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最后，试析近二百年来中国社会进步艰难的根源 -- 明日天涯

这是上接《从毛泽东的“供给制”情结说起——试析中国社会的疾患根源》的最后一节。

可能有朋友问了，这个近二百年是怎么算的？看看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现在，是不是快二百年了？其实严格地说起来，是应该从明末欧洲海盗国家骚扰亚洲东部沿海开始的，只不过当时日本的藩主就开始学习欧洲的东西，我们的儒生士大夫却仍然以天朝大国自居而已，其原因不仅是海岛国家和文明是否本土，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的藩主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把学术技术作为服务于自身统治的东西，所以容易接受新的东西，而中国的儒生士大夫却是将儒家学说作为自身阶层特权的依据和保证，根本就排斥其他入世的学说，及至近现代，儒家学说所扭曲而成的社会变异和人文素质的病态，一直是使我国得社会进步始终事倍功半，到现在也不得其法的根源。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缺乏仁人志士，即使是现在世风日下的时期，知识分子（中国的定义，下同）中也还存在着致力于国家和民族进步富强的人士，知识分子阶层或多或少，都有不满现状，为国家和民族忧心的心理——虽然只是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一般道理来说，中国尽管因为国家太大，进步不易，可能比日本进入近现代社会晚些，但是应该早就完成社会进步，在各方面把日本这个弹丸小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而非是现在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还是应该从事理和历史事实中去找。

我们都知道，解决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就是对问题本身的充分了解，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的什么都做到了，唯独没有做到的，恰恰就是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既没有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客观的了解，只一个落后就概括了，也没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思考，反正不管是儒家学说、资本主义学说，还是共产主义学说、法西斯主义，既然解决了别人的问题，也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以中国人的心理，哪种学说看起来比较美丽，就欢天喜地去接受哪种学说，造成这种病态心理的缘由，就是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阶层的扭曲变异。

其一、儒家学说的弊病，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只愿意接受事情的结果，而不愿意接受解决问题的开始和过程。其实这种不良习性从孔子就开始了，在孔子狼奔豕突于列国的过程中，往往就是，一见有什么不合自己心意的地方，就毫不客气地挂冠而去，而非是使之符合自己的心意。儒家学说对如何竞争建立和巩固一个王朝也缺乏认识、能力和责任感，就像前面所举叔孙通及其弟子的例子，在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都一无是处，只是等着捡机会钻空子做官，遗憾的是刘邦的朝廷缺乏制定礼仪的人，才使得他们钻了空子，不过号称通晓礼仪的儒生却不能靠自己制定出礼仪，只好恬不知耻地借用法家李斯制定的秦朝的礼仪，所以以后的儒生士大夫，尽管在历史实践中取得了些经验，但是却基本上依然是等着地主豪强集团、军事贵族集团、流民集团，甚至外族给他们带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供他们享受特权，直到配合皇帝把一个王朝搞垮为止，所以，民国时期的知识小将们就一看到屈辱就喊打，而不丝毫考虑会不会打胜，怎么才能打胜，总归一个字，就是得打，这和义和团有什么区别？！和现在中东那些毛躁、偏激的阿拉伯人有什么区别？！不过，这些小将们好歹比二十年前的那些人强得不可以道理计，因为那些人只接受所谓民主自由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像小孩子打滚撒泼要糖果玩具似的，大人的棍子一落下来……民国时期的知识小将们，甚至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们好歹还是少年人呢，好歹还敢到越南等东南亚抵抗美帝国主义的前线去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呢！所以，连开始和过程都不要，怎么会去思考呢？如果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咱们中国这个样子，很难想象他们会进入现代社会。

其二、儒家学说经过儒生无耻依附刘邦这个没文化的流氓之后，取得了对皇族进行教育影响的地位，例如叔孙通就做了教育汉惠帝的太傅——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张良还只是他的副手，进而取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最后通过科举制度，取得了对文化阶层的思想控制，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特权依附思想，这样，就扼杀了中国文化阶层的独立思考意识，到了近现代，面对各种思想观念，也就只能盲从一种，而在中国取得主流地位的共产主义学说，恰恰有着与儒家学说相同的排斥其他学说的性质，所以也就使得思想意识还未独立的中国文化阶层失去了独立意识的成长条件，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习惯于盲从的知识阶层眼看中共官方承认毛泽东思想遇到挫折，就毫不犹豫地投到看来另一种思想，也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门下，所以也就根本无法思考、认识和判断各种思想的正误，也就是缺乏甄别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意识和能力。我之所以推崇毛泽东，就是因为他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能把马列主义适应中国现实，进而取得胜利，对供给制的敏锐意识，只是这种独立思考精神的体现而已，虽然说他解决问题的方法错误了，但是不能就此完全否定他，因为即使西方在进步到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的错误和波折，即使现在也存在，不过人家至少懂得尊重这些努力做事情的人，所以才能客观地分析经验教训，如果根据咱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对人评判标准，那么西方的事情也会像咱们中国这样难办，只能等到没一点错误就一次性地将其带入伊甸园的上帝出现，至于我们中国，就只能等到孔子这个大圣人出现将他们变成奴隶主贵族享受特权了，不过这个好像连孔子自己都没做到吧，所以即使现在出现孔子这个儒家的大圣人，也会被他的后世门徒的口水淹死。

其三、儒家学说的扭曲变异导致中国知识阶层人格的不独立。说到这个也许有朋友不满意了，历史上不是有那些什么为维护儒家主张而犯颜直谏掉脑袋，或者躲起来不做官、号称什么天子不能臣的儒生士大夫吗？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他们，一个人、一个阶层或群体的人格独立，在于他们能提出并实现自己或自身群体的主张，而那些犯颜直谏的所谓忠臣，只不过是按照儒家的规则办事请，以此来求得忠君的名声罢了，并非是对自身主张的努力实现，反而是一些正统的儒生士大夫所诟病的历史人物，多少还能办点事情，例如明相李东阳。还有一类儒生士大夫，他们见公开进谏不行，就私下进谏，见直接进谏不行，就绕着弯子进谏，不过这也是以君主多少还明智，能接受他们的主张，能办成事，所以才受到士大夫们的赞誉，这也就是所谓的成者王侯，带来儒生士大夫认可的结果罢了，总归来说，儒生士大夫是依附于帝王，指望着帝王给他们做主办事的群体。至于那些遇事就躲起来称清高，或者干脆做隐士图名声的人，固然看来好象人格独立，可是我们别忘了大家是一个群体，把这些对群体的事务不闻不问、只能同享受，不能同患难的人当作效法的对象，那这个群体还有什么前途？所以在君主制年代，明智的君主根本不理会这些人，甚至会把这类人砍了脑袋当作反面教材杀鸡儆猴，例如姜太公，就砍了那个所谓“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贤士”华士的脑袋，周公问他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也就是说，这人根本不尊重和不从属君主制下需要服从的君主，所以姜太公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免得齐国人效法——也不知道这人是否考虑过装病来周全社会礼节和制度，大概是骄傲到以为自己不受约束吧。固然历史记载没有说明姜太公是否有做得过度的地方，姜太公的这种手段也比较极端，但是却使得齐国因此没有懒惰的人，始终没有沦为弱小国家。后世儒生把这种人和遇到群体危难就“穷则独善其身”的做法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对历代王朝一陷入乱局就很难改善的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了。

有一件事情为历代儒生士大夫混淆，那就是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情：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儒生士大夫对此的评价是：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这就是把姜太公和孔子杀人的性质混为一谈了。从事理上看，少正卯时属于和孔子一样的传播学术的人，而且其学术显然比孔子更能吸引人和说服人，孔子一当官就杀了他，显然是属于嫉恨对方和排斥消灭对方的学术，否则的话，孔子和孔门弟子就会把少正卯那些所谓的小人学术拣出重要的来逐条批驳，作为儒家的骄傲写于经书来宣传了，唐太宗是把不务儒生士大夫的本职推崇佛教，和以推崇唐朝国教来求官的人贬斥来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与姜太公的事情不同，和孔子的事情也不同，只有分不清事理，专为排斥非儒家的治世学说的儒生士大夫才会把这些混淆在一起。

这种人格的不独立，和精神的不独立叠加在一起，就使得中国知识阶层对统治者，对某一看来优势的学说容易产生奴从心理，对孔子的盲目尊崇，也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容易对学术的所有者产生奴从心理，我们知道，后世儒家对孔孟学说只有解释的权力，而没有否定的权力，但是好在孔孟都老早死了，不过人家西方的学术工作者却是一代代地传承着，也就是所有者，所以经过官方思想禁锢，又恢复到传统的儒生士大夫社会生态的中国知识阶层，也就自然而然地对西方人产生了奴从心理，也就是左派愤青指责的洋奴。举个例子，《环球时报》曾经堂而皇之地刊登过一位美国华人学者的文章，他叙述了这么件事情：他到美国后，一位美国学者和他成了朋友，对他很是照顾，有一天，他高兴之下称呼了那位美国学者的昵称，结果人家当时就勃然大怒，虽然怒气马上平息了，且也没说什么，但是他意识到人家并未在人格上平等对待他。这位华裔学者就慨叹中国人得到西方人的尊重看来路还很长，他还要为此而努力，当然也还要继续与人家做朋友……大家说吧，毛泽东是等着尼克松来上门来承认，这位却是上门去当下等人，还太然若素，虽然有点惆怅。所以说，那些让全体中国乘客等着误班机的外国人的官员们的心理也就可以理解了。毛泽东时代会有这种事情吗？！

即使人格不独立想做精神和人格奴仆也就罢了，既然你想解决中国的事情，那为什么不把洋大人请来中国考察和分析，而是去上门求教，难道洋大人是上帝，不出门就能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做？大家想想，连人格和精神都不独立，怎么能去认识和判断西方人的思想和对中国的认识是否合理，怎么才能对中国起作用？又怎么能站在独立客观的角度思考问题？

其四、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的扭曲变异造成的官本位，缺乏社会分工和协作的职业意识。儒家学说本来就是孔子为了恢复自己及其奴隶主贵族阶层的传统特权而创立的，而奴隶主贵族的权力垄断演化成儒家学说对社会管理职业的垄断，就使得把政治、社会理论、法律等诸多工作所需的知识混为一谈，都以为读了儒家的书就什么都能做，所以清末和民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就延续了这一习惯——包括五四的青年们，所不同的只是把孔孟学说换成洋书罢了。到了建国后，官本位意识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是空前地强化了，因为以中国的传统观念学习苏联的体制，就使得各行各业的人都成了当官的，不仅在社会不健康时候腐蚀着各行各业，也使得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理论与观察分析工作者更难产生，中国的问题也就更难解决。

那就是所谓的“五四”造成的知识分子不务本行，一窝蜂地去搞政治，其实就是是传统弊病的表现，蔡元培先生当时尽管尽力营救学生，但也反对学生从政，他虽然基本上是从教育救国的百年大计出发，但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他的做法也是对的，因为当时中国才接触西方思想，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来学习和消化，以使西方思想切实有效地对中国发生作用。再者，从专业的角度考虑，尽管从政是需要有知识的人，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从社会理论、社会考察和分析为从政者及整个社会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那么从政者的决策就会无的放失，甚至象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或者会从落后的传统知识和经验中进行决策——例如蒋总裁先生，抑或盲目听从不了解情况的外人的指手划脚——例如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至于建国后的大跃进和文革，就更别说了，所以，一个社会不能欠缺重要的协作职业或群体。最后，没有了专职的理论研究，尽管后来知识分子们也有不少考察社会的活动，但是都因此欠缺了科学客观的理论指导，只能生搬硬套根据非中国文明圈得出的理论和经验，所以结果倒三不着俩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看了些五四的资料，实在想不明白后面的人为什么那么推崇那些读过几天洋书的义和团，一个民族的激情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理智作为基础，那就会使得民族付出不应有的代价，就说曹、陆、章那三个人吧，虽然确实软弱，没能像一战之后的土耳其代表那样据理力争、尽力周旋，但是把问题归结于这三个人，实在有些过分，至少在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抗战时期，他们都没当汉奸。当时无论是日本在中国的存在与否，都不取决于中国政府，而是取决于瓜分世界的列强，外交没有实力作为后盾，怎么能强硬得起来。就像现在的爱国青年指责前外交官吴建民软弱，可我尽管不赞同吴建民的一些观点，但是他说的一些观点，例如中国的韬光养晦至少还需要一百年我还是赞成的。爱国青年这样根本没有理据地指责人，实在是一种欠缺对相关资料了解和认识的非理性言论。

上述只不过述说了主要的根源，至于其他的枝节，限于篇幅就不要再扯下去了。仅从这些主要根源就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从来不缺人，缺的只是科学客观的大脑，二者却又非是缺乏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所能具备的，好不容易有个毛泽东，还因为传统的君师合一意识——中国的传统意识也使得人们认可这个吧——而非职业性地大包大揽，以致出现了非职业性的错误，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毛泽东的出现，恐怕中国连争取独立和建设现代社会基础的所需的大脑也没有吧。改革后缺乏毛泽东的后遗症不就出现了？假若我们的知识分子能早些担负起社会大脑的责任，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有些朋友也许认为我对知识分子过于苟责了，但是，一个民族健康和进步靠的是什么人探索和指导？不是有知识的人，难道是欠缺知识的工人和农民吗？清末和民国时期我国的知识分子才从儒家学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还不能适应和形成独立意识可以说是自然的事情，建国后长期的思想限制下难以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也是情有可原，改革开放初期才从思想限制中解放出来，还不能对自己准确定位也可以理解，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从西方入侵将近二百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的知识分子再不自立，再不有所作为，不要说历史和后人将怎么看我们，即使我们自己又怎么去自我面对？固然，现在的知识分子可能不长于政治，但是，难道连自己的本行也不擅长吗？固然，有些研究和创作目前国内环境还不允许，但是以知识分子的社会条件和自身素质，难道去不了国外，以知识分子的群体能力，难道支持不起为中国文化思想的复兴，为中国社会的健康进步，民族的强盛而作的研究吗？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只有能尽力为中国打下复兴的思想文化基础，也就是把社会健康进步和民族复兴所需的大脑建立起来并构造好，使得以后的社会行为不再缺乏大脑，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民族和后人。

需要单独指出的是，中外都有这种通病，就是以为从事社会思想和文化工作，就借着这类工作的高尚或唯美而将自身凌驾于社会之上，或脱离于社会之外，法国二战时期知识分子们的这种意识就成了他们对民族不负责任，甚至和纳粹搅在一起的理由，使得法国知识界蒙羞。还有我国曾经发生过的请求赦免杀人的青年科学家死罪的事情。按道理说，社会分工再重要，再高尚，也是社会分工协作的一种，怎么能因此就能在人格和责任上特殊呢？就像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虽然功绩伟大，但是也只是将自己的总统位置称之为领薪水的工作而已，所以，我喜欢美国的这点，即使以人文思想自负的欧洲也不及，何况在咱们中国这种等级特权观念严重的地方，不克服和消除这种意识是不行的。

本来还想写一节对于中国现实条件下，也就是在中共执政的条件下如何社会进步和健康的思考的，但是我的身体和经济条件不允许上网了，所以只能隔些日子再写。总之大道无形，只要愿意独立思考，敢于独立思考，善于科学客观地思考，在人的能力范围内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说过，从二十年前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十几年前决定进行文化思想研究之后，我经过在病中断断续续的野狐禅研究，总算摸到了使得现有理论更进一层次和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适应现代和未来，并超越西方文化的脉络，只可惜大病好了以后小病又来了，这两年纯粹就病休了，所以希望能有机构或朋友支持我的研究，由于我欠缺系统的正规理论学习，所以希望能有一位或几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来帮我补好基础课，另外希望能有个能有便利在大图书馆学习和借书的工作，以我现在的身体和生活条件，我怕再这么消磨下去身体会垮了，导致研究本来成功在望而失败。当然，我现在也在尽力依靠自身力量来改善环境，如果拼力做到了，也就不用麻烦别人了。

其实以我的智力，如果不是为这研究和事业束缚的话，有什么不能做的！即使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下做到犯个差不多的罪也有牢饭可吃，甚至可以因为疾病的原因住院，也可以马马虎虎生存下去。只是从事了这个事业，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就很难做出来了，也不能给自己弄上不光彩的记录了。

有意的朋友可以发信到以下的电子邮箱，我可以去单位临时上网看到：[email protec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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