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国民政府对日政策演变述论之一 -- zhhkcy1

zhhkcy1; 你这篇文章老早就见过了，提几个不同意见：

[GLOW=255,RED,2]1. [/GLOW]中东路事件和苏联之交涉，不是张学良擅自交涉，而是中央政府授权的。只是后来谈到的一些问题，南京中央认为不满意，於是借口谈判人员越权，将东北的谈判代表蔡运升撤职查办。蒋介石一九三○年二月六日致张学良电说：“...伯力纪录超越代表原有之职权，擅自签订在中东路以外之条件，蔡允升应从严议处。...” 此后，中国重新选派代表赴莫斯科会议，但苏联坚持原来的条件，也没有取得更好的进展。

[GLOW=255,RED,2]2. [/GLOW]我认为九一八事变的不抵抗也不能看成是张学良擅自决定，而后由中央政府默认。应该是蒋，张事先在这个问题就有达成一致的看法。实际上张学良并有请战的表示，但要求全国以赴之，蒋则表示时机尚不成熟。所以，尽量避免冲突是双方的共识。

如张学良虽然在“万宝山事件”时，于七月六日密电东北政务委员会：“此时如与日本开战，东北必败，败则日方将对我要求割地赔款，东北将万劫不复，亟宜避免冲突，以公理为周旋。”　但同时，他非常渴望全国共同抵抗日本的侵略，曾代表东北集团向国民政府提出建议：应“对日本采取强硬态度”，并“直接抵抗日本侵略”。（《顾维钧回忆录》，中译本，北京版第1册，第425页）。当时，正在江西忙于第三次“剿共”的蒋介石，特意在庐山召集会议， 讨论张学良的建议，结果，决定通过外交谈判来解决。并电张曰“此非对日作战之时”。

而八月以后，中村事件使得形势更为紧张，张学良乃再次密电蒋介石：“东北之安全，非藉武力无以确保，日本既一意对外，我方亦应有所自省。现共匪歼灭期近，广东力薄，似无用兵之意，吾公似宜值此外患煎迫之机，务期在政治范围解决西南问题，则党国幸甚。”

他在另一电文中又说：“由万宝山事件及韩人排华风潮以观，日本推展其大陆政策，有急侵满蒙之意，已无疑问；无论其对手为中国抑或为苏联，事既关系满蒙存亡，吾人自应早为之计。”既然关系东北“存亡”，且 “非藉武力无以确保”，当然是意识到日本想要侵吞东三省的意图，并请求抵抗了。

但蒋认为张在“安内”大军已发之时，请求一致抗日，无异于动摇军心，因而颇为不快，复电只强调说“剿共”和解决广东皆为必要，余则只字未提。

所以说张学良完全是因为对九一八事变“判断错误”，即使这是他自己在九十年代讲的，恐怕也不能“照单全收”的。更多的还是一种“侥幸心理”而已。

皇姑屯事件时，关东军原来就打算借机侵占东北，东北当局应付过去了；易帜之前，日本又强横地以武力相威胁，也应付过去了；后来的铁路问题等等交涉，一直拖延搪塞。“总以为这许多年来，一切问题都敷衍过去了，这次也能敷衍过去。”　（沈云龙等《王铁汉先生访问纪录》，台湾，第181页）　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

一句题外话，宋哲元的二十九路军在七七事变以前也几乎是同样的侥幸心理和应付办法，“怕刺激人家，怕让人找到借口，既不做应变的计划，更不做应变的准备” 。不同的是那次，蒋介石采取了非常强硬的态度，所以才有后来的七七抗战。

而九一八时，蒋和国民政府都是有同样的心理。 他在九月二十三日的日记中记有：

　『此为一外交之转机，亦为我国家内部统一之良机。如天果不亡吾中国，则此次外交当不致失败也。』 张学良在五十年代写给蒋看的《杂忆随感漫录 》里面也委婉地提到，“政府和我的见解是一样的”，“不抵抗主义这个名词，并不是由张学良创始的”　“打是打不过日本的，以不抵抗对付之，不使事端扩大，以待国际来解决。”“张学良是这种心理，中央也是这种心理”。《杂忆随感漫录 》我想在记忆上以及论述的系统性上应该比９０年代的口述中的只言片语更可靠些。

九一八事发以后，张采取的措施，蒋公开表示支持和承认。不过在以后的发展中，他们的态度多多少少有一些不同。

军事上尽量不冲突，这个在10月以前两人似乎没有异议。在以后，蒋曾经表示要“正当防卫”，张则要求“宣战”，“全面抗日”，这一点在锦州之战前夕表现得尤为明显。加上对国际干涉的希望和国内政治问题的纷扰，张弃守锦州。蒋在下野期间曾公开演讲，表示此时不宜“对日宣战”。所以到热河抗战，两人则在“抵抗”而不“宣战”的问题上达成一致。

张学良由欧回国以后，张对蒋领导抗战抱很大的希望，所以有他前一段时间的拥蒋。但是后来他对蒋对抗战的犹疑态度不满，所以才有“反蒋”，“逼蒋”，直至发生“西安事变”这些后事。 其实蒋当时身边所谓“主和”的“亲日派”势力确实很大，蒋坚持抗战的确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

而在外交上，顾维钧刚开始提议两个办法：

1. 提交国联申诉

2. 派人同日本直接交涉

张学良接受了第一个办法，但并没有直接实施第二个办法。这里面当然有张学良不愿意独自承担责任的因素，也有外交问题应该由中央出面的关系。

到后来随着事态的发展，张学良渐渐希望能够通过和日本人直接交涉，作出一定的让步而使日军撤兵。日使馆代办矢野真曾获张接见，并在报章披露。蒋闻讯后立刻去电制止，请张以后如有必要接见日人，不必亲身接见，可派人代见，免生枝节。

其实到十月份，张学良与顾维钧均主张应该直接交涉，而蒋作宾与齐世英也建议应直接交涉，但蒋介石没有采用他们的建议。这应该与当时美国一度曾表现出的积极态度有关，也与当时国联的积极态度有关。据顾维钧回忆，蒋于10月末突然转变强硬外交，缘于国联卫生局长波兰人拉西曼博士的建议，以国联为强有力的阻止侵略的工具，(见中华民国重要史料初编--对日抗战时期：绪编 (一) )

蒋介石倾向于不同日军直接交涉，单纯地寄希望于国联。张学良最终服从了中央政府不同日本直接交涉的政策，所以中国后来的方针基本上是日本不撤兵，则不交涉，而期盼国联主持公道。

国联行政院根据中国的提议，9月30日通过了限令日军于10月14日以前撤兵的决议。日本出席国联行政院会议代表声明接受国联决议。张学良委托顾维钧由北平到达南京。１０月５日，中国驻日公使蒋作宾就日本撤兵问题照会日本政府。９日，日本提出先谈条件后撤兵的答复，并抗议中国的“排日”行动。同时，日本派遣大批军舰到达上海。张学良多次电南京政府，希望立即交涉。６日，顾维钧受蒋介石委托，由南京返回北平，向张学良“代达”蒋介石的指示，即：“日本届期延不撤兵或更别有暴行，自在意中。我方如何应付、此时正在研究，并须视彼时国联行政院开会后如何解决而定。盖国联虽不可侍，亦非尽不可侍。此案发生后，中央所以尽力至使国联负解决此案之责任者，因维持中国在国际上之地位，与减小日本直接压迫中国之力量，途径惟在此。”

蒋介石在三年以后总结教训时说 　“九一八事变既起，当局迟缓却顾，坚持不撤兵则不交涉之原则，致使日本缓和派不能抬头，军人气势日张，问题愈陷僵化。就是沈阳陷落尚未侵入关内的时侯，也还有使日本止于锦州，徐图转换局势的可能，可惜步步错过以造成此后不可收拾的局面，这不能不说当局投有决心，及不负责任之所致。” ( 敌乎，友乎，蒋总统集，台北 1965 P2110 ) 显然蒋认为当时是应该和日本直接交涉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

其实，九一八事变“不抵抗”是错误的决定，“不交涉”也是错误的决定。“不抵抗”使得日军中的强硬派能够迅速造成既成事实，使得军人气焰日益嚣张，而“不交涉”则使得“日本政府内的缓和派不能抬头”，问题日益僵化。

[GLOW=255,RED,2]3. [/GLOW]

以 "据日方资料显示，张已在7日向日本方面作出主动撤退的答复" 以此来作为张坚持不抵抗，并在12月15日蒋下野以前就决定放弃锦州，理由似不充分。因为日方在此以前也对张学良也有不进军锦州的承诺。

而同样来自日方的资料有，日本关宽治等的《满洲事变》记载，“陆军方面收到中国方面的两份重要电报。一份是十一月三十日由锦州的荣臻给张学良的，主要内容是说锦州附近由张廷枢的第十二步兵旅固守，很放心，因此希望取消设置中立地带。另一份是十二月一日由张学良给蒋介石的，内容是否定关于主动撤出锦州的谣传。 张学良的这种态度反映出来之后，国民政府四日就反对设置中立地带的方针，向国联的中国代表施肇基发出训电，同时开始宣传说，设置中立地带是日本提出的，如果国联万一不能阻止日本的进攻，中国不得不为自卫而战斗。 根据中国方面的上述动向，关东军认为，中国确实要决心保住锦州。于是，十二月十日，关东军向中央提出，要求增派一个师团。同时要求增配重炮和山炮。”

据《蒋总统秘录》记载，关东军看穿了张学良自蒋於十五日下野之后已经丧失了战意。据日本陆军参谋本部的「在满州事变中军的统率」文件中，录有获自中国军方的下述两件情报为例，分析张学良内心业已动摇：

十二月二十一日北平绥靖公署令第二军司令部：「我军驻关外部队，近当日本来攻锦州，理应防御；但如目前政府方针未定，自不能以锦州之军固守，应使撤进关内，届时，以迁安、永平、滦河、昌黎为其驻地。」

十二月二十二日张学良上蒋总统电 ：「公（蒋）今旋里，毋任痛心！日寇近迫锦州，河北局面如何善处，乞公赐予最后指针。」

而十二月二十六日，张学良给锦州的荣臻下达了锦州军对日军作战的指示。（关宽治等《满洲事变》）

这些都说明张学良是在犹豫，反复。 因为蒋的下野，不但使得蒋以前的承诺的“航空队”等支援无着落，而且国内政局突变，张也开始顾忌本来就要“反蒋去张”的粤系上台以后对他的用心。

就在孙科国民政府给张学良发出“死守锦州”命令的同时，身为参谋总长的朱培德就在特种外交委员会上指出，“锦州至多只能守一个星期，而且关内无兵可援”，所以对于东北战局，他以军人立场认为：“一条路是不顾一切以赴之，另一条路便是和日本议和”（罗家伦，革命文献，第３５辑，台北，１９６５，１２７６页）。　南京政府若不是要求张学良单方面地不顾一切以赴之，就是一种不负责任的主张了。

当时的锦州，国民政府一再要求张固守，张后来也表示要固守，但是说，“日军倾全国之力，而我仅一域之师”，“锦战一开，华北全局必将同时牵动”，不断去电请示援助。当时日本在天津有驻屯军，山海关有守备队，山海关方面还配有海军舰艇。锦州之战以前。日本就搞过“天津事变”，被东北军镇压，张学良担心牵动华北，不是没有道理吧？ 在两国没有全面开战的前提下，这些日军又都合法存在，卷入事件的只是关东军，华北的日本驻军似乎仍然置身事外。可华北的日本驻军有一个秘密配合关东军围歼锦州所驻东北军的计划，只是被关东军方面拒绝。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激战失利后，锦州驻军担心退路被截断，在没有后方支援的情况下陷于背水一战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要求张学良不顾一切，固守锦州，在军事上来说，未免有些苛求。

同时，东北方面也质疑广东派的抗日态度是否真实，因为就是广东派的外交部长陈友仁，当万宝山事件和中村上尉事件闹得最凶的时候，曾经跑到日本向币原喜重郎外相提出建议，要和日本合作来打击蒋介石，并准备出卖满蒙的权益，用以换取日本对广东提供一批武器。此事，幸而错投了门路，币原喜重郎正是反对日本军人这种做法的，所以两下没有谈拢而作罢。（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１８４０－１９４５，下，东京，１９６６，５６页。）　这样一个南京政府，向张学良共发了三个“死守锦州”的命令，张学良也三次请援，却无下文。“请械请弹无应，请航空队救护队，亦无应”（东北军下级将领关于锦州附近 战事的联合宣言二件 (何新吾：东北现状第68一73页)）。当时孙科已经出任行政院长，但财政部长黄汉契手里没有一文钱可用。东北军前方的抗议回来了，奉命守锦州的荣臻就抱怨：“中央不拨一分粮饷，不发一枪一弹，只在发命抗敌，显然有意徒令东北军牺牲，故置东北军于死地”。这也反映了东北方面对广东派的不信任。

“我国正规军均不作抵抗，抵抗日军者多为民团及义勇军” 亦非事实，东北军在锦州外围与日军有激烈战斗。

日方的分析为“从军事上说，他可能可以这样认为，他无论如何也敌不过关东军的武力，因而企图保存实力。但是恐怕更大的原因则是，张学良当时在华北的处境要比想象的更不顺。锦州之战是与张学良关系很深的蒋介石正在下野期间发生的，所以张学良既没有得到南京政府的支持，也没很好地控制华北将领，如果稍一马虎，乘其兵力用在锦州之时，势必要爆发一场大规模的反张运动。彻底抗战对张学良来说是‘非不为也，是不能也。’ 这也许是实际情况。 ”。（关宽治等《满洲事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