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最后，试析近二百年来中国社会进步艰难的根源 -- 明日天涯
这是上接《从毛泽东的“供给制”情结说起——试析中国社会的疾患根源》的最后一节。
可能有朋友问了，这个近二百年是怎么算的？看看近代史，从鸦片战争到现在，是不是快二百年了？其实严格地说起来，是应该从明末欧洲海盗国家骚扰亚洲东部沿海开始的，只不过当时日本的藩主就开始学习欧洲的东西，我们的儒生士大夫却仍然以天朝大国自居而已，其原因不仅是海岛国家和文明是否本土，更主要的原因是日本的藩主类似于中国春秋战国时代的诸侯，把学术技术作为服务于自身统治的东西，所以容易接受新的东西，而中国的儒生士大夫却是将儒家学说作为自身阶层特权的依据和保证，根本就排斥其他入世的学说，及至近现代，儒家学说所扭曲而成的社会变异和人文素质的病态，一直是使我国得社会进步始终事倍功半，到现在也不得其法的根源。
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都知道，近现代以来，中国并不缺乏仁人志士，即使是现在世风日下的时期，知识分子（中国的定义，下同）中也还存在着致力于国家和民族进步富强的人士，知识分子阶层或多或少，都有不满现状，为国家和民族忧心的心理——虽然只是心理，在这种情况下，按照一般道理来说，中国尽管因为国家太大，进步不易，可能比日本进入近现代社会晚些，但是应该早就完成社会进步，在各方面把日本这个弹丸小国远远抛在后面了，而非是现在这种情况，出现这种情况的原因，我们还是应该从事理和历史事实中去找。
我们都知道，解决一个现实存在的问题，必须具备两个条件，就是对问题本身的充分了解，和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抛头颅洒热血的什么都做到了，唯独没有做到的，恰恰就是这两个最基本的条件，既没有对中国的问题进行客观的了解，只一个落后就概括了，也没对解决问题的方法进行思考，反正不管是儒家学说、资本主义学说，还是共产主义学说、法西斯主义，既然解决了别人的问题，也就能解决自己的问题，当然，以中国人的心理，哪种学说看起来比较美丽，就欢天喜地去接受哪种学说，造成这种病态心理的缘由，就是儒家学说对中国文化阶层的扭曲变异。
其一、儒家学说的弊病，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只愿意接受事情的结果，而不愿意接受解决问题的开始和过程。其实这种不良习性从孔子就开始了，在孔子狼奔豕突于列国的过程中，往往就是，一见有什么不合自己心意的地方，就毫不客气地挂冠而去，而非是使之符合自己的心意。儒家学说对如何竞争建立和巩固一个王朝也缺乏认识、能力和责任感，就像前面所举叔孙通及其弟子的例子，在内政外交军事等方面都一无是处，只是等着捡机会钻空子做官，遗憾的是刘邦的朝廷缺乏制定礼仪的人，才使得他们钻了空子，不过号称通晓礼仪的儒生却不能靠自己制定出礼仪，只好恬不知耻地借用法家李斯制定的秦朝的礼仪，所以以后的儒生士大夫，尽管在历史实践中取得了些经验，但是却基本上依然是等着地主豪强集团、军事贵族集团、流民集团，甚至外族给他们带来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来供他们享受特权，直到配合皇帝把一个王朝搞垮为止，所以，民国时期的知识小将们就一看到屈辱就喊打，而不丝毫考虑会不会打胜，怎么才能打胜，总归一个字，就是得打，这和义和团有什么区别？！和现在中东那些毛躁、偏激的阿拉伯人有什么区别？！不过，这些小将们好歹比二十年前的那些人强得不可以道理计，因为那些人只接受所谓民主自由的“天上掉下来的馅饼”，就像小孩子打滚撒泼要糖果玩具似的，大人的棍子一落下来……民国时期的知识小将们，甚至文革时期的革命小将们好歹还是少年人呢，好歹还敢到越南等东南亚抵抗美帝国主义的前线去接受血与火的洗礼呢！所以，连开始和过程都不要，怎么会去思考呢？如果西方的知识分子也是咱们中国这个样子，很难想象他们会进入现代社会。
其二、儒家学说经过儒生无耻依附刘邦这个没文化的流氓之后，取得了对皇族进行教育影响的地位，例如叔孙通就做了教育汉惠帝的太傅——令人哭笑不得的是张良还只是他的副手，进而取得了“罢黜百家，独尊儒术”的地位，最后通过科举制度，取得了对文化阶层的思想控制，从而在全社会形成了特权依附思想，这样，就扼杀了中国文化阶层的独立思考意识，到了近现代，面对各种思想观念，也就只能盲从一种，而在中国取得主流地位的共产主义学说，恰恰有着与儒家学说相同的排斥其他学说的性质，所以也就使得思想意识还未独立的中国文化阶层失去了独立意识的成长条件，到了改革开放以后，习惯于盲从的知识阶层眼看中共官方承认毛泽东思想遇到挫折，就毫不犹豫地投到看来另一种思想，也就是资本主义思想的门下，所以也就根本无法思考、认识和判断各种思想的正误，也就是缺乏甄别选择解决问题的方法的意识和能力。我之所以推崇毛泽东，就是因为他具备独立思考的精神，能把马列主义适应中国现实，进而取得胜利，对供给制的敏锐意识，只是这种独立思考精神的体现而已，虽然说他解决问题的方法错误了，但是不能就此完全否定他，因为即使西方在进步到近现代社会的过程中，也出现过不少的错误和波折，即使现在也存在，不过人家至少懂得尊重这些努力做事情的人，所以才能客观地分析经验教训，如果根据咱们中国知识分子的对人评判标准，那么西方的事情也会像咱们中国这样难办，只能等到没一点错误就一次性地将其带入伊甸园的上帝出现，至于我们中国，就只能等到孔子这个大圣人出现将他们变成奴隶主贵族享受特权了，不过这个好像连孔子自己都没做到吧，所以即使现在出现孔子这个儒家的大圣人，也会被他的后世门徒的口水淹死。
其三、儒家学说的扭曲变异导致中国知识阶层人格的不独立。说到这个也许有朋友不满意了，历史上不是有那些什么为维护儒家主张而犯颜直谏掉脑袋，或者躲起来不做官、号称什么天子不能臣的儒生士大夫吗？我们应该客观地看待他们，一个人、一个阶层或群体的人格独立，在于他们能提出并实现自己或自身群体的主张，而那些犯颜直谏的所谓忠臣，只不过是按照儒家的规则办事请，以此来求得忠君的名声罢了，并非是对自身主张的努力实现，反而是一些正统的儒生士大夫所诟病的历史人物，多少还能办点事情，例如明相李东阳。还有一类儒生士大夫，他们见公开进谏不行，就私下进谏，见直接进谏不行，就绕着弯子进谏，不过这也是以君主多少还明智，能接受他们的主张，能办成事，所以才受到士大夫们的赞誉，这也就是所谓的成者王侯，带来儒生士大夫认可的结果罢了，总归来说，儒生士大夫是依附于帝王，指望着帝王给他们做主办事的群体。至于那些遇事就躲起来称清高，或者干脆做隐士图名声的人，固然看来好象人格独立，可是我们别忘了大家是一个群体，把这些对群体的事务不闻不问、只能同享受，不能同患难的人当作效法的对象，那这个群体还有什么前途？所以在君主制年代，明智的君主根本不理会这些人，甚至会把这类人砍了脑袋当作反面教材杀鸡儆猴，例如姜太公，就砍了那个所谓“义不臣天子，不友诸侯”的“贤士”华士的脑袋，周公问他的时候，他是这样回答的，太公曰：“夫不臣天子，不友诸侯，望犹得臣而友之乎？望不得臣而友之，是弃民也；召之三不至，是逆民也。而旌之以为教首，使一国效之，望谁与为君乎？”也就是说，这人根本不尊重和不从属君主制下需要服从的君主，所以姜太公毫不犹豫地杀了他，免得齐国人效法——也不知道这人是否考虑过装病来周全社会礼节和制度，大概是骄傲到以为自己不受约束吧。固然历史记载没有说明姜太公是否有做得过度的地方，姜太公的这种手段也比较极端，但是却使得齐国因此没有懒惰的人，始终没有沦为弱小国家。后世儒生把这种人和遇到群体危难就“穷则独善其身”的做法当作理所当然的事情，我们对历代王朝一陷入乱局就很难改善的情况也就可以理解了。
有一件事情为历代儒生士大夫混淆，那就是孔子诛杀少正卯的事情：
少正卯与孔子同时。孔子之门人三盈三虚。孔子为大司寇，戮之于两观之下。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夫子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此，则不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以不诛也。”
儒生士大夫对此的评价是：华士虚名而无用，少正卯似有大用而实不可用。壬人佥士，凡明主能诛之；闻人高士，非大圣人不知其当诛也。唐萧瑶好奉佛，太宗令出家。玄宗开元六年，河南参军郑铣阳、丞郭仙舟投匦献诗。敕曰：“观其文理，乃崇道教，于时用不切事情，宜各从所好。”罢官度为道士。此等作用，亦与圣人暗合。如使佞佛者尽令出家，谄道者即为道士，则士大夫攻乎异端者息矣。
这就是把姜太公和孔子杀人的性质混为一谈了。从事理上看，少正卯时属于和孔子一样的传播学术的人，而且其学术显然比孔子更能吸引人和说服人，孔子一当官就杀了他，显然是属于嫉恨对方和排斥消灭对方的学术，否则的话，孔子和孔门弟子就会把少正卯那些所谓的小人学术拣出重要的来逐条批驳，作为儒家的骄傲写于经书来宣传了，唐太宗是把不务儒生士大夫的本职推崇佛教，和以推崇唐朝国教来求官的人贬斥来维护正常的统治秩序，与姜太公的事情不同，和孔子的事情也不同，只有分不清事理，专为排斥非儒家的治世学说的儒生士大夫才会把这些混淆在一起。
这种人格的不独立，和精神的不独立叠加在一起，就使得中国知识阶层对统治者，对某一看来优势的学说容易产生奴从心理，对孔子的盲目尊崇，也使得中国的知识阶层容易对学术的所有者产生奴从心理，我们知道，后世儒家对孔孟学说只有解释的权力，而没有否定的权力，但是好在孔孟都老早死了，不过人家西方的学术工作者却是一代代地传承着，也就是所有者，所以经过官方思想禁锢，又恢复到传统的儒生士大夫社会生态的中国知识阶层，也就自然而然地对西方人产生了奴从心理，也就是左派愤青指责的洋奴。举个例子，《环球时报》曾经堂而皇之地刊登过一位美国华人学者的文章，他叙述了这么件事情：他到美国后，一位美国学者和他成了朋友，对他很是照顾，有一天，他高兴之下称呼了那位美国学者的昵称，结果人家当时就勃然大怒，虽然怒气马上平息了，且也没说什么，但是他意识到人家并未在人格上平等对待他。这位华裔学者就慨叹中国人得到西方人的尊重看来路还很长，他还要为此而努力，当然也还要继续与人家做朋友……大家说吧，毛泽东是等着尼克松来上门来承认，这位却是上门去当下等人，还太然若素，虽然有点惆怅。所以说，那些让全体中国乘客等着误班机的外国人的官员们的心理也就可以理解了。毛泽东时代会有这种事情吗？！
即使人格不独立想做精神和人格奴仆也就罢了，既然你想解决中国的事情，那为什么不把洋大人请来中国考察和分析，而是去上门求教，难道洋大人是上帝，不出门就能知道中国是什么样子，该怎么做？大家想想，连人格和精神都不独立，怎么能去认识和判断西方人的思想和对中国的认识是否合理，怎么才能对中国起作用？又怎么能站在独立客观的角度思考问题？
其四、儒家学说对中国社会的扭曲变异造成的官本位，缺乏社会分工和协作的职业意识。儒家学说本来就是孔子为了恢复自己及其奴隶主贵族阶层的传统特权而创立的，而奴隶主贵族的权力垄断演化成儒家学说对社会管理职业的垄断，就使得把政治、社会理论、法律等诸多工作所需的知识混为一谈，都以为读了儒家的书就什么都能做，所以清末和民国的知识分子们也就延续了这一习惯——包括五四的青年们，所不同的只是把孔孟学说换成洋书罢了。到了建国后，官本位意识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是空前地强化了，因为以中国的传统观念学习苏联的体制，就使得各行各业的人都成了当官的，不仅在社会不健康时候腐蚀着各行各业，也使得社会必不可少的社会理论与观察分析工作者更难产生，中国的问题也就更难解决。
那就是所谓的“五四”造成的知识分子不务本行，一窝蜂地去搞政治，其实就是是传统弊病的表现，蔡元培先生当时尽管尽力营救学生，但也反对学生从政，他虽然基本上是从教育救国的百年大计出发，但是从当时中国的现实情况来看，他的做法也是对的，因为当时中国才接触西方思想，需要一定的时间和过程来学习和消化，以使西方思想切实有效地对中国发生作用。再者，从专业的角度考虑，尽管从政是需要有知识的人，但是如果没有知识分子从社会理论、社会考察和分析为从政者及整个社会提供必要的理论依据和政策依据，那么从政者的决策就会无的放失，甚至象没头的苍蝇一样到处乱撞，或者会从落后的传统知识和经验中进行决策——例如蒋总裁先生，抑或盲目听从不了解情况的外人的指手划脚——例如那二十八个布尔什维克，至于建国后的大跃进和文革，就更别说了，所以，一个社会不能欠缺重要的协作职业或群体。最后，没有了专职的理论研究，尽管后来知识分子们也有不少考察社会的活动，但是都因此欠缺了科学客观的理论指导，只能生搬硬套根据非中国文明圈得出的理论和经验，所以结果倒三不着俩也就可想而知了。
我看了些五四的资料，实在想不明白后面的人为什么那么推崇那些读过几天洋书的义和团，一个民族的激情固然重要，但是如果没有理智作为基础，那就会使得民族付出不应有的代价，就说曹、陆、章那三个人吧，虽然确实软弱，没能像一战之后的土耳其代表那样据理力争、尽力周旋，但是把问题归结于这三个人，实在有些过分，至少在以后的日子里，特别是抗战时期，他们都没当汉奸。当时无论是日本在中国的存在与否，都不取决于中国政府，而是取决于瓜分世界的列强，外交没有实力作为后盾，怎么能强硬得起来。就像现在的爱国青年指责前外交官吴建民软弱，可我尽管不赞同吴建民的一些观点，但是他说的一些观点，例如中国的韬光养晦至少还需要一百年我还是赞成的。爱国青年这样根本没有理据地指责人，实在是一种欠缺对相关资料了解和认识的非理性言论。
上述只不过述说了主要的根源，至于其他的枝节，限于篇幅就不要再扯下去了。仅从这些主要根源就可以看出，中国近现代从来不缺人，缺的只是科学客观的大脑，二者却又非是缺乏独立人格和精神的人所能具备的，好不容易有个毛泽东，还因为传统的君师合一意识——中国的传统意识也使得人们认可这个吧——而非职业性地大包大揽，以致出现了非职业性的错误，不过话又说回来，没有毛泽东的出现，恐怕中国连争取独立和建设现代社会基础的所需的大脑也没有吧。改革后缺乏毛泽东的后遗症不就出现了？假若我们的知识分子能早些担负起社会大脑的责任，会出现这种情况吗？
有些朋友也许认为我对知识分子过于苟责了，但是，一个民族健康和进步靠的是什么人探索和指导？不是有知识的人，难道是欠缺知识的工人和农民吗？清末和民国时期我国的知识分子才从儒家学说的禁锢中解放出来，还不能适应和形成独立意识可以说是自然的事情，建国后长期的思想限制下难以形成独立的思想意识也是情有可原，改革开放初期才从思想限制中解放出来，还不能对自己准确定位也可以理解，但是改革开放三十年后，从西方入侵将近二百年后的今天呢？我们的知识分子再不自立，再不有所作为，不要说历史和后人将怎么看我们，即使我们自己又怎么去自我面对？固然，现在的知识分子可能不长于政治，但是，难道连自己的本行也不擅长吗？固然，有些研究和创作目前国内环境还不允许，但是以知识分子的社会条件和自身素质，难道去不了国外，以知识分子的群体能力，难道支持不起为中国文化思想的复兴，为中国社会的健康进步，民族的强盛而作的研究吗？我认为我们这一代人只有能尽力为中国打下复兴的思想文化基础，也就是把社会健康进步和民族复兴所需的大脑建立起来并构造好，使得以后的社会行为不再缺乏大脑，才能无愧于心，无愧于民族和后人。
需要单独指出的是，中外都有这种通病，就是以为从事社会思想和文化工作，就借着这类工作的高尚或唯美而将自身凌驾于社会之上，或脱离于社会之外，法国二战时期知识分子们的这种意识就成了他们对民族不负责任，甚至和纳粹搅在一起的理由，使得法国知识界蒙羞。还有我国曾经发生过的请求赦免杀人的青年科学家死罪的事情。按道理说，社会分工再重要，再高尚，也是社会分工协作的一种，怎么能因此就能在人格和责任上特殊呢？就像美国的罗斯福总统虽然功绩伟大，但是也只是将自己的总统位置称之为领薪水的工作而已，所以，我喜欢美国的这点，即使以人文思想自负的欧洲也不及，何况在咱们中国这种等级特权观念严重的地方，不克服和消除这种意识是不行的。
本来还想写一节对于中国现实条件下，也就是在中共执政的条件下如何社会进步和健康的思考的，但是我的身体和经济条件不允许上网了，所以只能隔些日子再写。总之大道无形，只要愿意独立思考，敢于独立思考，善于科学客观地思考，在人的能力范围内就没什么不可能的事情。
我说过，从二十年前对社会问题发生兴趣，十几年前决定进行文化思想研究之后，我经过在病中断断续续的野狐禅研究，总算摸到了使得现有理论更进一层次和使得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适应现代和未来，并超越西方文化的脉络，只可惜大病好了以后小病又来了，这两年纯粹就病休了，所以希望能有机构或朋友支持我的研究，由于我欠缺系统的正规理论学习，所以希望能有一位或几位学识渊博的老师来帮我补好基础课，另外希望能有个能有便利在大图书馆学习和借书的工作，以我现在的身体和生活条件，我怕再这么消磨下去身体会垮了，导致研究本来成功在望而失败。当然，我现在也在尽力依靠自身力量来改善环境，如果拼力做到了，也就不用麻烦别人了。
其实以我的智力，如果不是为这研究和事业束缚的话，有什么不能做的！即使确实没有别的办法，下做到犯个差不多的罪也有牢饭可吃，甚至可以因为疾病的原因住院，也可以马马虎虎生存下去。只是从事了这个事业，上不得台面的事情就很难做出来了，也不能给自己弄上不光彩的记录了。
有意的朋友可以发信到以下的电子邮箱，我可以去单位临时上网看到：[email protected]
或者信寄：山西省晋中市经纬路256号榆次液压有限公司工会 王启明 030600
牛！！哈哈哈哈～～～
广义的思想启蒙运动，德先生赛先生就不说了，只说狭义的，为了保卫山东权益激发的五四运动，你所谓
“读过几天洋书的义和团”，到底做成了什么?
这些“读洋书的义和团”所制造、推动，并得到社会各界响应的爱国热潮，形成了巨大的社会和舆论压力，迫使当时在北京的政府，以及在巴黎的陆征祥放弃了原计划的“签约”决策，听从了国内各界，以及当时代表团中顾、施、王等强硬派的意见，最终拒签巴黎和约，改变了中国八十年来外交史上始拒终和的传统。
弱小中国的勇敢拒签行为，激化了日美之间的矛盾，以及美国国内的党派矛盾，引发美国连串国内政潮，“山东问题”变成国内热炒话题，最后美国人出来挺中国，召开华盛顿会议，迫使日本撤军并交换部分权益。
而如果当时中国签约，造成国际法上的既成事实，那么美国国内的反日派，将严重缺少可依靠的凭借，也就不可能有后面的华盛顿会议。
人必自助而后人助之，没有那些“读洋书的义和团”，就没有巴黎的拒签，就没有随后山东问题的转机!
你老兄读书太少了，先回去把李新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通史》和《中华民国史》通读一遍再出来做民史…
当时的行动太过激了
http://www.ccthere.com/article/2237299
昨天在单位上了一下网，看到回帖，所以再说说五四，放在才写完的帖子前面提提。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先驱者，都是有着传统文化底蕴的人，摆脱儒家学说的禁锢后，中华文明熏陶下的学习和理解能力都不是今天的教育水平下的人所能比的，例如说鲁迅对中国人的弊病的观察，就是建国后所不能及的，陈独秀先生所鄙薄的儒家扭曲成的“奴性逻辑”，直至今天，都没能完全克服的。这些先驱者真实的历史地位不是任何人能否定的，相对建国后的，我更喜欢民国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及其作品，即使是憧憬现在还没条件找的老婆，也是更喜欢民国时期的林徽因，儒家社会时期的李易安、红拂女（张说应该不会编没谱的事情吧），或者曹雪芹先生笔下的薛氏姐妹这类才德兼优的女人，所以个别朋友不必看到有些评论的话就激动，看见我批评五四先驱就以为我刻意贬低他们，事实上，即使是我最厌恶的儒家，其真正的优长之处我也从不否定，只是没必要，暂时不谈而已。不过，如果那些先驱者们真有能力克服传统的缺陷，肩负起历史使命，那中国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日本之后的另一非西方文明圈的列强了，可是蒋总裁的党国的胜利，和毛主席这样被知识分子视为另类的人最终还是依靠传统的农民运动来完成统一和独立，就证明了知识群体的不合格，和儒家社会的历史上一样，结束乱世的还是没文化的农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先驱者们只看到了中国人被儒家社会扭曲的人格上的奴性等弊病，却没看到精神上的奴性，所以无论是哪一派，都还是把自己局限在诠释别人的学说的框框里，既没兴趣结合理论考察别人的社会发展历程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以求真正理解透近代的思想，科学客观地思考怎样利用近代的思想和知识来服务于中国；也不能科学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进行理性的反思，搞清楚自己的优劣；更不能理性地反思自身群体，致力于完善自身群体的素质，思考怎么使得自身素质能够掌控和领导社会，从而做西方国家的知识群体逐渐形成的对知识性强的现代社会各领域的掌控和领导，特别是在中国清末变革失败，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如何合格地发挥知识群体应有的作用；而是“拿来”西方的思想课本后当作了新《四书五经》，甚至五四的大学生还没毕业就去一窝蜂地搞政治，结果这些搞政治的对中国的贡献还不如那些多少专注于各类专业的知识分子呢！所以他们不停的失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有意思的是，我看民国时期的资料，去国外留学的人的专业中，怎么没见过有学农的，还有自己去学军工的——组织去学的倒应该见过，这些类专业属于儒家社会的“小人”行当，不过好像都是当时中国所急需和普遍需求的吧，也许是我看的资料少，孤陋寡闻？那位朋友说的还是对的，这些年境况一直很差，容许我读书的空闲很少，也没条件接触到多少书，所以自己确实因为知识浅薄而羞愧和焦躁，这下被人看出来就更难为情了。若有必须的时间和条件的话……就应该不会不长进地糟蹋知识和条件，现在大概就可以基本完成研究，从而为民族长点脸了——尽管或许只能长一点点，那样就能以延续了先驱者们的事业而无愧于心，而非是象儒家式的孝子贤孙那样，只是在遵循先辈的言行，扒啃先辈的遗产，乃至富不过三代式的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是败家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才真的会感到害臊。
有的朋友把我的分析归结成心理分析了，好象是学费洛伊德拿心理学解释社会似的，我真诚地建议这类朋友的思维客观点，视野广阔点，从社会这个全面的角度考虑问题。要说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医学吧，仅是人类了解自身和自然界的知识的一部分，远远不是全部，当然反过来说，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医学，也不是社会分析所需的全部，只要理解了这点，就比较好理解我的上文了，我只是分析里也许触及了点医学方面的东西吧了，或者说，所分析到的弊病也许包括了医学方面的东西吧，不过我不懂医学，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包括了。再不嫌絮叨地说，就是群体的人格心理和精神因素也是分析社会历史所需要了解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对各国各民族的了解也就包括这些，例如人们经常说的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精神，阿拉伯人的偏躁。
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说到底是由人构成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因素影响和塑造人，但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主体，文化思想以及各类社会因素也是人所塑造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民族如何存在和发展，既取决于社会，也取决于人，群体素质越好，相对其他民族也就越优秀，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更有前途，也更强盛，反过来说，人的素质越片面，甚至缺乏自身群体和民族自立发展所需的要素，那么这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当一个民族发生问题却长久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社会，一方面是人。
在这种分析中，最难办的就是社会和人的缺陷形成了稳固的制衡，使之很难进步，或者说暂时还没有认识到使之进步的方法，例如伊斯兰社会即是最好的典型，和伊斯兰社会比较起来，我们中国的儒家社会还没完善到伊斯兰社会那种程度，因为即使是儒家社会，儒生士大夫习惯作思想理论的从属和诠释者，而非是掌握和使用的主人，所以他们还能从一种从属对象转属于另一种从属对象，并且在各种从属对象之间随着时势的不同而随意转换着，转换的对象自然是看来比较美丽或者强壮的了，当然这使他们看来象只能三从四德却不会当家作主的女人——中共的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虽然鄙俗，但是这些从血与火中斗争出来的人斗争经验丰富，阅历多，所以还是很有政治眼光的。例如当年的右派，解放前大多是非共产主义的群体吧，反右时真正坚持认为自己相对没有错误的并没几个，相反大多是真诚地进行悔改，甚至做出甘冒危险在悬崖上刻出“毛主席万岁”的标语来赎罪的“壮举”，到改革后自然是如梦初醒，又投身于资本主义的门下，对毛泽东的一切咬牙切齿、深恶痛绝，这就转了个轮回，更别提以后又回到实际上是传统儒家社会的官僚特权意识上的那些人了。我承认人的认知水平是有个人和历史局限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缺乏独立人格和精神的缺陷，知识分子就很难成为具备章乃器那样的人格，自始至终坚持自身观念的群体，即使其认识不一定全对，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就能在社会观察与思考中逐渐形成更加客观的认识，并坚持下去，如果这样的人多到形成一个能对社会进行全面观察与思考、并推动社会进步的群体，那么对民族、对社会的认识也就会更加全面，社会进步的进程不管如何缓慢，也会形成前进的趋势。历史是给我们提供经验教训的，不从经验教训中充实改善自己，很容易会重复历史的错误。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要死要面子，把自己说成是一贯正确的，如果知识分子们真的一贯正确，那早在清末或民初就把中国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使中国早早就超英赶美了。死要面子只会丢更多的面子。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想做成一件个人的事情都很不容易，更何况是一个民族的健康和进步，所以我们的知识分子最好不要存什么走捷径、做便宜事情的念头，就像对于个人的自由，以中国的现实情况不从社会基础上一丝一毫地做起是不行的，冒失地将一些看来容易达到的自由放开，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对未来的社会健康和进步反而会更不利，例如开放性自由，反而使得大学宿舍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带有些青楼性质和形式的地方，这即是在对色最宽容的日本，也是很难想象的，与西方建立在自立自主社会基础上的自由更是南辕北辙；再如允许大学生结婚，反而会使大学生更加依靠家族而失去自立意识，这就使得社会观念反而向儒家原始部落式的小农宗法意识倒退，而非是象欧洲那样从贵族领主的属民进步为民族和国家的公民，各种错失纠合在一起，就使得社会整体的素质没落，支持和致力于社会健康和进步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难以为继。不要说别的，我虽然不清楚“当年明月”的事情，但是看了看他的东西，无论是文章还是观点，都觉得很是肤浅轻躁，这样的东西都能得到一定范围的支持，只能说明现在、或者这一代的人还不如二十年前那一代，从以前政治上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没落到学术上了；大家都知道，便宜事情是做不得的，凡事都是一分汗水一分收获，甚至在艰苦环境下是十分汗水一分收获，只有扎扎实实地做事情，才会逐渐取得真正的成绩，“当年明月”的东西在中国目前的人文素质下受一部分人欢迎，或者引起了浮躁和急功近利者的共鸣，但是如果让学术态度认真的外国人看了，大概就又会受到类似当年那位德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奚落了。象现在的知识分子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例如那些被网民称为“砖家、叫兽”的言行，只能使社会其他群体对他们反感，并牵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是那样的呀，可是你们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事情没见多少，破坏自身群体形象的例子却随处可见。虽然俗语有话说“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可是如果臭肉所占的比例实在小，或者知识分子使人们逐渐感到他们和那些臭肉不是一类人，那臭肉对他们还有影响吗？说到底还是自己做的不好，没做成事情，或者不做事，抑或好心办坏事，才让人们会记住这些做“事情”的臭肉。
上文提到过社会分工，就是说人各有所长，而且社会进步和健康也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所能完成的硬要那么做的话，就需要这个人是毛泽东那样的千百年难得一见之才，或这个群体的素质特别的优秀，付出的代价自然也会分外的大，以我所能观察到的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知识分子能把自己的本行做好就不错了，政治方面最好谨慎点，因为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基础，要取得进步，就必须有真正擅长政治的优秀的政治群体及必要的支持力量，而且还必须有一些真正的大政治家作为领导，什么是大政治家呢，象毛泽东、周恩来那样的人就是，他们既能精准地认识形势，也善于利用或制造形势，并以毛泽东式的阳谋堂堂正正地取得胜利，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文明历史沉积的结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们自问一下，以目前的群体素质，能产生这样的人吗？若说是想依靠点政客的技俩就想成功，那是开玩笑，中国的政客和官僚历来多如牛毛，别指望业余政客能玩过这么多职业政客和官僚，而且，那样的人即使成功了，也不可能有能力控制和引导国家，否则北洋时期的文人们早就成功了，何况，太平时期政客或许可以混世，需要艰苦创建的时候却非政治家不可。
我相信，虽然我资讯严重闭塞，资料严重缺乏，但是我私下认为这个判断还是基本上没错的。有些人可能以为资本经济因素成了气候以后就会影响社会，那是错误的想法和做法，社会进步靠的是全面的社会基础，所谓的落后国家的资本家，其实和旧时侯的豪强地主及官僚地主差不多，只会将金钱作为根本的目标，缺乏西方现代观念只会使资本家更为不择手段，封闭环境下资本家的掠夺和压榨，与豪强地主集团所带来的社会崩溃结果也不会有多大差别。脱离了广大社会阶层去钻空子，只会把自己的路子越钻越小，最后只能成为依附的应声虫。所以我建议知识分子们别老想着便宜事情了，在中国这种地方做正事，是最难讨便宜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搞政治没有相应的知识也是不行的，否则就会象没文化的大流氓刘邦那样受叔孙通之流的蛊惑，象缺乏现代知识的毛泽东那样在社会建设时期犯错。我们的知识分子现在还摆脱不了传统儒生士大夫的弊病，难以自立，也难以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这是唐朝以后儒生士大夫代替以往的豪强地主、士族和军事贵族成为社会中坚之后的表现就逐渐根深蒂固的缺陷，以后成事的都是游民兵痞和游牧民族的酋长，例如五代后周太祖和世祖，朱元璋，蒙古人和满人，这是对儒生士大夫的知识和社会地位的莫大讽刺，特别是拖在脑后三百年，末了还哭闹着舍不得改掉的小辫子，简直就是民族和文明的耻辱了！若不不克服传统的弊病，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就起不了作用，甚至会起负作用。甚至我担心，西方现代思想会在中国变味，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不说，还会变异成新的小辫子。
我认为，我们的知识分子若能扎扎实实地在自身擅长的领域做好事情，以求一两代人的时间内群体社会素质达到进步所需的水准，那中国的未来还有希望，例如擅长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能在一半代的时间里基本完成对思想文化的思考，社会的考察和分析，擅长教育的人能使得教育界恢复到社会条件所允许达到的正常状态，擅长文艺的即使不能对现实作出反映，也使大众对历史和文化有个客观的直观认识，能使文艺恢复一定的正常状态，等等，等等，就是为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基础和人文素质做积累了。我前几天见有个论坛的人说现在中国不可能有理论的突破，因为那需要一个人有多么深厚博大的知识，云云。这么说吧，我这野狐禅出身的研究，是无意中摆脱传统羁绊后，在长时间断断续续的研究中误打误撞地把握住使目前的社会理论更进一层，并使中国传统文化经过革新后使之适应现代和未来，并超越西方的脉络的，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基础不足，研究条件更不足，所以才需要充实自身，进一步印证和清晰认识，不过总算把最难的部分把握住了，剩下的相对就容易了。我这辈子能把这些基本阐述出来就满足了，至于其他庞大的工作，我十辈子也做不完，这就是一个人能力的局限，即使在自身追求的范围内，也存在着局限。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不必对自己的民族没信心。几千年的文明沉积，使得我们的文明有着其他文明不及的诸多优长，在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出现毛泽东那样在思想上对现代世界产生影响的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还有深受中华文明熏陶的日本能成为近代非西方文明圈之外唯一的列强也是个例子，研究中华文明与中国社会，与其盯着西方，还不如去研究中国自身和日本才算是王道。
人家西方不像咱们中国人这么只看重自家的功名，把别人的努力也看成是追求自家的功名，天然地就当成异类，而非是当成竞争对象来反感排斥，只有看到了太平治世才会……所以西方的知识分子才能进行社会协作——当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竞争，不仅是社会分工的协作，还有单一领域内的竞争和协作，所以西方的文化思想才会日新月异，在文明竞争中后来居上。我们中国的有些人意识里，还是摆脱不了要不就像毛泽东、孔夫子那样大包大揽做圣人，甚至内圣外王，要不就“明智”地什么也不做，只等着有人来大包大揽，这样怎么能做成事情呢？欧洲的社会进步，不是靠单一个人或群体，靠的是擅长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各种各样的人的通力合作，开始或许是个别或一些人尝试冲破教会的枷锁，可是后来靠的却是逐渐形成的完整的社会力量。有些人天天看西方的东西，甚至现在可能生活在西方，可是却没真正学到西方的东西。只看到别人的成功，却不看别人怎么成功的，那怎么行呢？
即使以中国的现实条件，只要领导阶层有魄力和条件，逐步实现社会进步并非不可能。怎么做呢？那就是以党内民主和相应的法制来解决目前的社会问题。设想一下，如果使中共的理论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只取其优长，主要以从现代社会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和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在宪法上明确实际操作中的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模式，那就可以解脱中共的疑虑，以变通的模式实行现代社会的三权制衡了。其中可以用法律规定，一定层次和某些强力部门的主官由中共推出的选举人来选举，基层的主官可以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选举，其他部门的主观可以划分给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定的名额，解决了这样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中共领导权的理论和操作，其他什么党政分开，以及社会、经济领域的其它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就能用专业性、技术性的方法，而非象以前那样带着政治方法来解决问题了。我认为这是稳步实现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途径，不过就怕拼命追逐权力和死死抓住权力不放的人太多，而真正想致力于社会健康和进步的人太少了，导致这只能是一个书面上的方案。至于国外的看法倒不是什么问题。其实，建国初期要是实行初步的共产主义模式，包括由革命年代的供给制发展的公平适宜的社会分配制度，那样虽然以当时的人的素质和认识水平的历史局限，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是留给今天的问题一定会少得多，可惜毛泽东对马列模式的质疑没有进行到底。要说理论上的问题，所谓大道无形，只要社会模式能带来真正的阶段性进步，并为下一阶段的进步保留余地，就是合理的，现代社会也只是在西方文明圈内实现了，从落后阶段进步到现代阶段的理论认识，说起来还是很贫乏的。这是以我摸到脉络的社会理论的思维，在现有的理论范围内对中国问题的一种变通性解决方案，若我的理论研究成功，那么以后第三世界如何进步到现代社会，就不存在什么社会理论上的问题了，都能因地制宜地设计出其从目前阶段进入现代社会的相应答案——也就是说，所谓的民主国家的“民主试验田” 以后就成功在望了。真正科学客观的社会理论，应该是能解答和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的，而非是制造新的问题。我固然是个很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既然从事研究社会理论，终归也是为了服务于整个人类。
我目前的困窘处境，确实需要同仁的支持，我十几年在病中不能自主的恶劣情况下都是能勉强支持，就勉强支持，若非确实无可奈何，成功之前也绝不会公开自己的情况。当然我自己也正在尽力努力，使自己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能不再时时为生存担忧，安静地完成研究。希望同仁们能认识到我这研究的目的，和研究成功后对中国的作用。最后，很惭愧地提醒同仁们的是，我不懂外文，所以若想联系和帮忙，请最好别用外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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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说当年明月的东西不好，可人家起码是老老实实啃完明实录的；他的东西也许深度不够，但在给大众·普及·明史基本知识方面功不可没。
而你自己呢? 读书又少废话又多……
就算小城市里，图书馆总有吧?
第一，我也很讨厌天涯煮酒的那俩斑竹，所以看到开仗，才没有掺和进去。对于当年明月，我干脆说了吧，文史普及这类书籍，和科普书籍一样，最基本的要求，除了易懂——非通俗，更重要的是准确无误，在观点上，除非论证无误，才能采用，请问他的文文能做到这点吗？请教那些普及类书籍，需要什么水平的人才能写？不用你说，俺也说了自己确实基础不足，资料少，论证不足，所以才只敢提出一些观点和网友讨论！不过还是要感谢你的提醒，这样可以使俺多点保证避免自己忘了～
第二，若提出新颖的观点，就需要起码象吴思那样，论证到一定程度才能出书成文，这样才是对学术的负责。当年明月如果能耐下性子，把儒家社会统治阶层的，主要是儒生群体的形态、即使只是儒生官僚的形态研究清楚，那么他至少可以取得一定的学术成绩，而非是现在的四不象。
至于说我们小城，确实有图书馆，我也确实办过借书证，不过为生活所迫，退证了！至于你把我的疾病说成懒，请问你的根据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