归伯为十住菩萨、平魔军司、定汉王,自号‘大乘’。杀一人者为一住菩萨,杀十人者为十住菩萨。又合狂药,令人服之,父子兄弟不相知识,唯以杀害为事。于是聚众杀阜城令,破勃海郡,杀害吏人。……凶众遂盛,所在屠灭寺舍,斩戮僧尼,焚烧经像,云新佛出世,除去旧魔。” [⑤]

隋末则有“弥勒教”之乱。大业九年(613),高阳(古郡名,治在今河北高阳)地区出现了借助弥勒信仰聚合人众,从而举兵作乱的事件:“唐县人宋子贤,善为幻术。每夜,楼上有光明,能变作佛形,自称弥勒出世。又悬大镜于堂上,纸素上画为蛇为兽及人形。有人来礼谒者,转侧其镜,遣观来生形像。或映见纸上蛇形,子贤辄告云:‘此罪案也,当更礼念。’又令礼谒,乃转人形示之。远近惑信,日数百千人。遂潜谋作乱,将为无遮佛会,因举兵,欲袭击乘舆。事泄,鹰扬郎将以兵捕之。” [⑥]

稍后则有向海明的弥勒教之乱:“(大业九年十二月),扶风向海明亦自称弥勒出世,人有归心者,辄获吉梦,由是三辅人翕然奉之,因举兵反,众至数万。丁亥,海明自称皇帝,改元白乌。诏太仆卿杨义臣击破之。” [⑦] “扶风”是隋王朝的京畿之地,亦即所谓的“三辅”之地,而向海明的弥勒教能令“三辅人翕然奉之”,并称他为“大圣”,更能公然称帝,足见其影响之大以及对于隋王朝的严重威胁。

五代时期的梁朝,摩尼教徒曾长期啸聚闹事,至魁首毋乙起事和称帝后三月,才遭全面镇压:“梁贞明六年,陈州末尼党类立毋乙为天子。发兵讨之,生擒毋乙。馀党械送阙下,斩于都市。初,陈州里俗喜习左道,依浮图之教,自立一宗,号‘上上乘’,不食荤茹。诱化庸民,糅杂淫秽,宵集昼散。因刺史惠王友能动多不法,由是妖贼啸聚,累讨未平。及贞明中,诛斩方尽。” [⑧]

北宋的方腊则“托左道以惑众”,最后聚众造反,是教团变乱的又一例:

方腊者,睦州青溪人也,世居县?齑澹?托左道以惑众。……县境梓桐、帮源诸峒,皆落山谷幽险处。民物繁夥,有漆楮杉材之饶。富商巨贾多往来。时吴中困于朱?一ㄊ?之扰,比屋致怨。腊因民不忍,阴聚贫乏游手之徒,宣和二年十月,起为乱。自号“圣公”,建号“永乐”。置官吏将帅,以巾饰为别,自红巾而上凡六等。无弓矢介胄,唯以鬼神诡秘事相扇咱。焚室庐,掠金帛子女,诱胁良民为兵。人安于太平,不识兵革,闻金鼓声,即敛手听命。不旬日,聚众数万。破杀将官蔡遵于息坑。 [⑨]

至于方腊所托的“左道”,则是宋代江南十分流行的民间信仰“吃菜事魔”:“事魔食菜,法禁甚严。……而近时事者亦众,云自福建流至温州,遂及二浙。睦州方腊之乱,其徒处处相煽而起。” [⑩]

  方腊在宣和二年(1120)十月丙子日起事,以家乡(睦州青溪县帮源洞)为据点,聚得数万之众。一个月过后,已发展到足以向官军公开挑战,遂在十一月戊戌日,自号“圣公”,建元“永乐”,正式地称帝。这次民变前后延续了一年半之久,对于北宋政权的冲击相当大。

元末,至正十一年(1351),在颍州(今安徽阜阳)和栾城(今河北栾城西)等地爆发了以刘福通、韩山童等人为首的武装起义。他们以白莲教聚集徒众,以红巾为号。声势十分浩大,历时相当久长,前后达十五年。《元史》述其开端云:

(五月)辛亥,颖州妖人刘福通为乱,以红巾为号,陷颖州。初,栾城人韩山童祖父,以白莲会烧香惑众,谪徙广平永年县。至山童,但是言天下大乱,弥勒佛下生,河南及江淮愚民皆翕然信之。福通与杜遵道、罗文素、盛文郁、王显忠、韩咬儿复鼓妖言,谓山童实徽宗八世孙,当为中国主。福通等杀白马、黑牛,誓告天地,欲同起兵为乱。事觉,县官捕之急,福通遂反。山童就擒,其妻杨氏、其子韩林儿逃之武安。 [11]

数年后,韩山童之子韩林儿被拥立为帝,号小明王,建都亳州,国号宋,改元龙凤。正式摆开了夺取元朝天下的架势。

在此同时,南方尚有以彭莹玉为首的另一支反政府武装,也是以白莲教徒为基本力量。早在至元四年(1338)六月,彭莹玉的徒弟周子旺就在江西袁州率众举事,自称“周王”;徐寿辉在至正十一年(1351)称帝于蕲水,建“天完国”;其部属陈友谅在至正二十年建“汉国”;另一别将明玉珍在至正二十三年称帝于成都,建国号“夏”。足见由彭莹玉创建的南支白莲教社团,对于元政权的冲击力量也非同小可。

自明初以降,教团民变的频率和规模明显地增加,远胜于此前诸朝,这是一个值得注意的现象。例如,在明朝开国皇帝朱元璋的洪武年间(1368-1398),以白莲教为主的民变就多达十来起,范围遍及四川、湖北、广西、江西、陕西等地。起事较早的王金刚奴一直坚持到永乐七年(1409)才被最终镇压:

元末韩林儿起,称小明王,改元龙凤。为史所载久矣。其时相去无几,又有袭其年号者。陕西妖贼王金刚奴,于洪武初,聚众于沔县西黑山寺等处,以佛法惑众。后又与沔县邵福等作乱。其党田九成者,自号汉明皇帝,改元龙凤。高福兴称弥勒佛,金刚奴称四天王。后长兴侯耿炳文讨平之。惟金刚奴未获,仍聚西黑山。至永乐七年,潜还本州,始为官军所擒,送京师伏诛。此盗当开创之初,乃敢啸聚陇西,积三朝四十馀年而始正法,亦剧贼矣。 [12]

正德(1506-1521)至万历(1573-1620)年间,大体上相当于明朝的中期。在此期间,虽无震惊全国的大规模暴动,各地形形色色的教团变乱却持续不断(尤以白莲教为甚)。间隔较短者,每年都有;间隔较长者,也不过数年。例如,嘉靖二十五年(1546),以山东田斌等为首的白莲教暴动 [13] ;嘉靖三十六年(1557),浙江白莲教魁首李松的聚众暴动 [14] ;嘉靖四十四年(1565),蔡伯贯聚合白莲教徒,在四川发动的暴乱 [15] ,如此等等。

至于明末,则以王森、徐鸿儒等人为首的白莲教徒的传教活动和武装暴动最为著名。王森,祖籍顺天府蓟州(今天津蓟县),在嘉靖四十三年(1564)创立大乘教,或称大乘弘通教,世人称之为“东大乘教”。王森将皮革中制出的香料作为“先天信香”,教徒入教时须闻此香,故又称“闻香教”,实际上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

王森广聚门徒,遍及六省,不下二百万人。他虽然两度入狱,却从未直接领导过反朝廷的武装活动;真正造反的,是其大弟子徐鸿儒等人。万历四十七年,王森去世,更后两年,徐鸿儒举兵反,前后持续五个月,其兵众在全盛时期达十馀万。他们劫掠官方粮船,阻断漕运,又攻城夺池,令朝野震动,被朝廷称为“二百六十年来未有之大变”,加速了日趋衰落的明政权的最终崩溃。 [16]

清朝中期,最有代表性的是嘉庆年间(1796-1820)的白莲教起义,始自嘉庆元年,历时九年多,范围遍及湖北、四川、陕西、河南、甘肃五省,各地的武装队伍达数十支,人数则有几十万,从而对清王朝的统治产生了重大的负面影响。

《戡靖教匪述编》谈述这次民变的概况道:

自白莲贼总教首刘之协,??貔异类,自外生成,谋逆湖北襄阳,始严行稽禁。未几,当阳、枝江相继作乱。由是,勾连裹胁,日聚日滋。而无赖不法之徒,如四川之?┼嘧印⒛仙街?老户、襄、郧之棚民、沿江私盐之枭、各省私铸之犯,乘间阑入,鼓煽劫掠,纷纷而起,流转靡定。自楚而豫,而陕、甘,而蜀,越白水江蓦梓桐水,出没夔、巫、郧、竹、商、雒之间,而以南山为巢窟。不傍城郭,惟劫村坞,会则鱼烂,败则兽散,恃老林为藏身之固。东至唐、邓,西至松潘,北至礼县,南至孝感,五省数十州县,无不遭其蹂躏。……白莲教贼蹂躏五省,虽惟蜀为甚,而谋逆则始于湖北,旋扰河南,渐及陕、甘,于蜀又最后。 [17]

同书卷八云:“贼自作乱以来,官兵在此则窜彼,在彼则窜此。千百成群,布散州县,遇官军大队,无不溃散。而各处堵御巡哨兵勇,以众少力单,亦往往为所戕。至(嘉庆)七年,大局底定。馀贼出没林中,踪迹诡秘,搜捕维艰。直至十年,始一例肃清。” [18] 足见这场大起义使官方陷入十分窘迫的困境。

以上诸例都是历代民间教团以暴力对抗当政者的重大事件,这些事件几乎无一例外地被现代学者赞誉为“农民起义”,亦即被视作正义的斗争。笔者并不认为所有这些民变都具有“正义”的动机和行为,但是,仍将导致这些事件的主要责任归咎于专制统治者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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