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中国近现代史一些问题之反思 -- 席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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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大河待整

【原创】中国近现代史一些问题之反思

最近读了几本书，关于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部分。加上网友们提供的资料。有一些疑问，归纳一下，列出来与大家商酌。

1) 根据政治需要随意取舍，抹杀某集团或某个人在历史上的功勋。大者如抗日战争，如陈炯明和孙中山政见之争。小者如芷江受降，如百色起义，如新四军武汉办事处等等。这不仅仅是在大陆，也不仅仅是现代，而是国人对于历史研究的通病。

实例一：孙中山和陈炯明孰是孰非的问题，在海峡两岸国共两党的教科书中是惊人的一致：陈炯明是背叛孙中山的反动军阀。其罪证之一，就是炮轰总统府，逼得孙中山化装出逃。这似乎早已成定论，但新出的陈炯明传和网上陈定炎（陈炯明的儿子）建立的陈炯明研究中心披露的史料却完全不是这么一回事。陈炯明只是和孙中山有政见之争，而且也没有炮轰之事（即便有，也是孙中山的炮－中山先生在同盟会和辛亥老人中是有名的“孙大炮”，意思是他说的多，做的少）。结果陈炯明却成了国共两党为孙中山立圣的祭奠品。

实例二：在以前中学和大学所学的的历史教科书中，抗战只提共产党和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老人家的论持久战。再就是地道战，地雷战和小兵张嘎，鸡毛信和小英雄雨来之类的什么儿童团。提到国民党的部分，我们只知道有九一八事变，有福建事变，有皖南事变，有西安事变，有蒋介石的攘外安内政策。八十年代我和友人游南岳衡山时，参观国民党抗日战争烈士陵园，方知国民党军队衡阳抗战的英勇，当时的震动很大。现在我们都知道国民党军队不仅仅有上海的8-13淞泸抗战，而且还有息峰口长城保卫战，有台儿庄徐州保卫战，有南京保卫战，有武汉保卫战，有衡阳保卫战，有长沙保卫战，有芷江保卫战,还有飞虎队和缅甸出国作战等等，等等。即便是后来在国共内战中命丧孟良崮的倒霉鬼张灵甫，据说当年也是抗日的一把好手。

实例三：抗战胜利后的芷江受降，本是民族盛事，当时中国军方负责接待日本军方代表的两位陈少校（其实是一为少将，一为上校，因外事需要，均降格使用），分别是陈应庄和陈昭凯先生。后来陈昭凯去了台湾，陈应庄留在大陆。在当事人之一陈应庄1984年的回忆录里,只提陈应庄而不提陈昭凯。相反日方当事人今井武夫在他的回忆录里，述之甚祥，可见仅看陈应庄一人的回忆录，是不能了解当时的实际情况的。

2) 承秉中国历史成王败寇的恶习和文革遗风，蓄意拔高领袖或某个人的作用，制造或夸大党内两条路线的斗争。影响确实十分恶劣。

实例一：文革期间曾因林彪任党内的副主席而大肆宣扬平型关战役，但在913林彪摔死后，十大元帅就成了九大元帅，就没有人再提林彪（现在似乎又热闹起来，是好事，不是坏事）。相反，众多的回忆录里便有了自己勇于同林彪、四人帮和高岗作斗争的记录。如最近坊间流传甚广的某中将的回忆录，就说高岗这人讲话如何如何的水平低，人品是如何如何的差，以及如何压制别人和挟私报复等。高岗水平低人品差大概也是实情，但为什么不在当初高岗林彪当权时说，为什么不在高岗林彪活着时说。高岗林彪早已遗臭万年, 铁板钉钉，而且死无对证，再说人不好，????人迂得有?c那??。

实例二：中共党史上，刘少奇冤，彭德怀冤，很多人都冤，但最冤莫过于一直从事地下工作的“麻子”潘汉年。潘汉年一案，牵涉面甚广。本来当年在敌战区、国统区和潘汉年称兄道弟并获潘汉年搭救者为数不少。可是50年代潘汉年案发，中共高层除李克农外，曾在白区和红区做领导的诸公，竟无一人站出来，帮潘汉年说句公道话，致使潘汉年沉冤数十年，至死不能瞑目。以至于一位当年受潘汉年案牵连的老烈属不得不感慨地说：说共产党好，共产党是真的好。但共产党人太嘱求酵??原?t╋ 翻脸无情。

实例三：红军总政委张国焘的老搭档陈昌浩和西路军四万将士的冤魂，成为红军历史上的最大疑案，长期以来成为中共党史上的研究禁忌，西路军的幸存者，终毛泽东一世，唯唯诺诺，不敢声言。还有抗日战争时期，威震倭胆的八路军115师的代理师长陈光，也是在多年以后才有一丁点儿说法。这些，最近在网上披露的资料已经很多，争议也很大。为什么资料能披露，是因为某某某人不在了。为什么有争论，是因为某某某人的影响还在。

实例四：百色起义为突出宣传邓小平，有好事者仿毛主席遵义会议事。伪造史料并东拼西凑，无中生有的杜撰出中央代表邓岗（邓拔奇）伙同龚楚陈豪人在河池会议上夺了邓小平军委书记的职务，造成邓小平在红七军前委领导层受排挤的悲壮形象（见百色起义-1979；邓小平与红七军-1999）。

其实自1930年10月中央代表邓岗到红七军前后，邓小平一直任红七军前委书记，和军政治委员。邓岗到红七军以后后邓小平还兼任19师（师长为军参谋长龚鹤村兼任－即叛徒龚楚，网上有一篇文章专门介绍）的政治委员，为红七军的一号领导人。邓岗在红七军期间，红七军的几次打仗，虽然开始有争论，但最终决策都是按邓小平的正确方针办的。邓岗非但没有撤消过邓小平的前委书记的职位（见邓小平网上纪念馆），相反，邓岗还把韦拔群的21师的全部精华划拨给了邓小平指挥，害的人家韦拔群带着几十个亲兵回广西去打游击，最后连小命都给陪上了（叛徒就在亲兵中）。这不能说人家中央代表邓岗同志对邓政委不够意思。怎么这些好事者看到邓岗光荣了（注意，还不是当叛徒或逃兵），立三路线在红七军代表的屎盆子就终身扣定了呀！

本来，一贯倡导实事求是的邓小平本人，在1931年给中央的报告中就承认，即使1930年10月邓岗不到红七军来，由于当时的形势和认识，红七军内的左倾路线也无可避免。后来文革期间，邓小平在自述里再次承认自己要对红七军的问题负主要责任。可是那些写党史军史的人和大量的传记作者，为什么就是睁眼说瞎话，而不看看当时的原始文献呢。

3) 对历史事件移花接木和张冠李戴，并以当事人的身份虚构和杜撰历史。大者如井冈山会师，小者如川西恶霸地主刘文彩的水牢。其中最著名的要数文革期间，朱德、毛泽东的井冈山会师变成了林副主席和毛主席的握手，朱德的扁担变成了林彪的扁担。

实例一：林彪的扁担。据红狐狸军事文摘署名为东篱的作者在“犯有错误的开国将帅”一文载：程世清（1918─ ）河南省新县人，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文革"任福州军区副政委兼江西省军区政委、江西省革委会主任。他使江西成为"文革"中"共产风"最猛烈的一个省。是林彪集团在江西的死党。曾"创造性"地把“朱德的扁担”改为“林彪的扁担”，成为中共党史上的笑谈。

实例二：邓小平宣布红七军的成立。历史的事实是邓小平在广西举行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期间（1929年12月-1930年2月）在上海汇报工作（见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没有参加起义。邓小平担任红七军政治委员和红七军前委书记都是在1930年2月下旬以后(邓小平网上纪念馆)。因此，1929年12月11日广西百色起义是由红七军的参谋长龚鹤村主持大会，由红七军前委书记陈导民宣布了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成立，以及由张云逸任军长、陈导民任政治部主任（当时在广西，尚没有实行政治委员制度。政治委员制度的建立，是1930年2月下旬以后的事）。

但是在百色起义发生30年后，某当事人写的革命回忆录（回忆红七军的诞生，1961年）中，凭空地杜撰了邓“政治委员”不但“宣布了红七军的诞生”，而且邓“政委”还亲自指挥了百色保卫战。连邓“政委”当时穿什么衣服，讲话什么口音都“回忆”的清清楚楚。马屁这个拍的响呀。然而不久，文革开始，五十年代红极一时的邓小平成为中国的第二号走资派。还是该当事人出面揭发邓小平在红七军去江西的路上中途离队。不承想小平造化大，1977年邓小平三度复出后，该当事人又是写诗庆贺，又是出书纪念的，把在红七军时的邓政委又一次吹的是云里来雾里去的，生怕人家忘记了自己也是创建红七军后的行军参谋。

好在邓小平是个难得的明白人(见邓小平-我的自述），邓小平的家人也不买账（见邓小平文革岁月）。该当事人不得不离休走人，成为中共党史上贻笑千年的另一趣谈。

4) 政治对于学术研究的干涉，这一点实在是有中国特色。历史的事件自有历史的记录，历史人物的定位自应当由历史学家去认定，但事实却差之甚远。邱瞒囤的耗子药咱就不要说了（京虎子或者萨苏兄已有专文介绍），免得有人说科学院的知识分子忘恩负义，专门欺负农民老大爷（想起当年记者的报道就忍俊不着－邱大爷在椅子上一毂地）。再说人家邱大爷出名，一不靠嗓子甜，二不靠模样儿俊，靠的是总设计师倡导的抓耗子的真功夫。

实例一：究竟是新中国的地质部部长李四光仰或是解放前国民党行政院院长翁文灏的学生谢家荣院士（谢学锦院士的父亲）最早发现大庆油田(注意?s文革期间说是铁人王金喜办?F的大庆油田，现在已经认为不可信)。时隔多年，官司不断。不由硕果仅存的地质学权威，和当初发现大庆油田的当事人黄汲清院士说了算，而要由对地质学一无所知的总设计师和中央领导拍板决定。

实例二：某著名女歌星关于是否患爱滋病诽谤一案的官司，原告和被告双方曾经的剑拔弩张，互不相让。看起来是稳赢的官司，结果还是要比大腿，腿粗的说了算。

实例三：前一阵看到网上讨论前国家领导人，也是当年的全国农业学大寨的典型，年轻的时候是否曾参加过日伪组织的官司败诉，也可以看到政治干预司法，和司法干预学术的影子。

本来吗，属于学术争论。而且都是公众人物，曾经帮小民们管过家，教化或者指?н^小民, 功劳是第一位的，有点小节也无伤大雅。但就是有人要给你起哄，给你蒉真。你不是要弄弄清楚吗，那么咱们就法庭上见。法庭上真正说理也好说，碰上的法官也都是中国特色。

中国特色特在哪里呢？特就特在两个凡是：凡是领导人、名人，或者是领导人拍板了的事情不能碰！

其实我们的领导人都是伟大的（记得说相声的姜昆也讲过这话），对小节问题一般都是不去计较的。坏都坏在领导人手下那些跑龙套的。

要不怎么说，和尚的经是正的，但念经的嘴是歪的呢。

5) 不过，也不是没有异数。大凡拍马，拍者有心，被拍者乐意，并心领神受，以至于投桃报李。如井冈山的扁担之于林彪，从未见拍者或被拍者向读者、或被蒙蔽者致歉。但也有例外。

实例一：近读文史资料，知井冈山时期的湖南省代表杜修经（此人曾当过毛主席的领导！犯了错误，解放后在湖南省一师范学院当老师）曾特意指出，斯诺或者是毛泽东在西行漫记里讲，杜修经曾经是中国第一个苏维埃主席，这种说法是错误的：“因我从来没有当过苏维埃政府主席呀”。

实例二：前中科院党组书记李昌回忆“一二九”的文章：《李昌同志关于“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问题给中共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的一封信》（1986年）。信中李昌澄清说自己并没有参与出面领导“一二九”学生运动。

这种高风亮节，实在是强其他人百余倍的，也是中国现代史上所仅见的风景线。

笔者相信，随着原始文献的不断公开和史学界的拨乱反正，历史事件是非的曲直和历史人物人品的高下，以及诸如此类的许多命题，迟早会回复其本来的面目。

(著著诸位的支持和那位扔石头的大哥。)

这样的好文，我先顶一下

提一点小意见

席琳的文章真的很好。讨论历史，就该以一种超脱的，尽量可观的态度。“实事求是”这四个字，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实在难啊。要克服痼疾，我更赞赏一种积极的态度，就是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建议席琳不要为下面这几个人避讳，把那“某”字去掉。

如最近坊间流传甚广的某中将的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1996，北京），就说高岗讲话如何如何的水平低，人品是如何如何的差，以及如何压制该中将授上将衔等。

但是在30年后，在某当事人写的革命回忆录（回忆红七军的诞生，《民族团结》，1961年第7期）中，凭空地杜撰了邓小平不但“宣布了红七军的诞生”，而且还亲自指挥了百色保卫战。然而不久，文革开始，邓小平成为中国第二号走资派，还是该当事人出面揭发邓小平在红七军去江西的路上中途离队。1977年邓小平三度复出后，该当事人又是写诗，又是出书的，把当年在红七军时的邓政委吹的云里来雾里去的。

A 莫文骅， B 张云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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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文，深刻。我也具一例，看一看，历史是如何被歪曲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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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摘】富田事变中的彭德怀与毛泽东

930年11月1日，总司令朱德、政治委员毛泽东颁布《移师赣江东岸，诱敌深入，待其疲惫而歼灭之》的命令，正式拉开第一次反“围剿”斗争的序幕。适于此时，根据地内部又掀起了一场以反AB团、改组派为主要内容的肃反运动。

　　在不到一个月时间内，赣西南特委仅在特区苏维埃政府机关就枪杀、逮捕了部长6人，嫌疑犯六七人和25%的工作人员。与此同时，肃反的淫风恶浪袭向主力红军。在不到30天内，红一方面军有几十个团长被杀，4000余名指战员被抓。有的老同志回忆说，在当时政治保卫局所在地附近河滩上，尸横遍地，河上腥红。

　　1930年12月上旬，鉴于敌情紧急，毛泽东、朱德率总前委奔赴前线，指挥作战，把改造赣西南组织的任务交给红一方面军总政治部秘书长、肃反委员会主任李韶九。

　　李韶九，又名李柏成，湖南嘉禾北街人，当年只有26岁。1930年12月5日，他带着一连人马日夜兼程，赶往富田，帮助江西省行委、省苏维埃政府和红二十军整肃AB团。李韶九到达富田，立即逮捕段良弼、李白芳、谢汉昌（红二十军政治部主任）、金万邦（省苏军事部长）、周冕（省苏财政部长）、马铭（省苏秘书长）、刘万清（原四军政治部主任）等8人。

　　从7日到11日，李韶九不分白天黑夜，四处捕人、审讯。仅在省行委、省苏两机关和政治保卫队即破获“AB团”120余名。10日夜，李韶九下令枪毙要犯17人；11日夜，又下令处决24人，其中有省行委员7名。

　　总前委希望通过肃反来清除内部隐患，挽救赣西南地方党和政府的“危机”，12月8日又派总前委秘书长古柏到富田，加强肃反的领导力量。9日，富田肃反人员兵分三路，掀起更大规模的捕人狂潮。

　　由于李韶九等人的滥捕、滥杀，终于酿成了富田事变。

　　12月12日上午，红二十军174团团长刘敌等发动第174团1营官兵包围军部，捉住军长刘铁超，释放谢汉昌。李韶九当时正好不在军部，闻讯后慌忙逃往富田。

　　12日下午，谢汉昌、刘敌率部由东固冲到富田镇，包围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将省府警卫连缴械，释放全部被捕的所谓“AB团”案犯。在慌乱中，古柏和省苏维埃主席曾山乘夜逃走，李韶九和中央提款委员易尔士被捉拿。13日晨，红二十军在富田镇广场举行群众大会。控诉李韶九刑讯逼供的罪行。趁群情激动之时，刘敌在会上造谣说：“毛泽东反水了，变成了许克祥第二，我们要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德、彭德怀、黄公略。”13日下午，刘敌、谢汉昌将红二十军拉往赣江以西，宣布脱离红一方面军总前委领导。15日夜晚，段良弼、李白芳在河西永阳召开扩大会议，宣布他们是“合法”的江西省行委。会上，省行委常委丛允中根据自己的无端猜测，称李韶九捕捉AB团是受毛泽东指使，是毛泽东希望将江西老干部一网打尽，造成清一色的毛党，安安稳稳地当皇帝。富田事变像冬日炸雷，霹雳一声，将总前委惊呆了。毛泽东未料到事态短时间会如此恶化，朱德、彭德怀、黄公略等军政要员也被突如其来的事变搞得措手不及。12月中旬，彭德怀率三军团2万余将士进至东山坝。12月17日，彭德怀与朱德、黄公略联合发表宣言，对毛泽东毫无保留地表示了支持。12月20日，时近子夜。三军团前委秘书长周高潮不待应允，便闯进彭德怀的总指挥部，急切地说，“彭军团长，永阳省行委有急信送到。”永阳省行委是富田事变领导人自行成立的“中共江西省行动委员会”。彭德怀拆开信函，不禁吃了一惊。永阳省行委的密信是写给彭德怀、朱德、黄公略3人的。信在一开头，便大声疾呼：“同志们！党的大难已经在面前！党内永远就这样暗无天日吗？我们只有痛苦，只有为党流血，我们分数起送信给你们，如果此信再不能送到，又落到奸人手上，我们只有流血。为党我们死不足惜，党内的阴谋是永远无法揭破。”永阳省行委所说的“奸人”是指毛泽东，所谓的“铁一般的证据”是指毛泽东给古柏的密函：

　　古柏同志：

据各方形势的转变，及某来信，我们的计划要赶快些，我们决定捕杀军队CP与地方CP，同时并行，并于捕杀后，即以我们的布置出击，仅限三日将赣西及省行委任务完成。于拷问段、李、王等中坚干部时，须特别勒令招出朱、黄、滕、彭系红军AB团主犯，并已与某方白军接洽等罪状，送来我处，以便早日捕杀，迅速完成我们的计划。此信要十分秘密，除曾、李、陈三人，任何人不得告知。

　　毛泽东

1/12抄永

　　阳省行委在致彭德怀的信中，信誓旦旦地说：“我们费了一夜推敲”，“我们可以头颅来保证这个文件的真实，不是捏造。”永阳省行委最后提出：“：你们得此信后，须火速有一个整个的布置把毛（泽东）周（以栗）及其走狗一齐扣留。”彭德怀凝视着毛泽东致古柏的密函，心中十分躁乱。从字迹上，凤舞遒劲，挥洒自如，一望而知是毛泽东的字体。而且，毛泽东的行笔走偏锋，时而密成珠团，时而疏可走马，似连实断，形断意续，别人很难摹拟。

　　“送信的人呢？”彭德怀竭力使自己平静下来。

　　周高潮回答：“送信人走了，追也追不到了。”这样重大的事件，不派重要的人来进行商谈，却派了一个普通农民青年。这个送信人既不要回信，又不要收条，不肯多呆片刻，追都追不上。一连串疑问和迷惑涌上心头。彭德怀逾发感到蹊跷，觉得有名堂。

　　彭德怀便在油灯下仔细端详这封密函。突然，最后署名日期映入彭德怀眼帘，他心中一亮。原来毛泽东写信，遇到数字时均用汉字，即使是年、月、日也是用汉字，从不用罗马字和阿拉伯字。彭德怀于是断定，这封密函是捏造的。事实证明了彭德怀的判断。所谓毛泽东给古柏的密函是富田事变领导人丛允中精心伪造的。21日上午九时，三军团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彭德怀把昨夜发生的事情的原委和自己的怀疑、判断全盘托出并毫不隐讳地表明了自己的态度：“富田事变领导人伪造信件，陷害同志，企图分裂一、三军团，破坏总前委粉碎白军进攻的计划，公开宣传打倒毛泽东，拥护朱、彭、黄，这不是党内路线争论，而是反革命的行为。”

　　三军团前委扩大会议通过了彭德怀起草的宣言，提出“拥护总前委，拥护毛政委，一、三军团团结一致粉碎国民党进攻。”会后，彭德怀派邓萍亲自将永阳省行委的信和红三军团的宣言送到总前委。

　　彭德怀此举不仅出乎丛允中等人意料，也令毛泽东一生感佩。35年后，毛泽东虽然罢了彭德怀的国防部长，但一提起往事，仍然止不住内心的激动，他说：“反革命的富田事变，写出了三封挑拨离间的假信，送给朱德、彭德怀和黄公略三人。彭德怀立即派专人将此信送来，三军团前委还开了会，发表了宣言，反对了富田事变，这件事处理得好。”

　　半年后，王明“左”倾路线对富田事变参加者进行了严厉的专政，红二十军排以上干部被处决。

（摘自《党史天地》第3期作者少华大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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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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