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大蒜不如天算，打鸡不如打脸 -- alan123

但是涉及到权利和义务时，我宁愿抛弃一切感情，而用理智的态度来分析问题。这个问题分为两层：

1.作为个人，我有没有权利批评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

2.如果可以批评，那么什么样的批评是可以接受的，能不能仅仅因为没有拿到冠军就批评他们。

就第一个问题，我可以确定无疑地坚信我有批评的权利，这种批评就是建立在我的纳税人身份上的。我确实无法代表纳税人这个群体，也无法代表萧大姐您老人家，但是这样我就丧失批评的权利了么，非得写个报告请您附议或者开人代会讨论通过才能提出我的批评么？

既然你同意我关于运动员和公务员的类比，那我就腆着脸当一回“米饭班主”（貌似刚学会这个词，真是长学问，我一般只知道另一个词——每次郭德纲谢谢我们这些“衣食父母”的时候，我心里都爽得很。脸皮真厚。）自然运动员也纳税，我的生活也得益于他们的税款，但是公务员也纳税啊，那我们算不算公务员的老板呢？我，和运动员，和邮递员，和我们街道主任，和温家宝胡锦涛都是平等的公民，我有权批评胡温，就有权批评刘诗雯韩端。我从来都不批评我所在城市的中超球队，无论他们的成绩有多烂，因为我没在他们身上花过一分一毫，但是国家队的经费，和天安门阅兵时的坦克导弹一样，无论多么微小，里面也有我的一份。

在你看来，老板是凌驾于他人之上的，这种想法恰恰是我最不以为然的。员工的职责是为企业赚钱，老板的职责是给员工合理的报酬，他们分工不同，没有高低贵贱之分。如果我身强力壮却不事生产，只为国家纳一点点税却享受很多福利，那么任何人包括运动员都有批评我的权利。而我的老板如果非常抠门克扣我的薪水，我一样有权利批评他。

权利，只是一种行为资格，并不等于行为的实行，因为行为的实行需要考虑社会成本，所以集会游行罢工都有一定之规，但不等于这些权利不存在。我有权要求所有处于义务教育阶段在公立学校读书的孩子努力学习，更有权干涉他们学什么内容，这种权利在现实中是我让渡给政府，由政府授权教育主管部门并由学校和教师来实现的。如果我希望他们一周上七天课，或者希望他们在小学四年级学微积分，都可以在公众论坛发起讨论或者向相关机构提出建议。而对花钱上私立学校的孩子，无论他们多么顽劣，无论他们学什么，我都管不着。对大学生我也管不着，这受到大学自治的限制。那么我可不可以在河里批评萨苏家的小小魔女不好好学习呢？不可以，因为小小魔是未成年非公众人物。内容中性、不涉及隐私、不做人身攻击，这才是批评的界限！

第二个问题还是有商榷的余地的。我也承认我对运动员有些苛责了，让他们不得不常常受到责备。但问题的关键就在于那个“举国体制”。“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不等于“运动员”，这个“白马非马”似的逻辑正说明举国体制对体育的扭曲。举国体制的目标就是金牌和冠军，而不是对体育精神的发扬，否则的话就应该把大多数体育经费划到职业联赛和大学里去，让更多的人得到体育锻炼。举国体制下的运动员（即所谓的专业运动员）与被国家队征招的业余运动员和职业运动员是有区别的。举个可能不恰当的例子，外敌入侵的时候，乡间义勇打了败仗可以宽容，但正规军打了败仗则不能原谅，是要军法从事的。这对运动员似乎很不公平，但这就是现实。

没完成职责就叫“欠钱”？我不知道这属于什么样的修辞方式。我只说过我有批评他们的权利。讨论问题就讨论问题，不能煽情，尤其是运动员确实都很辛苦，一煽情就好像申雪是喜儿赵宏博是大春姚滨是杨白劳我是黄世仁似的。

申/赵是02、03、07年世锦赛冠军，温哥华冬奥会冠军，即使按照我的标准和想法，他们也超额完成任务了，所以我没有批评他们的权利了。而且温哥华是他们转职业以后又回到国家队，这才是真正的体育精神。至于曲棍球，我当然有权批评他们，但记住：权利只是行为的资格。我暂时不批评他们，因为他们的成绩是上升的，而且他们得到的经费显然并不多。换句话说，老板工资没发够，我还欠着他们呢！

我承认运动员的辛苦，承认他们的付出远远多于收获，承认他们对体育运动的热爱和对祖国的忠诚，承认他们的失败不仅仅是由于他们自身的错误，他们往往是错误政策和无能官员的替罪羊。但是只要他们仍然在举国体制内，我就要保留批评他们没有战胜对手，没有拿到冠军的权利，而且其他纳税人这样批评运动员的时候，我也不会自以为站在某种道德高度而阻止他们，因为这是他们的权利。我相信你不是这样的人，但是我认识这样的人，不止一个两个，而你同样无权代表他们。

卢梭说：人人生而自由，但无往不在枷锁之中。承受我这样的“米饭班主”的指手画脚，是体制内运动员的悲哀。就在刚刚，得知女排三比零胜了古巴，大喜大悲，是竞技体育永远的主题。其实我能感到你对运动员的宽宏之心，这种态度值得学习，所以今后我也尽量不因胜败而批评运动员。但是别人如此批评，我不会反对，因为他们有这个权利，超出体育范围的权利。

出路在哪里？像姚明那样，像李娜郑洁那样，像北理工足球队那样，才是体育的真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