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近现代史一些问题之反思 -- 席琳

1970年8月到1971年2月，斯诺最后一次访华。但在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1993年世界知识出版社出版的《周恩来外交大事记（1949一1975）》和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出版的的《周恩来年谱（1949一1976）》中，都在1969年部分记载8月18日、10月19日，会见斯诺和夫人。这两部权威史书都把1970年误为1969年，至于其他的著述，更是“颇多讹误”。

周恩来是20多年来中国人时时不忘的人物，斯诺也是中国人不陌生的外国友人，此次来华因其与毛有一次十分重要的谈话而意义重大。但就是这样重要的会见，仅仅20多年后就发生提前一年的错误，而且发生在由权威部门织编写的资料书中，实在难以令人置信。

类似的事很多。彭德怀悲剧中有一个万毅将军，当时被定为“军事俱乐部”的一员。据他回忆：“大概是1989年，有一天，总后勤部原顾问王政柱同志告诉我，有一本名叫《国防部长沉浮录》的书中，写到我在会议上的情况。我找到这本书。请人把有关段落念给我听。书中说，我在庐山会议之后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担任总参和军委办公厅小组的组长，并说在我的诱导下，大家纷纷发言说彭德怀的意见书是有根据的，还说既然大家没有什么可批的，我就宣布小组解散，大家各自分头学习。最后还写道，我对人说，批彭步步升级，轮番轰炸，真是岂有此理。这段约1700字的叙述，也许作者是出于好心，想表扬我，但是完全不符合事实。我在庐山会议上就被点了名，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是被批判的对象，怎么能当组长？再说，在军委扩大会议上谁还能唱反调。我认为这一事实应当澄清。我曾向李维民同志说过这件事。他写的《万毅将军在庐山会议》一文中说了这件事（发表于1995年第3期的《炎黄春秋》杂志上）。然而，不久前听说《国防部长沉浮录》又再版了，可是这段文字并没有修改。因此，我认为有必要再次说明。”（万毅，1998：260―261）但万毅“再次说明”也没有用。张树德在2000年2月12日《文汇读书周报》发表的《彭德怀离开中南海》一文还是万毅当组长并拒绝批彭。更令人惊讶的是，此文还被《新华文摘》2000年第5期转载。

像共产党这样掌握一个伟大民族命运、又十分重视自己历史的党，应当留下一部真实可信的历史。如果说20多年就会“颇多讹误”，那么30年、40年呢？中共有70多年的历史，“新中国”有50多年的历史，现在有很多党史、国史方面的论著，其可信性到底如何不是没有疑问的。信史的前提之一是开放、哪怕是部分的开放档案。如果没有真实档案，即使是一些权威的部门、严肃的作者也不能保证史书的真实可靠。“由于人为限制、保密制度和种种清规戒律，当代历史包括党史的研究，还没有真正进入繁荣期，离自由讨论、科学探索也还很有距离。”（李锐，1999A：前言）

自然，与史实不符有时不仅仅是无知，而是过分自觉的“古为今用”。1932年红四方面军有一次著名的苏家埠战役，90年中期秦基伟写回忆录时发现：“前些年，有个电视台拍了一部电视剧，反映苏家埠战役，里面出现了我的镜头，还很醒目，子女们都问我，要我谈谈苏家埠战役。”“我确实参加了，打得还不错。可那时候，有多少部队参加打啊，有围困的，有诱敌的，有打援的，还有地方武装。我才是个连长，能够起多大作用谈不上。”（秦基伟，1996：45―46）当年的连长已是国防部长、政治局委员，拍电视剧的人当然有必要作充分的艺术加工，正像有关四方面的书把军长李先念的题词放在总指挥徐向前的题词前面一样。

(作者单世联: 熊向晖《我的情报与外交生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