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哈哈，很有意思啊。 -- 史文恭

我说这几点：

第一，从这件事情来看，刘用这种方式放掉这61人，是有功的。他的动机是为了革命，结果是这61人很多出来后都帮助TG打开了华北的工作局面。从实用主义角度，这个做法没有错。从形式来说，就算有问题（这个你们和史教头争得够多，更专业，我就不掺和），规矩是死的，人是活的。不过当时华北情况危急，通讯不发达，时间有限，刘又到北平不久，人脉不足，缺少人手。所以刘也是不得已而为之。你说刘的这种方式对这61人不负责。这是从后来看。三十年代TG的地下活动和军事斗争都是很残酷的，有今天没有明天很正常。很难说这些人出来后会不会有很快牺牲。刘自己也未必知道自己能活到哪天，更未必料到44年飞黄腾达。恐怕刘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只是针对当时的情况而已，未必有先知先觉考虑到文革那一天。考虑到这件事情是在36年春天发生，西安事变还没有发生，国共还在敌对，加上华北还有日本人，情况是复杂。

第二，刘后来在党内地位上升，有一个贡献就是开创了白区斗争的新局面。我对这件事情的看法就是，他对不对的标准不是跟杨开慧和瞿秋白比怎样，而是是否对革命有贡献。你可以用就义来对革命贡献，也可以用这种方式对革命贡献。斗争形式是很多的。

第三，这些人解放后没有出来讲清楚，出来讲清楚恐怕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不但涉及自己，还要麻烦到自己的同党。如果刘不倒台，能从毛和平接班，这件事情也永远不是问题（除非他们在刘的当权时代自己政治斗争失意，当然给的罪名肯定不会提到刘）。

我十多年前看过一个电视剧《潘汉年》，说潘去跟汪伪要员接触，被他们挟持去见汪精卫。回来向老毛报告，没有说见到汪精卫的事情。晚上想去汇报，但是又没有机会。所以最后没有说清楚。我不知道这个是不是春秋笔法。但是就算有机会，能不能说清楚，都是个问题。以后也未必逃脱厄运。

第四，文革的罪名，大多为了打击对手而设。比如，彭德怀访苏，就是里通外国；《海瑞罢官》是为了彭德怀申冤；给王光美定罪，没有做过牢不好定叛徒，但是她会英语，那就定美特。都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件事情就算没有发生，或者发生后说清楚了，文革照样不愁没有打倒刘少奇同党的材料。周恩来死前进手术室前，还说““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一说叛徒）！”因为四人帮正在整他“伍豪脱党”的材料。这本来是说清楚的事情，但是笔杆子在人家手里又可以变成不清楚的事情。你说，周对于“伍豪脱党”的惊恐程度，是不是“其行为有些像今天担惊受怕的窝案贪官或逃犯”？

你说“这个61人案，或许就不会成为一个大把柄。当然，看后来文革的烈度，要想完全避开也不太可能”，我看岂止是不大可能，你跟错了人，就算没有这个把柄，也有其他把柄。

第四，你的link里面有某某人揭发。我不知道这些揭发是在什么场合下。如果是在文革专案组的逼供下揭发，我看要打点折扣。

关于逼供方法，康老在延安时期就有心得，可供参考：

最后，看了你上文的回帖。觉得你还是很认真的一个网友。很高兴跟你讨论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