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原创】浅谈王小波的精神世界 -- 达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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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四、公共知识分子

我对知识分子的定义是:“以学习知识,传播知识,创造知识为己任的人”。这是知识分子的职能。至于功能就是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最后一项可以有所保留,知识分子能解决的问题不多,虽然往往很重要。

王二不是学问家,也算不上思想家,可以称之为“自由思想者”。称得上文学家。但文学对他的意义首先是谋求影响力。朱学勤说王小波是“自由主义生存方式”的代表(他在总结1998年走向公众的自由主义言说时,分别以顾准、陈寅恪、王小波作为学理层面、文化立场和生存方式的代表)。有一点他说对了,王小波代表的是一种生存方式。

而他关注的焦点,始终落在话语圈和知识圈内。他认为知识分子首要的责任不是普度众生(在这点上他反对中国知识分子以天下为己任的文化传统),而是让自己聪明起来。只有明确了这个前提,才有资格向普罗大众说话。

而如今的公共知识分子,常常把这两者的先后顺序颠倒了,还经常以王小波的传人自居。这是挺讽刺的事儿。王小波早就说过,知识分子首先要“术业有专攻”,在公共问题上,他并不一定比一个农民兄弟更有发言权。在一个浮躁的社会里,规范知识分子比规范大众更重要。因此王小波的鞭子,第一个挥向的就是知识分子这种照人不照己的手电筒作风。他在《沉默的大多数》序言中说:

年轻时读萧伯纳的剧本《巴巴拉少校》,有场戏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工业巨头安德谢夫老爷子见到了多年不见的儿子斯泰芬,问他对做什么有兴趣。这个年轻人在科学、文艺、法律等一切方面一无所长,但他说自己有一项长处:会明辨是非。老爷子把自己的儿子暴损了一通,说这件事难倒了一切科学家、政治家、哲学家,怎么你什么都不会,就会一个明辨是非?我看到这段文章时只有二十来岁,登时痛下决心,说这辈子我干什么都可以,就是不能做一个一无所能,就能明辨是非的人。

真正的君子知道,自己的见解受所处环境左右,未必是公平的;所以他觉得明辨是非是难的。倘若某人以为自己是社会的精英,以为自己的见解一定对,虽然有狂妄之嫌,但他会觉得明辨是非很容易。明了萧翁这重意思以后,我很以做明辨是非的专家为耻——但这已经是二十年前的事了。当时我是年轻人,觉得能洁身自好,不去害别人就可以了。现在我是中年人——一个社会里,中年人要负很重的责任:要对社会负责,要对年轻人负责,不能只顾自己。因为这个原故,我开始写杂文。现在奉献给读者的这本杂文集,篇篇都在明辨是非,而且都在打我自己的嘴。

知识分子的话语权来源于知识,而有了话语权后,就不把知识当回事了。王小波在《道德堕落与知识分子》中说:

我认为中国的知识分子只在一个方面有欠缺:他们的工作缺少成绩,尤其是缺少一流的成果。以人口比例来算,现代一切科学文化的成果,就该有四分之一出在中国。实际上远达不到这个比例。

王小波以此为矛,拆解着知识分子的话语、观点、做派。他的盾则是西方文化(主要是科学)和大思想家(牛顿、莱布尼茨、爱因斯坦等)。这实际上有点心虚和图省事的味道,杀鸡焉用牛刀?所以说王小波重解构不重建构,是他很大的软肋。拆除标杆的同时,也在树立标杆。于是王小波就这样被后来者架空了。看他的杂文,尤其是对知识分子和流行话语的批驳,总会想:在如今遍地自由民主呼声、普世价值泛滥的情况下,他会发出怎样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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