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题：德国来华希望老师卢安克是恋童癖？ -- 坎肩也来谈马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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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卢安克原作

　　

　　　　媒体与心态

　　　　

　　　　

　　　　

　　　　以前，我、还有我的哥哥与河池电视台合作得很好。他们电视台给我哥哥借了摄像机，而我哥哥每次都带在我的身边3到6个月，每天都拍了一点点自然来发生的事情。他不会影响我们，不会故意让事情发生，更不会故意让一个人在摄像机的面前演什么事情。如果没有发生事情，他会耐心地等待几个月。还有一个优点：他不会用摄像机来关注某人物，而是关注某件发生的事情和这个事情背后的气氛。每当拍完了，河池电视台的朋友来剪辑，而他来剪辑的根据（思路）也就是我写的文章。最后，他还会让我做纪录片的播音员。在这个时候，我不想说的，我就不说。通过这样几年的合作，我们都是互相理解的。但与其他媒体的合作并没有那么完美。

　　　　在做二年级活动的过程中，我越来越强烈地感觉到：我一直都在找一个专业的权威，一个能引导我，能给我肯定感的权威。我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做得对不对，一直都没有自信的感觉，很希望有一个人来确定，来让我明确地知道正确的做法。如果有这样一个人，我可能不会像现在那样失去方向，失去追求，失去责任感。但我这个愿望肯定是幻想的。这样一个权威怎么可能到我们的现实中来，怎么可能到我们的村里来？如果是我到别的地方去找，我又变成了他的无用客人，一个不做事的人。没有了我的工作环境，进入了一个不属于我们现实的环境，我就什么都不是，什么都不会，什么根据都没有。所以，我不能离开这里。过了一段时间后我也就知道：我所幻想的这样一个权威在世界上是不存在的。

　　　　正好在这个时候，隘洞实验班的信息引起了媒体的到来，而这些媒体也就想通过实验班找到我。但他们也知道我不喜欢上媒体，所以，他们就想了很多办法让我接受。比如有一个人骗我，说自己是民间慈善组织的代表，想资助我的学生，拍出的照片只是留给自己看而已。虽然这样，但我还是多次告诉他，我不同意他拍我的照片。后来，他不仅偷拍和偷录音，还从我朋友的网络硬盘偷弄到了我家里的照片。过了几个星期我知道，他在一个全国性的杂志上发表了我的个人故事和照片。

　　　　我最怕我学生看到这种媒体报道，因为几年前已经发生过这样的事。当时我学生觉得，媒体报道与他们感受到的事实差距太大，使他们失望了，再也不信任自己的老师。而这次，记者专门把报道寄给了学生看，不给我看。不过这次，学生的反应并不像当时的那样。这次他们说，我“应该告这个骗子”。只不过，我没有去告他的钱（押金）。

　　　　这个记者的文章又引起了很多电视台的兴趣。其中有一个电视台的负责人压我说，如果我长期不跟媒体合作，我将就必须离开中国。我想，在我顶不住媒体给我造成的压力时，我确实只好离开。如果总结记者们给我说的各种话，也就会得出这样的意思：“虽然你的研究没有了价值，但我被你的行为感动”。

　　　　如果我的强点、我的观察真的无价值，那么，我的弱点，我具体上课所需要的人格和权威就更没有了价值。在我工作上最不行的，就是我这个人本身，他们怎么偏偏对这一点感兴趣？唯一让我考虑接受采访的因素，是对教育事业发展的帮助。但这些电视台的负责人给我说的要采访的内容对教育的发展却没有用，基本上都是一些无聊的个人感受。其中一个说，要通过感动人起到帮助的作用，但我不想感动任何人，不想作为感动人的道具，只想保留我个人的自由。然后她又压我说，如果我不接受她的采访，她就会被开除，自杀。然后，县政府和教育局来电话要求我配合。

　　　　过了两天，又来了另一个电视台的电话。他们也想拍我的故事，是以情感为主的一个栏目。他们说，我不愿意公开我个人的生活，是我很自私。让自己那么突出不仅使得我非常不好意思，表现自己、把私人的生活公开化还使得我很难受。为什么不能关注我与别人不同的研究、这件事情，为什么一定要关注我与身边的人一样，所以很普通又无聊的生活？这不是害人吗？为什么我不能像别人一样只为了自己而生活？我所做的研究是为了大家，但我私人的生活只是我自己的。但我也理解他们的角度，因为我也知道：我这个爱好者的研究不可能有大众化的价值。我想给媒体说自己的研究也就是太过分的一个愿望。

这段时间还是经常来各种各样电视台的电话想说服我，为了他们的需要接受采访，暴露我个人的生活。这段时间，我的心理一直都非常地紧张，我的思考都在围绕电视采访，根本不在学生那里，根本不在我的活动上。刚成功地建立了二年级的礼仪，第二天我就已经无法再次进入适合他们的心态和气氛，唱歌时也做不到。我都已经无法去想能够引导小孩感觉的做法，使得我的活动就变成了死板工作。最后，因为进入不了学生所需要的心理状态，我不得不放弃跟二年级的活动。幸好有另一个志愿者来接我与这个班的工作。

　　我还想着：我这么固执，不仅让电视台“完成不了他们的大任务，也不给观众一个被感动的机会”。在这个伟大目标之下，一个小人被破坏了的工作算得了什么？也许，其他老师都比我厉害，但如果我的心在去教室的路上不完全在学生那里，如果是分裂的，学生就会无意识地感觉到课堂的分裂，从而就做不了事，课堂变得很乱。如果在上课前的一个小时接到陌生人给我的消息，我就会有这样的问题。如果是电视台的，我就整一个星期都恢复不了适合课堂的心态，也还会神经痛起来。这都使得我快要崩溃了。到了其中的一个电视台要来的那一天，我已经顶不了，就发了高烧。但幸好到了那一天，他们已经了解了我真实的情况，然而就放弃了。

　　在一方面，我能理解大家对人物的兴趣，但我在这一方面特别地弱，特别容易受影响，没有抵抗能力。我的主要工作是天天来培养自己适合课堂的心态。为了这一点，我需要出我最大的努力，所以请大家原谅我想隐藏私人生活的愿望。另外有一个爱好记者看到了我真实感的情况就承认我是个很普通的人。但在我请他告诉别人这个事实的时候，他却说：不能写，因为写的话，这一定会破坏我的生活，使我无法留在板烈。

　　假如，我有了自己的小孩，大家通过媒体对他的关注非常不利于他的发展。如果这种关注还带来了某种期待，比如说，大家都期待着我的小孩会是很特殊的一个人，他就更是承受不了。在他的自我意识还没有出现的时候，他无法保护自己。出现了之后，他又很可能期望着作为一个与大家一样的普通人，期望着有属于自己的、连父母都不知道的秘密空间。他很可能也作不成别人期待的那种特殊人。所以，如果我有了自己的小孩，他的心理一定会有严重问题。

　　找我、骗我的记者们都认为，他们的基础想法与我的是一样的，只是方式不同。但实际上并不是。通过宣传我个人来宣传我的研究，不如不让任何人知道我的事情。让不理解我的人来拍和来报道也只能增加别人对我的误会。但最可怕的是：我的影响力越大，我越不自由，更做不了真正的研究。假如，我生活在很多人都有照相机和网上发表照片机会的地方，我就会更不自由，更不安。

　　我越来越明显地感觉到：我自己的教育研究和实验还不成熟，还太早，现在不可能让大众理解，还不能去推广。唯一能做的，是内部里的发表。我非常地后悔在7、8年前做过推广工作。当时我还不懂事。假如，现在还没有引起别人对我个人的关注，那是多好多自由的一种状态。现在，外面的人对我的期待很大，但如果有不专业的人来看我给学生上的课，他们也看不出来我与其他老师的任何区别。由于这个原因，还有因为我在别的大人的面前无法发挥学生所需要的那种心态，我就不敢让任何大人来听我的课。但有时，来自外地的观众还是在没有介绍自己的情况下就已经进入了我的课堂，给我的学生说他们该做什么，让我的课变成他们的。

　　我也理解为什么有的人就是要写我的文章。他们自己有这样的心理需要，是因为他们不理解。在一个人不理解的时候，他往往想让别人知道自己的看法，就写。在我写《与孩子的天性合作》的时候，我也就属于这种人。但已经理解的人感到一切都很自然，没有什么可说或写的。所以，已经理解我的人都不写关于我的文章。也就这样，不少的媒体跟我通话、了解到我真实的状况之后，非常地理解，自觉就放弃对我的采访。本来骗我的那个记者也开始帮我说服其他媒体，让他们放弃。所以，我非常感谢这些媒体的记者们。

　　如果想利用我与学生之间的发生和关系去追求其他的目的，比如是写书这种不纯洁的动机，这就会以不好的方式去影响我与学生的关系。我知道，只有我描写很多具体发生的情况，只有我描写个别的学生，我才可能让读者知道我真正学到的东西，但对具体事情的描写不仅会违反学生的隐私权，也特别容易危害学生的健康发展，危害我的工作。所以，我在第二本书《是什么给我力量》就没有写学生具体的事情。另外我想：我写的第二本书比第一本《与孩子的天性合作》更深刻一些，使读者和出版社的编辑都说“看不懂”。如果还写第三本，肯定会更深，读者肯定更看不懂。由于这两个原因，我不如不写第三本书。