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原创】八卦：道佛辩论与全真教 -- 暴笑痴

时间跳到几年以后。全真教虽然尚未得到官方的承认和褒扬，但在山东的势力已经稳固，且向河南河北发展。这当中自然不乏诸如水上行走，接触治病，梦兆预表等等种种神异传说。种种传说，早有多人细细道来，实情如何，大家自己判断，俺这个不信神通的就不费这个事情了。

大定九年（1169年）九月，王重阳带着四名入室弟子丘处机、谭处端、马丹阳、刘处玄——他们后来被称为“四哲”，与另三名关系相对疏远的“三士”合称“七子”或者“七真”——离开了山东。这次离开的目的，跟上次离开一样，还是为了教派的发展：他希望让“四海教风如一”，就需要向西向南向北传教。但南方此时是南宋的地盘，他作为金国人去传教，无疑会遇到巨大的阻碍——几乎可以肯定会被当做间谍抓起来；北方则这次他离开山东，也和上次离开陕西一样，离开此地就再也没有回来。临走之前，他对此似乎已有预感，留下了“登途上路不由吾”的诗句之后离开山东——古来不少宗教家通过长期的修行，似乎死前都会有这种预感。究竟这是被记录下的偶然呢还是人体的神秘，我在此不敢妄断。

十月，一行人到了南京城——北宋的汴梁，今天的开封，住在一家小旅店——尽管以他们今时今日的地位和财力，完全住得起当年的五星级旅店，但全真教秉持苦行原则，居然没住在荒山野岭破落庵堂，还一住多日，王重阳大概此时已经感觉到身体不行了，不得不停下西去的脚步。开始他似乎仍未死心，让大弟子马钰给他定制了一辆可以自己一人坐在上面的小推车。但很快他就“内火旺”，“目不能视”，需要“点火遍照”才能行动，继续西行的打算自然也只有作罢。这个“点火遍照”照后来的全真道士们的解释，是他要求未来的掌教能“光大教义”“遍于四方”——不过我看来这种解释倒是“举烛”寓言的一个现实例子了。

不过，他也的确对身后事情做了一些安排。据记载，他强迫马钰吃臭鱼烂肉，又令他忍受酷热，还动不动加以打骂。马钰对种种虐待一一坦然承受——如果这是虐恋故事，就该出现“让虐待来得更猛烈些吧”之类的台词了。经过这样的临终测验，王重阳终于放心了，马钰的确“堪可为依托”。

大定十年（1170年）正月初四，元旦甫过，元宵未至。卧床不起的王重阳召集四位弟子，宣布自己将死，并对四个弟子的修行作出评断和安排：马钰已经“得道”；谭处端则是“知道”——明白该怎样得道，这二位将来的发展没有问题了；而刘长生和邱处机则还早，因此需要师兄教导。马教邱，谭教刘。而马钰执掌全教，并付与最后的“秘传”——全真教中不对外公开的“命功”修炼秘诀，据说可以练出“金丹”，“自然不死”。而后王重阳溘然长逝，享年五十八岁。身故后，马钰等人在关中结庐守墓三年，而后各自分散传教。

王重阳死了。全真教还活着，并且继续生长茁壮。 马钰等四人在关中，王处一等在山东，七子和其他弟子信众各自传扬教法。全真教的信徒人数与日俱增，影响不断扩大。

王重阳之前，中国道教史上也有不少名士高道。于吉，张角，张鲁，孙恩，葛玄，葛洪，寇谦之，陆静修，林灵素……这当中有些人试图建立政权，有些人没有，但是他们建立的教团在他们死后即使没有马上走向衰落，其发展也陷入了停滞。在全真教之前诞生的同时代大道教、太一教这两个新兴道派也不例外。全真教却可以摆脱这个怪圈，这绝非偶然。

全真教和以往通行的道教，在教义和教规上有一些明显的特征。

第一个不同在于传教方式的不同。这种不同有两个表现。

首先，王嚞（去山东之前他自名为喆，到山东后又加一吉）推广教派的时候，高扬的旗帜是和其他道派截然不同的“三教合一”，甚至要求入道者在研读道经的同时也要读《孝经》和《般若心经》。作为道教的传播者，他多所建立的不是道观，不是道教修会，而是“三教合参”。从金大定八年（1168）秋八月到次年十月，短短十四个月当中王重阳在山东登姜、宁海、福山、登州、莱州设立了名为“三教七宝会” 、“三教金莲会” 、“三教三光会”、“三教玉华会”、“三教平等会”的五个全真道的基层会道组织——每个都冠以“三教”的名称。在日常言谈和书信中，他也从不激烈排斥佛教和儒家，甚至鼓励和尚修佛，秀才念书。儒家自从汉代以来就在中国占据统治地位，佛教自从汉末传入，晋代和南北朝以来大部分时间里势力也一直远远大于道教——尤其在民间。全真教通过这样的示好举动，显著地减少了传教时来自这两方面的阻力。

另一个不同在于，王嚞的传教，无论在陕西还是在山东，都不攀附权贵，而是坚持在民间传教。这在短时间内看似会减慢教派的发展，但实则为教派在民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之前诸多攀附权贵的名道们固然可以煊赫一时，但其教派没有。在未来，王重阳的徒孙们会从反方向印证他这些举措的高明之处——同时付出了惨重的代价。

第二个更大的不同，在于戒律。通过制定严格细致的戒律，王嚞在全真教信徒内部作出了明确的划分：一部分是在家信徒，这部分人只需要出钱出力支持教派，就可以获得赈济或者精神上的安慰；另一部分则是出家信徒，这部分人属于教派的核心成员，需要遵守戒律——最大的一条就是不得有性行为。

表面上看起来，这种严苛的做法会让潜在的信徒望而却步。其实，这恰恰是王重阳比起其他道教宗师的高明之处。通过戒律将信徒分割成核心信徒和外围信徒，核心信徒通过遵守戒律作出世俗的牺牲，一方面作为吸引外围信徒的榜样， 另一方面，他们自身在作出牺牲的同时，会自我强化对信仰的认知，更加全身心地投入宗教事业中。此外还有一个附带的好处：由于禁止生殖行为，自然会实行非世袭的传承制。这样有较多机会让掌教权被交到更合适的继承人手中。

全真教和以往的道教还有第三个不同：它强调的是“修性”，“全真”，目标是“出阳神”，而不强调肉体的长生不老甚至白日飞升。全真教当中并非没有炼丹术、房中术一类的方术成分，但在宣传上很少宣扬这些，而是将之作为密传。据说，就连邱处机当初也没有得到这种秘传——有记载称他自述，王祖师和马钰正在屋里讨论密传的功法，他走进去二人立刻住口不谈，随后王把他赶了出去……王重阳以后历代全真教的高道都公开“示寂”，而不是如张鲁以来多数教派那样宣扬自己的教主白日飞升（如张道陵等）或者永生不死（如于吉等），这少了几分欺伪，也让潜在的攻击者少了些口实。

全真教的这些改革措施并非王喆拍脑袋想出来的，而是有其时代背景。

首先是自晋代以来道教内丹学的发展。自从魏伯阳著《周易参同契》以来，内丹学作为道教的一个分支就得以成立了。尽管在此之前，外丹和符录始终是道教的主流，但经过隋代苏元郎和唐代司马承祯等人的发展，再经过北宋张伯端的推衍，到金代，内丹学已经具备了相当的规模，俨然成家。这就为王喆准备好了用以发展自己的教义的理论平台。

其次，是唐代以来“三教合一”的思潮。儒学自周到汉，树立起了在中国文化系统当中的核心地位，无可撼动。但它以世俗为归依的向度导致本身存在缺少终极关怀，不能给人来世慰籍，也不能提出完整的世界观的固有缺憾。外来的佛教，本土由方术和阴阳家发展而来的道教乘机从儒家思想体系的缺陷入手，在社会上同样占据了一席之地。这三者之间的张力构成了中国古代思想史上重要的一个动力源，但大一统的社会需要一个能够统一说明全体社会和自然的思想体系，这个任务本来的三者均无力完成。于是由隋唐的禅宗开始，中国出现了“三教合一”的思潮，并在唐宋逐渐波及到儒学。北宋的蜀学、关洛理学、心学无不是这种融合的产物——尽管最终的融合完成还有赖于南宋朱熹理学和明代阳明心学的发展。原本就处于弱势的道教面对已经基本完成三教合一之建构的两个对手，遇到了千年前早期道教试图建立政教合一政权而遭到世俗政权镇压，惨遭失败以来最严峻的考验。而王重阳的三教合一，则是参考了心学理学和禅宗，站在道教的出发点上对这个考验交出的答卷。

再者，佛教的戒律系统经过几百年的普及和发展，在唐宋已经形成了一个完整的系统，可以供人参照。而晚唐北宋以来，不重戒律的禅宗的泛滥带来佛教整体衰颓的趋势也已经摆在有心人的眼里。王吸取了正反两面的经验教训，得以认识到戒律对宗教发展的重要作用。

最后，北宋末年，符箓派的分支神宵派在宋徽宗的推崇下几乎成为了国教，势力遍及天下，各地都有他们的宫观。神宵派的道士们倚仗国师林灵素的势力横行不法，在民间留下了相当坏的印象。加上他们和北宋官方的关系密切，入金以后神宵派在北中国的势力急剧衰落。此后在金朝新兴的大道教等教派从教义上都对强调神通秘法的神宵派来了个大反动，几乎不提超自然能力，而复归《道德经》的自然无为之道。这些道派在一定时期内的迅猛发展无疑对王喆有着启迪作用，而神宵派以及之前其他炫耀奇迹、攀附权贵的教派的兴亡匆忽则给他提供了前车之鉴。

尽管有这些资源可供利用，但能把这些思想资源用好，整合出一个面目一新的宗教，甚至为教派未来的发展定下了方向，我不能不佩服王嚞的深谋远虑。“矫矫英雄姿，乘时或割据”。或者真的不止是个传说吧？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