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最后，试析近二百年来中国社会进步艰难的根源 -- 明日天涯

昨天在单位上了一下网，看到回帖，所以再说说五四，放在才写完的帖子前面提提。新文化运动的那些先驱者，都是有着传统文化底蕴的人，摆脱儒家学说的禁锢后，中华文明熏陶下的学习和理解能力都不是今天的教育水平下的人所能比的，例如说鲁迅对中国人的弊病的观察，就是建国后所不能及的，陈独秀先生所鄙薄的儒家扭曲成的“奴性逻辑”，直至今天，都没能完全克服的。这些先驱者真实的历史地位不是任何人能否定的，相对建国后的，我更喜欢民国时期的那些知识分子及其作品，即使是憧憬现在还没条件找的老婆，也是更喜欢民国时期的林徽因，儒家社会时期的李易安、红拂女（张说应该不会编没谱的事情吧），或者曹雪芹先生笔下的薛氏姐妹这类才德兼优的女人，所以个别朋友不必看到有些评论的话就激动，看见我批评五四先驱就以为我刻意贬低他们，事实上，即使是我最厌恶的儒家，其真正的优长之处我也从不否定，只是没必要，暂时不谈而已。不过，如果那些先驱者们真有能力克服传统的缺陷，肩负起历史使命，那中国在民国时期就已经是日本之后的另一非西方文明圈的列强了，可是蒋总裁的党国的胜利，和毛主席这样被知识分子视为另类的人最终还是依靠传统的农民运动来完成统一和独立，就证明了知识群体的不合格，和儒家社会的历史上一样，结束乱世的还是没文化的农民，这不能不说是一种讽刺。先驱者们只看到了中国人被儒家社会扭曲的人格上的奴性等弊病，却没看到精神上的奴性，所以无论是哪一派，都还是把自己局限在诠释别人的学说的框框里，既没兴趣结合理论考察别人的社会发展历程到底是怎么回事情，以求真正理解透近代的思想，科学客观地思考怎样利用近代的思想和知识来服务于中国；也不能科学客观地对待自己的传统文化，从儒家思想的禁锢中解放后对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社会进行理性的反思，搞清楚自己的优劣；更不能理性地反思自身群体，致力于完善自身群体的素质，思考怎么使得自身素质能够掌控和领导社会，从而做西方国家的知识群体逐渐形成的对知识性强的现代社会各领域的掌控和领导，特别是在中国清末变革失败，处于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如何合格地发挥知识群体应有的作用；而是“拿来”西方的思想课本后当作了新《四书五经》，甚至五四的大学生还没毕业就去一窝蜂地搞政治，结果这些搞政治的对中国的贡献还不如那些多少专注于各类专业的知识分子呢！所以他们不停的失败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有意思的是，我看民国时期的资料，去国外留学的人的专业中，怎么没见过有学农的，还有自己去学军工的——组织去学的倒应该见过，这些类专业属于儒家社会的“小人”行当，不过好像都是当时中国所急需和普遍需求的吧，也许是我看的资料少，孤陋寡闻？那位朋友说的还是对的，这些年境况一直很差，容许我读书的空闲很少，也没条件接触到多少书，所以自己确实因为知识浅薄而羞愧和焦躁，这下被人看出来就更难为情了。若有必须的时间和条件的话……就应该不会不长进地糟蹋知识和条件，现在大概就可以基本完成研究，从而为民族长点脸了——尽管或许只能长一点点，那样就能以延续了先驱者们的事业而无愧于心，而非是象儒家式的孝子贤孙那样，只是在遵循先辈的言行，扒啃先辈的遗产，乃至富不过三代式的一代不如一代，甚至是败家子，如果是这样的话，我才真的会感到害臊。

有的朋友把我的分析归结成心理分析了，好象是学费洛伊德拿心理学解释社会似的，我真诚地建议这类朋友的思维客观点，视野广阔点，从社会这个全面的角度考虑问题。要说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医学吧，仅是人类了解自身和自然界的知识的一部分，远远不是全部，当然反过来说，包括心理学在内的医学，也不是社会分析所需的全部，只要理解了这点，就比较好理解我的上文了，我只是分析里也许触及了点医学方面的东西吧了，或者说，所分析到的弊病也许包括了医学方面的东西吧，不过我不懂医学，也不知道是否真的包括了。再不嫌絮叨地说，就是群体的人格心理和精神因素也是分析社会历史所需要了解的部分，比如说我们对各国各民族的了解也就包括这些，例如人们经常说的德国人和日本人的精神，阿拉伯人的偏躁。

一个群体，一个民族，说到底是由人构成的，文化思想和社会因素影响和塑造人，但是人毕竟是社会的主体，文化思想以及各类社会因素也是人所塑造的，也就是说一个人、一个民族如何存在和发展，既取决于社会，也取决于人，群体素质越好，相对其他民族也就越优秀，那么这个民族也就更有前途，也更强盛，反过来说，人的素质越片面，甚至缺乏自身群体和民族自立发展所需的要素，那么这个民族的存在和发展就会产生问题，所以当一个民族发生问题却长久得不到解决的时候，我们就需要从两方面分析，一方面是社会，一方面是人。

在这种分析中，最难办的就是社会和人的缺陷形成了稳固的制衡，使之很难进步，或者说暂时还没有认识到使之进步的方法，例如伊斯兰社会即是最好的典型，和伊斯兰社会比较起来，我们中国的儒家社会还没完善到伊斯兰社会那种程度，因为即使是儒家社会，儒生士大夫习惯作思想理论的从属和诠释者，而非是掌握和使用的主人，所以他们还能从一种从属对象转属于另一种从属对象，并且在各种从属对象之间随着时势的不同而随意转换着，转换的对象自然是看来比较美丽或者强壮的了，当然这使他们看来象只能三从四德却不会当家作主的女人——中共的工农干部对知识分子的评价虽然鄙俗，但是这些从血与火中斗争出来的人斗争经验丰富，阅历多，所以还是很有政治眼光的。例如当年的右派，解放前大多是非共产主义的群体吧，反右时真正坚持认为自己相对没有错误的并没几个，相反大多是真诚地进行悔改，甚至做出甘冒危险在悬崖上刻出“毛主席万岁”的标语来赎罪的“壮举”，到改革后自然是如梦初醒，又投身于资本主义的门下，对毛泽东的一切咬牙切齿、深恶痛绝，这就转了个轮回，更别提以后又回到实际上是传统儒家社会的官僚特权意识上的那些人了。我承认人的认知水平是有个人和历史局限的，但是如果没有这种缺乏独立人格和精神的缺陷，知识分子就很难成为具备章乃器那样的人格，自始至终坚持自身观念的群体，即使其认识不一定全对，但是在以后的日子里，就能在社会观察与思考中逐渐形成更加客观的认识，并坚持下去，如果这样的人多到形成一个能对社会进行全面观察与思考、并推动社会进步的群体，那么对民族、对社会的认识也就会更加全面，社会进步的进程不管如何缓慢，也会形成前进的趋势。历史是给我们提供经验教训的，不从经验教训中充实改善自己，很容易会重复历史的错误。我们的知识分子不要死要面子，把自己说成是一贯正确的，如果知识分子们真的一贯正确，那早在清末或民初就把中国的命运把握在自己手里，使中国早早就超英赶美了。死要面子只会丢更多的面子。

我们都知道，一个人想做成一件个人的事情都很不容易，更何况是一个民族的健康和进步，所以我们的知识分子最好不要存什么走捷径、做便宜事情的念头，就像对于个人的自由，以中国的现实情况不从社会基础上一丝一毫地做起是不行的，冒失地将一些看来容易达到的自由放开，只会得到适得其反的结果，对未来的社会健康和进步反而会更不利，例如开放性自由，反而使得大学宿舍成了世界上独一无二的带有些青楼性质和形式的地方，这即是在对色最宽容的日本，也是很难想象的，与西方建立在自立自主社会基础上的自由更是南辕北辙；再如允许大学生结婚，反而会使大学生更加依靠家族而失去自立意识，这就使得社会观念反而向儒家原始部落式的小农宗法意识倒退，而非是象欧洲那样从贵族领主的属民进步为民族和国家的公民，各种错失纠合在一起，就使得社会整体的素质没落，支持和致力于社会健康和进步的人越来越少，以致难以为继。不要说别的，我虽然不清楚“当年明月”的事情，但是看了看他的东西，无论是文章还是观点，都觉得很是肤浅轻躁，这样的东西都能得到一定范围的支持，只能说明现在、或者这一代的人还不如二十年前那一代，从以前政治上的浮躁和急功近利，没落到学术上了；大家都知道，便宜事情是做不得的，凡事都是一分汗水一分收获，甚至在艰苦环境下是十分汗水一分收获，只有扎扎实实地做事情，才会逐渐取得真正的成绩，“当年明月”的东西在中国目前的人文素质下受一部分人欢迎，或者引起了浮躁和急功近利者的共鸣，但是如果让学术态度认真的外国人看了，大概就又会受到类似当年那位德国学者对中国当代文学的奚落了。象现在的知识分子在国人心目中的形象并不好，例如那些被网民称为“砖家、叫兽”的言行，只能使社会其他群体对他们反感，并牵累整个知识分子群体。也许有人会说，我们大部分知识分子不是那样的呀，可是你们树立自己良好形象的事情没见多少，破坏自身群体形象的例子却随处可见。虽然俗语有话说“一块臭肉坏了满锅汤”。可是如果臭肉所占的比例实在小，或者知识分子使人们逐渐感到他们和那些臭肉不是一类人，那臭肉对他们还有影响吗？说到底还是自己做的不好，没做成事情，或者不做事，抑或好心办坏事，才让人们会记住这些做“事情”的臭肉。

上文提到过社会分工，就是说人各有所长，而且社会进步和健康也不是一个人或一个群体所能完成的硬要那么做的话，就需要这个人是毛泽东那样的千百年难得一见之才，或这个群体的素质特别的优秀，付出的代价自然也会分外的大，以我所能观察到的目前情况来看，我们的知识分子能把自己的本行做好就不错了，政治方面最好谨慎点，因为以中国目前的社会基础，要取得进步，就必须有真正擅长政治的优秀的政治群体及必要的支持力量，而且还必须有一些真正的大政治家作为领导，什么是大政治家呢，象毛泽东、周恩来那样的人就是，他们既能精准地认识形势，也善于利用或制造形势，并以毛泽东式的阳谋堂堂正正地取得胜利，这样的人才，是中华文明历史沉积的结果，我们的知识分子们自问一下，以目前的群体素质，能产生这样的人吗？若说是想依靠点政客的技俩就想成功，那是开玩笑，中国的政客和官僚历来多如牛毛，别指望业余政客能玩过这么多职业政客和官僚，而且，那样的人即使成功了，也不可能有能力控制和引导国家，否则北洋时期的文人们早就成功了，何况，太平时期政客或许可以混世，需要艰苦创建的时候却非政治家不可。

我相信，虽然我资讯严重闭塞，资料严重缺乏，但是我私下认为这个判断还是基本上没错的。有些人可能以为资本经济因素成了气候以后就会影响社会，那是错误的想法和做法，社会进步靠的是全面的社会基础，所谓的落后国家的资本家，其实和旧时侯的豪强地主及官僚地主差不多，只会将金钱作为根本的目标，缺乏西方现代观念只会使资本家更为不择手段，封闭环境下资本家的掠夺和压榨，与豪强地主集团所带来的社会崩溃结果也不会有多大差别。脱离了广大社会阶层去钻空子，只会把自己的路子越钻越小，最后只能成为依附的应声虫。所以我建议知识分子们别老想着便宜事情了，在中国这种地方做正事，是最难讨便宜的。

不过需要指出的是，搞政治没有相应的知识也是不行的，否则就会象没文化的大流氓刘邦那样受叔孙通之流的蛊惑，象缺乏现代知识的毛泽东那样在社会建设时期犯错。我们的知识分子现在还摆脱不了传统儒生士大夫的弊病，难以自立，也难以具备政治家的素质，这是唐朝以后儒生士大夫代替以往的豪强地主、士族和军事贵族成为社会中坚之后的表现就逐渐根深蒂固的缺陷，以后成事的都是游民兵痞和游牧民族的酋长，例如五代后周太祖和世祖，朱元璋，蒙古人和满人，这是对儒生士大夫的知识和社会地位的莫大讽刺，特别是拖在脑后三百年，末了还哭闹着舍不得改掉的小辫子，简直就是民族和文明的耻辱了！若不不克服传统的弊病，知识分子在政治上就起不了作用，甚至会起负作用。甚至我担心，西方现代思想会在中国变味，起不到应有的作用不说，还会变异成新的小辫子。

我认为，我们的知识分子若能扎扎实实地在自身擅长的领域做好事情，以求一两代人的时间内群体社会素质达到进步所需的水准，那中国的未来还有希望，例如擅长社会思想和文化的，能在一半代的时间里基本完成对思想文化的思考，社会的考察和分析，擅长教育的人能使得教育界恢复到社会条件所允许达到的正常状态，擅长文艺的即使不能对现实作出反映，也使大众对历史和文化有个客观的直观认识，能使文艺恢复一定的正常状态，等等，等等，就是为现在和未来的社会基础和人文素质做积累了。我前几天见有个论坛的人说现在中国不可能有理论的突破，因为那需要一个人有多么深厚博大的知识，云云。这么说吧，我这野狐禅出身的研究，是无意中摆脱传统羁绊后，在长时间断断续续的研究中误打误撞地把握住使目前的社会理论更进一层，并使中国传统文化经过革新后使之适应现代和未来，并超越西方的脉络的，由于缺乏系统的教育，基础不足，研究条件更不足，所以才需要充实自身，进一步印证和清晰认识，不过总算把最难的部分把握住了，剩下的相对就容易了。我这辈子能把这些基本阐述出来就满足了，至于其他庞大的工作，我十辈子也做不完，这就是一个人能力的局限，即使在自身追求的范围内，也存在着局限。我们中国的知识分子实在不必对自己的民族没信心。几千年的文明沉积，使得我们的文明有着其他文明不及的诸多优长，在落后的社会基础上出现毛泽东那样在思想上对现代世界产生影响的人就是最好的例子，同时还有深受中华文明熏陶的日本能成为近代非西方文明圈之外唯一的列强也是个例子，研究中华文明与中国社会，与其盯着西方，还不如去研究中国自身和日本才算是王道。

人家西方不像咱们中国人这么只看重自家的功名，把别人的努力也看成是追求自家的功名，天然地就当成异类，而非是当成竞争对象来反感排斥，只有看到了太平治世才会……所以西方的知识分子才能进行社会协作——当然也存在各种各样的竞争，不仅是社会分工的协作，还有单一领域内的竞争和协作，所以西方的文化思想才会日新月异，在文明竞争中后来居上。我们中国的有些人意识里，还是摆脱不了要不就像毛泽东、孔夫子那样大包大揽做圣人，甚至内圣外王，要不就“明智”地什么也不做，只等着有人来大包大揽，这样怎么能做成事情呢？欧洲的社会进步，不是靠单一个人或群体，靠的是擅长政治、军事、文化思想等各种各样的人的通力合作，开始或许是个别或一些人尝试冲破教会的枷锁，可是后来靠的却是逐渐形成的完整的社会力量。有些人天天看西方的东西，甚至现在可能生活在西方，可是却没真正学到西方的东西。只看到别人的成功，却不看别人怎么成功的，那怎么行呢？

即使以中国的现实条件，只要领导阶层有魄力和条件，逐步实现社会进步并非不可能。怎么做呢？那就是以党内民主和相应的法制来解决目前的社会问题。设想一下，如果使中共的理论摆脱苏联模式的束缚，只取其优长，主要以从现代社会对马克思思想的认识和毛泽东思想作为理论依据，在宪法上明确实际操作中的中共领导下的多党合作制的模式，那就可以解脱中共的疑虑，以变通的模式实行现代社会的三权制衡了。其中可以用法律规定，一定层次和某些强力部门的主官由中共推出的选举人来选举，基层的主官可以让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参与选举，其他部门的主观可以划分给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人士一定的名额，解决了这样的关键问题——也就是中共领导权的理论和操作，其他什么党政分开，以及社会、经济领域的其它问题就可以迎刃而解，就能用专业性、技术性的方法，而非象以前那样带着政治方法来解决问题了。我认为这是稳步实现中国社会进步的一种途径，不过就怕拼命追逐权力和死死抓住权力不放的人太多，而真正想致力于社会健康和进步的人太少了，导致这只能是一个书面上的方案。至于国外的看法倒不是什么问题。其实，建国初期要是实行初步的共产主义模式，包括由革命年代的供给制发展的公平适宜的社会分配制度，那样虽然以当时的人的素质和认识水平的历史局限，解决不了所有问题，但是留给今天的问题一定会少得多，可惜毛泽东对马列模式的质疑没有进行到底。要说理论上的问题，所谓大道无形，只要社会模式能带来真正的阶段性进步，并为下一阶段的进步保留余地，就是合理的，现代社会也只是在西方文明圈内实现了，从落后阶段进步到现代阶段的理论认识，说起来还是很贫乏的。这是以我摸到脉络的社会理论的思维，在现有的理论范围内对中国问题的一种变通性解决方案，若我的理论研究成功，那么以后第三世界如何进步到现代社会，就不存在什么社会理论上的问题了，都能因地制宜地设计出其从目前阶段进入现代社会的相应答案——也就是说，所谓的民主国家的“民主试验田” 以后就成功在望了。真正科学客观的社会理论，应该是能解答和解决人类社会的所有问题的，而非是制造新的问题。我固然是个很顽固的民族主义者，但是既然从事研究社会理论，终归也是为了服务于整个人类。

我目前的困窘处境，确实需要同仁的支持，我十几年在病中不能自主的恶劣情况下都是能勉强支持，就勉强支持，若非确实无可奈何，成功之前也绝不会公开自己的情况。当然我自己也正在尽力努力，使自己能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问题，能不再时时为生存担忧，安静地完成研究。希望同仁们能认识到我这研究的目的，和研究成功后对中国的作用。最后，很惭愧地提醒同仁们的是，我不懂外文，所以若想联系和帮忙，请最好别用外文。

• 我并没说该签约,只是说不该那么对待那三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