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千年(敝帚自珍)

主题:闲谈中国流行音乐之(二)流行文化面面观 -- 达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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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园 4.性与革命:历久弥坚的传统

既然“土”是无法割舍的,既然我们承认“土”的生命力和不可替代性,那自然要到我们的文化土壤中去萃取这种元素,并寻找与现代相结合的可能性。

这时候,我们发现所谓的传统不止一个。对中国来说,大致有两个传统是不可忽视的,一个是几千年的儒家文化传统,一个是近百年的革命传统。

崔健可以说是后一种传统的继承者,看《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歌曲: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歌手:崔健 专辑:新长征路上的摇滚

  一 二 三 四

  听说过,没见过,两万五千里

  有的说,没的做,怎知不容易

  埋着头,向前走,寻找我自己

  走过来,走过去,没有根据地

  想什么,做什么,是步枪和小米

  道理多,总是说,是大炮轰炸机

  汗也流,泪也落,心中不服气

  藏一藏,躲一躲,心说别着急

  噢,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问问天,问问地,还有多少里

  求求风,求求雨,快离我远去

  山也多,水也多,分不清东西

  人也多,嘴也多,讲不清道理

  怎样说,怎样做,才真正是自己

  怎样歌,怎样唱,这心中才得意

  一边走,一边想,雪山和草地

  一边走,一边唱,领袖毛主席

  噢,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七

还有很多其他例子,比如《花房姑娘》,何尝不是一种深刻的革命浪漫主义?这些年来崔健越来越愤,自己丢弃了传统,这就另当别论了。也许他认为这种传统已经走到头了吧。

那英当年到香港拍MTV时说:“大陆的MTV水平太低了,就是歌手在镜头前搔首弄姿,一点艺术感都没有。”

她所说的艺术感,大概就是穿着家居衣服,在一个大房间里摆出各种莫名其妙的姿势,并作痛不欲生状。

如果我们看一下中文的流行乐,可以发现其中90%是以爱情为主题,再在这些歌曲中做一个统计,又会发现90%是以失恋为主题。

为什么?大概失恋的人才最有心情听歌。不管怎样,流行音乐与爱情的关系几乎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这是无国界的。

但我们回望建国以来的流行文化时,却发现这条定律暂时失效了。那时的流行乐,大都讳言爱情,反而张扬着一种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情怀。比如《年轻的朋友来相会》:

年轻的朋友们,今天来相会,荡起小船儿,暖风轻轻吹,花儿香,鸟儿鸣,春光惹人醉,欢歌笑语绕着彩云飞。啊,亲爱的朋友们,美妙的春光属于谁?属于我,属于你,属于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再过二十年,我们重相会,伟大的祖国该有多么美!天也新,地也新,春光更明媚,城市乡村处处增光辉。啊,亲爱的朋友们,创造这奇迹要靠谁?要靠我,要靠你,要靠我们八十年代的新一辈!

性与革命是最能激发情绪高潮的两种东西,但在某一个时段,它们竟是不相容的。有一位成长于文革年代的母亲回忆说:当年很多学生一起到全国大串联,男男女女睡在同一个车厢里(货车厢,没有座位),有密切的肢体接触,却从来没有过性方面的冲动,今天回想起来仍觉得不可思议。

其实这个也不难解释,在当时那个年代,革命所能达到的顶峰体验比起性来估计更能让年轻人愉悦。而同时期的西方,盛行的则是性解放、嬉皮士这些玩意儿,难怪被称为“垮掉的一代”。在以往社会主义文化宣传中,长时间的抵触性意识,正是由于恐惧这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侵袭。老同志痛斥“靡靡之音”,估计也是这个原因。

在当今,革命传统已经接近凋零,除了饮食男女和金钱,似乎没有什么能勾起人的冲动了。那么,拥抱资产阶级文化似乎是最后的唯一的选择。

实际上,任何传统里都有新鲜的一面,也有跨越时间羁绊的经典不朽性。所谓的现代性不是从石头里蹦出来的。谁说越老的东西越古板?那是胡扯。比如现在看先秦的历史,会惊讶那时的中国人多么的有血性,多么的豪放张扬,像赵氏孤儿的故事,今天读起来仍让人热血沸腾。比起现代人的寡廉鲜耻,单调萎缩,不知强了多少倍,套句新新人类的话说:酷毙了!

再比如《诗经》,涌动着上古文化的无穷生机和魅力。何新曾评论道:

经典之所以是经典,就是因为它是永恒的。《诗经》正是汉语中一部永恒的作品。

这些诗篇的原型作品,产生于至少距今 2500 — 3000 年前。这个年代数字令人眩目。但是这些诗篇中所表达的意境、感情、感受、意识却极具现代性。在将其用现代语言进行重新诠释后,我惊讶地发现,它们仿佛仍是今天的作品。如“召南”卷中的“野有死麕”:

田野上有一头獐鹿死了

我为它裹上白茅

有一个少女春情动

美健少男忙去引诱

——树林中有小树婆娑

——田野中有死去的獐鹿

解开缠裹的白茅

那少女美白如玉

舒松地脱得光光

不要弄破我的围裙

不要招惹那长毛狗乱叫呀……

诗中描写一个青年猎人与一个少女的郊野幽会和野合。寥寥几十个字,用一种含蓄的象征笔法,将心情与情境描写得淋漓尽致。而这种自由的、以感受为至上的性爱抒情,谁能相信它是出自宗法主义(或说为奴隶制)的古典西周时代呢?《诗经》中诗的表现形式,有写实主义,有象征主义,(前人论诗之所谓“兴”,“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其实就是象征。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有所相似,谓之“比”,或“比喻”。如某人形瘦,谓其“像一根竹竿”,这是比喻。以一物喻一物,形态毫无相似而存在意设的联系,即“兴”或“象征”。如“昔我往矣,杨柳依依”。喻离别之相思,这种相思在形态上与杨柳并无任何相似关系,但以其飘摇之态喻己之情思,仅存在赋予和设定意义的联系,这就是象征。《诗经》中多用象征之描写。可以说,象征主义诗体是起源于《诗经》的。)有结构主义,也有印象主义;其多样性,使得现代人的多数诗篇为之失色。

而对这些诗篇的重新解读,会使我们意识到,对远古中国的文化与文明确实需要有一种全新的解读和再认识。

我们的文化基因天生就是张扬的,开放的,从不缺乏现代性。厘清这一点,对认识传统与现代、本土与外来、东方与西方文化有举足轻重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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